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要斩断我的乡情 吕京花 在香港开完会后，我居然顺利地拿到了回中国的签证。这一意外给我带来了许多 遐想，我想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与我已经离别四年的女儿一起共叙天伦之乐， 并且同我的姐姐手挽手上西单大街吃多年没吃的北京小吃。 就这样，六月十三日早晨，我带着行李到飞机场等候补机票。九点整，我终于买 到了一张九点五十五分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第C2309班机的机票。我便叮嘱为我送机的 朋友，请他电话通知我妈妈带上我的女儿一起到机场接机。 登上飞往北京的班机，我在客舱里又听到了我所熟悉的中国歌曲，再加上中国小 姐的热情服务，更使我增加了对离别数年的祖国的归宿感。三个小时旅程很快地过 去了。这次真的回国了。飞机一落地马上就准备好行装，快步赶到入境口，这是中 午一点三十分。我来到北京机场入境口，同检查人员简单地寒喧了几句。正在这时 ，从对面走来一位穿绿色制服的警察，他神情严肃地拿起我的护照，问：“这是你 的吗？”“是的。”他手一挥示意我跟他走，我们进到一间长方形的小屋，里面早 已坐着五、六个便装人员，其中两三个年轻一点的还穿着花汗衫，如果不是因为他 们大模大样地坐在沙发上，我一定会认为他们是外地来的流窜犯。 其中两人开始讯问我。这时，早已准备好的照相机的闪光灯不停地对着我“喀嚓 ”直响，把我的眼睛弄得一阵发黑。等我静下来坐在长板凳上，刚要回答问题时， 发现在墙角处还有一架摄像机，于是我有些不耐烦了，希望他们尊重我的意见，停 止拍照录影，但我还是下意识地整了整装束，理了理头发。我不愿意留下狼狈的形 象。 “说，到底这次你到北京干吗来的？”其中一个面带笑容的矮个子问。 我回答：“探亲。就是探亲。” “没那么简单吧。”旁边一位满脸横肉的高个子绷着脸说。 “先说说，你到香港是干什么？”矮个子又问。 “开会。亚太地区有关人权、工会权、民主方面的国际会议。” “谁邀请你的？”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会议。” 这是我忽然觉得我不能示弱，我们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交谈。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我故意问那个矮个子。 “你没有这个权利。”高个子插话。“你根本没有资格问这个。" 我一下从板凳上站起来，指着对方说：“这是你说的？那好，你再问我问题时， 我会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你。”说完，我马上要求离开长板凳，同样坐在沙发上。我 不愿坐在被审问的位置上。 矮个子同意了，对我说：“冷静些，别激动。你是为什么出走？怎么走的？” “因为参加‘八九’民运，事后同偷渡客联系上，然后离开中国。”“八九民运 ”一词是海外华人的习惯用语，我有意想让它被被对方和国内媒体所接受。 “那么你为什么要离开中国？”矮个子又问。 “如果我不离开中国，我也许早被枪毙了。” “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枪毙你？” “根据就是‘六四’当天杀死了我们许多无辜的北京市民。”说到这，我的嗓门 一下高了起来。 “死了多少？在哪儿呐？你说清楚点儿！”对方也发火了。 这时从外面走进两名穿警服的人，捂着嘴对着那个矮个子嘀咕了几句便走了。 “接着说，你到底到北京干吗来了？”矮个子接着问。 “探亲，就是探亲！我的父亲自从我走以后，他已第三次进医院做手术，我怕… …”这时我已顾不上什么，伤心悲愤的泪水止不住流淌下来。我想用人间最朴实善 良的感情来打动他们，我哭泣道：“如果你们有机会到民主国家学习一下，也许你 们的思维和行为标准同现在会有很大不同。” “行了，行了。别废话，走吧！”两个人同时站起来。 这个举动一下子让我清醒和冷静下来。我想，如果这次探亲被抓进监狱，足可以 使得当局的愚蠢又一次地暴露。就我个人来说，我在美国已有一份满意的工作，并 有机会读书。在回国问题上，我早知道，一旦被捕，这一切将都会失去。我在给我 的好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假如我做牢了，希望借此机会告诫某些在‘八九’民运 中得利益者的朋友，金钱不是万能的，它可以满足我生存的需求，但它却无法愈治 我心灵上的伤痕。”但是，假如我真的坐牢了，我将对不起我的家人。四年来，他 们日夜担惊受怕，每当那些带大壳帽的警察闯进我家时，他们都会受惊一次。 我站了起来，同他们共同走出房门。一个穿警服的干警提着我的行李箱，往大厅 深处走去，我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急忙问：“你们把我带到哪去？” “从哪来到哪去。”那矮个子回答，他的声音比在房间问话时低了很多，但却使 我十分震惊。 在海外这几年来，有多少难眠之夜，我苦苦思念着家乡和亲人，现在哪怕警方只 给我短暂的一刻，让我见见我的家人，我也算是满足了。于是我拼命地回头，企图 从等待的人群中找出来接我的妈妈和站立在她身边的我的女儿，我恳求警方让我见 我的亲人一眼后再离去，但他们根本不理睬，只是一个劲地把我推向飞往香港的班 机。这时跑过来四名女干警，一齐动手。他们越是推我离开，我越是想见亲人一面 ，因为我预感到，如果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去，我会终身遗憾的。于是我不顾一切 地死死抓住走道旁的广告架，与他们对峙起来，此时的我已顾不了将面临怎样的命 运，我大声嚷嚷要见到我的妈妈和女儿，然后再离开，可是他们执意不许。这时一 群外国旅客从我们身旁走过，我使劲地用英文高呼“这个国家不讲人权！我只是要 看我的母亲和女儿，他们就虐待我。”只听一名男警的声音：“堵她嘴！让她走！ ”接着我的身体便被十八名男女警察不断地推搡着，走向机口。 这是下午两点四十五分。当距离机舱门仅有十米左右，他们见周围没人，两名男 干警便将我的两臂反扭着，押送进入通道的舱内。机长命令空中小姐拉上舱门，这 帮干警才似乎松了一口气，经过这一番折腾，飞机因此晚点三十分钟，三点十分才 正式起飞。 在飞机上我望着窗外渐渐远离的大地，百感交集，我为见不到我的亲人而伤心， 但与此同时，我心中又升起一种严肃的责任感：为了我们的人民，为了我们的祖国 ，对那个专制政权，我们还有多少事要去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