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的源泉 ——毛苏共产教皇争夺战速写(上) 郑 义 【编者按】这是郑义于六四后在大陆逃亡期间所著《红色纪念碑》一书第十章“毛 泽东现象释秘”之节选。为了节省篇幅，本刊发表时删去了注释。《红色纪念碑》 一书将于今夏由台湾华视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刘宾雁为该书作了序。 在本章后半部分，我基本上描述性地勾勒了毛泽东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的政治生涯 。但描述不是我的目的。在描述的基础上，我现在要向中共的理论权威发出如下的 挑战：毛泽东的一切所谓“失误”、“急于求成”、“乌托邦”，并非如他们数十 年来一直辩护的那样，是出于爱国爱民之心，是出于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不，绝 不是这样。毛泽东所犯下的一切残忍罪行，概出于他膨胀到极点的权力野心；从更 深刻的意义上，残暴是极权主义的必然逻辑。 随着时光流逝，将会有愈来愈多的事实真相冲破封锁大白于世。对于一切祸国殃 民的罪行，中共理论界必然搜索枯肠地构造出种种新的解释，必继续欺骗人民。其 最后的亦最具有欺骗性的防线便是“好心办坏事”，把毛泽东及中共装扮成一个天 真浪漫涉世未深的纯洁少女。我与官方辩护士的分歧正在这里：是虔诚狂热的理想 主义者，还是老谋深算的政客？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还是一意孤行谋求个人权 力？——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所犯下的一切令人发指的罪行究竟是为什么？ 出于众所周知的政治需要，同勃列日涅夫对待斯大林一样，邓小平对先皇毛泽东 采取了越来越严密的保护措施。颂词重新出现，罪行不再提起，毛泽东的幽灵越来 越自由地在中国大地四处游荡。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划地为牢，给思想界规定了森严的禁区。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一个旨在庇护毛 泽东，从而扭曲了中共政治天象的托勒密体系开始建构。 在中共教皇和知识僧侣们建构的这个政治天象体系里，人民、国家的地球俨然成 了政治宇宙的中心，毛泽东的太阳则全心全意地围绕着人民、国家而旋转。当许多 事实显而易见地与该体系不符时，便挖空心思地在本轮上再加上一个个变轮，为“ 唯意志论”、“缺乏经验”、“骄傲自满”、“阶级斗争扩大化”、“急于求成” 、“判断错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党风不够好”、“个人专断”等等 。这个经不断修缮而日趋复杂的托勒密体系虽然也能从表面上解释一些历史现象， 从而维持住对善良轻信民众的欺骗，但它愈来愈漏洞百出，禁不住寻根挖底的反诘 。它的权威，是建立在封锁真相与钳口术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刺刀一旦折断， 它便会土崩瓦解，成为一堆令人齿冷的谎言。因为它不是真理；因为毛泽东这颗最 红最红的红太阳从未围绕过我们旋转，恰恰相反，毛泽东的太阳是政治宇宙的中心 ，这位活着的太阳神造就了一切，主宰着一切，以其万丈光焰的恐怖及不可抗拒的 吸引力驱使着数亿芸芸众星围绕他旋转。 我赞成哥白尼。 我深信，当体系更换之后，一切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的毛泽东现象和一切残忍及 令人不可思议的红色纪念碑现象，都将得到一个透彻的说明。 无论你是否信服，请暂且跟我走。 一 让我们顺时序思索—— 中共党内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斗争激烈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合作化。 为什么毛泽东要搞合作化？——因为合作社便于超剥削度地从农民手中夺取粮食 等农产品(此外，合作化也是对农民进行极权控制的手段)。中南局书记陶铸曾说：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谁手中有粮，谁就比别人更有力量。”毛泽东说得更明确： “有粮就有一切。” 为什么“有粮就有一切”？——因为“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毛)，粮食不仅可 以稳定政权，而且更重要的，粮食(及农产品)是工业的原料，是大幅度增加工业人 口的口粮。也就是说，缺乏大量的商品粮就不可能迅速发展工业。而且对于缺乏外 资的落后的农业国，资本的原始积累全靠残酷地从农民手中榨取粮食。苏联如此， 中国更如此。 为什么不能按照经济规律，以正常的积累率和农、轻、重的顺序，平衡地有计划 地全面发展国民经济，而一定要牺牲农业，牺牲人民生活改善，以超高积累率和重 、轻、农的顺序，不惜打破平衡，而畸形地全力发展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 “因为”钢铁是五十年代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国际标志。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一个伟大发展就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农业国也能建设社会主义” ，而社会主义在其本来意义上就是超过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因 此，不顾代价，不顾一切地发展工业发展钢铁便成了毛泽东为了证明毛泽东思想的 当务之急。 为什么发展工业(即便是畸形的，得不偿失的也罢)一定要大喊大叫，狂热地提出 超英赶美？——因为毛泽东意欲与斯大林后的苏联争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权。 这一结论的事实根据容后再叙。勾勒出自合作化到与苏联争夺的思想线索，这一 小节论述便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让我们再倒过来，逆时序思索—— 为什么毛泽东执意要发动一场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美国 汉学家麦克法夸尔在其一百多万字的巨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分析的那样，自 农业合作化特别是大跃进以来，中共领导层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并激化为势不两 立的斗争。 为什么毛泽东不惜冒一切风险搞大跃进？——因为毛泽东要和苏联争夺共产主义 运动的领导权。 ——看来，无论顺推还是逆推，自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长达二十余年内，国 家和人民的一切灾难皆出于毛—苏的权力野心之战。为了令人信服地论证这个问题 ，事实似乎可从三十年代谈起了。 二 众所周知，斯大林在二、三十年代曾出于苏联自身的利益和对中国革命前途的 怀疑，给中共出过一些坏主意。但似乎责任不能全部推到他身上。当时的中国共产 党人也正迷恋于在一个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农业国里搞什么“无产阶级”革命。但 一系列城市暴动、攻打大城市失败的严酷事实，终于使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梦开 始幻灭。他逐步摸索出了一套与马列原理和苏联“瞎指挥”相左的斗争策略，就是 在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带——农村实行武装割据，以农村革命来包围城市，最终夺取 政权。这很实用，但已经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实实在在落入了农民起义打江山这 一中国传统的巢穴。后来经提高完善，便成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一个发 展。这个对十月革命模式的肆意篡改使斯大林极为恼火，他不能容忍以离经叛道的 新模式来削弱十月革命唯我独尊的地位，同时，他根本不能相信一个以农民为主体 的在农村占山为王的党(虽然也叫共产党)所进行的斗争可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同 时，共产国际在批判“中国中心主义”时宣称：“中共还没有自己的列宁和斯大林 ”，只有接受苏联的具体指导，才能顺利地进行工作。很明显，这种“老子党”乱 操指挥棒的态度同样地不可能得到毛泽东的认同。 二战初期，苏军的节节败退使偏居延安的中共毛派高干私私窃喜，他们甚至在共 产国际驻延安代表面前都掩饰不住幸灾乐祸的讥讽态度。希特勒替毛泽东出了一口 恶气。 摧垮以王明为首的“莫斯科派”的延安整风，除了党内权力之争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彻底摆脱斯大林对中共的影响，并向莫斯科发起权力挑战。在总结整风运动 的中共七大上，刘少奇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可喜榜样”。他更 明确地指出：“毛泽东思想……对各国人命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 事业，作了有益的贡献。”刘还指出：中国不仅是亚洲和非洲反对帝国主义的先锋 ，而且还是亚洲和非洲反对帝国主义革命的领袖和思想上的导师。 对于一个否定十月革命道路普遍意义的叛逆者毛泽东，对于一个尚未取得政权便 向莫斯科争夺领导权，自封为亚洲领袖的野心家毛泽东，对于一个急于投入美国怀 抱，甚至打算抛弃共产党名称的骑墙派毛泽东，斯大林当然不会青眼有加。 同样，对于一个对中国事务从来颐指气使的“老子”斯大林，对于一个拒不给予 军援，甚至劝阻共军越过长江、主张实行“南北分治”的斯大林，对于一个全世界 最后一个从蒋介石政府撤离大使馆的“拥蒋派”斯大林，毛泽东自然也不会热情拥 护。 可以说，从三十年代起，毛斯之间便存在一种隐忍不发心照不宣的冷战状态。三 十年代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不失为一个简单明了的旁证。斯诺问：苏维埃中国不会 受莫斯科控制吗？毛泽东答：要是出现那种局面的话，那么“把铁路修到火星上去 也有可能了”。 三 一九四九年底，在刚宣告夺权胜利之后，毛第一次赴苏。他特地赶在斯大林七十 寿辰之前抵达，以示对斯大林的谦恭、祝贺。只要多少了解一些毛斯冷战史的人， 都会估计到这两位老对手第一次握手的场面绝非双方宣传媒体所渲染的那般纯洁伟 大。 对于斯大林来说，中共的胜利，不过是他统治下的共产世界扩大了版图。而对于 毛泽东来说，四九年十月的礼炮，不仅确认了他对中国的统治，还同时确认了他对 一切非欧洲国家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这是斯大林不能允许的犯上作乱。他绝不会忘记，就在与毛泽东握手的一个多月 之前，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毛的副手刘少奇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联会议上又一次公 开发出了这种挑战：“中国人民……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苏联发言人则根本不同意“中国道路 ”的独创性，而是强调苏联的榜样和援助。) 上等的白兰地、葡萄酒不能掩饰斯大林的冷漠和居傲。 斯大林看来是故意让毛泽东坐冷板凳，不仅不尽快安排实质性会谈，甚至避而不 见，把毛晾在莫斯科达数十天之久，而且“接见”前让毛在走廊里等了数小时。这 在国家元首交往史是罕见的冷遇与侮辱。 毛泽东屈辱地在苏联呆了九个星期，结果忿懑而归。在这场讨价还价之中，他得 到了一笔小小的三亿美元的有息贷款。无论与美国给蒋的援助还是与苏联给东欧卫 星国的贷款相比，这都是一个极小的数目，甚至比给波兰的贷款还要少，只相当于 抗日战争末期苏军从东北抢运回国设备物资的三分之一，或相当于毛原来期望的十 分之一弱。此外，还收回了俄清共管的中长铁路产权。他付出的却有：承诺苏联继 续控制大连和旅顺直至一九五二年(事实上是到一九五五年)；承认一直被视为中国 版图的外蒙古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并含蓄地承认外蒙古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 毛泽东别无选择，他已经走上了一条投靠苏联而反对美国的道路，他已经失去了 美国。 第一次莫斯科之行深刻地教训了毛泽东：没有实力地位，向斯大林挑战的结果只 有自己反遭其辱。他冷静地收敛了自己的野心。作为一种使斯大林放心的策略，他 开始“语调缓和地宣称自己是个普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九五一年《毛泽 东选集》出版前，他甚至要求斯大林派一名显赫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到北京来审查 该书。”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毛泽东发去唁电，盛赞这位专制暴君是“当代最伟大 的天才”；但他并不飞到莫斯科去参加葬礼，成为共产党阵营中唯一没有参加葬礼 的领袖。据美籍澳裔中国问题专家罗斯·特里尔分析：“两方面的反应都是至关重 要的。毛泽东一方面赞扬了斯大林，另一方面，他觉得只有他能够有资格成为世界 上的下一个斯大林。毛泽东没有参加葬礼，以此把他的地位抬到了现存的苏联集团 的其他领袖之上。” 特里尔的分析并非臆断。三年后，当赫鲁晓夫发动了对斯大林的毁灭性批判时， 毛泽东成了已故对手的最有力的保护人。他当然要保护斯大林，因为他是斯大林所 有政治遗产的继承人。他是斯大林之后的斯大林。 伸手要钱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无疑给个性倔强的毛泽东留下了永生不忘的伤痕。 他牢牢记住了：共产世界盟主地位的取得，除了对马列主义的捍卫和发展要不断作 出理论贡献，还必须具有国家实力。斯大林之死及时给他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机会。 纵观社会主义阵营领袖们，有谁比他更具备盟主条件呢？马林科夫吗？用毛的话来 说，他不过是一个致祝酒词的角色。铁托吗？骨头倒有一根，只可惜和众兄弟都闹 得反目成仇，南斯拉夫毕竟是一个小国。而且，对马列主义作出过如“亚非革命道 路”之类发展的，除了毛再无他人。 命运之神又在向毛发出微笑了。 同时，经济实力成了毛坚定不移的战略目标。必须赶在权力真空未及填补之前增 强实力，以摘取那暂时闲置的盟主皇冠。 ——于是有了十万火急的合作化运动，于是有了迫不及待的大跃进，钢铁狂热… … 四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当毛泽东第二次出访苏联时，天下大势已今非昔比。“……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一位圣主已不复存在。当今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任何一位领 袖都不能在毛泽东面前表现出高一等的架式。”七年之间，毛泽东在朝鲜半岛与美 国人直接对抗，并赢得了胜利；短短两三年时间里完成了工农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取得了征服资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毛还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了人民内部 矛盾问题，并不失时机地镇压了不同政见者。第一件事是斯大林所不敢做的，第二 件事是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做得彻底迅速的，第三件事乃是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领袖都显得更加开放而实际上又更加铁腕的。一系列的成功和胜利，使毛泽东在失 去盟主的共产党世界大放光彩。在莫斯科机场上，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里，在红场 的检阅台上，毛泽东始终于赫鲁晓夫比肩而立，时而握手拥抱，十而接耳私说。两 位新盟主候选人的魁梧身材和宏伟气魄，一时间成为全人类目光的焦点。 对于自己即将接受的这半个世界，毛信心百倍。他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东风 压倒西风”。他无比珍视这半个世界，他呼吁团结，呼吁对帝国主义世界坚决斗争 ，他与赫鲁晓夫互谅互让，最后签署了一个双方都比较满意的大会决议。在这次会 议上，毛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正象某些东欧人后来抱怨的那样，所有的 线都由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牵动着。” 毛泽东还极其明智地尊推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头”(三年后，一九六零年第二 次莫斯科会议上毛仍然坚持这种策略)。因为要大大增强中国的实力，毛还需要时间 。“正如许多观察家所认为的，这很可能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准备 在有朝一日中国人足够强大时宣布他们自己掌握领导权。” 就是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一个上台不久，急需“政绩”以巩固权位的赫鲁晓夫 提出“十五年超过美国”，一个同样急需“政绩”以摘取盟主皇冠的毛泽东也毫不 示弱地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表面看来，这是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为了增强社会 主义阵营的实力而进行的一场勇敢的冒险，但实际上是一场争夺霸权的激烈角逐。 准确地说，他们的对手并不是英国和美国，那不过是一个方便的中介，他们的对手 就是对方。 事实很快就证明，这种以争夺共产世界领导权而不是以真正发展经济为最终目标 的权力竞赛给中苏双方都造成巨大损失。毫不奇怪，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对手 最理解对手，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看得入骨三分。他在下台后与世无争因而没有必要 撒谎的回忆录里，他说道：“毛(发动大跃进)的目的很明显：他想如果他能够在五 年内与英国并驾齐驱而且开始赶上美国，那他就能够把列宁的党远远抛在后面而且 超过苏联人民自十月革命以来的取得的全部进展。 “‘大跃进’……是毛泽东本人的发明创造。他想表明可以用中国的特殊办法来 建设社会主义。他想使世界——尤其是社会主义世界——对他的天才领导水平留下 印象。 “多年来，毛泽东一直摩拳擦掌。他一直在寻找机会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 知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向苏联挑战。 “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体领导中拒绝接受平等的伙伴关系。他要别人承认 他的盟主权。” 大跃进运动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化达到辉煌的顶峰。这一伟大创造， 使毛泽东与苏联争夺霸权的时间表可以大大提前。当共产主义社会对于第一个社会 主义国家还仅仅是遥远的未来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摸索出了一条超越经济发展阶段 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捷径。这无疑是毛泽东对于马列主义的又一光辉发展。稍 一思索，明眼人都会看到，只要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作法，都被毛自吹为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发展。在一个连工业化都没有实现的 落后农业国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是活见鬼吗？毛泽东并不怕理论困扰。作为一 个以强大权力为后盾的“理论家”，他向来是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他干脆撕下 伪装，径直向马克思挑战便是。毛泽东写道：那些反对人民公社的人竟拿出马克思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总结出来的科学原理作为反对我们的法宝。难倒你们没 有被这法宝吓倒吗？在党代会上，他又说：马克思也是人，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 和一个大脑，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他的脑子里多了一些马克思主义。马 克思不是没有干过革命吗？在这方面难道列宁没有超过马克思吗？他进一步说道， 马克思从来没有搞过象中国这样伟大的革命，所以我们的作为已经超过了马克思。 当时，也许只有赫鲁晓夫等苏共首脑人物洞悉毛泽东的算盘：超过死去的马克思 、列宁是假，超过苏共是真。几年间便要进入共产主义的中国着实使赫鲁晓夫恼火 。因为苏共内部确定：苏联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用十二年时间准备，于一九七零年 才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急不可耐的野心使赫鲁晓夫大为光火，他立即指示有关部 门：“让中国同志在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件事上对对表，不要单独宣布，要和 苏联统一一下步子。” 赫鲁晓夫当然不只是说说而已，早在打招呼要“对对表”之前几个月，苏联已经 在人民公社问题上施加了压力，其顶点是赫鲁晓夫决定要召开一个特别代表大会， 把毛泽东的思想纳入正轨。毛泽东亦意识到，苏联的经济援助是至关重要的，他现 在还不能和赫鲁晓夫闹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到一九五八年底，大跃进、公 社化的灾难已初见端倪。他开始小心翼翼地退却。在年底的武汉会议上，毛反复表 示，要让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即使我们已经具备了进入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 和精神条件，也应当由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 也过，最多比它迟几年。可是一定要让它先过，否则苏联脸上无光，全世界无产阶 级脸上无光，对我们也不利。 五 对毛泽东的退却，赫鲁晓夫亦报以和解姿态。在此之前，苏首席哲学家斯坦波尼 扬曾提出过一个对中国暗含威胁的主张：欧洲共产党国家作为一个集体首先进入共 产主义，其后，亚洲的共产党国家最好也一起进入共产主义。言外之意是苏联干脆 不管中国，只照顾欧洲一摊，而中国还要拉扯上北韩北越。既然毛已经让步，赫鲁 晓夫便和事佬似地推翻斯坦波尼扬的主张，提出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差不多同时 进入共产主义。这一在中国大跃进面临破产之际提出的“休战”方案，后来被中共 称之为赫鲁晓夫对马列主义的唯一的“创造性”贡献。“此外，赫鲁晓夫可能希望 ，毛泽东作为国家首脑引退的决定，最终在武汉会议上得到批准，并在随后公布， 这将预示着毛泽东本人以及苏联感到非常不合口味的毛的观点的地位在下降。” 但幸灾乐祸的赫鲁晓夫还是实在忍不住照着刚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毛泽东打了 一枪：他向一个“帝国主义”的首要分子——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后出任副 总统)表露了他对人民公社的肆无忌惮的嘲笑。这个著名的嘲笑很快传遍世界，广为 人知。毛不会忘记在他倒运之际的这一箭之仇。 虽然毛泽东处心积虑地和苏联争夺共产世界的领导权，但苏联远胜于中国的实力 地位使赫鲁晓夫有恃无恐，不过严加防范而已。他的对手是美国。一九五九年夏， 赫鲁晓夫出访美国，他把这次出访视为苏联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所谋求的， 是苏联作为一个和美国平起平坐，并驾齐趋，共同裁决国际事务的权力。缓和将提 高苏联的国际地位。 就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中印之间爆发边境冲突。苏联不顾中国人的阻止，发表 了一个塔斯社声明，不偏不倚，一反过去偏袒共产党国家的惯例。这个声明显然与 中国“资产阶级的印度政府挑起冲突以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之立场根本不同，引 起了毛的愤怒。后来中苏双方都把发表这项声明作为中苏不和的开端。赫鲁晓夫所 关心的，是缓和决不能被破坏，中印边界争端之类“节外生枝”的事件会给他的美 国之行造成损害。四年之后，俄国人指责中国人抱着破坏和平共处的目的，于赫鲁 晓夫访美之前挑起了同印度的武装冲突。在回忆录里，赫鲁晓夫写到：“我认为， 毛挑起中印争端仅仅是为了把苏联也拉下水。他想逼着我们处于被动，除了支持他 之外，别无选择。他想由他来决定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虽然似乎没有什么材料可 以证实他的臆断，但这段话仍然准确地暴露了中苏之间的微妙状态。而且，事后美 国方面的反应也证明了赫鲁晓夫的顾虑，虽然美国之行没有告吹，但美国国务卿赫 特声称，只要苏联自称是共产主义集团的领导者，就应当对中国的举动负有一定的 责任。这使赫鲁晓夫感到十分尴尬，他早已意识到，苏联已经无力去约束中国了。 从美返苏之后，赫鲁晓夫在机场换了一架飞机便直飞北京。表面原因是参加中国 国庆盛典，但兴师问罪之意不可掩饰。在到达当晚的宴会上，赫鲁晓夫一方面赞扬 美国人要缓和，一方面尖锐攻击了希望“用武力来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稳定性”的人 (按照后来中共声明，“全世界都公认这是含沙射影地指中国在台湾和中印边界问题 上‘好斗’”。赫鲁晓夫还谈到苏联和美国是对世界和平共同负有特别责任的两大 强国，这尤其激怒了毛泽东。 次日盛典，休战。十月二日，中苏双方排开强大阵容，结结实实面对面大吵一架 。 毛泽东的态度则升级到赤裸裸的警告：“一天，在下午用茶点时，毛泽东问赫鲁 晓夫：有多少征服者入侵过中国？紧接着，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有很多，但最 后中国人把他们同化了。不一会儿，赫鲁晓夫就知道毛泽东到底想说什么了。毛泽 东又说：想一想吧，你们才有二亿人口，而我们都有七亿。” 六 从此以后，中苏双方利用一切场合、机会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表面上焦点集中于 对于国际形势及“美帝国主义”的分析判断，但骨子里仍然是老一套：争夺领导权 。赫鲁晓夫多次地采取了与美国合作主宰世界的策略，轻而易举地把中国排斥在世 界权力结构之外，这使毛泽东争夺共产主义世界领导权的努力遭到挫败：在国际领 域，毛是没有多少资格去与美国周旋的。毛愤怒的反击便是更加猛烈地攻击“美帝 国主义”，用尽一切力量破坏缓和，以此来打击苏联，提高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 位。一九六零年一月十四日，赫鲁晓夫提出全面裁军建议，中国随即正式表示欢迎 ，说它证明了苏联爱好和平并具有自信心。几天后，多半是在毛干预之后，人大常 委会通过一项决议，强调“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及其代表签字，任何一 项国际裁军协定对中国都没有任何约束力”。大约半个月后，在六零年二月初召开 的华沙条约国高级首脑会议上，中共观察员对这一决定作了辩解，其关键理由是： 美国“在国际问题上采取歧视态度来对付我国”。谁都明白，美国不过是个方便的 靶子，真正使毛决心给缓和捣乱的，是在进行权力再分配时苏联撇下了想与之平分 秋色的毛泽东中国。 毛泽东决心捣乱到底。六零年四月十六日，《红旗》杂志以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 年为由头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的大块文章。中共后来承认，发表此文的真正动 机，是反对即将在巴黎召开的四国(美、苏、英、法)首脑会谈。后因苏击落U—2飞 机，会谈流产。文章猛烈地攻击“美帝国主义”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铁托，实 际上隐藏在这两个活靶子后面的是赫鲁晓夫。针对缓和，文章重复了毛泽东对于核 战争的看法：“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们相信，正如 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补偿的。胜利的人民，他们在 帝国主义者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 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这段话无疑会使人回忆起毛在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上的一段血淋淋的令人震惊的话 ： “……问题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 ？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帝国主 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 根据毛多次同外国政治家谈论这一话题，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猜测：为了争夺世界 霸权，这位权力狂人是不惜把全人类拖入一场毁灭性的核大战的。他不仅认真地反 复思考了这几乎不可想象的图象，而且在后来还认真地做了准备：中国党政军高级 首脑(军区司令一级以上)皆修筑了防御核攻击的可靠的地下避难处。当然，在发表 “列宁主义万岁”时，他手中还没有原子弹，除了给缓和拆台，他还想取代苏联， 成为马列遗著的首席解释人。麦克法夸尔指出：“在此之前，中国的理论分析不是 被说成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探讨(如一九五六年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两篇文章)， 便是只与中国本身有关(如一九五七年毛的矛盾问题讲话)。但到这时，中国开始坦 承分析时代本质和为世界范围阶级斗争提出结论的最基本的理论任务。假如不遇到 挑战，北京将取代莫斯科成为共产主义正统理论的中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罗马 。而这是赫鲁晓夫所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继续猛烈进攻，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二十天后，在北京召开的为共产党 控制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全体会上，中共不仅“以其他共产党代表吃惊的狂热劲”攻 击东西方缓和的观点，而且召集与会的共产党代表开了一个特别会议，企图改变世 界工联政策。这些举动，使中共最终失去了“克里姆林宫中那些同意中国对赫鲁晓 夫的外交政策进行批评但不准备让出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的成员的 同情。”因为问题起来越明白：这并非是一场理论之争，而是一场隐蔽在理论旗帜 之后的权力之争。 除了猛烈反击，赫鲁晓夫已别无选择。“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再继续信任中国 人，我们简直就是傻瓜了。”“用孩子般的天真烂漫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是越来越不 行了。我们再也不能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感庆幸了。”罗马尼亚共产党布加勒 斯特会议专为中苏分歧而举行了三天秘密会议，除了阿尔巴尼亚，所有与会的共产 党都攻击中共。不到一个月后，经济压力接踵而至。一九六零年七月，苏联撤回了 在中国的全部一万多名专家，几百个协议与合同自然随之停止执行，这使中国遭受 了巨大的损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