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离广场 ——《末日幸存者的独白》连载之二 刘晓波 【编者按】本刊上期转载了刘晓波所著《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三章“绝食在纪念 碑上”的第一节“人群的诱惑”。现根据读者的要求继续转载。本期转载的是第三 章的第二节“撤离广场”，所记载的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至六月四日的事情。 大概是晚上十一点钟左右，“学运之声”广播站宣布在广场进行民主大学的开学 典礼，名誉校长严家其发表演讲。他讲话的中心内容是要求李鹏必须辞职，如果李 鹏还继续与人民为敌，必将要接受人民的审判。他最后说：“如果政府用暴力镇压 民主运动，我们将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来铸造中国的民主事业。”严家其讲完后 ，广场指挥部宣布了民主大学校委会的成员名单。我觉得现在还成立什么民主大学 有点儿滑稽。更荒谬的是我的名字也进了校委会。我在这之前从未听说过要成立民 主大学的事，更没有人征求过我是否同意进入民主大学，民主大学的办学宗旨我一 点儿也不知道。 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结束之后，“学运之声”广播站宣布：据可靠的消息，戒严 部队将于凌晨至四点钟之间进入广场。号召人们“血战到底”。大概是六月四日一 点钟左右，广场已经被戒严部队围住，官方的广播开始播放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 部队联合发出的“紧急通告”，大意是：现在，首都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为了保卫 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和共和国的首都，戒严部队将于今晚采取行动平息反革命暴 乱。为了保障广大市民的人身安全，特紧急通告如下：市民们不要上街，更不要去 天安门广场，凡是滞留在天安门广场的人必须立即离开……不听从劝告者，我们将 无法保证其人身安全，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 “紧急通告”一遍遍地反复播放，威严的语气和不容争辩的措辞令人生畏。广场 的四周不断地响起零星的枪声。我走出绝食棚，看见密集的人群正以最快的速度向 广场的四面八方疏散。客观的时间起码有十几分钟，但我的主观感觉中仿佛仅仅是 一瞬，偌大的天安门广场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纪念碑附近的数千人。“看起来真 要动手了。”我在心里重复着这句话，第一次真切地感到可能随时面对全副武装的 军人，面对棍棒、刺刀、催泪弹和枪口。可是，也许由于突然逼近的危险使我惊呆 了，也许因为亢奋的大脑还没有转过弯，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恐惧，也不想找他们三 人商量一下，看看究竟怎么办。我呆呆地站了足有十几分钟，毫无感觉地回到绝食 棚中。 周舵和侯德健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慌失措的感觉，似乎我们是处在一场血腥大战 的最安全地带。但是，不断地有人进来，描述着外面令人恐惧的气氛。我听了这些 感到应该做点什么，但又的确不知道要做什么。索性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但是， 一躺下又觉得危机四伏，很不安全。绝食棚附近的纠察线已经没有了，绝食棚也再 不是难以接近的“圣地”。人们进进出出，传递着各种消息。几个一直守在门口的 纠察队员象宣誓似地对我们说：“四位老师，万一发生危险，我们一定保证你们的 安全。要是死也死在一起。” 六月四日二时左右，“学运之声”广播站传出了吾尔开希的声音，他号召人们坚 持到底，并发誓说：“只要我吾尔开希有一口气，就要坚守广场。我与广场共存亡 ……”突然，他的声音中断了，我猜想可能又是心肌炎犯了。他经常在公众场合犯 病，讲着讲着便突然语塞，手捂胸口作快要晕倒状，于是马上有人搀扶他，踉踉跄 跄地被扶上担架抬走。果然，十几分钟后，吾尔开希躺在担架上，被抬到我们的绝 食棚的东侧。刘燕来到绝食棚中，贴在我耳边说：“开希来广场，本想在危险的时 刻肩负起领导学运的重任，可是他绝食后身体一直不好，又犯病了。他让我来叫你 和德健，他有话跟你们说。”我说：“刘燕，你我都知道开希的犯病是怎么回事， 我也知道他想说什么。现在我没什么要说的。开希病了，你快找人带他去医院吧。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吾尔开希被抬上一辆救护车，离开了广场。此时，离开戒严 部队进入广场还有两个小时左右。 这时，广场上靠近天安门的西南侧的长安街上，有坦克和军车被点燃，火光映红 了大半个天安门，不断地听到一阵阵枪声，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仍然在一遍遍 地播放，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凌晨两点多钟，几个纠察队员拿来了饮料、面包、 苹果、香肠、油饼等食品，劝我们吃一点儿。显然，今晚的清场确定无疑，再绝食 已毫无意义。高新、周舵和侯德健都吃了些东西，我没吃。不是因为要继续绝食， 而是吃不下，没心情吃。但是，我们四人并没有商量一下究竟怎么办。有几个学生 劝我们尽快撤走，他们的理由是：你们四个人不是学生，而是被官方指责为“黑手 ”式的人物，一旦被抓住，肯定倒楣。而且，纪念碑肯定是清场的主要目标，绝食 棚里太危险。我说：“来了就要坚持到底。要撤也只能与学生一起走。” 凌晨两点半左右。邵江全身颤抖地找到周舵，向他们详细叙述了广场外发生的令 人恐惧的场面。他说：“周老师，你们想象不出有多可怕。求求你们想想办法，救 救广场上的学生们。现在，只有你们四位老师能做到。”邵江边说边流泪。时至今 日，我们四人仍然感谢邵江，是他的请求打动了我们，之后才有组织学生撤离广场 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六四”那天晚上的天安门广场的幸存者都应该感谢他 。同时，一名医生也找到了侯德健，建议由我们组织学生撤出广场。 邵江的亲身经历和恳求使周舵感到了局势的危机，全副武装的军队进入广场所可 能造成的流血，使周舵下决心组织留在广场上的人和平撤离。周舵知道我易激动、 脾气倔，难以被说服。所以他先找到高新和德健，说服他俩同意组织和平撤离。他 俩被说服后，他们三人一起来说服我。开始，我坚决反对。我有些结巴地说：“都 什么时候了，还要撤？撤得成吗？”我还陈述了不撤的三个理由：一、广场已经被 戒严部队死死围住，根本无路可撤。撤离并不能减少危险，还不如留下来等待戒严 部队清场。二、那些害怕的人早走了，现在留在广场上的人都是准备以死相拼的人 ，要说服他们主动撤离广场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三、我们四人不是学生领 袖，更不是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成员，由我们四人提出撤离、组织撤离，既不名正 言顺，又要被指责为懦夫。要组织撤离也应该由广场指挥部出面。他们三个人都反 对我的主张，认为无论如何要以数千人的生命为重，有一线希望就要做一百倍的努 力，即使承担懦夫的恶名也要组织撤离。 尽管他们没有完全说服我，但我觉得他们说得有一定道理。更重要的是，绝食是 我们四个人的集体行为，不管我赞成与否，都应该尊重他们三个人的意见，少数服 从多数。所以我同意撤离。 接下来是商量怎样才能使和平撤离成功，怎样做最安全 最有实效。十几分钟后，我们四人就统一了看法：一方面派人找戒严部队谈判，让 他们为撤离开出一条通道，可能的话，让他们延迟清场的时间。另一方面，动员广 场上的坚守者交出他们手中的枪、棍棒、刀、酒瓶和自制燃烧弹等可能导致暴力对 抗的武器，说服学生和市民撤离广场。正在商量时，“学运之声”广播站传出柴玲 的声音：“……现在，已经到了最严峻的时刻。愿意离开广场的人可以离开，不愿 意离开的人就和我们一起留下来，坚持到最后，用生命保卫广场，包围这次民主运 动。”听到柴玲的话，我感到组织撤离必须要说服广场指挥部，如果他们不配合， 撤离是不可能的。我们商量决定去广场指挥部。 我们四人到了广场指挥部，向柴玲、李禄、封从德说明了来意。他们同意撤离， 但不同意和我们一起去找戒严部队谈判。我们只能自己去。我们通过“学运之声” 广播站向全体坚守天安门广场的人和戒严部队发出和平呼吁，希望马上进行谈判。 幸运的是，我获得自由回到北京后，得到一盘当时的现场录音带，上面记录了当时 的情况。 录音者：广场指挥部发布最后一道命令，让同学们全部聚集到纪念碑上，全部聚 集到纪念碑上。 学运之声主持人：同学们不要放鞭炮了，不要放鞭炮了。不要制造混乱，不要制 造混乱。 柴玲：工人可以撤下、市民可以撤下。同学们绝不撤下。同学们不要再留市民， 不要再留市民。 学运之声主持人：同学们迅速聚集到纪念碑上。在最后一刻，我们将作为人民英 雄永垂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柴玲：愿意撤离的同学，你们可以去发动，有组织的有秩序地往一个方向撤离。 不愿意撤离的同学，你们可以继续坚守广场。不愿意撤离的同学，可以坚守广场。 (录音带插话：这是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香港人：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的敌人不是军队，而是我们政府。我希望大 家要谨慎(录音者插话：这是香港同学在讲话)。我们香港同学谢谢你们。一起守护 着天安门，一直到胜利，我们香港同学支持你们。 柴玲：(保卫天安门)广场统一指挥部发布第五号最严厉的命令：请所有的手中有 棍棒、瓶子、砖头、甚至燃烧弹的同学立即放下这些徒有虚名的武器。你们知道吗 ？在西长安街上，已经是尸体遍地，血流成河，被杀的、被打的都是那些投掷东西 的人。你可以、你可以扔东西，作为你个人，而你想到(没有)只要你一仍，所有的 同学都要牺牲。 周舵：呼吁你们立即派代表到天安门广场到纪念碑上，到我们的营地来举行谈判 。我们负责说服全体同学立即撤离广场。请你们立即派代表来举行和平谈判，我们 负责动员全体同学撤离广场，以避免大规模的流血。请迅速传达我们这个紧急呼吁 ，由我们四个人去和你们谈判也完全可以。 刘晓波：我呼吁你们马上派代表到纪念碑上进行谈判。必要的话，我们四人可以 前往军营，前往戒严部队指挥部进行谈判，进行谈判，谢谢！(录音者插话：刚才是 刘晓波代表绝食的四个人侯德健、周舵、高新来就谈判的形势讲话)。 学运之声主持人：广大的市民们，同学们，下面请一位市民的见证人给大家讲几 句话。 一位市民：广大市民们，我作为一个北京市民向广大市民讲几句话。我向广大市 民呼吁。刚才我从永定门来到天安门广场，从这条街来讲哇，已经死亡了十几个人 。我作为一个辛存者，手已经割伤了。希望广大市民们放下手中的东西，在街上静 坐。我估计、我认为吧，士兵们也不会向广大市民开枪。不要再有过激的行动。谢 谢！ 上面的录音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当时广场上的人的情绪。我们四人还呼吁大学生马 上行动起来，各学校组织好队伍，市民可以插在各学校的队伍中，准备撤离。如果 谈判成功，广场上的人就可以马上撤离。但是，从内心深处讲，我感到和平撤离的 希望不大，因为我们四人还没有完全说服广场指挥部的人。“学运之声”的基调不 是撤离，而是坚守。在我们呼吁时，不断有人骂我们是懦夫、胆小鬼。 在派谁去谈判的问题上，我们四人争执起来。我提出：“绝食由我发起，我必须 去。另外，德健一定要去。他知名度高，安全系数大。”他们三人坚决不同意我去 ，主张让周舵去。因为周舵的长相和为人都比较平和。处理问题比我冷静、理性， 而我去则容易激化事态。最后是周舵说服了我。他说：“晓波，我们四人中，你和 德健的知名度最高，而你在青年大学生中的威望更高，我和德健去谈判，可以增加 安全感和成功率。你留下来和高新一起劝学生，效果肯定比我留下来好。”就这样 ，周舵和德健去谈判，我和高新留在纪念碑上劝学生。 周舵和德健穿上医务人员的白色衣服，在两名医生的陪伴下，打着一面红十字会 的旗向天安门方向的戒严部队走去。望着他俩一阶阶走下纪念碑的背影，我的心一 阵阵揪痛，我不知道他俩这一去能否活着或完整地回来，戒严部队的枪口是无情的 。如果他俩遭到不幸，我就会背一辈子负疚的十字架。因为是我把他俩带入危险之 中，没有我的发起绝食，他俩无论如何不会置身于这么危险的情境之中。我突然后 悔发起这次绝食，更后悔不该让周舵去谈判。“万一、万一、万一……”我在心中 反复重复着这个词，呆呆地站了好长时间，直到他俩的背影消逝。 泪水已经浸满了我的双眼。能够减少他俩危险的和能够缓解广场上的紧张气氛的 唯一行动，就是尽全力说服留下来的学生和市民。我和高新拎着手提式扩音机，在 几名纠察队员的保护下围着纪念碑转，声泪俱下地说服学生和市民交出手中的“武 器”，按校组织起来，准备撤离。我没想到，说服的效果很好。学生们纷纷把手中 的“武器”放到一起，集中在纪念碑的最上层，再由几名纠察队员将这些“武器” 送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在我和高新说服学生时，人群中也不时地传出“不撤！” “我不怕死！”“懦夫！”“学贼！”的叫喊。还有人哭着嚷我“混蛋”。 学生们手中的“武器”收得差不多了，但市民手中的“武器”缴上来的不多。两 个学生急匆匆地找到我，对我说：“那边有两个人架一挺机枪，准备和戒严部队拼 命，谁也劝不动他们，谁靠近机枪，他们就要谁的命。刘老师，只有你去劝了。” 我跟着两个学生来到纪念碑上最上层的西南角。果然见两个市民模样的人，分坐在 一挺重机枪的两边，机枪上蒙着一副棉被，枪口和枪把露在外面。他俩每人手拿一 根铁棍，交叉着放在枪上。我向他俩走去，大约离他们两米左右，两人同时举起铁 棍，向我喝道：“你再靠近一步，我们就叫你脑袋开花。”我停住，对他们说：“ 我是北师大的教师刘晓波。”他们一听到我的名字，便放下铁棍站起来，其中的一 个说：“刘先生，我们正想跟你谈谈。”另一个人冲上来，一把抱住我，边哭边说 ：“刘先生，你们没看见，在广场外面，他们杀了多少人。这群野兽，我们跟他们 拼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就捞一个。刘先生，你能带头和他们干到底吗？反 正我们是豁出去了。” 我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枪一响，天安门广场将血流 成河。你们拼了命能打死几个戒严部队的人，而广场上是数千人的生命。要报仇， 这也不是时候。再说，这次运动一直采取和平的方式，面对残暴的政府，我们最有 力的武器和自卫方法，只能是和平。就算纪念碑上再有几把枪，也挡不住坦克和全 副武装的军人。” 他俩说：“和平，还他妈的哪来的和平。他们已经杀人了，不要和平了。我们为 什么还守着和平挨打。刘先生，我们应该好好谈谈。” 我说：“没时间谈了。要嘛你俩打死我，要嘛你俩把枪撤下来。”我说着痛哭失 声，跪在他俩面前说：“求求你们，为了广场上数千个年轻的生命，为了你们自己 ，我求你们把枪撤下来。”他俩一起跪下抱住我，失声痛哭，答应了我的请求。我 永远感谢这两位我既不知道姓名也记不住面容的市民，他俩也为和平撤离立了功。 但是，他俩的命运比我悲惨，也许现在还在狱中。我知道他俩肯定是作为暴徒处理 的。一九九一年一月份开庭审判我时，法庭宣读过他俩关于如何交出机枪的全过程 的供词。他俩的供词对减轻我的处罚非常有利。我今天的自由确实是用许多人的苦 难换来的。我衷心地祈祷他俩能早日获释。 他俩交出枪后，我和几个纠察队员把枪抬到位于纪念碑东南角的广场指挥部，把 枪交给了李禄，叮嘱他一定尽快处理。李禄开始想把枪藏在一顶帐篷下面，我坚决 反对。李禄只好叫来几个学生，把枪扔到纪念堂附近的树丛中。 我要过封从德手中的话筒，动员学生和市民准备撤离。正讲话时，一个市民模样 的人大喊着“学贼”冲过来，举起手中的铁棒向我砸下来。多亏身边的纠察队员用 身体保护了我，铁棒落在一个纠察队员的肩上，几个学生一涌而上，死死地抓住那 个人。那人哭着高声说：“你们撤了，我们怎么办？你们都是有身分、有名望的人 ，我们呢？要是被抓住，最惨的就是我们。反正好不了，还不如拼命。”尽管那人 对我发泄着怨恨，但我还是能够理解他的心情。进秦城监狱后就更理解他当时的情 绪。在处罚参与“八九抗议运动”的人时，学生从轻、知识分子从轻，市民从重， 大多数被处罚的市民都是作为暴徒。提审的公安人员在劝我悔罪时也说：“你是有 文化的人，和那些暴徒不一样。”在“八九抗议运动”中，最悲惨的是北京市民。 “六四”血案中的死伤者大多数是市民，因此而被枪毙、被判重刑的大多数还是市 民。王军涛和陈子明被判十三年，得到了世界和国人的关注，而那些被作为暴徒判 重刑的市民则默默无闻。更令人痛心的是，参加此次运动的北京市民大都动机很纯 正，毫无个人功利的考虑，而我们这些有名有姓的知识分子则满肚子花花肠，疑虑 重重，私心很重。与市民们的单纯和勇敢相比，知识界显得混浊而怯懦，但他们却 得到了国际声誉和大量的资助，还一个个地自视为英雄。 我正在继续动员学生和市民准备撤离时，又有一个学生来叫我，说纪念碑北面有 一个人拿着一把半自动步枪。我马上赶到，在两名纠察队员的帮助下夺下了那把枪 。我一时不知道往哪扔，交给别人又不放心。灵机一动：“砸掉枪”，我高高举起 枪，在纪念碑的石栏上使劲摔，边摔便喊：“我正在砸枪，想以此来证明我们的和 平的非暴力的宗旨，也证明政府的暴力镇压是法西斯行为。”枪很结实，震得我虎 口和双臂发麻，连续摔了不知多少下，枪才弯曲。这时，两名纠察队员从我手中接 过枪继续摔，直到摔碎。在我摔枪时，我的正面有一个外国记者拍照，刺眼的白光 照亮了纪念碑，我感到自己的成熟和力量。 摔完枪，几个同学又抬上来一箱自制燃烧弹问我怎么办。我说：“马上销毁，千 万不能落在激进的同学和戒严部队手中。”正忙着，侯德健和周舵谈判归来。他俩 说：“戒严部队同意我们和平撤离，让出广场的东南角。”我们四人马上去广场指 挥部向大家宣布谈判结果，并作最后的呼吁。下面的情况也是根据现场的录音整理 的。 录音人：现在时间是六月四日凌晨四点，现在广场上的华灯全部关闭，只有长安 街上的华灯依然亮着。 侯德健：我是侯德健，我们刚刚到了纪念碑的北侧，天安门前面的部队里面，我 们找到了部队的领导同志。我们希望不要再流血。他的番号是多少？团政委叫季兴 国，五一零四部队。团政委和我们接触了之后，他请示了戒严总指挥部，同意全场 的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全部撤出天安门广场。刚才是周老师和我一起去 的，请周老师也说几句。 周舵：同学们，我们现在少流一滴血，将来我们的民主、我们民主化进程就多一 分希望。我们在座的、在天安门广场的全体同学、全体市民都是我们民族的精英。 侯德健：请大家安静。 周舵：没关系。 录音者：在侯德健讲话的时候有两辆装甲车从历史博物馆由南向北开来。 周舵：我们已经答应戒严部队回来尽力说服同学们尽快撤离广场。我们建议现在 以各学校为单位，马上组织撤离工作。我们有秩序、安静的从南面撤离。现在是从 我们自身开始民主建设的时候了，少数要服从多数。 广场上的嘈杂声、掌声，有人高喊：“不撤！不撤！” 录音者：很多人对撤离广场还有争议。 刘晓波：我叫刘晓波。同学们，现在我们坚持的一贯原则是和平的非暴力，我们 希望用最少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民主、最大的民主。现在再多流一滴血都是对中华民 族的犯罪。刚才，侯德健、周舵已经向大家谈了，他们和戒严部队的谈判所达成的 协议与承诺。现在我们想争取民主，就象周舵老师所说的那样必须从我们每一个人 自身开始。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最民主的原则，这是最民主的原则 。希望、希望过激的市民们，你们能够冷静下来，你们冷静下来。这次学生运动离 不开你们的支持、你们的参与。你们今天留在广场，证明了你们的勇敢、你们的信 心。我希望你们冷静下来。你们已经为学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你们再牺牲我们于 心不忍。你们能够保存下来就是对中国民主最大贡献。市民同志们，希望你们冷静 下来，在天安门广场的这最后的关键性时刻，能够作一件具体的民主事情，少数服 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最后，我们呼吁，全体市民和学生们，不要再烧垃圾，不 要再加强广场的混乱。现在我们必须有秩序地、安全地、各校组织起来撤离广场。 任何牺牲在现在都是不必要的。特别是市民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冷静、冷静，少数 服从多数。你们今天如果能做到少数服从多数，全体大学生、全首都的公民们、全 中国人民会感谢你们，会感谢你们！ 封从德：大家安静一下。我们、我们现在把广场的决定权交给在场的所有同学。 但是我们目前已经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来统计、来统计票数。我们现在就用大家的 呼声来表达我们是留是撤的决定。这一次广场指挥部。……下面我们将说撤离、或 者说、然后说留守。我说撤离的时候，大家就喊……我数三下，我说撤离的时候大 家同意撤离的就喊撤离。再数三下，喊留守，同意留守的就喊留守。好，现在准备 由这个呼声来判断我们是撤还是留。这个表决过后，我们必须少数服从多数。同意 撤的喊撤离，一、二、三。 广场上的人群中发出“撤离”的呼喊。 封从德：同意坚持的喊坚持，一、二、三。 广场上的人群发出“坚持”的呼喊。 封建德：我们认为撤离的声音更大。现在我们逐步、准备有组织地、把大旗打在 前面，逐步有秩序地撤离。外校的同学和市民、工人、市民纠察队和工人、市民、 外校的同学都同北京的同学一道撤到海淀区去。 录音者：现在一位英国公民，英国路透社的记者正在录像。 广场上的人齐声高喊：“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 在封从德主持广场上的人就撤离问题表决时，柴玲趴在我的身上，不住地抽泣。 她最后趴在我耳边说：“刘老师，吾尔开希真是个王八蛋。” 广场上的人秩序很乱，还有些人坚持不撤。一位台湾记者正在采访侯德健。我对 侯德健说：“现在还有些人不愿撤，特别是那些过激的市民。我们四人再分工，分 头去劝。”德健说：“好吧。”我说：“你和周舵去纪念碑北边劝，我和高新留在 纪念碑南边劝。无论如何，我们四人一定要最后一批撤离广场。” 德健和周舵去了纪念碑北面。高新下纪念碑组织学生。纪念碑南面的人已经排好 了队，准备撤离。突然，广场上的华灯又亮起来，紧接着纪念碑附近响起了一阵密 集的枪声，子弹打在纪念碑上的大喇叭上，发出火花。三辆坦克车从人民大会堂由 西向东一直向纪念碑南侧驶来。枪声一阵紧、一阵稀，纪念碑上的喇叭被打哑了。 排成队伍的人群正向广场的东南角缓缓地移动。学生们不断地回过头，冲着坦克高 喊：“刽子手！”“法西斯！” 在我毫无感觉的情况下，七、八个士兵向空中鸣着枪冲上了纪念碑南侧，纪念碑 上的人已经没有了。我站在“学运之声”广播站旁边，想看看柴玲等人是否撤了， 我弯下腰，把头探进帐篷，已经空了。我刚刚直起腰，冰凉的、硬硬的枪口顶住了 我的后腰。我的身后响起了略带焦急的声音：“你还不快走，没时间了。”我被枪 口猛地推了一下，踉踉跄跄地下了纪念碑。由于没有心理准备，我下到最后一个台 阶时，差点儿摔倒。多亏我的学生王越红抱住了我。这时，我看见高新挥舞双手， 高喊道：“大家不要乱，手拉手一起走。”纪念碑南面的三辆坦克离我大概只有二 十几米，坦克上的士兵探出半个身子，头戴钢盔，手里拿着枪不断摆动，示意让学 生快走。坦克前面排成一队的士兵，他们挥着枪向学生们步步逼近，有的士兵高喊 ：“快！快点儿！” 不知为什么，我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撤离的学生和用枪逼学生们快走的士兵。 有的学生还往士兵这边吐吐沫。当三个士兵端着枪向我吆喝时，我才意识到必须走 了。这时，中国人民大学的于硕跑过来，拉起我的手说：“还不快走。”我刚刚走 了几步，猛地想起我的手提包忘在了绝食棚中，那里面有我的护照和其他证件，还 有两本记录朋友们的电话和地址的本子。我转过身，飞快地走上纪念碑，刚上到一 半，纪念碑上的一个士兵居高临下把枪口对准我说：“下去！”我说：“我的护照 忘在绝食棚中，请你允许我上去取。”士兵严厉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要什么 护照。下去，再往前走我就不客气了。”面对枪口，我感到凉气袭心，本能地向下 退。我的学生王越红和于硕又要上去和士兵交涉。那士兵大吼一声：“不要命了。 ”我赶紧拉住王越红和于硕。下了纪念碑，我劝她俩先走，我要去纪念碑北侧找德 健和周舵。我已经看见高新跟着撤离的队伍走了。于硕走了，王越红死活不肯走， 一定要留下来跟我在一起。 我和王越红没有跟向东南角撤的队伍走，而是逆着撤离的人群向纪念碑南侧走。 当我俩走到纪念碑的东北角时，最后一批从纪念碑北侧撤离的学生打着旗迎面而来 。围着纪念碑的铁栅栏和松树墙全部被踩倒，有的人也随之倒下。在纷乱的人群中 ，我一眼看见了侯德健，两个学生搀扶着他。我拉着王越红奔了过去。由于饥饿、 由于疲劳和紧张，德健休克了。我和王越红代替了搀着德健的两个学生，因为其中 的一个学生的脚已经负伤，连自己走路都非常困难。我和王越洪搀着失去知觉的德 健，想尽快撤出广场。但是，通向纪念碑东南角的所有空地都被戒严部队封死了。 士兵们端着枪，把企图向东南角走的人赶回来。我和王越红只好扶着德健，跟着留 在广场上的一百多个人向历史博物馆前的红十字救护站走去。 到了历史博物馆前，看见许多人躺在担架上，他们都受了伤，最重的腹部中了二 颗子弹。我向医生们讲了德健的情况。医生马上把德健安置在一个担架上，用毛毯 盖住了德健。在历史博物馆前大概能有二、三百人左右，所有的人都或坐或蹲在地 上，只有两个中年的医生在和戒严部队的军官进行交涉。一有人站起来，医生就用 手势示意让他坐下。医生还劝学生们不要喊口号。我半蹲在人群中，尽量使视线不 被其他人挡住。但我很担心，不知道周舵和高新是否安全撤离，中途会不会出事。 更不知道我们这些仍然留在广场上的人将是怎样的命运。 天完全亮了，一片狼籍的天安门广场上，除了戒严部队的坦克、装甲车和士兵之 外，已经没有其他的人了。士兵们用刺刀挑起各种废弃物堆起来烧掉，广场的上空 弥漫着烟雾，一些自行车也被投入火堆。纪念碑上和纪念碑的四周站满了全副武装 的士兵，几个肩扛录音机的军人录下广场四周和纪念碑的情况。有一个站在纪念碑 最上层的士兵打着“V”形手势。一辆坦克由北向南开来，碾过已成碎块的自由女神 像，向纪念碑的台阶上冲去，钢铁的履带砸在石阶上，发出巨大的声响。一个军官 冲着坦克喊了几句，坦克退下了纪念碑石阶。 我们这些聚集在红十字救护站的人被团团围住，一共三层包围线。第一层是手持 棍棒、没戴帽子和领章、穿着绿军装的士兵，这些人表情呆滞，有些人低着头，有 些人侧着头，似乎不敢正视我们。第二层是戴着透明面罩的防暴部队，第三层是荷 枪实弹的士兵。被包围在中间的人，都盯着正在和军官交涉的两位中年医生，谁也 不说话，再也没有人企图反抗了，只能等待戒严部队的安排。 我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了几口。内心的恐惧使我无法平静。刚才，在组织广场 的人撤离时，从未多想过。即使在枪声之后也没有恐惧，一心只想着怎样使学生和 市民尽快离开广场。但是现在，天亮了，枪声停了，面对那些面容无表情的士兵， 我忽然感到恐惧，即对未来的命运，也对刚刚在纪念碑上的滞留感到恐惧。万一有 颗子弹打中自己，不就玩完了吗？如果被打死又是为了什么呢？现在，如果医生和 部队的交涉失败，我们这些人肯定要作为反革命暴徒被押走，等待我们的不是死亡 就是监狱。还不如跟着那些学生们一起撤走。 正在胡思乱想，一位医生让大家站起来，四人一排，向广场的东南角走。刚走出 二十多米，前面忽然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队伍立即停止前进，所有的人都蹲在 地上。这场枪战持续了十分钟左右，是居民楼中的人在和北京公安局门前的戒严部 队相互对射，能清楚地听到玻璃的破碎声。 枪声停止后，我们又在原地待了一会儿，才继续向东南角走。我们的两边是近在 咫尺的士兵。我的上身只穿一件半截袖的青白色衬衣，感到从头到脚的冷，禁不住 颤抖。我身边的王越红问：“刘老师，你在发抖？是不是病了？”我没有回答她， 继续朝前走。我们这最后一批撤离广场的人，一迈出戒严部队的包围圈，上了前门 东大街，就开始喊口号，唱国际歌。路过北京市公安局前，许多人含着泪冲着戒严 部队喊：“刽子手！法西斯！血债要用血来还！”一个头缠白纱布的医生大声说： “你们这群野兽，连我们医生都打呀！”马路的南侧，挤满了围观的市民，有青年 人、老人、有妇女和孩子，他们哭着说：“你们没失败，你们是好样的。”“留得 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有人举起双手，打出象征胜利的“V”型手势。激愤、嘶 哑的口号声、《国际歌》声和沉痛、揪心、绝望的叹声混合在一起，给人以一种失 败的悲壮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