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之争 吴逸夫 一、民主改革运动的内争 随着中国大陆经济改革的深化，由于中共政权的相对稳定，以所谓“新保守主义 ”为旗帜而属于体制内改革派和“新权威主义”的理论又重新崛起。新保守主义的 最新理论阐述，可以以《时报周刊》二月份六十、六十一两期所连载的大陆上海学 者肖功秦先生的“走向新保守主义--中国大陆改革的反省和展望”一文为代表。而 海外民运理论界对新保守主义的批评，可以以《中国之春》去年七月号(110期)上胡 平先生的“评新保守主义”一文为代表。目前这场讨论可说仅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 ，但双方指责对方的措辞已到达颇为激烈的程度。如胡平先生认为在某些方面，“ ‘新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脉相承”。而肖功秦先生则反讽对方 道，“假如这些先生中某些人一旦大权在握，我是不是会作为‘对同类残忍’的‘ 首恶分子’而被置于死地？”。双方都指责对方表露出“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的 知识狂妄”。不过，如果我们透过表面的对立，可以看到双方除了对“自以为掌握 了绝对真理的知识狂妄”的一致抨击外，其他方面也不无相同之处。 关于新保守主义的讨论，令人想起清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和康有为、梁 启超为代表的保皇党人之间的争论。但就政治运作的层面而言，实际上今天两派的 差距比起当年的两派要小得多。当年的革命派主张彻底推翻满清，并且带有推翻异 族统治的民族革命色彩，相应之下，保皇党人就自然逃不过“甘当异族走狗”这一 顶帽子。今天的两派没有当年的民族感情纠纷，而且批评新保守主义的一方也基本 上并不主张以革命暴力推翻中共政府。 因此，肖功秦先生将对方称为“激进主义”，似乎是张冠李戴。实际上他们同历 史上的任何激进主义者比较起来，不知要温和多少了。如胡平本人，发表过许多极 其精彩的批评暴力革命和激进主义的文章。去年《中国时报》十九、二十期李泽厚 先生的“和平进化，复兴中华”，大概也可算新保守主义的一篇代表作，周义澄先 生与此商榷的“就‘和平演变’与李泽厚商榷”一文也指出该文所批评的“激进主 义不断革命论”其实在今日民运中基本上并不存在，真正提倡“激进主义不断革命 论”的恰恰是中共。大体上可说，上述新保守主义代表作的主要偏失是对象不明。 撇开这些误会来看，双方除了对暴力革命和激进主义的一致否认外，对中国的现 状和未来去向的看法，也都相当一致。如对于中国改革之前的现状，肖功秦批判道 ，“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最远离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那种 社会类型......社会动力机制和微观活力的极度缺乏，官僚主义、经济效率的低下 ，以及意识形态的异化导致的文革灾难和文化专制主义等等”。而对于中国的未来 ，双方似乎也并无明显的不同，都认为中国最终应走向多元化的民主体制。所以， 这对立的双方更确切的标签，也许是“体制内改革派”和“体制外改革派”。 当然，所谓“体制”，有两层涵义，一是指意识形态体制，二是指权力结构体制 。因此，相应地，所谓“体制内”也有两层涵义，一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制 内搞改革，即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某些关于民主的论述，如异化论等中，发掘改革 的资源；二是仅指现实地利用现有的权力机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新保守主义基 本上属于后一种“体制内”改革派。因此，就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说，这激烈争论的 双方其实都是“体制外”改革派。双方都是认同民主政治这一大方向的，不同之处 主要在于对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道路的认同。由于对新保守主义的批评大多是基 于“自由主义”的立场，因此，不妨把这场争论称为“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 ”之争。 诚如胡平先生指出的，现在国内提出的“新保守主义”，同政治学通常意义作为 古典自由主义近义词的“保守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更确切地说，今日“新保守主 义”，实际上就是并非新鲜的“新权威主义”。但为方便起见，不妨在本文中称之 为“新保守主义”。 二、不可仅以一时成败论是非 新保守主义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前很难确切预料的其他一些变数，主要 是中国今后的政治走向和中共今后的政策演变。说得明确一点，如果中共将来真有 可能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上进行政治的民主改革，则新保守主义的某些观点就“幸而 言中”。 其实岂止今天的新保守主义，许许多多政见，现实中的和历史上的，其正确性都 有赖于其他方面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的发展。人们常说要“历史地”看问题，其实， 我们又何尝不需要“未来地”看问题。中共在一笔勾消自己的历史错误和罪行时爱 用“一切向前看”这个口号，这当然是极其不负责任乃至有点耍赖的性质。但可悲 的是，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评价，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向前看”的。 根据中共的官方理论，清末的改良派是反动派。如果摆脱中共官方意识的说教来 看，将当年的保皇党一概看做反动派是很成问题的。有关的史学讨论不少，我们不 必在此重复，这里仅举梁启超一例就可以说明问题。梁为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大思想 家，他当年的保皇主张，实在很有不少深刻之处。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他始终是个 跟得上时代潮流的人。 虽然后来的辛亥革命可以作为保皇派错误的证明，但辛亥革命后近百年的动乱不 仅可说证明了“革命尚未成功”，而且还证实了梁启超关于推翻帝制中国会陷入百 年大乱的预言。当然，如果不是日本侵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也可能会成功，则 梁启超“不幸而中”的预言就未必能得到充分的证实。 由此可见，许多政治路线的价值，取决于当时难以精确把握的后来历史的发展， 而且后来的历史发展又可作不同的解释，这里面充满太多的“如果”和“但是”。 唐高祖李渊如果不是有个出色的儿子太宗李世民将乃父为借用外族雇庸兵而割让出 的疆土变本加利地收复回来，他的历史命运大概会和遗臭万年的“儿皇帝”石敬塘 差不多。满清如果不能统一中国，许多投降满清的明末官僚，如帮助清军攻克台湾 、“于统一大业有功”的施琅耶等就难逃一顶遗臭万年的卖国帽子。蒋介石如果不 是有个好儿子蒋经国适时地把握了台湾的政治转型，今天的声誉可能低得多。 如果中共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能坚持下去，如果毛泽东在五六年去世，如果没 有后来的反右、大跃进和文化革命，一九四九年的中共接管大陆，本身还不能说是 中国人民的大浩劫。如果不是邓小平的改革，中共统治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将和希 特勒的法西斯党基本相似。可如果希特勒当年不开辟西线战场，在全力解决东欧和 同为专制魔头的斯大林后稳住阵脚适可而止，并且他或他的接班人后来也搞民主改 革了，那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这些“如果”“但是”，说明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极大地依赖于未来 的历史发展和观念发展这些变数。“后之观今，当如今之观古”，从上述角度看新 保守主义体制内改良派和体制外改革派，可以说两种路线都有被历史证实为正确的 可能性，当然也都有失败的可能性。主要变数是中共的演变和人们的价值标准。 胡平先生批评新保守主义的民主承诺是没有中共签字的空头支票。但其实是否一 厢情愿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如果我们相信“形势比人强”，相信市场经济的力 量和自由、人权的历史潮流强大到足够迫使中共最终会被迫进行民主改革，则我们 在这方面对新保守主义似不必求全责备。那么，双方的争论点就缩小到“强化中共 的权威对于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是否有利”的问题上。但所谓“权威”也是多方面 的，那么，问题又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强化那些方面的权威和弱化那些方面的权 威才对经济改革最为有利”。这样地不断把问题具体化，将“主义”具体为“问题 ”，也许可使双方的立场逐渐接近。 三、蒋介石要抗战了，我们怎么办？ 自从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的民主运动就宣判了中共政治上的死刑，别无选择地采 取了和中共划清界线，进行彻底决裂的立场。可是，形势的发展，使我们不得不承 认当时的许多估计，如“中共政权面临空前危机，三年内会崩溃”等等预言，是盲 目乐观的。现在面临着中共的市场导向经济改革，民运力量确有对自己重新定位的 必要。但是要重新认同这个犯过六四屠杀罪行的中共政权而采取同其比较合作的态 度，确实是感情和道义上都有难以跨越的障碍。 六四情结，不仅是当前民运重新定位的最大障碍，而且也是民运内部一个隐藏的 分裂因素。诚如胡平先生所在“评新保守主义”一文中所说：“一大批前‘新权威 主义者’，之所以在八九民运中成为中共强硬派的镇压对象，主要不是他们如何积 极地支持民运(事实上，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对那场民运的态度是有若干保留的)，而 是因为他们不能赞同六四屠杀。另一批‘新权威主义者’也即今日之‘新保守主义 者’与他们昔日盟友的区别在于，这些人具有真正冷酷无情的铁石心肠。而在这种 铁石心肠背后，照例又是那种自以为掌握了唯一正确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极度狂妄” ；“我们同新保守主义的根本分歧是承认不承认政治迫害的合法性。”听说此次民 联、民阵合并大会期间，对于民运人士回国的动议，马上被某些人“共产党不给六 四平反，我们就不回去”的嚷声驳了回去。 当前中国民运的决策，同当年高唱“抗日救国”的中共面临着蒋介石决意抗战的 局面颇为相似。自从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国民党的反共清党大屠杀之后，中共和蒋 氏政权就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把蒋介石定性为万劫不复的“人民公敌”。当然， 国民党二七年的反共清党，不管起因如何，但“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那 样杀之过度大概总是说不过去的，是历史的欠债。但到了一九三七年，蒋介石决意 抗战。中共面临着抗日图存的历史关头，加之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现实策 略的考虑等等，也只好不咎既往，“拥护”抗日的“蒋委员长”了。当年高唱“凡 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一语录的红卫 兵小将，如果知道这一阶级立场分明的语录竟是为了说明“日本人反对蒋委员长， 我们就要拥护蒋委员长”这一“投降主义”政策的，不知会作何想！ 现在共产党自己在搞和平演变了，好比当年蒋介石要抗战了，民运力量怎麽样？ ？看来也有给自己重新定位的必要，而不必让六四事件来束缚自己的手脚和妨碍策 略的及时调整。 其实，蒋介石参与的重大历史悲剧，除四一二屠杀，还有台湾一九四七年的二二 八血案。二二八惨案，近年来已经取得起码的共识。如今年的二二八纪念日，台湾 朝野举行各项纪念活动：国民党中央政府主持兴建的“二二八纪念碑”在台北破土 ；民间发起的“疼台湾、重建、再生”大游行和平进行；高雄市的“二二八和平纪 念碑”落成；高雄县的“二二八和平公园”启用；蒋家第三代章孝慈在东吴大学主 持“二二八追思会”。与此相反，一九二七年的反共清党，至今当事人双方（中共 和国民党）没有任何共识。而且由于共产党自己后来不争气，这个案恐怕将来只能 不了了之了（台湾如果成为一国两制中有自主权的一方，则大陆的历史教科书是不 便谴责四一二屠杀的，中共政府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和度量。好在当事人第一代都成 为历史人物后，后代在这个问题上就容易想得通得多）。二二八血案的平反过程， 是否可以启发我们：这类历史悲剧的平反，应该是民主改革的自然结果，而不是民 主改革的前提和启动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看，民运人士人坚持共产党先给六四平反作为其他的前提，从感情 和道义上固然可以理解，然而却未必理智。这有点小孩子耍脾气的味道。可惜共产 党不是软心肠的母亲，要下令六四开枪的人为六四平反，显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从 历史上看，所有这类重大的历史悲剧，受害者的平反，总要等到镇压者当事人的退 出历史舞台才有可能，如苏联三十年代肃反的冤狱的平反，是在斯大林死后。满清 入主中原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到了康熙皇帝时才下诏为死难者立祠堂。让不可 实现之事限制自己的手脚，那不是理智的政治家所为。 “以古度今”，则我们逻辑上也不能一口咬定六四之后，中共就失去了改革自新 、将功赎罪的任何机会。 当然，当年的共产党“拥护蒋委员长”的条件，除抗日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承 认共产党的合法性。今日共产党至今为止仍是坚决否认民运组织的合法性的，民运 组织当然也不必“拥护共产党”的。但是，在某些方面采取比较合作、缓和的态度 是可以考虑的。 从民运的现实策略出发，只要共产党不抓你，甚至只要不杀你，部分民运人士就 可以作回国动议。回去以後暂时不搞民运也是可以的，重要的是有民运人士公开回 去这个行动本身，对于使中国的政治斗争开始从残酷、黑暗走向温和、理智的礼争 （fair play）这一过程，既是一个标志，又是一个推动。战国时期的齐桓公，落难 流亡时手下一驾车人卷财弃他而去，待到齐桓公回国登位，这个驾车人竟厚着脸皮 来见他，说“你不是表示过对曾经背弃你的人不咎既往吗？如果你连我这样有负于 你的人都不惩罚，不就可以向国人证明你许诺的诚意了吗？”这个驾车人的“以身 验法”的勇气，是对齐桓公诚意的考验，为齐国的政治和解和宽松局面作出了贡献 。 实际上，近来已有相当数量的前民运人士回国，以探亲、“看看”的名义，或以 真真假假的投资公司名义。应该说，这种动向，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的进步是有着 促进作用的。 至于某些民运人士要求回国受阻、被拒，那正好又是批判共产党的许诺不彻底的 好材料，此时民运方面至少在道义上又赢得了一分。总之，对于中共不管是真心的 还是口头上的态度改变，我们都应该原则上表示肯定。至于这种转变的不彻底，当 然应该作具体的批判。 四、坚持“甘为少数”的理想主义 本文没有对新保守主义及其对立面的是非作多少具体剖析，这一方面是如上所述 ，双方的是非有待历史发展的证实。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这双方实在是中 国当代民主运动中相反相成的两个组成部分，缺一不可，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和 价值。 虽然体制外改革派不等于就是理想主义，而新保守主义也不等于就是现实主义， 但大致来说，前者具有更多的民主理想主义色彩，而后者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 。因而对于这两者的是非，可以拿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对比来比较。 今后中国的民主化，最大的可能是共产党通过自身的和平演变而实现。这不仅是 中国目前的政治现实所决定的，其实也是大部分民运人士，包括自由主义者的愿望 。因此，新保守主义被历史证实的现实可能是极大的。但是这种和平演变的推进， 同理想主义民主运动所施加的持久的压力是分不开的。这方面，体制外改革派的民 运好比是一杯罚酒，而体制内改革派的新保守主义好比是一杯敬酒。如果没有一杯 罚酒放在那里，共产党是不会端起那杯敬酒喝的。不能把肚子的吃饱归功于最后一 个馒头，同样地，也不能把最终的选择敬酒完全归功于敬酒本身的味道较为可口这 一点。须知社会发展的最终方向取决于各个方向的分力的共同作用，切不要忘记那 些隐藏之力的潜在作用。民主理念和专制主义是两大力量，它们的折衷合力，本来 就正好大致上等于新保守主义的方向，因此新保守主义很可能“幸而言中”。 换言之，体制外改革派给共产党造成四面楚歌的压力，而新保守主义也给共产党 专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提供了一条比较体面的退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共产党当 然是会选择体面的“善终”退路的，因而表面的得分很可能是新保守主义的。也就 是说，体制外改革派很可能被排除于中国大陆改革大潮的表面主流之外，但是，不 可否认体制外改革派实际上是一股有力影响着表面大潮的潜流暗潮。在历史的大河 中，人们往往注意到那些表面的浪花，而忘记了那暗藏的底层潜流。 甘于接受这种表面的失败和现实生活中的冷落，这正是民主理想主义的可贵之处 和价值所在。采取新保守主义或许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同魔鬼打 交道，谁同魔鬼打交道”的道德上的自我牺牲感。但反过来，“我不坐冷板凳，谁 坐冷板凳”的现实利益的牺牲，不也是很光荣的吗？ 人们常说“保护少数”是多元民主的前提。其实，“保护少数”，正如“赢者大 度”所言，还不难做到，难的是“甘为少数”，甘当为胜利者作衬托的失败者。所 以“甘为少数”实在是多元民主赖以实现的最后一项必要条件。数千年中国政治文 化的缺乏多元性，其原因除了封建大一统等制度上的原因之外，根本的一条就是知 识分子的缺乏独立性，而这种缺乏独立性主要正是表现为害怕成为少数和对多数的 趋附，“见胜状则纷纷聚集，察败兆则四处逃散”。如果人人想站在多数的一边， 人人害怕成为少数，中国就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多元民主就永远是一句空话。 人们又常常把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等同起来。其实，只有“强争多数”的理想主 义才是激进主义，而“甘为少数”的理想主义仍不失为民主主义。在旧梦破灭和多 数人痛感“梦醒后无路可走”的世纪之末，人类不可放弃理想主义，然而那是“甘 为少数”的民主理想主义！ 因此，即使新保守主义得天时、地利而有现实成功的可能，自由主义者也没有必 要放弃自己的理念追求，而应该坚持演好自己的少数派角色。至今为止，从结构平 衡的角度看，中国的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不是太多，而是仍然太少，尤其在天时 、地利均对其不利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而愿意选择体制内改革这条比较安全的路的 人，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缺少的，这是我们永远不用担心的。 五、效率和公正 很可能地，由中共自己搞和平演变，比起在中共轰然瓦解的基础上建立民主体制 ，可以避免太大的社会动荡，代价会小一点，近期的效果会好一些。比如导致“三 年自然灾害”的政策错误，如果当年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从情义上说是完全正义 而无可指责的（三千万人饿死而不反抗，所表现出的勇气丧失，倒是道德的耻辱） ，但由此引起的社会动荡可能至今还平静不了，甚至可能今天还在打得天昏地暗。 这个错误后来由中共自己纠正过来了，三年“调整”，社会就缓转过来了，效果是 理想的。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最终也 是由中共自己纠正的。因此中共可以骄傲地说，“我们伟大的党是能够自己纠正错 误的党。要纠正这样的错误，也只能通过党的领导才能做到”。似乎这倒又成了共 产党伟大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又一证明。 然而，“能够”自己纠正错误是一会事，而“只能”依靠自己纠正又是另一会事 ，绝对禁止他人帮助自己纠正错误更是另一会事。不错，共产党“能够”自己觉悟 而纠正错误固然是件好事，但如果共产党“只能”依靠自己的觉悟来纠正错误，失 去了接受别人批评帮助的能力，或根本容不下别人给她指出错误，甚至每当别人给 她指出错误时就给别人一顶“反党、反革命”的帽子而置于死地，那实在是共产党 的巨大悲剧。 从根本上说，如果错误只能由当权者自己纠正，久而久之，有权就有一切（包括 作好事的可能）的“权力拜物教”就会深入人心，一个权欲横行，理智不彰的社会 ，无论如何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六、高举言论自由的旗帜 前面说过，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分歧可以具体化为“强化那些方面的权威和 弱化那些方面的权威才对经济改革最为有利？”这方面，自由主义者认为开放言论 自由至少不会妨碍经济改革，而新保守主义者这方面没有明确表态。 新保守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强调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上“水到渠成”进行政治改革 的可能性和好处，而避免提供一个具体的政治改革时间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确 实对中共的改革计划作不了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才能避免和中共官方发 生直接的冲突。可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没有具体改革步骤的设想，侈谈遥远的可能 性有多大的意义呢？早晚会发生的事情，时间早晚却可以相差几十年或一两代的人 。没有纠正不了的错误，天假以时日，谁能绝对否认希特勒的国家社会社会党不会 有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的一天呢？ 肖功秦先生在文中声称：经济改革之后的“后全控社会条件下，经济社会生活的 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异质化，以及社会成员对社会稀缺资源获取方式和途径的多样 化，分散了人们对政治问题的聚焦点，人们对抽象的政治和道德理念的关注已经逐 步转变为对更具体实在的切身经济利益的关注。从高度政治化向政治淡漠心态的转 变已成为中国市民心态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向。这种政治文化变迁，也相对减少了全 民政治参与爆炸的可能性，使政府在改革方面有较大的活动和迂回余地。”此话甚 是，具体地和现实地看，根据各方面的报导、调查，当前中国大陆民众的政治淡漠 业已基本形成。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开放更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该是可行的 吧！ 肖功秦先生在谈到这场争论时说，某些误会，“与缺乏学术上的理解和沟通有关 ”。那么，很明显，阻碍双方沟通的最大阻力来自中共的意识形态专制，例如新闻 封闭使国内学者极难看到海外的民运刊物等等。 尽管由于沟通不够使这场讨论不尽人意，但它总体上仍然是极富启发的，许多方 面也是相当深刻的。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凡此种种爆发出思想火花的，真正的 学术争鸣中，参与的双方都不可能是中共官方认可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说，中共 的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生活中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学术地位了。这是非常有趣的：一方 面，中共为了在民运中制造思想混乱，替自己的专制辩护，总会“乐观其斗”地间 接地鼓励新保守主义出来；另一方面，这样的辩论越是深入，就越凸现出中共官方 马克思主义的苍白无力和被冷落，并且也越加普及了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换言之 ，言论自由在任何情况下对共产党专制总是不利的。因此我们欢迎这样的讨论，尽 管可能在民运中造成一时的思想混乱。 由共产党自己搞和平演变，某种角度上可说是不得已的现实，但没有必要将它加 以理想化。现实政治中我们可以有妥协、通融，但是理论和理念上我们决不能妥协 ，道理还是要有讲清楚的场所。公正的原则可能一时落实不了，但我们永远不能放 弃公正的呼声，否则公正将永远实现不了。我们可以暂时让共产党垄断和平演变的 权力，但是坚持不懈地指出这种垄断是不公正的和长期看来是危险的。这就是说， 我们必须坚持“言论自由”原则。事实上，在现阶段，所谓“争取言论自由”，主 要也就是指“争取批判共产党的自由”，因为对于共产党专制无害的言论，本来就 无须乎去争取就已经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