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参加维也纳人权大会散记 “中国人权”执行主席 刘 青 一、筹备和起程 六月九日，“中国人权”代表团从美国起程，前往欧洲维也纳参加联合国世界人 权大会。代表团的成员有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萧强、中国人权的第一位大陆理事郭罗 基先生、中国人权研究员鲍朴以及李淑娴和我。本来，还有中国大陆的两位女士： 六四死难者蒋捷连的母亲丁子霖和民主墙长期系狱人士徐文立的夫人康彤，但由于 参加会议的邀请迟迟没有收到，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可能难以与会了。另外，还请 了在德国访问的作家郑义和北明，届时视他们的情况前往维也纳相应做些人权工作 。实际上，在我们之外，据说还有从大陆出发的三个人权组织，还有台湾、香港的 多个人权组织，另有欧美澳等地华人留学生的人权组织。当然，中国政府也有代表 团前往维也纳，参加这几十年一次的人权大会。作为在世界人权活动中难见一面的 华人，这次对人权活动的参与是空前的。 中国人权参加这次大会的准备工作，早在九三年初既开始了。一次萧强谈起了这 次大会，我说我们为什么不去参加呢？我们全认为，单单为了向世界表示中国人不 是不要人权，从而避免被中国政府所说的中国人只要生存权单方面困惑，使这次全 球人权盛会有些中国人的不同面孔和声音，我们去参加就有足够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实际准备的内容自然更大些。我们手里有一批中国党政文件的复印件，还有 不少中国司法方面的内部刊物复印件。这些表达了中国政府私下的声音和看法，说 明中国政府公开的声音和看法（改造罪犯的白皮书）既使不全是谎话，也是刻意遮 掩了事实的全貌。我们最初想整理出一个题名黑皮书的报告，带往维也纳人权大会 。但很快就发现，这样浩大的工程，不是中国人权现有的人力、物力、资料以及到 会期所剩不多的时间能够完成的，黑皮书就变成了一个单项报告－－只谈中国司法 中的任意羁押，既只谈收容审查、劳动教养和留场就业对人权的侵犯情况。 五月份，我们决定再带刘刚的个案报告去维也纳。有一些人权迫害的个案，是列 入中国人权追踪工作内容的，中国人权一直要等到这些个案的人权侵犯解决了，才 给这些个案画句号。一旦列入这样的个案，中国人权将首先致函侵犯了人权的中国 政府部门，把我们核实过的材料副件送交并要求核实及核实后依法纠正人权迫害行 为。在经过一段时间得不到答复后，中国人权按照隶属关系，将逐级送交我们的材 料副件和重复我们的要求，一直到中国的最高部门。在这方面的努力穷尽而没有任 何效果后，中国人权才考虑诉诸世界舆论、国际压力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援助合作。 但是，刘刚所受迫害正有增无减，而且时间已达数年，所以带刘刚的个案去维也纳 人权大会很有必要。 除了报告，实际参加这次人权大会，中国人权从三月分曼谷会议已经开始了。萧 强在那次会议上参加了不少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工作，不仅保证了我们继续参加的资 格，而且使会议筹备组意识到了中国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华人应有更大范围的人 权组织参加维也纳人权大会。从而使会议筹备组在分配给予资助的代表名额时，各 方兼顾。这样，曼谷会议时只有一个华人人权组织与会，到维也纳人权大会则出现 了众多华人人权组织将要前往的盛况。在最初分配给中国人权四个资助代表名额时 ，我们商量全部请大陆的代表，我们自己另想办法与会，这就是国内代表优先的原 则。这样做，不仅由于国内代表可以更清楚地讲述目前大陆的人权状况，也可以给 这些重视人权的代表提供点保护，还可以为大陆直接进行国际间的交流来往增加机 遇。可惜时间太紧促，使我们要努力争取国内代表与会的机会也没有了。 在曼谷会议上，有一个中国大陆的人权组织也去了。这个由前团中央书记李元潮 为团长的人权组织，是曼谷会议前不久成立的，虽然他们没有参加曼谷非政府组织 的会议，但已经和萧强有过接触。他们一定还会参加维也纳人权大会，那才是目标 。所以，见到他们该有个什么态度，也是我们筹备工作的一个内容。最初，我们认 为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组织，专门是用来对付人权大会的，我们一定要在公开的场 合予以揭露和将它压下去。但是，后来我们想，既然用人权组织的名义，就不能一 点不说人权的话吧？以前台湾被迫成立半官方的人权组织时，就为台湾的政治犯作 了不少改善待遇和其他人道的事情。我们不如去找这些共同点，去建立交流和沟通 ，也许了解多了还可以找到一点合作的内容，这对我们今后把人权工作做到大陆去 会有益的，也更符合我们一贯的风格。我们作了一个决定，主动去找他们，一定要 把他们视为NG(非政府组织)，这样才可以和他们谈人权，他们也才会意识到应该象 一个人权组织那样说话、做事。如果他们接受，我们请他们吃顿饭，希望吃饭这种 大陆通行的方式，有利消除猜疑。 最后，我们还准备了一封给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信。我们把能够想到的全想了，我 想我们没有拉下什么。 二、与大陆人权组织的交谈 我们第一个接触到的大陆来客，是新华通讯社的记者陈鹤高。那是在维也纳联合 国的高大建筑物里，整个大厅挤满了人，全在登记、领取证件资料和接受住宿安排 ，到处是乱糟糟的声音。我们刚下飞机，站在长龙似的队伍里耐心等待轮到自己， 陈鹤高突然挤到了我们面前。他问我们是不是大陆人，从哪来，组织的名称叫什么 ，一共来多少人，等等。我们也向他打听大陆来人的情况，不同的是，我们可以把 自己的情况说的很清楚，他却连新华社来几个人也不大清楚。最让我们有兴趣的话 题是陈鹤高最后的问话：愿意不愿意与大陆代表团的人接触、谈谈？他表示愿意去 联系。我们说不论是政府代表团还是非政府代表团，我们全愿意交流、沟通。这件 事使我猜测了半天，陈鹤高是一时兴起问这话呢，还是早有预谋的？ 第二天，我与大陆来的中国人权研究会的李保东研究员有一番长谈。下午两点多 钟，我和黄默教授正在排队准备吃这天的第一顿饭，李保东走了过来。他笑一笑说 ：“是大陆的吗？”我们握手，相互介绍自己。李保东知道我，他在未出国前已经 看过关于我们参加维也纳人权大会的报道，是海外新闻媒体发表的文章。看来，他 不仅知道我们，也研究过我们了，比起我们仅仅根据自己的愿望，决定如何与他们 交往，他们的位置显然有利得多。他们可以把我们看个透，我们对他们却一无所知 ，就是到今天仍然一无所知。我们交谈不久，黄默就走了，他后来说实在听不下去 了。黄默当然可以听不下去，他是来自台湾的学者，台湾已经不再需要谈这些了。 但我来自大陆，还要回到大陆去，我们的人权起点只能从这听不下去的水平面开始 ，这是需要点耐心的。 我大约与李保东谈了两三个钟点。这差不多是一次没有交点的两个平面的交谈， 李保东只谈他所要谈的东西，我也只谈我所要谈的东西。我想，这是我们两人的聪 明之处，因为任何一个点的纠缠全必然把两个平面拧成一团。但是，如果有相同之 处，我总是不失时机的表示赞同，将这些相同的东西加重和突出。我实在很愿意有 更多的相同的东西，但我找到的只有两点：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这对中国各方面 的发展全会有利的；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应该渐进的稳定的发展，切忌大起大落或动 荡。有几次，我抓住机会向李保东提合作的建议。如他说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内容 有不实之处，说西藏人在监狱看守所里遭受非人的虐待和酷刑不真实，我就提议， 由我们的组织和他们的组织共同搞一次专题调查研究报告，就研究西藏监狱看守所 有无虐待和酷刑。我说，象我们这样一个人权组织如果通过调查研究，得出和他们 一致的结论，当然比他们单方面说话要有力量得多。李保东有些迟疑，他说，“你 们有地方申请到所需的经费吧？”我告诉他，我们可以向许多地方去申请这笔费用 ，甚至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因为象国际特赦这样的组织，不会忌讳证实自己的错误 和得到修改的机会。李保东没有再继续这一话题。我也没有指望今天就有结果，我 能体谅这已经超出了他可以判断和决定的范围，我实际希望的是他把这类问题带回 去，给我留下“那么下一次吧”的期望。 这次谈话的最大收获，是李保东接受了找一天晚上中国人权请他们研究会成员吃 顿饭的邀请。这意味着我们和他们将有好几个小时交谈，说不定可以有些了解和机 会，至少可以减去点猜忌。这也不错，中国的人权事业需要的就是少些阻力，多些 了解。 谈话中，李保东也象新华社的记者那样总是要我们的报告。可是，萧强根据曼谷 的经验，说报告不能先给他们，一旦给了，他们就消失了再继续交往的兴趣，所以 要等到请过饭后才给他们。我不知道事实是否真如萧强所说，假如真的这样，我们 可能犯了一个技术性措误，因为我们虽然没有给他们，但却把要散发的一部分报告 放在了NGO组织散发资料的大桌子上，那是任何人都会去看看，也都会取走点感兴趣 的东西的地方。有一二天，大陆来的人权组织和我们接触交流挺多，但突然就中断 了，整天难碰一面。我们开始想，他们还会不会和我们一起吃那顿饭？ 到了约定吃饭的日子，仍然整天难见他们的影子，听说他们在一个NGO的会议厅里 。按说好的时间，他们没有来，我和萧强决定去请他们。可是，他们不去了，说是 时差还没有倒过来，谢谢了，下次再说吧。然而，我和李保东说过，他们如果需要 改日子，或是不去了，请提前告诉我，他们该懂得这点礼貌的吧？ 三、并非目睹的几个片段 所有参加维也纳人权大会的NGO组织全知道中国人权研究会。他们碰见中国人时常 常说，知道吗？你们中国政府派来了一个非政府的人权组织。 中国人权研究会落得这种印象和名声，实实在在只有怨自己。一次，NGO大会的主 持人提议，为全世界正在遭受迫害的良心犯肃立一分钟，用来表达为改善人权而努 力的非政府组织对良心犯的敬意，和对迫害良心犯的谴责。全场一千四百多名代表 站立起来，面色凝重。但是，会场里有些什么不对头的气氛分散了大家的沉思肃立 ，许多目光投向了一个焦点－－五个毫无反应、坐着不动的人。有些代表惊讶得不 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是谁？为什么他们对为了思想和良知而遭受政府迫害的良 心犯没有敬意和同情？在极短的时间里，所有的NGO都知道了这件事和这个非政府组 织。 可是，他们还在进一步引起注意和议论，他们总在抓机会争取登台发言。他们说 ，不能邀请达赖喇嘛来联合国人权大会演讲，因为达赖喇嘛是流亡政府领袖；他们 说，西藏人民生活的很好，西藏人民反对分裂。不管这些话的真实性如何，问题是 完整无误的重复了中国政府的话，而不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所作 的独立判断。 有人讲笑话说，这是什么人权组织，实在是个反人权战斗队。后来他们真的差点 发动了一场战斗，对象就是我们。 六月十四日政府组织的会议正式开始。联合国突然有一项规定，仅仅有允许参加 政府组织会议的名牌还不能进入会场，还必须有当天大会发的入场卷。本来，参加 政府组织的会议就有严格的规定，只有具有联合国咨询资格的人权组织才给了一定 名额可以与会。这项规定更使亚太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只得到五十张入场卷。但是， 亚太地区可能有上千的代表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他们分配票的时候较激动，都害怕 分少了甚至分不到。 中国人权研究会的李保东站到了负责分票的南韩人对面，说：“我们是从大陆来 的，我们有三个组织十二个人，分配给大陆的票应该给我们。” 萧强也站到了侧面。他认识分票的南韩人，曼谷的非政府组织会议就是他们一同 搞起来的，而那次会议中非政府组织的运作和合作，被认为是一次成功的经验。尽 管如此，看着争个不停的李保东他仍然有些心急，他说，票应该分给真正的非政府 组织。 李保东的声音压住了周围的糟杂声，他说，“票不能给他们，他们是从美国来的 ，拿的是美国政府的钱，只有我们才是从大陆来的真正的代表。” 围着等待分票的代表不耐烦了，他们说，这里的人全清楚谁是谁。 陷入孤立和不友好的李保东有自己的主意，他对另一个同来的伙伴说，去，回去 多叫点人来。 有几个以为要出事的非政府组织筹备会议的人赶了过来，但平时很温和并有些结 巴的南韩人却不需要他们。他说，你们走吧，我对付的了，让他说，听他说些什么 。 李保东所能说的就是不停的重复，他说票必须给他们，他们是从大陆来的，是真 正的代表。 有些代表提议大家举手表决，由大家决定谁是真正的代表，票应该分给谁。这个 解决办法几乎获得一致的同意，只有两个人例外，李保东是其中一个。他高声说不 能由大家举手表决。另一个不同意表决的是南韩人，他说，“表决什么？不表决， 把票交给我就是要我负责分配，我说给谁就给谁，我只给参加过曼谷会议的代表。 ” 李保东说他们就是参加过曼谷会议的中国代表。然而，南韩人却说，“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他把票给了萧强。这时，李保东犯了一个可能会后悔终身的错误， 他动手去抢萧强手里的票。这激怒了所有的人，引起了一片“滚”的喊声，并有人 动手去推李保东。 李保东刚一抢即放手了，他对萧强说，“好，我们走着瞧，回北京见。” 可是，李保东只过了一会就带了同伴去见萧强，还有协助萧强一起争取票的李禄 ，追着他们喊：“汉奸，汉奸，我还要告诉你们，凡是当汉奸的，没有一个有好下 场的。” 过了一天，李保东见到一个华人，问他怎么到联合国人权大会来了。那人说自己 是旅游者，在维也纳听说了这次大会，便顺路来看看。李保东告诉他，刘青、李禄 拿了美国政府的钱，跑到这里来为美国政府说话。那人对李保东说，他还知道在这 里有些人是拿了中国政府的钱，跑到这里来为中国政府说话。 四、记者招待会 在维也纳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是我们的重要活动。按最初的想法，我们只去多 接触记者，争取他们多采访。但是，台湾中国人权协会的韩若梅小姐的做法给我们 以启发，她还未赴会之前，已经与大会联系好，得到一个房间和半天的时间，准备 召开一个所有华人人权组织的会议，用来各自介绍自己和寻找相互支持配合的内容 与方式。我们想，我们也应该争取一个房间和一些时间，可以用来举行记者招待会 或是一个关于大陆人权问题的讨论会。这时，发生了达赖喇嘛因中国的反对而被禁 止来演讲及十四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准备集体罢会以示对此的抗议，还发生了大陆 来的代表团有诸多引人注目之事，尤其在部分政府组织掀起一股以集体的发展权排 斥人权的完整性和不可分割性的声浪中，中国政府显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 国成了本次大会议论的中心，自然也是新闻采访有兴趣的对象。这种情况使我们倾 向举办一个记者招待会。 从我们想做的事情和所余的时间看，开一个记者招待会也是经济实用的办法。我 们带来了数百份报告集，每份里有我们组织的简介小册子、我们组织的最新一期刊 物、中国的任意羁押报告、刘刚托人偷偷从狱中带出的给本次大会的呼吁书、我们 将报告浓缩成一张纸的内容提要等，全部装在一个深蓝色的纸夹里。我们的资料很 受欢迎，在上千个NGO组织带来的大量的资料的发放处，几乎看不到它受冷落。但是 ，我们相信，一次由我们当众的讲诉，由记者尖锐坦直的提问，不仅是对我们这些 报告的诠释，也是扩展和挖掘，而且由人口述所产生的感觉绝不是纸张油墨所能有 的。何况李淑娴早就想讲了，她说，她到维也纳就是为她的学生刘刚讲话来的，如 果没有人为他讲话，他是会被在监狱里整死的，他的情况越来越糟了，必须有更多 的人更多的新闻媒体来为他说话。 开记者招待会还有一个技术性问题，本次大会不允许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国家举 行批评的会议，或是举行揭露指责一个具体国家的记者招待会。但是，私下又说只 要派发的邀请上的题目没有具体的国家，会上说什么没有限制。我们按这种情况捉 摸了一个题目：敦促未加入两个人权公约、即未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的国家签署这两个公约，谈的时候要点美国和中国的名，举例 则用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样，在一个普遍一般的问题下，我们可以实质上谈的是中 国的人权问题。我们为自己的这点小聪明又高兴又心酸。 但是，我们决定的晚了一些，萧强虽然到处联系，十五日以前已经没有可能得到 一个较大的开会场所。大会联络处说可以给我们一间小办公室来开记者招待会。萧 强去看了一下，回来五指伸开摇着手说，实在是小了点，如果摆开椅子坐，大概只 能坐十几个人。可是我们看来别无选择，李淑娴十六日一大清早就必须坐飞机回她 喜爱的沙漠城市，我和郭罗基也不过迟几个小时就要飞回纽约。我们只好对自己说 ，小点好，小了开会集中不松散，挤进来的全是真正对中国问题有兴趣的记者。 开会前，郭罗基在乱糟糟大厅里凝思默想，用一天多时间写了中国人权的声明， 他着重谈了六四，并围绕着六四向中国政府提出十点要求。郭罗基说，我们必须提 六四，否则人家会骂我们跑到维也纳干吗来了。 我们提前二十多分钟到达会场，可是，居然有比我们到得更早的记者。中国新华 社来了一个叫刘刚的记者。我们说，我们等会儿要为另一个刘刚、一个在凌源监狱 被以绞肉机施加改造的刘刚说点话，希望能写进他给中国政府看的报告里。记者越 来越多，不仅把整个房间挤满了，而且把门外的过道也挤满了。有记者汗流满面地 扛着摄影机往里挤，另外一些记者不停的拍照。我们有些着急，但还差好几分钟， 我们决定准时开始。 先是萧强给每个人作简短介绍，然后由我发表敦促所有的国家加入两个人权公约 、尤其是美国和中国应该尽快加入的讲话。接着，我立刻转入了目前中国的人权状 况，我谈到中国大陆对人权的制度化侵犯，数十年来连续不断的大规模的运动式的 对人的迫害，对人权迫害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将人迫害到监狱仍不罢休，监狱的迫 害更加严重和肆无忌惮等。我接着讲，中国政府现在正在制造宣传一种理论，说人 权主要就是地区性的生存权、经济权、发展权、文化权，用这些来排斥具体的个人 的那些自由、权利和尊严，从而把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人权分成了两部分，要人们为 了一部分，就必须牺牲或放弃另一部分，由此来确立和维护国家对个人的基本人权 和尊严实施侵犯的合法性；我还说，在目前全世界人权运动高涨的时刻，一些人权 记录不好的国家凑合到一起了，试图运用联合国舞台破坏这一全世界的潮流，将其 仍然分割在各个国家统治的范围内，以便照旧由代表国家的那些人侵犯其他人，在 这一凑合里，中国起着非常重要的不好的作用。我说这些，尤其是说最后两点时， 我似乎看到新华社记者咬紧了牙。 这次记者招待会开了将近两个小时，是不停歇的讲话和提问。李淑娴抓住机会就 讲刘刚，她不仅在记者招待会上讲，就是会下，她也常常不由自己地谈起刘刚，她 实在十分为刘刚的命运担忧。郭罗基则以缜密的思维，回答记者所提的他有研究和 感兴趣的那部分。鲍朴既忙着帮我翻译，又忙于自己的解答，他显得很兴奋。可能 最忙的说的最多的是萧强，他担任了主持人，干得实在不坏。散会后，仍有不少记 者意犹未尽，还在问个不停。有一个记者不知道想到了什么，他要我把上身伸出窗 户，他也把身子伸出窗户，就那么给我拍了一张照。 中国人权的另一位理事黄默一直没有能够挤进来，散会后才进来象个旁观者似的 评判道，不错，很成功。我们花费了许多精力、时间和捐款人的钱，如果不能有几 件交代得过去的事，那才叫人沮丧昵。□(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