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放逐和挡驾政策 陈奎德 最近，获多方消息知悉，北京当局已决定政策，并发出内部通知，要求对“持不 同政见者”“不要在出国问题上设置人为的障碍”，“甚至可以酌情劝其出国”。 同时，又拟定了一份据说有一百多人的名单，明令禁止这些异议分子回国。根据北 京最近的实际作为及所披露材料的用语，基本上可断定这“一放一挡”的政策文件 是存在的。 这就给了我们分析北京当局心态的一个有趣话题。 一、中南海的如意算盘 事实上，放逐异议分子的政策早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前夕就由御用文人 何新向当局密奏了长篇建言，其基本内容和论据同上述中共内部通知并无二致。六 四事件后，除去当局已失去理智并肆意捕人的最初几个月外，在之后两年多的时间 里其实都已经“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流放各类异己人士了。这份通知，无非是在追 认这项早已实施的政策，其基本内容本身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北京当局以文件的形式把这项原本只做不说的政策凝固下来，并以论辩式 的作文方式用心良苦地证明该政策的“利大于弊”，这就给了我们一篇可供“欣赏 ”的“奇文”，并进而一瞥中南海当政者内心那架一直在暗中拨弄的曲里拐弯的小 算盘。 简单概览该通知所称的这项政策“利大于弊”的理由，大体上是如下几点： (一)异议人士留在大陆有影响力，危害很大，而在海外则影响甚微，甚至穷愁潦 倒。 (二)异议人士在国内的合法门争，由于当局必须顾及国际影响，不能诉诸法律， 于是不得不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对他们进行监控。放逐到海外，可省去这笔人力物力 财力。 (三)部分异议人士已开始在大陆从事个体、私营工商业活动，其中不少暴富者， 将来再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利用经济势力组织政治反对力量，因此，“与其让这 批人在国内发财，还不如放他们到国外去”。 (四)流放异议人士出国，可减轻国际社会对北京当局的压力，争取更大的外交生 存空间。同时，这种长期不间断的放逐，总有一天会使西方承受不住。 小算盘拨得颇为精明。有些地方甚至也已经得手。应当客观地说，北京当局为政 的智商是较过去有所长进了。不过，话说回来，虽然上述通知可视为中共工具理性 方面的一小步进展，但在总体上，它仍有诸多自相矛盾、短视无知和色厉内荏之处 ，特别是，它仍然掩饰不了共产党政权特别是中共与生俱来的痞子心态和流氓腔调 ，值得我们一一道来，并从中透视这七十二岁的党的变化与不变之点。 二、“放虎归山”和“人道主义” 通知针对中共内部不同意此项政策，并指其为“放虎归山”时辩解说，这些异议 分子“在国内的时候就不是什么‘虎’，只不过利用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学术 自由的方针钻了点空子罢了”。也许是执笔者想要表达其轻蔑对方这一立场的意愿 过于强烈，竟然忘了他刚刚写下的认为“异议分子”留在国内、在青年知识分子和 大学生中有“影响力”，会成为“中心人物”等等论断。从这些自相矛盾，前言不 搭后语的行文，再对比北京当局对这些“不是虎”的异议分子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 力进行监控的实际行动，人们是不难窥探到中南海权贵那种虚弱内怯而又佯作强者 之态的微妙心理，而执笔者的极富幽默感之处在于他称中共的方针为“学术自由” ，如此具有创见的观点也许是第一次出于中共的文件中。这恐怕再一次说明共产党 确实是有一整套不同于普通人类的崭新的词语系统和语法系统的。 文件称，当局“本着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原则，也已经陆续放出一批‘六四’逃亡 分子的家属”。本人虽非“逃亡分子”，但家属也居然列为享受这种称“革命人道 主义”待遇的名单之上，个中内情，十分有趣。简单说来，即是，中共主政者们的 “革命人道主义”感情闸门的开和关是有其精确的时间性的。以本人家属为例。当 平常时候，她试图依正常途径来美“家庭团聚”时，那道“人道主义”闸门总不开 起启。官方并派员到家强行取走了护照。然而，待到某个西方强国，向中共当局递 上一份(包括本人家属在内)要求团圆的几位家属名单后，不久，北京当局突然“革 命人道主义”感情大作。闸门大开，一路绿灯放行。令人“感激涕零”。无以言之 ，姑且命名为“中国式的不畏强权，独立外交”吧，反正，“递名单”和“放人” 是偶然碰巧发生的互不相关的两件事件而已！ 三、蓄谋杀害民主精英的“民主精英” “通知”大量描绘了它所称的海外异议分子的艰难处境，幸灾乐祸地预言海外民 运无前途，它并特别举了一个“无国家接受，无处可栖身而最后“表示愿意回中国 ”而又被中共“断然拒绝”的“民主精英”为例，以证言之不虚。然而人们一查， 不对了。原来，这位“民主精英”叫何念东，是一在美国扬言要枪杀几位著名的民 主精英的原服务于中国情报部门的罪犯！这岂非滑天下之大稽。看来，在资讯提供 和宣传方面，北京仍没有一点长进，还是不及格。 庸毋讳言，海外异议人士的当前状况，有些方面确实不如他们自身原有的预期。 但是，他们绝非是通知所说的非常潦倒“无处栖身的可怜虫”。据笔者所知，他们 的平均生活状况仍比过去中国大陆时好得多，尤其最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精神的 自由，这是无可比拟的。 至于流亡异议人士的未如预期的状况，如果了解历史，应当知道，目前的状况其 实是正常的。本世纪以来，从孙中山及其同路人流亡海外，并致力于推动中国大陆 的变革算起，到东欧及苏联的异议分子先行者在西方流亡的经历表明，流亡异议人 士往往有相当一段精神和生活的调适时期，有一段心灵的重新定位时期，这是常态 。 比较而言，当代中国的流亡者比孙中山们和苏东流亡者们处境还要略好一些。而 且，其中的大部分人业已理解了，天安门事件之后一段短时期他们所获得的鲜花和 欢呼是非常时期的现象，并不是常态。流亡者的常态从根本上说是与困境联系在一 起的。这里有异国文化的不适，也有自我期许过高而导致的失落感，同时更根本的 是，他们的作用是依赖于中国国内状况的变化的。事实上，在当年武昌起义暴发之 时，孙中山先生正在美国的一个城市打工，他是从美国的报纸上才知道武昌起义的 消息的，孙先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是在这一变局之后才凸显出来 。倘没有这一变化，他仍须继续在西方流亡，也仍在一定程度上患某种“流亡病” 。北京当局对当代中国流亡者的诅咒和嘲笑无非是满清王朝当年对“叛国贼”和“ 流寇孙文”的咒骂和嘲笑的翻版而已，古已有之的。 四、无赖行为的前景 说到底，北京当局的通知所传达的基本信息是，为维护其统治权力，在必要的时 候，不惜使用“输出难民”的越南式策略，以纾解和转移国内困境，并给其他国家 制造严重的困难。通知中所谓“总有一天，海外承受不住”，就是这种痞子心态的 表露。一个国家的为政者，以这种流氓无赖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政权，已经是其穷 途末路的表现。当年邓小平(对卡特)以大量流放难民为要挟来回应国际社会的批评 ，颇使中国权贵面有得色。不料它却使这个政权的流氓本色，暴露无遗。 其实，无赖行为并非万应灵药。北京政权的得意恐怕还是太早了一点，它有两点 根本的困难是无法摆脱的。 第一，揆诸越南和东德的前例，人们看到，越南并未把难民大量放逐到公海上就 解决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的困难，相反，却使自己的国际形象愈加丑陋，并最终仍 不得不自食其果，接受其被流放到外的船民。而东德人民的“胜利大逃亡”，使东 德“大动脉出血”，而最终导致政权的垮台。北京的策略能超出这两种结局吗？ 第二，中共当下的如意算盘是，只要全部赶走了这些制造麻烦的“持不同政见者 ”，他们在中国大陆上就将绝种，从而偌大一个国家变成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清一 色的“顺民国”，则共产江山将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但是他们忘了最根本的一点， 即是中共政权这种极权体制，恰是制造异议分子的最大一台机器，只要这台大机器 还在运转，它就将源源不断地出产它的产品——异议人士，永不停歇。既如此，放 逐一些异议人士到海外又能管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