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可能跨向新权威主义 (北京) 华子怡 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期间，当新权威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兴起的时候，我只是 一个热心的关注者，没有进行投入的思考，更没有撰文参与论争。但我认为，围绕 新权威主义所展开的论证与批判，是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变革途径提出 自己见解的一个公开的大胆的尝试。未经官方授意，并明显置官方路线于不顾，思 想理论界就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战略选择开展争鸣，这一事实的历史性意义无论如何 不应被低估。 八九民运之后，大陆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及实现途径的思考，在深度和广度上都 有了实质性的拓展，只是不可能进行公开的探讨和争论而已。九零年十月之后，海 外燃起新权威主义论争，且至今不衰，笔者愿以此文作一初步投入。 一、我所认定的新权威主义 我所知道的最具代表性的新权威主义者是张炳九和吴稼祥，我把他们的主张认定 为新权威主义。 新权威主义是对中国改革方略和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探索，是一种可被称作“总体 改革观”、“改革理论纲领”或“战略性思考”的理论探索。 新权威主义认为，从全能主义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可以有多种途径，而稳健的 途径则是全能主义——新权威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对中国来说，这也是 一条现实和可能的途径。其他的途径或欲速不达，或引发动乱。因此，它实际上说 的是，新权威主义“是实现民主化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民主的方法不可能， 但又不能回归旧体制，现实和可能的抉择只能是新权威主义”。 新权威主义的要旨，是在专制政体下强制执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新权威的任 务，是致力于政治、经济的二元化，并在政治专制下最终实现经济的自由化，从而 使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历史前提得以发育成熟，民主政体作为历史运动的结果能够脱 胎而出。 张炳九和吴稼祥认为，新权威的产生是旧权威日益危机的结果，而日益深刻的危 机将防止它蜕化；新权威产生的方式多种多样，既可选举产生，也可继承执政，还 可政变上台，新权威必须不仅是现代化的产儿，还应当是社会权力的控制者，二者 缺一不可。 二、对新权威主义的批判 作为萌芽的新权威主义，始出于一九八六年夏天。当时张炳九在北大和中央党校 的“沙龙演讲”中，阐述了他的“半集权制模式”的总体改革观。 但是，一石未能激起千重浪。作为一种思潮，新权威主义在八八年冬、八九年春 孕育并推扬，且引发了理论界的一场激烈争论。总的说来，新权威主义受到了批判 比受到的肯定要多得多，而批判的主要锋芒则闹了个满拧，根本没有说到点子上。 对新权威主义批判的主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1、新权威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否定民主，其实质是专制主义的旧梦重温。鼓吹新权 威与民主政治建设是背道而驰的。 2、新权威强调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因而只能导致倒退。 3、新权威主义认为中国缺少民主条件是片面的，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训练民主和运 用民主。 九零年十月以后，海外对新权威主义的批判，大体是这种主流观点的继续和延伸 ，例如万润南撰文指出：对新权威主义的态度，反映了对民主理念是真相信还是假 相信，可以把这一点作为区别真假民主派的试金石。在这种摧毁性的批判中，“新 权威主义在海外没有市场，一时间成了过街老鼠。” 但是，批判的力量主要不在于它的火力，而在于它的实确、恰当和透彻。只要经 过冷静，审密的思考，就可以发现上述批判是站不住脚的，有人起而为新权威主义 大声作辩，乃是理所当然的。 三、远志明的辩护 远志明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号《争鸣》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是“为新权威主义 辩护”。这篇文章为新权威主义者和新权威主义作了理性的、带有深情的辩护，其 中为新权威主义者所作的辩护是尤为成功的。 事实胜于雄辩。倡导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绝不是假民主派，对民主理念也绝不 是假相信。诚如远志明所说，他们是曾经和正在英勇地为民主而献身的人。 那么新权威主义呢？八九民运之后继续思考的远志明，可谓真正把握了新权威主 义的要旨和实质，体察了新权威主义者的良苦用心。远志明的辩护说明： 1、新权威主义的基本主张是打好民主的经济基础，创造政治民主化的前提，并且 用借助新权威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因而鼓吹新权威与建设民主政治是一致的。 2、新权威主义强调的是走好从“人治”到“法治”的过渡阶段，强调法治绝不能 一蹴而就。这怎么会导致倒退？ 在我看来，远志明“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化是不冲突的，它应当是中国民主化理论 的组成部分”的见解是公允的，可取的。但是，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在一定程度上实 践了新权威主义，则又明显不符合事实。戈氏的所作所为是与新权威主义的基本主 张相悖的。他走的是另一条和平理性的过渡之路，那条路本质上是非新权威主义的 。 此外，远志明还设法委婉地纠正了吴稼祥的下述武断说法：现实和可能的抉择只 能是新权威。这使得新权威主义消除了一个理论上的弱点，似乎变得更有说服力了 。 然而，使我感到惊诧和遗憾的是，新权威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中国大陆不存在 现实可能性，不仅未被现在的远志明所体察，所质疑，反而被正面肯定和论证。如 果说，在“为新权威主义辩护”这篇文章中，他还显得慎重一些，只说“新权威则 是……可能迈出的第一步”，“其现实可能性则大一点”，那么，在发表于一九九 二年三月号《争鸣》上的“再为新权威主义辩护”一文中，他就进一步认为，“最 大的可能性”是中国真正踏上新权威主义的不归路。从他提议中国现阶段可并称为 “后全能主义”与“前新权威主义”，就可确凿无误地判明，在他的心目中，下一 阶段，最大的可能性是新权威主义。他并且对“新权威 主义在当代的现实性”作了 简单但极为明确的论述。于是，本文的考察就将转向下一个题目。 四、全能主义到民主政治的过渡 全能主义亦称极权主义。当代全能主义国家除北朝鲜、古巴等极少数例外，大都 已通过全能主义的过渡阶段，而进入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阶段。中国与越南则 处在后全能主义过渡期间。此外，德国、意大利是全能主义招致毁灭，在战争废墟 上开始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阿尔巴尼亚也未经过渡，直接从全能主义跨入民 主政治初级阶段。已经通过过渡阶段的前全能主义国家和地区有东欧诸国、苏联、 蒙古、台湾、南朝鲜和新加坡。 东欧诸国，立国之初及稍后一段时间，是全能主义国家。但以后均有先有后、程 度不同地进行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因而进入了后全能主义阶段。八九年秋之后 ，又相继进入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阶段。东欧诸国的后全能主义阶段，不是前 权威主义阶段，而是一种非新权威主义的过渡。 苏联自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由于推行政治民主化，而进入后全能主义阶段。九一 年八·一九政变失败后，进入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阶段。苏联的过渡，也是一 种非新权威主义的过渡。蒙古亦然。 台湾的社会演变，是循着全能主义—新权威主义—民主政治这样的路线实行的。 南朝鲜和新加坡也大体如此。 历史的提示表明，全能主义到民主政治的过渡模式，绝大多数是非新权威主义的 ，尤其是共产党国家的过渡，无一例是新权威主义的。 但是，由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新权威主义的过渡模式很糟糕。平心而论，在具 有现实可能性的地方，三十六计此为上。只要比较一下完成过渡所付出的代价，只 要看一看同时建设民主政政、推进市场经济的艰难与风险，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不过，历史事实至少告诉我们，新权威主义的实现需要很苛刻的条件，起码取决 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专制者的选择，而不仅仅是前者。而全能主义的共产 党国家，则不可能经由新权威主义的“特别快车”达到民主化。 东欧诸国中，阿尔巴尼亚连全能主义都突不破，其他国家先后进入后全能主义之 后，共产党政权对经济困境和社会危机，就是顺应不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最后 在民主大潮前或先行蜕变交权，或大权旁落后瓦解蜕变，不得善终。 苏联共产党政权，在面对经济困境和社会危机时，多少准备顺应社会发展的内在 要求。它的路子是政治民主化先行，经济市场化跟进。但是，当政治刚刚实质性地 迈入民主化阶段，共产党就急剧地分化、衰落，并经由失败的八·一九政变而崩溃 。 新权威主义，或戈尔巴乔夫式的非新权威主义，在共产党全能主义国家之所以不 具备现实性，其根本原因在于：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与共产党的基本理念相冲突 的。共产党的改革，实际上一定会作茧自缚，本质上顺应不了经济、政治、文化发 展的内在要求。它的自我设限，固然说明其落后与愚昧，而同时，也是保持其为一 支有组织的队伍所必须。当果有雏形的新权威或戈氏式的权威欲公开推行突破其“ 基本原则”的过渡方针时，或者是这样的权威被梏于襁褓中，或者是推行伊始，队 伍瓦解，不复存在。这就是说，无论旧权威危机多深，在这种专制政体中就是出不 了新权威。 台湾的国民党，其基本理念中就有经济自由和民主政治这两条。只是因为情势急 危，才先搞一段统制经济，后来就大力扶植私营经济了。也是因为自身安危，才“ 冻结”宪政，搞“勘乱戒严”。而一九八六年后的政治转型，既是经济社会发展所 推迫，也为其基本理念所允许。执政的国民党始终主导着社会的演变，并随之不断 进行自身的角色调整，无分化散伙之处。 那么，中国大陆的后全能主义有何特色？中国会不会跨向新权威主义，而让理论 家瞠目结舌？ 五、中国不可能跨向新权威主义 中国自一九七八年以来，迫于经济困境，实行改革开放，从而进入后全能主义阶 段。后全能主义区别于全能主义的标志，可以归结为：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化不断减 弱，恐怖统治疲软，集中指令型经济破产。中国后全能主义的特色，在于经济局部 自由化先行，政治改革滞后并在八九民运之后中断。现在的态势是，在政治专制下 继续推行部分经济自由化，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些。这样的后全能主义，很 容易使人误认为就是前新权威主义。因为它所产生的效果和形成的特征，与新权威 主义前期的后果和特征是接近和类似的。远志明把改革开放对全能主义的突破，说 成是新权威主义对全能主义的突破，把改革开放的趋势，说成是新权威主义的趋势 ，虽然不无依据，但看来是不妥当的。因为，不得已而为之的部分经济自由化，与 有意大力推行经济自由化，中间存着巨大的本质差距。 远志明准确地认为，邓小平远远够不上新权威(主义者)，目前的中国并不是新权 威主义国家。那么，就有理由认为，远志明寄希望于邓之后中国出现新权威，他将 在专制政体下致力于经济私有化。然而，深刻地、内在地制约着别的共产党国家过 渡过程的因素会在中国边界之内失效？由于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中国共产党会在改 变基本理念的前提下，仍然保持其有组织的队伍并维持其专制统治？勿庸讳言，我 对这两个问题都给予否定的回答。问题在于，远志明看到了保守派会强行中断经济 成长或逐步削弱这种经济成长的可能性，并断言必定引发动乱，但是，他没有看到 ，高层改革开放派顺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其先天的局限，在面临只有公开 背弃原有基本理念才能摆脱经济困境时，他们将或者自己停顿下来，或者无法再握 有权力，号令天下。因此，象所有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中国也出不了新权威，中 国不可能跨向新权威主义，七十二变此为无。 这里有必要指出，当初国内的“中立派”抓住新权威如何在中国产生的问题进行 质询，是很有见地的；而萧功秦则早就强调中国不具备新权威主义的背景和条件， 可以说是切重要害的。 由此可知，中国现在的后全能主义，不是前新权威主义。在本质上，它亦是非新 权威主义的。然而，中国有没有希望和平理性地进入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新 阶段？或者说，至少比苏联的演变要平和有序些？我认为，希望是有的。这就是， 中国的部分经济自由化不仅尚存较大的拓展空间，而且改革开放派也有能力将其继 续推进。而我们在这方面也是有所作为的，这就是警惕和反对保守派的倒行逆施， 尽量推动改革开放派运作，以逼近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这个极限是：公开允许各 种所有制公平竞争，并能有效地付诸实施。改革开放派越不过这个极限，但我们不 希望在到达这个极限之前很远，改革进程就停顿下来。果能如此，则中国将在一个 较好的经济社会状况下，从后全能主义进入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新时期。应 当说，这种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几率并不小。 六、结束语 总的说来，本文以指出中国改革开放派的本质局限，并明确断言中国不可能跨向 新权威主义而与新权威主义者相比较，从而使有志于中国现代化的人士明了今后同 时担当起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任务的艰巨性，增强锻造自身、磨炼自身、提高 自身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本文以认同经济部分自由化的深刻意义，并明确肯 定经济先行、政治跟进的顺水推舟性及现实可行性而与激进民主派相区别，从而告 诉愿为中国现代化奋斗的人士，按中国的情势，发展经济与弘扬民主必须并驾齐驱 是不现实的，如果经济部分自由化在实质性地推进，则应当容忍政治空间的暂时锁 闭，在致力于促进经济部分自由化，从而造成中国社会的不可逆变化，以缩小与巨 变前东欧社会差距的同时，又能有机会在理论上、组织上和品质上作好准备，一旦 保守派中断改革，或改革派无力前进因而国家陷于经济困境和社会危机时，能够负 责任地挑起主导社会全面变革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