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解、渐进变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周 舵


  在“六·四”事件四周年之际，我想以一个中国大陆持不同政见者的身分，并代
表一批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向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讲几点意见。
  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许多中外人士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似乎还停留在一九八九年
之前。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十分稳固，因此，为推进中国的民主
，一切有助于动摇、瓦解共产党政权的言论行动都予以鼓励。然而，一九八九年发
生了“六·四”事件，随后又发生了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中共政权的合
法性几乎丧失殆尽，其生存环境大为恶化，中国人民、包括中共党员和干部对共产
制度的信心彻底动摇，因此，我们认为在邓小平等一小撮中共元老死去后，一党专
政不可能再维持下去，所谓“新权威主义”的邓小平路线在邓死后走不通。这也就
是说，邓以后的中国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态，不是不发生政治变革，而是这个变革
的速度可能会快到任何人都控制不住的程度。变革是好事，太快的变革则不然。邓
强调“稳定”的重要性，这并没有错，他显然察觉到了社会大动乱的致命威胁；然
而，他开出的药方却是错的——他认为求稳定的唯一办法，是全力维护一党专政，
这种根本拒绝任何民主变革的态度，恰恰是邓死后社会冲突和动荡的祸根。
  许多中外人士希望中国发生苏联式的激进的民主变革，我们同样不能赞成。邓以
后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变不可能，急变不可取。急变的结果，很可能并不是有权威
有秩序的、制度化的民主，而是多数暴政、暴民政治，是权威丧失、组织真空、秩
序瓦解，造成大饥荒、无法控制的犯罪和大规模流血冲突。有效治理国家的最重要
条件，既不是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杰出领袖，也不是广泛地动员民众，而是要
掌握充分的组织资源——政党、行政系统、军队，等等。由于人均资源、国民文化
教育水准、经济发展水平等等方面中国都无法与前苏联相比，苏联的政治变革模式
如果放到中国，共产党垮台之后很可能出现恶性争斗、组织真空和无政府状态，中
国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将会比苏联大得多——大到中国人根本付不起的程度。请想
一想黄河——那条高出地面几十米、每到汛期都不得不动员几十万民工上堤防汛的
地上河！想一想中国的十一亿五千万人口只占有十四亿亩耕地(人均六分之一英亩多
一点)！中国人怎能经受得起哪怕是不太大的社会失序？
  因此解救中国未来危机的唯一出路，我们认为只有设法寻求全面的社会和解，寻
求一条“改变制度、保全组织”的渐进、有序、和平的民主变革之路。为此，我们
认为必须做以下几件事：
  必须敦促中共主动、及时地实行意识形态变革和有限度的政治制度变革，即，放
弃列宁主义，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承诺(而不是马上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开放基
层(县以下)政权的民主选举，释放政治犯，允许民间办报。不进行这些起码的民主
变革，贪污腐化、分配不公、道德败坏等严重社会弊病无法解决，未来中共必将与
社会各阶层发生不可调和的激烈冲突。
  必须说服中国人民、尤其是其中的激进民主派，在中共作出上述变革的前提下宽
容中共，给出路，给他们将功赎罪的机会，而不要一味地清算旧帐、惩办复仇。
  必须严重警告中国军方在未来的政治变革中严守中立，不要作任何一个政治派别
的工具，否则，必将造成军队的分裂和冲突，这是未来中国的最大祸害。因此，国
际社会应有足够的警惕和防范。
  总而言之，尽管目前中国社会看上去比较稳定，经济相当繁荣，但是，大多数中
国人对邓以后中国的前途充满不安和忧虑，“怕乱”是人们的普遍心态。作为持不
同政见者，我们的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情感上对中共专制政权极其憎恶，希
望它尽快垮台；另一方面，理性地正视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我们又深知不能不设
法寻求一条和解、妥协与渐进变革之路。否则，中国太乱，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灾
难，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一大恶梦，我们将竭尽全力担负起我们的责任，同时，我们
也强烈地呼吁世界上一切善良的人们真正了解我们、帮助我们，因为，帮助中国免
于灾难，也就是帮助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