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寿出了陈胜、吴广 冷横眉 今年以来，仁寿县农民举行了数次抗税暴动。消息传到中南海，使中共高层感到 蛇分震惊。邓小平立即作了指示，他说：“如果九十年代中国爆发严重经济问题， 祸源必来自农业，而农业若出了状况，我们可能数年都翻不过身来。”陈云说：“ 农业衍生出影响全局的问题，是长期忽视‘无粮不稳，无粮不安’战略的结果。” 他还警告：“整个社会蕴藏着会引起连锁反应的因素，各种矛盾随时可能爆发。” 江泽民自知非同小可，此后无论大会，小会，开口必谈农业，他甚至惊恐万状地说 出了这样一句话：“仁寿出了陈胜、吴广！” 一条通不到“康庄”的大路 仁寿县位于成都之南两百多里，地处丘陵地带，人口一百五十多万，其中九成以 上以务农为生。这里地瘠人贫，交通不便，因此中共仁寿县委决定修建一条通往成 都的公路，取名二一三公路。公路长八十多里，估计费用需一亿余人民币，省里预 算同意每公里拨款十七万元，余者要求仁寿县自筹。仁寿县委经过研究，提出分段 承包，向仁寿县人民要钱。他们宣传说：这是一条通往富裕的康庄大路。 仁寿县的人民却认为：这一条路不仅通不到富裕的“康庄”，反而会使他们贫上 加贫。一条路，变成了导火索，引爆了长期积压在仁寿人心中的愤怒。 我作为报社记者，曾去仁寿采访过。我们驱车由成都出发，走了一段成都通往拉 萨的宽畅的公路，但再往南拐，道路就崎岖难行了，到处是碎石、荒草、土堆。本 来预计在这条“毛路”上走四个小时可到达仁寿，但还没有开两个小时，便遇到了 塌方，结果只能步行。后来好不容易雇到了马。到达仁寿时，已是大半夜了。是的 ，这里确实需要一条公路。但是，良好的愿望并不等于良好的结果。 祸源——贫、贪、暴 归根结底，祸源是三个字——贫、贪、暴。 四川曾被誉为天府之国。但我采访副省长张中伟时，他给我讲的第一件事，就是 四川怎么怎么穷。仁寿县的经就更难念了。一位县委副书记曾对我讲，四川穷，我 们仁寿就更穷了。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仁寿的官，就是叫花子，见到上面的人， 开口就要钱。省上烦我们、怕我们，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说到老百姓，那就更不 用提了。我曾在花房乡作过调查，一家人能有上百元积蓄的，仅占百分之十七。百 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身无分文，有的至今还没有房子，只能住在岩洞里。 在这种省上穷、县上穷、老百姓更穷的情况下，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良好的愿 望”，其负担超过了人民的承受能力，岂有不出事的道理？ 其二是贪。仁寿县的农民本来已很穷，但还得负担官方的各种摊派，其名目之繁 多，令人不耐。以这次摊派修路费为例，按照预算，平均每个农民要负担四十元左 右，但执行到区、乡、镇、村，层层加码，四十元就变成了七十元。老百姓对各种 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传言极盛。一位县城内的居民，向我诉说了负责公路修建的 干部的种种恶行。这个人自上任后，已盖了新房，儿子娶媳妇时，又大摆阔宴。这 位居民愤怒地问：他的工资不过那么多，这么阔气，钱从哪来的？还有的人对我说 ：他们贪污省上拨下的修路款，倒还罢了，连这么贫穷的农民的钱，也要吃，真是 丧尽天良到了肯骨头不吐渣的地步！ 其三是暴。依仗权力施行暴力，是中共对人民实行统治的最明显的特点，仁寿县 当然也是这样。为了从每个农民身上征集到修路费，任务层层承包，各级党组织都 把此当做“头等大事”来抓。有人向我讲到了谢安乡党支部书记张发中强征路费的 “恶迹”。该乡一家农户，家里仅有三斤米，被张发中搜出，也强行取走。这农户 愤怒不堪，和他辩理，说你把我这点米拿走了，叫我们一家老小今天吃什么？张发 中大怒，把她拖上街游斗，对这些“抗交修路费”者，甚至私设公堂，严刑拷打。 他说过一句使仁寿县农民极为愤怒的话：“找农民征税就象拔头发，拔一根痛，拔 一把也痛，那就拔它一大把吧！”所以，为征税款，仁寿县先后发生了数十起游斗 、毒打农民的事件，把农民逼到了不得不反的绝路。 农民英雄张德安 今年年初，仁寿县爆发了第一次抗税暴动。上万农民在谢安乡农民张德安的领导 下，包围了区、乡政府，烧毁了检察院的汽车，商店关门，区、乡共产党组织瘫痪 ，谢安乡为非作歹的党支部书记张发中逃之夭夭。 张德安是一名五十多岁的普通农民，由于他敢出头组织农民起来保护自身的权益 ，受到了农民的拥护。一九九二年年底，仁寿县举行“人民代表”的选举，张德安 未被列入候选人名单，却在该乡七千多农民的选票中，获得了四千多张选票，挤掉 了官派人选，当了人民代表。所以，他是一个仁寿县委大感头痛的角色。 谢安乡暴动之后，两个多月仁寿县委未敢再来征税。三月中旬，开始调动部队对 谢安乡的农民进行镇压，官方宣布缉捕肇事农民，农民也采取了对策，当部队来时 ，他们就走，部队走后，他们再聚，为保护农民领袖，他们修假坟、立假牌，以示 其人死亡。面对农民的“游击战”，官方束手无策。 谢安乡农民的抗争，得到了仁寿县人民的拥护。一位被缉捕的农民被释放出狱的 那一天，仁寿县城竟象过节一样热闹。 张德安当然也成了遭通缉的罪犯。官方曾数次企图诱使他出面对话，但都被张德 安识破，在农民的保护下，官方无法知道他的行踪。张德安说：只要官方宣传取消 不合理的摊派，他就愿意出来会谈。张德安成了农民心目中的传奇式的英雄。他的 名字越区越县广为传诵。 愤怒的火焰 谢安乡的农民暴动的消息遭到了仁寿县委的全面封锁，知道的人甚少。但此事件 上报到北京，却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震惊，成了中共开始重视农业问题的原因之一。 自去年底以来，中共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并颁发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但仁 寿县山高皇帝远，对中共中央下达的文件置之不理，不传达，也不宣传，他们一是 怕文件的宣传会触发农民更大的抗议，二是怕破坏对修路费征收的部署。 但纸岂能包住火？三月中旬，富家区南河二队农民何文清，终于听到了消息，并 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和四川省政府的《四川省 农民负担管理条例》两个文件，他即将这些文件的抄件在各村、区张帖。三月下旬 ，何文清竟为此遭到了仁寿县公安局的逮捕。 五月十日，《中国消费报》刊登了一篇由四川内江电视台记者姚远写的特稿，标 题是“封锁中央声音，对抗紧急通知”，文章指出：“最近一段时间，在仁寿县不 少地区，强行征收二一三国道款的行为仍在继续。” 仁寿县农民得到了此一消息后，民心大振，他们说：“报纸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遂将该特稿大量复印，四处张贴。五月十九日以后，在仁寿县的富家区，农民 开始聚集，并包围了区政府，出现了砸小车，殴打干部的情况。 六月三日，包围区政府的农民发现人群中有公安局的“便衣”在内中侦察，民愤 激增，此便衣警察速逃进一辆政府的公车，才幸免被殴，但农民围住该车达十数小 时之久，公安人员不敢擅动，只好委托仁寿县的一些地痞流氓，他们手持匕首，冲 进人群中，才将那名便衣警察救出。 六月四日至六月五日，包围富加区的农民已达一万五千余人，仁寿县委惧于情势 会继续恶化，要求军方调动军队。农民更加愤怒，放火烧毁了官方开来的五部小车 ，造成了一场农民和军队的直接对抗。一时之间，混战一团，公安和军队以盾牌和 催泪瓦斯向农民进攻，农民则以石头木棍还击。在军队的弹压下，农民于六月六日 至六月七日，陆续散去。 中共的软硬两手措施 事件过后，中共采取了软硬两手措施，以“稳定”仁寿县的局面。 一方面，仁寿县公安局帖出了公告，要人民检举打、砸、抢的犯罪份子，并正告 这些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向政府自首。 另一方面，四川省省长萧秧亲自出动，坐镇仁寿，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措施， 即：一、首先拨出五千万紧急款项，以支援仁寿县的“二一三”国道修建，减轻对 农民的摊派；二、撤掉富家区区长、书记以及花房乡的乡长、支部书记的职务；三 、组织工作队，进乡入村，宣读中央和四川省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 目前，农民的情绪大致平静，但无论是官方还是农民都清楚，矛盾远远没有解决 ，只要稍一不慎，就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深刻的启示 这几天，又从报纸上看到了河南省黄河流域农民抗争的消息。这使我感到：仁寿 县此次的农民抗税暴动绝非一偶然事件，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大陆农民和中共当局深 刻的内在矛盾。 当前，在中共的“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宣传下，许多人，甚至包括不少从事 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也错误地认为，中共会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长治 久安地统治下去，由此，中国大陆也可以“和平进入资本主义”。我想，仁寿县的 农民抗税暴动也许会改变他们的看法。 仁寿县的农民暴动给民主运动带来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民主运动应如何和农 民运动相结合，使民主运动变成一个真正的全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