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杂感

华 骅

 
  据报载，大陆著名演员赵丽蓉访问台湾，在答记者问时，脱口而出，称台湾人士
为“同志”。老太太急中生智，立即引用孙中山的话来圆场，摆脱了尴尬。读罢，
笔者除了敬佩赵丽蓉的机敏外，或多或少也引起一些杂感。
  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人来说曾经是“同志加兄弟”，转眼间变成
了“头号敌人及其仆从”。先是辩论对骂，后是兵戎相见。一九六九年，苏联“同
志”既用装甲车又用坦克，在飞机的掩护下从下米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方
向侵入珍宝岛，袭击中国的“兄弟”。毛泽东“同志”一下子被激怒了，警告苏联
“兄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于是，举国上下，怒
声四起：“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中国“同志”确实不是好惹的，自从“珍宝岛之战”后，一道无形的铁幕隔离着
“中苏兄弟”，老死不相往来。应该感谢戈尔巴乔夫，他风尘仆仆赶到北京，与邓
小平“同志”握手言和，从此中苏关系解冻，漫长的边境线也活跃了起来。苏联“
同志”知道大陆这边有“社会主义市场”，于是，跨境贸易，“出国旅游”，很多
“达瓦里希”(同志)竟成了“国际倒爷”。
  中苏边境开放后，中国“同志”也到莫斯科去倒货，倒钞，有些“同志”也倒人
。不少“同志”在莫斯科也是“同志”吃了“同志”的亏。有一次，一个广东人在
莫斯科问路，等对方指完路后说：“谢谢你，同志”。那个俄罗斯人转过身来猛击
一拳打在他下巴上，还恶狠狠地说：“你这个该死的共产分子，你的‘同志’让我
们处死了”。可怜的这个广东人根本不是共产党员，只是在火车上请教了两个词叫
“去吧去吧(谢谢)；达瓦里希(同志)”，他记不住，还用粤语写在手上背了几遍“
去吧去吧，打娃累死”。
  几年以前，大陆惯称“同志”，少有称“先生”者。这几年来，渐渐有了变化。
而这个演变过程，却令人啼笑皆非。文化大革命前，“同志”是最亲切的称呼，但
有极浓的政治色彩，不仅有同一理想和信仰，甚至如生死与共的同一战壕的战友。
文化大革命中，“同志”已不足为训，还派生出“革命同志”来。在那个日子里，
于“先生”则“非同志”，甚至是“资产阶级”的同义语。
  其实，“先生”的内涵或谓“父兄”，或指“老师”，或为“长者德者”，或是
对人的一种“敬称”。不同的时代，人们赋予“先生”不同的内涵，。至于“同志
”，其原意是指同一党派内志同道合的成员，孙中山遗嘱中所说“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即是。
  苏联和东欧国家，现在的社会主义已经破产了，因此，有些“同志”厌恶“同志
”，改口“先生”，这是不可非议的，因为“先生”、“同志”这些称谓都是一种
符号。但是，当东欧扬弃了共产主义之后，“先生”不见得比“同志”值钱。在柏
林布兰登堡门前，来自原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捷克的“同志们”都在这里
摆摊，他们专门出售“社会主义遗产”，比如苏联红军同志的帽子，东德警察同志
的靴子。可以这么说，这些“同志们”靠过去的“同志”来养活着。
  去年十一月，笔者到德国新闻局参加一项新文学研讨会。有一天傍晚，与贝特勒
教授一起光临一家在波恩的俄罗斯餐馆。餐馆门口挂着列宁、斯大林的巨大肖像，
墙壁上挂着苏联国旗。打开餐牌吓我一跳，第一页是这样写的：“列宁和他的同志
们穿过红场，走进我们的餐馆，喝了资本主义的COGNAC，社会主义的VODKA。我们受
莫斯科兄弟的排挤，只好西移波恩。尊敬的来宾，在此我们不改口称‘女士们，先
生们’，仍按老习惯称‘同志们’。同志们，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