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跨向新权威主义

邓 勇


  新权威主义思潮从八十年代中到八九民运一直是大陆学界，特别是青年学者圈中
论争的主要课题。北京学者华子怡先生最近在《北京之春》创刊号上撰文，强调“
中国不可能跨向新权威主义”。笔者在此澄清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一些误解，同时兼
与华先生商榷。
  九零年底海外重新燃起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总体上是围绕八九民运的反思、
检讨而展开的。不少论者武断地认为，六四镇压本身就是对新权威主义做了理论和
武器上的批判，并对不同论点予以粗暴封杀。一时间，新权威主义的辩护倡导者成
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对这场争论的反省也为六四的情结所左右。以萧功秦为代表的上海青年学者迅速
宣称与北京新权威主义学派脱钩，称“京派”新权威主义是受北京政治权力斗争所
影响，为某种政治势力服务的产儿。言外之意是京派学者王稼祥、王军涛等拍马屁
拍错了地方。同时，萧功秦自称海派新权威主义才是纯学术的探讨，并进而以价值
中立的新的学术面目，采取大陆官方和民间的认同。
  笔者认为，新权威主义是重大的课题，对不同的观点不能简单斥拒，而应早日回
归理性的学术讨论轨迹。正如中国发展本身的曲折复杂性一样，理论的探讨也应在
理性、宽容的原则下展示出同样的复杂多样。
  新权威主义思潮是大陆理论界首次不带任何马克思主义色彩，更不标榜正统官方
意识形态的一场重大争论。从这个意义上，不论是海派还是京派学者，均表现出对
中国大陆改革现状与前景的独立求索精神。
  同时，新权威主义论者并不隐晦他们从西方政治学对现代研究的成果所获得的启
示。从经验上，他们也不忌言从东亚四小龙的发展奇迹和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所获
得的激发。他们既不屑于从马、恩、列、毛的“经典”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也不
一本正经地从共产主义的祖师爷那里寻找保护伞似的“权威性”。新权威主义思潮
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官方陈旧意识形态的否定和批判。
  如果说中国大陆过去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基本上实现了由毛式全权政体向邓式权威
政体的过度，那么，眼下的中国大陆可以说正跨向新权威主义。华子怡先生认为，
“中国现在是后全能主义，不是前新权威主义。”全能主义其实夸大了现在中国的
政治变迁，容易使人误解为大陆已超越了专制统治特征。
  说中国大陆正在跨向新权威主义既可把毛时代与邓时代相区别，又可以使我们看
到邓时代本身的和平演变性质。以如此动态眼光，我们才能体察到中国政体的逐渐
变化，并积极促成、推动中国最终走向民主化政治。
  评价中共权威主义性质，不能以最高统治者的主观意愿和价值体系为准绳。权威
主义是一种政体形式，观察其变迁的焦点应在政体内在运行逻辑与外在运作功能的
变化之上。
  现在，中共权威的基础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政府的表现，尤其是在促进经济发
展上的成效。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正处于重大变化阶段，国家权力主宰一切的局面不
复存在，甚至国家权力的优先地位也发生动摇。在一定程度上，中共政体必须对社
会的要求，特别是经济领域的需求做出回应。社会、地方势力的扩张，中共以经济
发展为其权威基础，均表明中国大陆正跨向新权威。可以说，非共、民主化的和平
演变是现在中国向新权威过度的重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