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转型意义试析 (北京) 梁雪芹 台湾的政治转型自一九八六年三月拉开帷幕，至今仍在曲折地、艰难地推进。本 文对“政治转型”的含义界定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 ，并且这种改革“引发了具有重大阶级性意义的结构变化”。单有前半句，则将“ 政治转型”等同于政治改革”，失之过泛；光是后半句，则成功的暴力革命也被括 于其中。两者合二为一，较为相宜。转型的基本色彩是温和的，渐进的，不失控的 。 台湾政治转型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它通过自我和平演变，使台湾社会不仅在 经济层面，而且在政治、文化层面走上全面提升品质之路，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地 区中启动和推展政治民主化的又一成功范例；它对专制政体民主化理论的发展提供 了独特的实践样本和推动力；它将民主宪政付诸实施，标志着中国政治史上一个重 大的历史性转折；它将海峡两岸统一的基点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使统一于专制 政治的“大一统”模式不复有实现的可能；最后，它对大陆政治变革，是一种有力 的激励和宝贵的启迪。 一. 政治转型的基本事实与发展态势 台湾的政治转型是由一种前资本主义的集权专制向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转型。从 国民党一九四五年接收台湾算起，到一九八六年三月国民党召开十二界三中全会， 其间四十余年，台湾实施的是东方专制主义意味的威权政治体制：由政治强人独裁 下的一党专制，政治空间基本被锁闭，民众政治权利大部被剥夺，民主运动遭弹压 。 一九八六年三月，国民党决定实行以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革 新，标志台湾的一党专制体制开始松动。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党外人士事实 上突破党禁，组建民主进步党。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蒋经国宣布解严，废除实 施达三十八年之久的《戒严令》，并随之正式开放报禁和党禁。一九八八年一月十 三日李登辉主政后，突破蒋经国不废除“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框架，积极进 行“宪政体制”改革，使政治转型进入新阶段。 台湾政治转型的基本事实可归结为： 一、政治体制由“一党专制”向“一党独大、多党制衡”的方向演变。开放党禁 后，反对党取得合法地位，与国民党开展竞争，发挥政治制衡的作用。然而，反对 党或反对党联盟，还远未具有通过选举击败国民党，从而取得执政地位的力量。目 前的政治格局可以定名为“一党独大、多党制衡”。国民党加紧进行由独裁垄断性 政党变为主导性政党的角色调整，增强自身作为民主政党的竞争性和应变力，而反 对党也在逐步从一味批判与反制走向体制内竞争。 二、政权结构开始“回归宪法”。“勘乱戒严”是政治上冻结民主宪政、实行专 制统治的依据。在这种体制下，“总统”成为独裁者，“民意机构”形同摆设。既 解严开禁，政权结构“回归宪法”乃成题中应有之义。于是，“中央民意机构”的 功能随政党政治的运作而逐步增强，“立委”、“国代”选举已成朝野较量的一个 主战场，“立委”党团成为政治制衡的重要力量。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正式终止“ 动员勘乱时期”，则移去了宪法改革的最大障碍，是“回归宪法”的重大步骤。终 止“勘乱”，废除“临时条款”，“总统”超常权力被取消，所有“资深”代表于 九一年底退职，“民意机构”将按计划全部改选。这样，以党领政进一步弱化，以 法治政不断凸现并渐趋主导。 三、民众参与意识增强，社会思潮活跃，社会运动勃兴。解严开禁后，民众获得 了基本的政治活动空间，政治恐惧开始让位于政治参与。除组党与国民党匹敌外， 各种利益团体亦纷纷成立，舆论市场热闹非凡，自力救济层出不穷，走上街头司空 见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政治权利开始真正落实。 台湾政治转型是在社会力充分涌现，社会多元化已成不争之事实的情况下开始的 。尽管目前政党政治低质化，政治参与和竞争事实上存在不平等与不合理性，具有 明显优势地位的国民党走向制度性妥协的意愿和体认尚可质疑，独立于国家体制的 多元的、自我组织的自由的市民社会还不成熟，但是，由于阻挠社会多元化、政治 民主化的势力已成强弩之末，执政主流派“对历史负责”，顺应潮流推动政治变革 的取向清晰可见，因此，尽管还会有动荡、曲折和不确定，其发展态势已可估测。 这就是，台湾政治转型已经走上不归之路。具体可有： 一、政党政治将渐趋成熟，“一党居优、多党竞争”将是九十年代末最可能模式 。目前，虽然台湾党派林立，但勉力可与国民党一争的反对党只有民进党，且该党 内耗严重，又公开打出“台独”纲领，短期内与国民党平起平坐殊无可能。然而， 朝野关系会从现在的粗鲁、亢激走向良性互动，抗争的主要手段将由街头运动让位 于议会斗争，而议会中的肢体抗争亦将趋于消失，形成“一党居优、多党竞争”格 局。 二、宪政体制将进一步名符其实。国民党政治新生代已经全面接班，其对民主政 治的认同和追求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九一年底，“国代”全面改选，国民党取得“ 修宪”主导权，九二、九三年全面改选“立委”、“监委”。照目前趋势，“宪政 改革”的推展与实现是可以预期的。因此，台湾政权的宪政体制将更为名符其实。 三、“脱序”现象将渐趋平和，民意表达渠道将更为通畅。随着政治活动合法渠 道的营建与通畅，各种“脱序”现象出现的频率和烈度呈衰减趋势，乃是必然的。 当然，这还不排除还会冒出激烈的街头运动和非理性抗争，如民进党为吁求“总统 直选”而搞的游行静坐。不过，这种做法越来越失民心。“脱序”现象渐趋平和是 一种大趋势。 二、中国政治演进的历史性转折 毫无疑问，台湾政治转型是台湾政治演进的历史性转折。 长期以来，大陆居民经常东渡台湾从事垦拓、经营，因此台湾社会发展状况大体 上与大陆相一致。公元一三三五年，元朝在台初设府治，从而正式将台湾纳入中央 政府统一管辖之下，经明、清至民国(一六四二至一六六二年，沦为荷兰殖民地；一 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沦为日本殖民地)，政治上由君主专制到一党专制，始终未脱 专制巢穴。尽管在政治转型之前，台湾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自由化，但似乎国情 和文化的“特殊”，阻碍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到来。 台湾政治转型，在台湾政治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撼动了专制统治，并将其导向民 主政治。这说明，中国文化背景既不是市场经济不可逾越的障碍，也不是政治民主 不可逾越的障碍。中国人自己治理下的社会，同样能全面走出传统文明，汇入现代 文明，并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承认台湾政治转型是台湾地区政治演进的历史性转 折，这对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来说，均无困难。 然而，台湾政治转型的意义未止于此。它还是中国政治演进的历史性转折。这里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基本的史实。 在中国政治史上，君主专制制度一直在封闭循环圈中悠然运转。它虽然一再由盛 到衰，由衰而败，却又能死而复生，生生不已。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是外部给 它的一次空前打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使其转型的历史机会，从君主专制转向君主 立宪。然而，由于统治集团的愚昧，昏庸，由于社会精英阶层——士大夫的麻木、 迟滞，由于民众身上体现出来的传统的强大惰性，质言之，整个中华民族的冥冥昏 睡，使中国失去了这个有可能实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机会。 五十五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海战，中方惨败，朝野震惊 。士大夫阶层起而救亡，吁请改革。这时，统治集团中也出现了比较开明、着力维 新的力量。一八九八年，光绪帝实施戊戌变法。这也是一次有可能导向政治转型的 历史性事件，但不久即被顽固派扼杀。 清末的另一政治事件是一九零五年的改革。时隔八年的这次改革，是由当年腰斩 “百日维新”的统治者所推行的。它除了对教育、军事、行政制度进行了重大革新 外，还鲜明地确认立宪政体优于专制政体，中国应该实行立宪制。一九零九年，清 政府在北京成立资政院(国会前身)，各省设立资议局，并宣布九年后实行宪政，定 于一九一七年召开国会，颁布宪法。然而，不管是真心想办还是虚与委蛇，一切都 为时已晚！这时的清末统治者不仅已经失去了实现政治转型的能力，而且王朝政权 机器已经千疮百孔，衰败不堪，很快就遇上了灭顶之灾。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由下而上地、强制性地结束了延绵二千年之久的君主专 制统治，将共和政体推向前台。然而，这个政体面对的，是传统小农经济占主导地 位的经济体系，是虽经戊戌思潮冲击和突破但仍唱主角的传统文化特质和社会价值 观，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处于基本上无法偶合的状态。因此，政党政治刚 有发 ，议会民主稍有运作，便被粗鄙军阀打入冷宫。极不稳定的共和政体如陨星闪 过，很快便是军阀割据，群雄争斗，陷于内乱。这个时期出现的主要政党，如国民 党，共产党，基本理念殊异，竞争包容鲜见，你死我活为真。 一九二七年后取代北洋政府的国民党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处于内乱外患 之中，没有一天安顿过。孙中山的宏愿，民国的宪法，统统束之高阁，其政治体制 的实质是一党专制。 一九四九年以暴力革命手段取代南京政权的共产党政权，基本宗旨就是一党专政 ，既载之宪法，更付诸于实践。而这种一党专政的实质，或大体类同于君主专制， 如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中的一段(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或是寡头专制政治 ，如一九八九年到现在，由几个垂暮老人共同掌舵。与此相映照，乃是民意代表上 头圈定，民意机构形同虚设；“民主党派”须将“执政欲望”自我阉割，社团组织 必须官方化、半官方化；舆论一律，学术、创作不自由。 通过以上勾勒的中国政治演进画面，可知台湾自公元一九八六年开始的对专制政 体的实质性突破，决不仅仅是地区政治演进中的历史性突破，而是整个中国政治史 上的一次历史性突破。 在四十余年政治专制时期，台湾的经济体系已由传统农业占主导，成长为以市场 调节为主、以工商服务业占主导；现代文明价值观已在全社会深得人心。八六年后 ，政治上迈向民主化，从而使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偶合得更好，更稳定。 比之辛亥革命后曾经是昙花一现的“民主政治”，这一步是扎扎实实的，开创新纪 元的。而前者，充其量只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悲状预演。 对台湾政治的演化过程来说，启动政治转型，似乎是瓜熟蒂落，只是相当自然的 一小步，甚至可以说操之过迟了。但是这一小步，却是中国政治破天荒地跨出的一 大步。从专制到民主。 三、中国统一品质的划时代提升 对大陆当局和台湾当局来说，对海峡两岸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拉兹洛对“虚构出 来的民族国家主权的神圣性”的批判，虽然不是完全难以理喻，但起码是太超前了 。中国统一过去是，现在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中国人追求的神圣目标。 回溯历史，中国统一局面的最后一次失去，是辛亥革命导致清王朝崩溃之后。一 九一二年建立的民国共和政府无力控制政局，大权很快旁落军阀之手。北洋政府治 下，内乱烽起，军阀混战，谈何统一？一九二五年，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亦年 北伐。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而自打成立之日起，它就一直想 使自己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为此不惜使出浑身解数：诉诸武力，金钱收买， 经济封锁。但终因日本人入侵，攘外而不得安内，加上不搞土改，自身腐败，不仅 始终未统一，反”而被共产党赶出大陆，退踞台湾一隅。 共产党统一中国大陆后，虽出兵进取金门受挫，但武力解决台湾之决心未改。如 果不是金日成利令智昏，操刀过急，于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发动战事，则台湾 被攻占，由共产党统一全中国，是极有可能的。朝鲜战端一启，美国由军事上中立 迅即转而护卫台湾，中共武力解决方案再无希望。同时，国民党“军事反攻，光复 大陆”亦毫无现实可能性。 不过，双方都从没放弃“统一大业”。武斗不成搞文斗。到八十年代中叶，共产 党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模式，国民党则应以“一国良制”，反制“一国两 制”。所谓“一国两制”，是说：一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北京；两制 ，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现在谁也吃不掉谁。“到将来 多少代人以后，有一天条件成熟了的时候”，“大陆的社会生产力大大超过台湾” ，于是台湾人民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一国一制”水到渠成。而所谓“一国良制” ，是说：一国，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设在大陆；良制，大陆，台湾均实行三民主义 制度。理由是：台湾的社会生产力大大超过大陆，因而三民主义是“良制”。 说到底，两家的目标都是一国一制。且按国际法基本原则，唯有一国一制才算统 一。显然，两种统一模式是内在冲突的，不可调和的。其症结在于：两家各自确认 相互对立的一制，并且无论口头上多么渴求统一，乃至标榜“祖国统一具有至高无 上的绝对价值”，实质上均以统掉对方为先决条件和核心要求，而决不愿意为对方 所统掉。看起来，国民党要么不统，要统就统掉对方。共产党则是先精神上统掉对 方(去其“国”号，贼汉易位)，以后在物质上统掉对方。共产党统掉对方的依持是 ：四九年打败国民党，以后一直控制大陆，其面积占全国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人 口占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综合实力明显强于台湾。国民党控制的台湾地区，面积不 及全国的百分之一，人口不到全国的百分之二，在综合实力，国际人格方面明显处 于劣势，国民党为何不“理性务实”，接受被统，反而要统掉对方呢？国民党当初 提出的“一国良制”时，其依持是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台湾经验。其根本点是经济制 度加上适时调正的发展战略和策略。 现在，让我们超越党派纷争，换上一种新的历史眼光，则可以看到，共产党从实 力地位出发，本质上寻求的是“大一统”格局下的中国统一，即将全中国统一于中 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一如既往地对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实行强控制。而国民 党凸现“良制”，即统一于让经济领域按自身规律发展的制度，这样的统一是对“ 大一统”格局的冲击和突破，预示了中国统一将在品质上有所提升。可以认为，在 台湾政治转型前，台湾当局寻求的是半大一统式的中国统一，一种经济能自由发展 ，但在政治、思想领域实行强控制的格局。不过，经济自由为中国统一新台阶铺下 了第一块基石。相对于过时的大一统格局，半大一统架构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指 向未来、更有生命力的东西。 台湾的政治转型，将台湾从政治专制导向政治民主，从而初步建成了具有中国特 色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历史上，这是首次全面突破超稳定结构模式的伟大 历史变迁，而同时，这也对中国统一品质作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提升。因为，它使 中国统一的新台阶得以最终形成。而构成这个新台阶的，是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两 大基石。 台湾当局对这一点的体认，表现在对“一国良制”模式进行了用心良苦、耐人寻 味的修订。它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改为“民主、自由、均富统一中国”，明确 提出要在大陆走向“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多元化、文化中国化”的基础 上实现国家统一。这里，刻意张扬、着意凸现的是“政治民主”。 台湾的政治专制，一向多为台湾、大陆知识分子及民众所诟病，也是“良制”不 良的根本缺陷所在。八十年代后期，在世界民主大潮和台湾社会多元化压力下，台 湾当局不避斧钺，在政治上脱骨换胎；而六·四屠城，却见大陆当局之专制劣根无 可救药。两岸政治遂由难分伯仲而成天壤之别。至此，民主政治将是统一中国之不 可忽缺的基本特征。而任何统一于经济统制、政治专制的大一统模式，已经决然行 不通。 “一国两制”这个大一统模式，八十年代落空了，九十年代同样将落空。其所以 会落空，固然在于台湾执政者不愿伏首称臣被“矮化”，不想由凤头变鸡尾。但更 在于台湾人民不接受。不接受的原因有二。一是不相信共产党会让台湾长久保留现 有制度，从而迟早会蒙受物质上的损失。二是不堪忍受精神强暴。把生活在先进的 政治、经济制度下的人纳入实行落后制度的国号之下，是一种精神上的“降格”， 一种由“公民”变“臣民”的贬辱。具有现代价值取向的人民，只要不是走投无路 ，别无选择，就决不会因物质利益暂不蒙受损失，而愿被置于过时的“大一统”阴 影之中，在精神上失身。 近五年来，占台湾人口九分之一的老百姓来大陆探亲、旅游、做生意，他们几乎 百分之百地确认台湾政治、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几乎百分之百地拒斥“一国两制” 的统一模式。尤其是八九东欧巨变、九一苏联解体之后，台湾人民明了大陆的制度 寿数已尽，就更加不愿在精神上被强暴了。 同样朗若白昼的是，大一统中内含的经济统治和政治专制，亦为越来越多的大陆 人民所不能忍受。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标志着处于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的 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一种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平地、自然地进化为资本主义社会 的历史大趋势是不可抗拒的。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大陆亦不能免。不用太 久，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将会共同认同和选择更为优越的社会质度。那个时候，中 国统一的时机就到来了。在大陆专制政权被非暴力瓦解掉之后，将由新的政治力量 与台湾朝野共商国是，协力推进和完成统一大业。届时，各方即有统一的愿望，又 有同一制度(法统)的认同，大家坐下来谈统一，就不是谁统掉谁，而是形成中华联 邦或邦联的问题。 一种新的统一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从来中国的统一，都是统一于专制 政治，而这一次，将在新的台阶上实现的统一，是一种崭新的统一，统一于民主政 治。 四、对大陆政治变革的激励与启迪 共产党控制大陆之后，将中国古已有之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发挥到了极致。然而 ，这也预示着，延续了二千年之久的制度已经到了它寿命的最后阶段，敲响其丧钟 ，用新的制度替代它，从而在全中国结束超稳定循环的时刻为期不远了。在这个制 度下发生的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以及对外在世界的经济、文化开放，是 将其导向瓦解并培养出新结构要素的基本动因。而自七十、八十年代以来出现的世 界民主化潮流，则是推动大陆政治变革的重要外在激励因素。 世界民主化潮流所到之处，自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秘鲁、南朝鲜、菲律宾 、台湾到东欧诸国、苏联、蒙古、席卷了面积达三千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疆域，从根 本上改变了地球上的政治格局。这一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进步，使人类政治进入了 民主宪政走向全世界胜利，专制制度走向全面崩溃的新时代。迄今尚存于中国大陆 、北朝鲜、古巴等地的专制政体，已经从根基上被这股潮流所撼动。 其中，台湾政治转型所引发的民主化变迁，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变革具有独特的激 励做用。这是因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共享同一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同一巨大历 史负担，存在同一民族性状特征，一句话，同文同种。一水之隔的台湾，其政治状 况不仅与大陆之状况形成最切近的鲜明比照，而且，它也雄辨地证明，所谓中国文 化传统和国民性，并不是专制政体民主化不可逾越的障碍。台湾的政治变革，至少 有力地击破了反对大陆政治变革的许多推诿欺人之辞，并为大陆提供了一个极具可 比性的可贵范例。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台湾的中国人能够完成历史性的飞跃，而 大陆的中国人却注定要陷于专制政治的泥潭？当然，大陆某些人抗变拒变的依持除 了中国国情“特殊”这一条外，另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它的合理 合法性大体已为苏东巨变所消除。因此，大陆政治由专制走向民主，既是社会发展 的内在呼唤，又是对全球民主大趋势的认同。最后，也是对来自台湾的政治激励的 响应。无可置疑，这是一条应走之路，也是一条可走之路。 然而如何走？这是当今中国有识之士特别关注的具有挑战性的课题。笔者认为， 台湾政治转型的启动和推展，为我们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启迪之一：力避暴力手段。台湾的政治转型是在执政者比较明智，倡导暴力推翻 国民党政权的力量又不成气候的情况下得以实现的。如果大陆的执政者亦比较明智 ，则可以期待不会发生以暴力手段来采取来强制实施政治变革的情形。需要考虑的 是，执政者愚昧、僵化，对政治，经济均不实行改革，或只许实行鲜有实质性变化 的有限改革这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可能性极小，第二种情况有较大可能。这两种 情形都将酿成矛盾激化、冲突加剧的局面。这时，如果奉行暴力革命宗旨的社会政 治力量积极活动，则容易导向革命形势，最后以枪杆子定乾坤。然而，如果在同样 的情况下，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依然奉行和平促变方针，则有可能找到契机， 使较为明智一些的统治者得以推行变法革新，造成和平过渡的局面。需要特别指出 的是，这种耐心和策略，不是仅仅着眼于统治者的分化，更重要的是促进社会的成 长。暴力催生，暴力催熟，一般地不会加快社会的成熟和进步，而和平变革则往往 与社会的不可逆推进相联系。尤其是，东欧、苏联的共产党已经开创了和平方式让 位的先例，我们有理由期待和争取在中国实现这一结局。暴力手段从未使中国政治 从专制走向民主，和平手段却在台湾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我们的方针应当是力 避暴力手段，这就是说，将它作为下下策。 启迪之二：台湾路子行不通。这里所谓台湾路子，是指台湾处在政治专制之下， 却完成了经济的根本转型，提升了社会的理性化程度，从而为降低政治结构变化时 的社会动荡烈度创造了条件。这个路子是分两步走的路子。先经济自由化，再政治 民主化，而不是两者同步进行，并驾齐驱。应当说，这是一条好路子。 四十年代末，台湾公营企业在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超过百分之七十，民营企业 不足百分之三十，运行机制是政府主导形塑，实质上是一种计划性很强的统制经济 。而到一九八五年，两者的比重分别为百分之十五和百分之八十五！民营企业的资 产总额已占台湾资产总额的四分之三，运行机制已是市场调节为主，政府控制为辅 。八十年代中后期，当国民党当局进行政治变革时，中产阶级已是台湾社会的主导 力量，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不低，政治转型显得更象自然历史进程，而不是人为强 制进行的社会改造工程。 令人遗憾的是，一部分中国人在台湾“摸”出来的这个宝贵路子，在大陆却没有 机会得以实践并取得成功。原因在于，在共产党基本理念的框架中，社会主义经济 最本质的结构特征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换句话说，多种所有制公平竞争是不允许的 。无论对以“猫论”开路的中国共产党主流派，还是对矢志于鸟笼经济的党内保守 派，这都是禁区。(当然，保守派设的禁区比这宽得多，广得多。)共产党推行的不 问姓“资”姓“社”的经济改革，如果不曾提前夭折的话，也将最后在公有制为主 体这一人为设障前停止下来，它能搞成的经济，从总体上来说，仍然是所谓“计划 经济于市场调节向结合”，而不会是市场经济于计划调控向结合。 一旦共产党试图突破这最后的禁区，如苏联共产党明确宣布向市场经济过渡，不 保证国有企业的特权地位，则由于原有理念框架的崩溃而未及实践就组织解体；或 如保家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则只能自我改名换姓，公开宣布改弦易辙，阪依新的 理念。而即便如此，他们也无力完成经济自由化。 人们也许会问，由于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中国共产党会通过只做不说，让“ 私有化潜行”，从而在实际上突入最后的禁区，更为彻底地实践“猫论”？不能事 先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只要开始大力扶植私营企业，从而让各种所有制进 入事实上的公平竞争，维系共产党的理论体系就将崩溃，共产党的队伍就将大分化 、大改组，共产党推动的经济改革就将中断，从而无缘实现经济自由化。当然，更 不能指望在这之后，再由共产党走出第二步，即启动政治转型，并主导实现根本性 的政治变革了。 启迪之三：经济、政治变革同向而不同步。中国大陆不会在先有经济根本转型之 后，再开始政治转型。因而，最有可能的，是经济、政治、社会同时进入转型期。 这是东欧、苏联等国家的转型模式。它们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原执政党 嬗变，由其中的民主改革力量另组新党，继续执政，启动和推进转型，如保加利亚 ，阿尔巴尼亚等；一类是原执政党 变，并在开启政治转型后，立即成为在野党，由 社会民主力量上台执政，推进转型，如波兰、匈牙利、捷克等。苏联的情况稍有不 同。苏共 变，但仍以共产党名义启动政治转型，至八·一九政变失败而土崩瓦解。 现由原苏共民主改革派与社会民主力量主导社会全面转型。 原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进行经济、政治转型，难度很大，步履维艰。中国将来的全 面转型，由于其社会发展程度和人民承受能力与苏东的差距，只会更加不易。局部 失控，活动脱序，民怨丛生，社会动荡，都是可以想见的。必须看到，社会全面转 型是一个极为艰巨，相当痛苦，且常常不得人心的历史进程。横亘在前面的完成转 型、提升中华的宏大任务，是对民族素质和精英能力的严峻考验和无情挑战。为了 避免欲速而不达和减少转型失败的风险，为了减少转型期的社会震荡和民族灾难， 从台湾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的关系，从台湾政治转型动荡而不动乱，从而得以稳步 推进的事实，我们认为，在全面转型期到来之前，应当尽可能地使经济改革深入展 开，提高经济部分自由化程度，缩小与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差距，使经济系统逼近 面临根本转型的分叉点。这样做，对提高社会理性化程度、改善民众素质并最终减 轻全面变革的艰巨性是最为有效的。政治改革的要求、民主运动的展开，应当以服 从这一中心为前提。在进入全面转形期之后，朝野应当对变革前期的路子获致一种 共同的理念：经济自由化为主，政治民主化为辅；经济自由化先行，政治民主化跟 进。这就是说，经济、政治变革应当同向而不同步。 对这个路子的提出，台湾的成功经验是一种宝贵的启迪。因为，这是来自中国人 自己的直接实践。此外如东亚的南朝鲜、东南亚的新加坡，乃至欧洲的葡萄牙、西 班牙，那里的经验均表明，政经可以相分离而不是非要同步互动，经济能够实行自 由化，继而政治民主化。如果我们稍稍走向历史深处，则英、法诸国，也是在专制 政治之下，社会自发地实现经济结构变化，然后以暴力(或光荣)革命造成政治结构 变化；日本是在君主立宪的半专制下，完成社会经济转型，以后再有政治民主化。 看来，这样的路子较为自然，较富于自组织色彩，事实上也更为可取。 对愿意献身中国现代化壮丽事业的人来说，台湾经验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台湾轨 迹是一种很好的参造，台湾模式是一种很好的借鉴。 本文对台湾政治转型的意义进行试析，意在抛砖引玉。望能看到更多的学者同仁 写出文章，切磋探讨中国现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