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代表团访问大陆考查人权 齐 墨 德国第一个考查大陆人权的代表团 去年十一月，我作为民阵民联德国分部主席陪同吴弘达先生拜会了德国议会人权 与人道救助委员会。在会见时我提议德国议会仿照澳洲和英国议会，组建一个人权 代表团到中国大陆访问考查。德国方面接受了这一建议，于今年一月正式决定派遣 代表团到中国大陆。起初，德国议会提出以人权代表团的名义到大陆访问，但遭到 中共方面的拒绝。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德国议会代表团以“考查法律制度”的名义 出访，但重点是了解大陆的人权状况。 代表团由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各个党团派人组成。该代表团先后与民阵的代表(笔 者、大赦国际德国分部秘书长、国际人权协会代表、教会方面的代表进行过协商。 在三月二十五日召开的专门会议上，大赦国际的人对联邦德国议会代表团没有坚持 使用“人权代表团”名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代表团团长莎仑波罗希认为，重要 的是到中国大陆考查的内容，而不是名称。我则认为，名字可以通融，但代表团的 目的一定要向中共方面讲清楚。并且，活动的节目不能由中共单方面决定，而德国 方面也应该提出要参观的监狱和要拜访的政治犯。 为了向代表团提供大陆人权状况的最新材料和政治犯的名单，我与在纽约的“中 国人权”组织主席刘青先生和王若望先生取得联系，获得了很多新的情况。根据刘 青的建议，我向代表团提供了一份大陆在押政治犯的名单，重点提出了魏京生、徐 文立、孙维邦等“民主墙”时代的民运人士。我还要求代表团不仅要与中共官方的 人士谈人权，一定要向民运人士和其家属了解真正的人权状况，以免被中共的宣传 机构所利用。为了能帮助那些困难的民运人士家庭，我还请代表团带去了一些捐款 。代表团还从教会方面得到一些被关押的神职人员的名单。在代表团动身前，我向 在北京和上海的十多名民运人士或其家属写了信，让他们主动打电话与德国在北京 和上海的代表机构联系，与代表团约定见面的机会。在信上我还特意注明：收信人 与本人毫无关系，地址和名字取自公开出版物。如果因此他们受到迫害，我将在海 外予以公开揭露。 与中共官方谈人权 四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德国议会的人权与人道救助委员会一行七人访问了北京和 上海。在北京期间，代表团先后与中共人大常委会外交委员会成员、司法部副部长 、公安部、中共统战部、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外交部副部长、中共国家民族委员会、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秦基伟等中共官 方的机构和负责人见面，分别向这些机构和个人提交了由我提出的要求中共立即释 放的政治犯名单和另一份被关押的神职人员名单，并要求到监狱看望这些政治犯和 良心犯。中共方面多数官员接受了名单，并表示要进行核对，但拒绝德国代表团到 监狱看望政治犯。在上海期间，代表团参观了一个监狱、一个女犯人劳改营和一个 法院审理案子的过程。在参观监狱期间，德国代表团意外地见到了去年在上海因为 贩毒被判刑的两个德国人Hauser和Schmidt。当然，中共让外国人参观的均是所谓的 模范监狱和劳改营。根据德国代表团返回德国后对我的谈话，中共方面基本上对代 表团持友好的态度，特别是与秦基伟的见面，给德国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中 共方面凡是在谈到人权时总要说“人权是中国的内政”之类的废话，也有不友好的 中共官员当面把德国人递交的政治犯名单扔到纸篓里。 代表团在与中共司法部副部长谈话时获知，在中国大陆目前有一百二十万犯人， 这些犯人分布在一百四十四个监狱和五百零三个劳改营里。其中百分之六十一点四 的犯人是因为侵犯财物而被判刑，只有三千六百五十一个反革命犯？！约是全体犯 人的百分之零点二八。犯人中被判处终生监禁的有百分之四点九，被判处死刑的有 百分之二点七。百分之八十的犯人年龄在三十岁以下。显然，中共有意缩小了大陆 政治犯的数目。 三位女士谈徐文立、王军涛和陈子明 在离开中国前的一个晚上，代表团的部分成员与徐文立的太太康彤、王军涛的太 太侯晓天、陈子明的太太王之虹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会谈。三位勇敢的妻子详细地 讲述了他们丈夫在狱中的情况，给代表团的人上了关于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最真实的 一课。最近徐文立已经获释。德国代表团是徐文立获释前他的太太会见的最后一批 外国人。由于徐文立出狱没有对媒体谈到他在狱中受苦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从 他太太与德国代表团的谈话中略知一二。康彤告诉德国人说，徐文立被关押在北京 第一监狱，他的牢房被监狱的管理者命名为“第一特别处理”，十二年来他一直被 关押在单人牢房里。自从一九八五年他的“狱中手记”被偷运出来发表后，在三年 半的时间里他完全处在与人隔绝的状态，不准任何人探望他，估计他甚至连阳光也 见不到。对于这段时间的遭遇，监狱官方禁止他告诉康彤。从一九八九年开始，康 彤在每月探监的时候可以带给徐文立一公斤的食品，后来可以带二公斤。从这个时 间起，徐文立在狱中的条件获得改善，每月探望时可允许三位家庭成员同去。但徐 文立依然很少能够见到阳光，他一个月中只有两次短暂的放风时间。他的健康状况 很不好，自一九九零以来，他患了一种不知原因的淋巴结肿胀的疾病，给他带来很 多疼痛。此外，他还患有皮肤病、肾病和前列腺疾病，这些疾病的原因还不清楚， 因为他没有得到过治疗，仅有一次三分钟的检查。他在狱中也得不到治病的药物。 一次康彤在给他送食品时，偷偷将药物混合在汤里，让他喝了。有一次，徐文立患 了肺炎，但由于诊断错误，让他吃错了药。他的头发和牙齿也脱落了。由于难以忍 受的疼痛而又得不到治疗，他有一次自己拔下了一颗牙齿。 在康彤与德国代表团会面的当天，她正好去探望过徐文立。徐文立与她谈话一个 小时，再次强调他是无辜的，尽管中共当局已经暗示他，只要他承认罪行，就可以 提前释放他，但他拒绝了。他认为邓小平才是有罪的。徐文立的太太和他们的女儿 在徐文立系狱后也曾受过不少磨难。亲戚们躲开了他们，邻居们得到官方的任务， 对他们进行监视。今年二十岁的女儿在学校里受到过一些老师的不公正的对待，她 还担忧当局会因为徐文立的事情不让她上大学。 侯晓天讲述了王军涛的情况。她说，王军涛的健康状况非常不好。一九九零年他 得了B型肝炎，最近以来又发现心脏冠状血管有问题，可能会患上了糖尿病。先后有 三个医疗组为他做了检查，并为他申请出狱治病，但均遭到当局拒绝。对于侯晓天 的出狱请求，监狱官方更是置之不理。王军涛原来被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自一九 九一年以来住在监狱的医院中，但却没有得到医生的治疗。医院的卫生条件之糟糕 ，与北京第一和第二监狱并无区别。侯晓天担心，在这种环境下，王军涛新得的病 要超过他被治愈的病。所以，王军涛和侯晓天在“六四”时要进行绝食抗议。 王之虹谈到，陈子明除了患有一种皮肤病外，总的健康状况还不错，现在被关押 在北京第二监狱。侯晓天、王之虹为改善中国大陆人权状况和法律制度作出的努力 ，给德国代表团的成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听说她们最近正在联系那些被关押在监 狱的政治犯的太太们，准备联合起来，共同向中共抗争。 德国议会还要继续努力 德国议会人权与人道救助委员会与大赦国际德国分部均认为，中国大陆的政治犯 可分为四类：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北京之春”、“民主墙”时代的政 治犯，如魏京生、徐文立等人；二、八九民运以后被关押的政治犯，如刘刚、张铭 等人；三、八九以后被逮捕的政治犯；四、宗教界特别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因为 拒绝承认中共官方的教会而遭到迫害。德国议会代表团向我表示，这次访问大陆， 有所收获，已经与中共的一些机构和个人建立了一个沟通的关系，可以在人权方面 继续工作。 五月十八日，德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代表团在访问西藏的途中在北京会见了中共外 长钱其琛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德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Stercken向中共领导 人询问了四月份德国人权代表团提交的政治犯和宗教界人士名单的情况。中共的回 答是：其中十四人被依法判决，六人没有通过司法机构的处理，二十九人则闻所未 闻。Stercken表示，这一回答虽然并不令人满意，但这只是第一步。 改变中共大陆人权状况，需要中国人和外国人不断地努力。如果各国持续不断地 派遣代表团到中国大陆考查人权状况，中共就会逐渐习惯这种“人权外交”，大陆 的人权问题就会更快地被国际化，收到世界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