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思考 (北京) 张 颉 一九八九年有两项重大的世界性事件：一件是春夏之交的中国民主运动及其被血 腥镇压；一件是入秋以后东欧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自那以来，随着苏联明确而坚 定地走向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中国的现代化前途和现代化道路问题就成了十分突 出、全球关注的问题。围绕这一热点，世界各地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写文章；台湾和 港、澳的中国人在写文章；旅居国外的中国学者和学子在写文章。勿庸讳言，中国 大陆上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独立思考头脑的人，也在认真审慎地思索、探讨这一课题 。可以说，中国的命运将最终取绝于大陆上的民众，首先是知识分子、城市居民能 否形成清醒、合理的共识，并卓有成效地付诸实施。 前途问题也就是目标设置问题，途径问题也就是方法步骤问题。六·四屠杀使知 识分子对一党专政的幻想彻底破灭，因而对中国应当走向“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 化、文化现代化”的总目标达成了空前的认同，当然还要做大量的理论工作和进行 不懈的启蒙教育。而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歧见和论争将主要集中在如何实现这 一前途上。相当一部分大陆知识分子，已经在以下几个地方重新着手研究： 一、世界文明演化史所给予的启示 二、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中国之路 三、中国文明史、近现代史与中国之路 四、台湾模式之启示 五、东欧、苏联巨变的经验教训 六、马克思主义的迷误 七、中国国情调研 在国内进行该项研究，其艰巨性、风险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又是责无旁贷的。 我们相信，为了中华民族的福祉和尊严，我们一定能够使全国人民认同我们的目标 ，一定能够找到一条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代价较小、收益较大的道路。本文将对我们 的一些初步心得作粗线条勾勒，以闻达、求教于有识之人。 一、明灯心理与两难困境 本世纪六十年代，处在与西方隔离、对立状态中的中国，又和以苏联为首的“社 会主义大家庭”发生了严重冲突。由于当时的北朝鲜、北越倾向于苏联，而南斯拉 夫早就是“修正主义急先锋”，于是整个地球上，就剩下了硕果仅存的两盏“社会 主义明灯”，一盏是毛泽东的中国，一盏是霍查的阿尔巴尼亚。它们代表了世界文 明的希望，维系着世界革命的前途。 无独有偶。九十年代的中国，又一次自别于世界主流文明。李鹏等人虽然表面上 不得尊重东欧和苏联人民的庄严选择，私下里确痛斥苏东巨变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 阴谋的得逞，指陈戈尔巴乔夫比赫鲁晓夫更“叛徒”。由于昔日明灯——阿尔巴尼 亚已改弦易辙，于是整个地球上，剩下了三崭明灯，一盏是邓小平、陈云等政治寡 头的中国，一盏是卡斯特罗的古巴，一盏是金日成的北朝鲜，这三个国家坚持实行 “最先进最优越最民主”的社会制度，“代表了人类的未来和世界的希望”。而由 于十年改革开放成就，三盏之中，中国这盏明灯又最为夺目。 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统治者的这种明灯心理，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十八世纪前后清 朝统治者的泱泱大国心态。两者都是错误地将落后的、处于衰败之中的文明认作“ 先进的”，是弥作珍贵又能历行久远的。而将更富生命力，更优越的文明当做不可 取的“蛮夷之术”，甚至继续可笑地认定其已经“气息奄奄，日薄西山”了。中国 统治者的这种昏馈愚昧，使他们根本把握不了世界大势；也无法看清十年改革开放 的真正意义；并使自己陷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使中国又一次失去推进现代化的 有利时机。 由于不能把握世界大势，李鹏等人对八九年的东欧巨变惊讶不已。很能反映他们 的呆滞和虚幻心理的，是两件富有戏剧色彩的插曲。一是中国新闻媒介着力介绍东 德社会主义成就时，德国人民推倒了柏林墙，义无反顾地统一在更优越的制度之下 。二是当中国官方鲜明地支持齐奥塞斯库作最后挣扎时，罗马尼亚人民果断处决了 这个千夫所指的独裁者。为了掩饰内心惶惑，李鹏等人还断言说“谁也没有预见到 ”东欧巨变。然而，早在八八年十二月，中国学者就已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尝 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的两大遗产(另一大遗产是西方中心论的破产)，而布热津斯 基在《大失败》一书中所描述的东欧变革态势，更是令人信服地与实际走向相契合 。此外，中国的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共产党员何新，也公开撰文，声称其早在 八九年五月就预见到了东欧巨变。 十年改革开放成就，现在成了统治者明灯心理的重要支柱。然而，进一步的沉思 告诉我们，已有的成就与其说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不如说证明了社会主义向 资本主义趋变所引发的生命力。经济特区在哪里？广东“四小虎”为什么会崛起？ 关键在于允许他们更多更快地向资本主义倾斜，与资本主义大市场联姻。 中国改革开放所具有的本质上的亲资本主义特征，会被顽固保守的统治者本能地 感受到，尽管他们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于是，一方面，为了挽救崩溃的统治经济 ，他们只能搞改革开放；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又开启民智，激发奔向市场经济的潮 流，于是又得治理整顿。中国统治者早就处于两难境地之中。八九年之后到现在就 更难了。真所谓进亦难，退亦难。进，就是深化改革。而任何带实质性的深化改革 措施，都不可避免会触及所有制改革这个核心问题。别的不说，即便是稍稍认真实 施“破产法”，就会使人们突入禁区，面对这个敏感问题。而那些初看起来离核心 相当远的外围问题，如所谓“质量品种效益年”，清理三角债，处理产品大量积压 等，也会引导人们深沉地反思，促使人们去了解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至于海南实 施的特殊政策，无疑会让老百姓真正看到、摸到、甚至亲自体验到市场经济的运作 机制，从而使他们象深圳人、温洲人那样，痛痛快快投市场经济的票。在我们看来 ，李鹏的“深化改革”基本上停留在口头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退，就是退回到 统治经济的老路上去。这也甚难，需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再者，号令既出， 会有几人听？于是又不敢退。中国统治者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并因此严重 阻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真理本来是简单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与敢于摆脱沉重历 史包袱，走出巨大历史阴影的东欧、苏联前统治者相比，死死坚持不善捉鼠的社会 制度的邓小平、卡斯特罗、金日成，的确显得渺小和令人可笑。 二、摘下公有制的光环 摘下公有制的光环，让人民真正看清其既无效率又无公平的本质，这在东欧是已 经完成的任务，在苏联是接近完成的任务，在中国则是有待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事实胜于雄辩。使公有制名誉扫地的正是其七十多年的实践。我们完全能够用摆 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摘除其头上的花环。 一是其他社会制度的弊端，它几乎无一幸免；而它的社会福利措施，其他制度也 完全可以实施。例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丝毫不因公有制的旗号而得以减轻。 二是在它的经济成就背后，是极为高昂的人本代价和惊人的资源消耗。 三是公有制剥削盛行，按权分配。 本文仅针对第三条略加论述。因为加在公有制身上最为眩目的光环是所谓消除了 “剥削”，实行“按劳分配”。这一点在公有制实施之初，的确是颇为感人的。我 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工人、农民、官员、军人中，存在大量热情高涨、刻意奉献 的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犯傻”的人呈指数型衰减，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是，他们从亲身经历中发现了社会中大腹便便，脑满肥肠的“剥削者”——制度 内无法根除且越来越多的以权谋私者，按明文规定和约定俗成享受种种特权者，通 过后台或关系安排进高档单位的冗员，挂名开支又无须到职干活的人，通过行贿等 手段崛起的暴发户……总之，是这样一大群人，寄生于“主人”身上，其主要成分 是“公仆”及其血缘、非血缘关系网。 与之相匹配，公有制社会事实上实行的并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权分配。首先， 按官本位原则制定的工资制度，下层芸芸众生大体上吃平均主义大锅饭，上层则是 官愈大，钱愈多。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少数人在“社会 集团购买力”的名义下及种种巧立名目下，又获得了相当可观的份额。 公有制似乎取消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上的不平等，但是，享有生产资料支配权，使 用权的人，照样可以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从总体上来说，他们远不如市场经 济下的实业家那样深谋远虑，雄心勃勃，锐意进取，而他们在生活的阔绰和腐化上 则完全可与资本家中的不肖成员相媲美，而又无须承担后者所必须承担的那样大的 责任和风险。 在中国大地上，敲响公有制的丧钟那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 三、市场机制是不可替代的机制 批判马克思，指出其“科学社会主义”的空想性，是促成中国摆脱并抛弃旧意识 形态、实现历史性转变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在已经可以看清，以计划经济来代替高度成熟的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进入更 为合理、更为繁荣的新阶段，不过是十足的空想。 众所周知，在现代混合经济制度下的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超复杂的俱系统，而 市场在其中起着神奇的整合、组织、推动经济活动的作用。如果取消市场(按马克思 的原理，包括取消货币)，以中央计划来统治该系统的运行，将首先碰到一个如何及 时采集真实经济信息的问题。困难主要还不在于采集手段是否先进，是否高效，而 在于没有一种内在机制，保证利益不独立的企业或企业集团提供真实的信息。要求 他们“对党忠诚”，“为人正派”，远不足以他们在上报数字上不掺水分。于是， 中央计划委员会只能将失真的信息作为原始依据，其次，是否能找到基本上模拟了 巨系统运行的数学模型，以及是否会有相应的处理手段，也是颇有疑问的，甚至在 原则上是不可能的。最后即使我们闯过了数学模型这一关，也同样没有一种内在的 机制，能防止计划人员从若干可能数学模型中，或从同一模型得出的若干可能方案 中，选择最不合理、最不可取的一种。 历史事实表明，即便在经济生活相对简单得多的落后国家中搞计划经济，除了计 划之外，还不得不允许大量公开的、变相的“计划外”作补充。同时，计划人员或 头脑发热，或眼高手低，或因利益、人情使计划“倾斜”、“扭曲”，以致造成“ 有计划的盲目生产”，从而出现周期性的过火—调整—过火的经济危机，乃是无法 否认的基本事实。 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将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复杂奇妙、变化万千的动态经济系统大 简为一个工厂，或大简为邮政系统，因而取缔市场，搞马克思的计划经济的话，带 来的不是乌托邦的“产品极大丰富”，而是一场真正的浩劫。 当然，从理论上考察，尚不能排除下述可能性：即在人类可获得的能源、资源日 益枯竭以致于经济只能零增长或负增长的情况下，或许可考虑实行计划经济。换句 话说，它只适用于类似战时经济那样极为简单、并愈益简单化的经济活动中，计划 经济如果被强加在日趋繁复、丰富多采的增长经济活动中，其负面作用将使经济陷 于困境。 综上所述，只要人类有办法找到维持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能源，同时又有能力搞好 环境保护，市场机制将是人类经济生活中不可替代的绝妙机制，因此，“现实社会 主义”是即将被人类完全抛弃的东西，“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人类永不与之有缘的 东西。 四、新生产力的代表 本节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讨论后工业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进一步指出“科学 社会主义”的空想性。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作为新生产力代表的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是 在前一社会阶段中孕育出来的。就是说，奴隶主阶级产生于原始社会，地主阶级产 生于奴隶社会，资产阶级产生于封建社会。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 段以后，新的生产力代表将不再向先前的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那样另 行崛起，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统统送入历史的博物馆，并开创人类社会的另一新 阶段。马克思认定，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 ，由它来埋葬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再逐步走向无国家、无专政的共产主 义社会。 现在看来，马克思的论断很成问题。提出这一质疑，主要并不基于逻辑的推演， 而是基于两大历史事实，一是发达国家中的产业工人，无论从量上和质上都与马克 思的断言大相径庭，根本不堪承受新生产力代表的重负。二是科技进步在推动发达 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上已起决定性的作用。在我们看来，这似乎预示着一种新 的生产力——以高科技投入为主来实现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生活质量，将取代工业 文明生产力——以资本品投入为主来实现经济增长。明乎此，则新生产力代表应当 是新型知识分子与新型企业家共同体。它将继续奉行变无产阶级为中产阶级的基本 方针，实行以社会竞争和合作来取代社会对抗的大政方略，推动社会朝着既有效率 又有公平的较完美的方向发展。 由此可知，伴随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的等级，有小工业家、小商人、 手工业者、农民、而伴随工业向后工业演化而日趋消亡的阶级则是无产阶级。知识 分子则逐步从附皮之毛，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成为后工业社会中生产力的代表。 在变无产阶级为中产阶级的方针下，无产阶级丧失了革命性。而市场机制的革命 性，则保证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知识的革命性，则保证了 知识分子是真正革命的力量。未来的新型社会，将是知识分子与企业家联盟主导下 的社会。 五、坚持非暴力和平过渡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特别欣赏“枪杆子里出政权”，打下江山就是自己的。任何别的党派 若要存在，则必须将“执政欲望”阉割掉。这便是世人所称的“一党专政”。今天 ，我们要将中国导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其上策当是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 教义，而坚持非暴力和平过渡原则。这种考虑并非权宜之计，即并非象有些人认为 的，眼下和不远的将来不可能组织起必要的力量搞暴力革命，因而只能打非暴力旗 帜，但暗中却积极着手暴力行动的准备工作。应当承认，把前工业化社会推向工业 化社会，把准封建专制社会推向民主社会，这的确是一场革命性变革，但我们宁愿 和平的进行这场变革，以较小的代价实现既定的目标。历史的启示和优越的市场经 济的威力，使我们冷静地选定这一原则。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已经有两次大的成功的暴力革命。一次是一九一一年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废了帝制，无从搞君主立宪，于是变搞 共和政体。然而，这样先进的政治体制与封建经济和传统文化是不能相容的。民国 基本政治准则遭到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公然践踏，以及它在蒋介石时代的徒有其名 ，实在是非常合乎事理的。这场暴力革命对推动中国现代化所起的实质性作用是极 为有限的。共产党的宗旨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自一 九二七年正式进行暴力革命，到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废中华民国，建立人民共和 国，声称其实行比资产阶级民主强百万倍的无产阶级民主。而我们知道，与统治经 济、僵化意识形态相偶合的怎么会是民主政治？这场暴力革命的胜利，将中国人民 置于斯大林主义的专制统治之下。只是由于经济濒临崩溃，而不得不改革开放以来 ，人民才处于水浅火温之中。 有鉴于此，今天我们在经济结构十分脆弱，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很低，民众参与 意识不强的情况下，即便搞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三次暴力革命，恐怕也建立不成 民主政体，甚至能否建成以现代化为导向的开明专制政体，也是很成问题的。另一 方面，市场经济的优越与不可抗拒的威力，又使我们看到了和平过渡的现实可能性 。 人们不会忘记，将近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就断定市场经济患了癌症，丧钟即将 敲响；大约一百年前，列宁认定市场经济已病入膏肓，处于垂死状态。二次大战以 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他指望这会使“世界资本主义 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瓦解日益加剧。岂料阴错阳差， 发生总危机并已然瓦解的反而是社会主义阵营。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市场经济的生命 力和优越性。今天，市场经济在铁人三项赛中遥遥领先，它决不是“垂而不死”， 而是装备了新技术革命发动机长啸而去。地球上越来越多粗通文墨、理智健全的人 认识了一条真理：只有市场经济能够发展国家、造福人类。东欧、苏联人民如此， 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如此，中国人民当然也不例外。除人心向背这最重要的因素 外，中国的改革开放积以时日，会给市场经济的实施准备物质条件，提高民众承受 变革的心理素质，展现和平过渡的切实途径，消弥强烈社会振荡和大规模内乱的可 能性，造就一代能缔造新的共和国的政治、经济、理论人才。 我们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以暴易暴不再可取，和平演变确是高招。 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历史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社会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尽管中 国的政治寡头发出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的悲凉呼号，力图守住社会主义 的孤岛，但我们坚信，中国的春天不会太远了。此外，我们不仅应该使中国汇入世 界主流文明，而且要使主流文明为此增添异采。台湾、东欧、苏联的经验教训，对 我们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具有特别宝贵而切近的参照、借鉴作用。 台湾经验的宝贵之处，在于它说明了中国文化传统并不是工业文明的不可逾越的 障碍；还在于它成功地摆脱了官僚资本主义的阴影，实现了市场机制为主导的混合 经济；最后，还在于曾经在政治专制上与共产党不分伯仲的国民党，终于难能可贵 地开放了报禁和党禁，从而启动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台湾模式的成功，是对中国 文明发展的历史性贡献，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东欧、苏联走向市场经济的实践，是一项伟大的史无前例的社会改造工程，由于 它决不能采用丧失人性的斯大林式强制手段，它将在丛生的险阻中缓慢地开拓前进 。期望它一帆风顺，迅速出现皆大欢喜的局面，是不切实际的，相反，一定的生产 下降，经济衰退，治安恶化、社会动荡倒是过渡阶段的正常现象。当系统从原先的 稳定态向新的稳定态变迁时，要求完全避免失稳、混乱状况，无异于扼杀这样的变 迁。东欧、苏联的经验之所以宝贵，乃是因为它们曾经和中国一样，供奉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实行一党专制、计划经济。尽管我们和他们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在 社会发展程度和民众素质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我们面临着共同的任务：较快较 好地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一党专政走向民主政治，繁荣发展文化事业。这 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除了会遭到原有制度下的特权阶层、思想僵化保守者的阻碍 、顽抗外，还会遇到民众心理承受能力的严峻挑战。因为几十年的大锅饭生涯，程 度不同地使民众滋生了依附、怕担风险、得过且过的心理。当旧制度瓦解，新制度 又不能很快显示其威力的时期，特别需要雄才大略来说服、团结、激励民众以乐观 的、建设性的心态共度暂时困境。这中间包括争取军队中立，乃至持拥护变革立场 的艰苦工作。而搞得不好，就会出现不必要的反复。我们十分敬佩东欧、苏联人民 开创历史巨变的胆识和勇气，我们极为关注他们艰难的奋斗历程，并将从中吸取应 有的教训，以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十九世纪下半叶，日本民族与中华民族分道扬镳。一百年后的今天，在人均资源 、人均国土大大低于中国的情况下，人均国民收入是中国的六十倍。四十年前，台 湾与大陆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同样人均收入五十美元的起点上，台湾人均收 入现在是大陆的二十五倍。今天，东欧、苏联又先行一步，估计五至十年之后，将 会出现相当可观的社会经济进步。我们坚信，中国向全世界宣告朝市场经济过渡的 日子已不会太远。近代中国失去了一次又一次走向现代化的有利时机，这一次不能 再失去。 在人类即将跨入公元第三个一千年的历史时刻，在整个行星尺度上，市场经济磅 礴于世。而计划经济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将留在二十世纪的编年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