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啊，我想您！ 薛 伟 来到美国已很多年了，我时时都在思念着母亲。想到她那苦难坎坷的一生，想到 她那苍苍白发和别离的泪容，我的心又被带回了我从小生长的故乡——四川。多少 次我从梦中哭醒，叫喊着：“妈妈，您何时才能出来？”仿佛看见母亲在慈爱地招 手，但却默默无声。我又何尝不想飞回母亲的身边，可是就在我出走异国前的十多 年间，我和母亲竟然也遭到骨肉分离的酷刑，而且那漫长的思念，比现在更加残酷 和痛苦…… 这一段故事发生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刚度过了二十岁的生日。为了陪伴我右手 已半残废了的母亲，我正在申请从郊区调回市中区工作，天天盼着教育局发下调令 。而母亲每天大清早就去上班，到傍晚才能回家。每到下午六、七点钟的时候，我 总是静静地等待着她的脚步声，盼着她一进门就从布袋中给我端出温温的饭菜，那 是她特意从单位上的食堂带回来给我的。因为象我们这样一个“反革命”加“右派 ”的家庭，要想上餐馆吃上一顿，那是只有逢年过节才能有的享受。所以平常我们 多过着素菜加汤饭的清淡生活，母亲也总是把自己一个月节省下来的粮票留给我， 让我每天有一顿饱饭。 母亲工作很辛苦，每天在单位上扫地，抹屋，拖地板，加上还要洗厕所，打猪草 ，这已使一个五十开外的老人不堪负荷。而且，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生中从 来没有干过繁重的体力劳动，一有不周之处，就会受到保卫科干部的责骂，精神上 亦忍受了沉重的压力。每天，仅有晚上回家后的几小时时间，可以寻求一点人间的 温暖和天伦之乐。我也从小就从母亲那备受煎熬和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的生涯中，深 深地体会到了母爱的伟大和崇高。 但是，现实社会连我们这样一个可怜的小家庭的苟安也不能容许，不幸的事终于 发生了。 一天，我正静悄悄地等候母亲归家，突然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声，楼梯被踩得吱 吱作响。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猜想不到会有什么意外发生。我是一个规规矩 矩的中学教师，在学校里深受学生爱戴，从来没有作过什么亏心事，所以我毫不心 虚地打开了门。一刹那间，几个人恶狼似地冲了进来。 “你是薛伟吗？”其中一个高个子厉声地问。 “是的，我就是。”我坦然回答。 “举起手来！我们是市中区公安局的，现在我们要逮捕你！”另一个矮个子拔出 了手枪对准我。 “我犯了什么罪？你们有逮捕证吗？” “你跟我们去法院就知道了。有关手续以后再补办。”高个子回答。 我默默地举起了手，不愿再发生任何问题。我明白不管我如何辩白，其结果都是 一样。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强权就是真理，暴力就是法律。我的任何申诉和哀告都 是毫无意义的。 这时我才看清楚，除了和我讲话的两个便衣外，还有一个穿制服的女民警，她是 我们地段上的陈户籍。昨天中午她还来过我家，说是很关心我，特意来看我，问长 问短真是无微不至。不料今天竟板着一张阴沉的脸，不动声色地在翻查我的东西。 经过一番搜查的结果，拿去了我写的几本日记和诗集，我姨妈从欧洲寄回来的几 张照片，一张贴在墙上的字，上面是我用毛笔草书的“制怒”两个大字，另外还有 一把木制的玩具手枪。 高个子把我戴上了手铐，矮个子收起了手枪。三个人把我推出了房间。突然，我 止住了脚步，惊呆了，耳边传来了我熟悉的脚步声。怎么办？母亲回来了。我还没 有思考的时间，就又被推下楼梯中的转角处，与手上提着一个布袋的母亲撞个正着 。 “伟儿，出了什么事？怎么了？”母亲惊叫起来。 “妈，有事要我去一下，几天就回来，你不用管我。”我慌忙把戴有手铐的双手 缩到衣袖里面去，但显然她已看见了。 “你的儿子也是反革命，你以后更得老实点！”高个子冷冷地朝我母亲说。 “不，不可能，我儿子没有犯罪，他是一个好孩子……”母亲抽泣着，张开手臂 拥抱着我，颗颗眼泪滴在我的颈窝。 “少罗唆，走！”矮个子推我一巴掌，高个子一把推开我的母亲。 我刚被推下几步，就又听见身后母亲的哭喊：“伟儿！把饭带去吃，妈等你早回 来！” “你还同情反革命儿子，快滚！”一直沉默的陈户籍光火了。 我扭过头去，看见母亲被陈户籍推了一掌，一头栽倒在楼梯上，手中的布袋里一 缸还在冒气的饭菜顺着楼梯撒了下来。 “妈！妈！”我发疯似地叫着，拼命想挣脱往回奔，但是，两个人的大手象铁钳 一样地架着我。 “伟儿，伟儿！”我只听见在半昏迷中的母亲喃喃地呼唤。我自己也昏昏沉沉地 被拖上了一部汽车，脑海中只映出母亲倒在楼梯上的身影和地上冒着热气的饭菜。 在监狱的牢房中的我彻夜哭喊，口里“妈妈！妈妈！”地叫个不停，同房的六、 七个人都围在我的身边，纷纷向我探问母亲的情况。我一肚子委屈无处倾诉，也顾 不得萍水相逢的陌生，我只知道我们都是苦命人，我滚着热泪向他们倾吐了我苦难 的家世。 我的母亲卢蔚兰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外祖父早逝，外祖母省吃俭用，守着不多 的遗产，培养几个女儿上大学。母亲早年毕业于重庆二女师，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 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共产党初期的决策人物萧楚女、张闻天和中国国民党 的一些知名人士都是母亲中学和大学里最熟识的老师。抗战前四年，母亲又进了日 本东京早稻田大学英国文学研究院，成为该校开放女禁的第一个女学生。在中日战 争爆发前夕，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学校内要求中国留学生签名承认伪满洲国。母亲出 于民族大义，严词拒绝，毅然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回国参加抗战，在战干 团和游干班任日文教官，她亲自上前线打游击，对日军喊话，审讯战俘，自己也负 过伤。也就在抗日的血海中认识了我父亲，当时他也在同一机构工作。不料就是这 一段抗日的历史，竟构成了共产党口中“历史反革命”的“罪证”。 从我开始有记忆起，母亲没有过过一天太平日子。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大会 批、小会斗，母亲受尽精神折磨，为了抚养我这一条小生命，默默地饮酸茹恨。五 八年的反右斗争，我的家遭了浩劫。母亲被划为“右派分子”，再戴上“历史反革 命”帽子，送农村监督劳动。 那是一个偏僻的山庄，几十名右派分子分散住在邻近的农民家中，白天集体出工 去修水库，星期日就给农村干部家推磨子，洗衣服，一天两顿又黑又粗的玉米面糊 。这牛马般的日子母亲竟能忍受，但却苦于她有一千度的近视眼，又从小生长在大 城市，而今跟着队伍早晚收出工走田埂，狭窄的山间小路，成了她无法忍受的最大 苦痛。为了赶上上工时间，她只有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一个人摸黑慢慢先爬着 上工，等她摸到工地，已是七、八点钟，队伍也刚刚到了。晚上下班后，别人先走 了，她又摸着黑慢慢爬回去。这种非人的生活谁能忍受啊！而母亲却默默地忍受着 。她后来告诉我，她曾数次有过自杀的意念，但一想到我，想到她死后将给尚未成 年的我带来更大的不幸，就含着辛酸泪咬紧牙关熬下去。在农村劳动一个月后，母 亲因劳累过度，在工地上体力不支竟昏跌下水库，右手摔伤骨折，她晕倒在地上， 手臂的鲜血顺着锄头把流淌满地。身体伤残的母亲因祸得幅，被调回城里治疗，后 留在原单位监督劳动。不久，父亲也因“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开除公职，押回原 籍管制，一年后，在病中含冤而死，剩下我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听完我悲惨的叙述，大家都沉默着，没有人发出一句安慰的话语。因为在这暗无 天日的社会里，哪一个善良老百姓没有一部辛酸的血泪史！我的故事只是勾起了他 们自身痛苦的回忆而已。 不久，我被判了“企图叛国投敌”的罪名，原因仅仅是因为我想出国留学而已。 我在劳改营中度过了十年的苦难岁月，母亲也为我熬白了头，哭坏了眼。当我出狱 回到家中，母亲已象一根干枯的草藤，在冰雪寒霜中度着风独残年。 一年后，我到了海外。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接母亲出来，但却因为种种原因，至今 未能入愿。母亲虽然为她的儿子得到了自由而感到放心，但再在一次强忍着别离的 悲哀。我想她应该明白：如果我回到她的身边，谁又能保证当年骨肉分离的惨痛经 验不会重现。 母亲啊！我而今唯一能献给您的只有深深的思念。我唯一所希望的，只是中国人 的亲情分离不要一演再演。是历史的惩罚？还是人为的劫难？痛苦何日才有尽头？ 我又究竟该怎么办？谁能啊，谁能解我的哀怨、给我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