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的反思和展望 ——读《中国的良心(民运百人的心路历程)》 (香港) 正 明 举世震惊的“六四”悲剧已四周年了，由此上溯，建国以来爆发于一九五七年五 、六月间的第一次学潮和民主运动距今已经三十六年了。为了纪念“六四”，反思 中国历来民主运动在中华儿女心中引起的波澜，展望中国的明天，香港市民支援爱 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编辑了《中国的良心(民运百人的心路历程)》这本文集。入选的 文章，既有在历次民主运动中曾经产生过广泛影响、今天一般读者难以找到的珍贵 的历史文稿，又有八九年“六四”前后的许多激动人心的演讲、政论和应港支联之 约新写的篇什；既有民运人士心路历程的自我剖析，又有对某些民运人士的客观公 正的介绍。其作者或尚在国内险恶的政治环境里、身陷囹圄之中，或已去国离家， 流亡天涯海角，或为居住世界各地的同情、支援民运的爱国同胞。 展读该书，仿佛与许多友人促膝谈心，历史的风雨汇聚心头，抗争的英雄浮现眼 底，某些幽默的插曲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引证的诗词不时激起澎湃的诗情，当然 ，更多的是精神的分析，深刻的反思，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道德天平：良心和堕落 八九民运的爆发，历史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它是中共一党专制长期以来对代表先 进生产力的知识分子的压迫、对教育科技的摧残及其愈演愈烈的官倒腐败引发的必 然结果，是渴望民主和呼唤政治改革的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和平请愿、示威。自 从五月十三日学生开始绝食以后，他们的爱国热情与政府的冷漠唤醒了全国人民的 良心，“六四”的枪声更激起了一切正直的中国人的道德义愤。因此，在“六四” 前后，在广大民众中使用最频率高的的一个字眼也许就是“良心”，它表达了人民 对八九民运的朴素的道德认同。该书定名为《中国的良心》，可谓中肯精当。 某些人之所以卷入民运，最初完全是出于这样一种朴素的道德认同。 前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员，现流亡美国的吕京花，她承认自己最初没有任何政 治目的，而是出于一种热情和正义感：“我当初是怀着像学雷锋做好事一样的心情 去参加‘八九’民运的。在大学生们的抗议和绝食开始后，我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给 他们送饮料和食品，就像千千万万北京市民做的那样。”真幼稚得可爱，善良得可 爱。殊不知雷锋精神中固然有利他精神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奴性的一面。吕京花 就是这样“由浅入深”卷进了民运。 普通民众如此，有些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何尝不是如此呢？包遵信说：“我参加 那场运动，只是凭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关怀祖国的命运与民族的前途。”他无 怨无悔，坦然承受了三年多的囹圄生活，认为这是“求仁而得仁。” 同样因此罹“罪”的陈子明，在他的“我的政治期望”一文中也真诚地表示自己 将一如既往地“恪守爱心”，因为他从儒家的“仁”、“恕”之道、佛家的“怜悯 ”、“慈悲”、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这些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中吸取了人类文明的道 德精华。 不少长期在海外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多年来身处异邦，心系同胞，用爱谱写出 动人的乐章。例如薛伟先生创办的“中国大陆政治避难者协会”，曾帮助过很多因 政治原因而寻求庇护的同胞。他说：“自己获得自由是我人生的第一步，为我千千 万万的同胞获得自由人的生活才是我人生的目的。” 《中国的良心》第一章是“国内及流亡海外民运人士”，第二章是“各地支援民 运人士”。在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富于道德责任感的人士为支援民运作了大 量的工作。年逾花甲、历任港支联主席的司徒华先生“还有豪情似旧时”，已接受 洗礼成为基督徒的赵京先生以“不为功名出卖良心”自勉，“但为良知负责，不为 强权所屈”的齐墨先生，把“良知”奉为行动言论准则的马大维先生，种种感人的 故事和动情人物，都在道德的天平上向着良心倾斜，其中，以陈力川先生的这段话 最富于代表性：“我介入民运是出于道德责任。面对‘六四’血泪之夜，我觉得不 参加某种形式的抗争是懦夫行为，继续容忍愚蠢而暴虐的中共政权是不道德的表现 。” 然而，在道德的天平上，良心的砝码难敌堕落的重压。 堕落，令人发指的堕落，首先来自中国执政党的内部。 魏京生早在一九七九年的“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一文中用道德的天平作了称 量，用道德的法庭作了判决：“谁镇压这场真正的人民运动，谁就是名副其实的刽 子手。用不着等待历史的裁决，人民心中的法庭马上就将判定他的罪行。”可是， 历史就是这样颠倒是非地把没有罪的人投进了监狱，刽子手却逍遥法外。 上行下效，如刘宾雁所言：“中共对于传统道德、教育、宗教和法制的破坏，又 从另一些方面把人民置于‘堕落容易上进难’的境地。中共又以自身的腐烂带动着 全社会的腐烂。”试看今日之中国大陆，官商勾结，贿赂成风，物欲横流，见利忘 义，冤狱遍于国中，谎言充斥报刊，岂一个忧字了得！ 可是忧患意识近几年来已经淡化了，知识分子普遍的冷漠，人民的麻木和愚昧， 支撑着一个腐朽堕落的政府。 无可讳言，在海外民运内部，也有堕落的迹象。对于每一个流亡者来说，熊焱提 出的问题是值得深思的：“是生存还是毁灭？是向上还是堕落？是挺进还是败退？ 是变成恶棍还是成为仁人？只是一念之间啊！” 悲剧精神：觉醒和抗争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悲剧人物——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早就提 出的“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在人文主义者哈姆雷特那里，悲剧冲突既在 他与邪恶的外在世界之间展开，也在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展开。在“六四”这场中华 民族空前的大悲剧中，我们已经看到“善”在黑暗势力的压迫下暂时失败了，但愿 “善”在民运人士的内心世界不要自我毁灭，而要加强自己的悲剧精神——觉醒了 的自由精神和抗争的勇气。 具有悲剧精神的人对社会的认识往往走在时代的前头，因而不能见容于执政的统 治者。 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次民主运动中，林希翎、谭天荣、高尔泰、刘宾雁、戈扬等人 都曾为了真理的声音历尽悲剧的磨难，读一读他们今天的文章，人们不会忘记这些 最先觉悟的人曾经起过的启蒙作用。 相继兴起的“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北京之春”运动标志着中国的民 主运动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股潮流中的弄潮儿都在勇敢地探索中 国发生的悲剧的最深刻的根源——现存政治制度的弊病。结果，王军涛、陈子明、 王希哲、魏京生、刘青等人都为了自由而付出了失去自由的代价，但他们义无反顾 的悲剧精神是无法压服的。重读魏京生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探索》号外社论 ，不能不折服他对邓小平的预言式的批评。 曾积极投身“北京之春”民主运动的傅申奇，在“王申酉烈士永垂不朽”一文中 介绍了一位为民主献身的悲剧英雄。王申酉在七十年代就曾指出中国革命只是带有 浓厚封建色彩的政权移位的农民革命，毛泽东只是带着军帽的农民，所以革命以后 的中国社会渐渐演变为新专制主义社会。为了追求真理，王申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 有觉醒就有行动，就有抗争，就有必然的悲剧性冲突。 八九民运的爆发，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青年一代的悲剧精神。 许多绝食的学生都抱定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有的学生哭着要点火自焚， 有的学生用血肉之躯站在坦克前用和平的心抵抗野蛮的暴力，这种悲壮的献身精神 使任何稍有爱国心的人都会为之动容。 “六四”之后，多少爱国青年倒在血泊里，多少知识分子陷在囹圄中，死者不能 瞑目，生者不愿屈服。 “六四”前，赵紫阳曾肯定广大青年学生无意反对中国的根本制度。如果说，在 “六四”前他们的觉悟的确没有上升到这种高度的话，那么，经过“六四”的血与 火的洗礼以后，中国的悲剧源于“制度病”已经成了大多数民运人士的共识。 陈一谘先生愤慨地指出：“‘六四屠杀’使人们普遍认清了‘公有制加一党专政 ’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扼杀人类天性的制度”。在四川，人称“当代秋瑾”的萧雪慧 女士指出：“一党专政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渗透于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官僚特权、贪 污腐朽以及效率低下、贫困落后是现有制度的必然结果，是现体制下无法治愈的‘ 制度病’。” 面对中国的久病沉疴怎么办？是固执地认为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在本质上是好的 ，只是外感风寒，还是消极拖延，讳疾忌医？为了治顽症救中国，敢不敢开刀动手 术？ 每个民运人士都在思索、探讨这个问题。于大海指出：“要在中国结束中共的一 党专政、建立民主政体，非要有强大的有组织的民间政治力量不可。”严家其提出 了中国应该走联邦制道路的设想。美学家高尔泰则意识到自己在反对极权专制、争 取民主、自由的道路上已经无法退却了。“四十年来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已经千 锤百炼地把我铸造成了一个以反对它的斗争作为生存意义的角色”。诸如此类的角 色无疑是悲剧英雄的角色，因为他要反抗的是依然存在的具有实在力量的现存社会 制度。 如果说，八九民运还不曾提出真正革命性的口号，它本身还不是革命，那么，它 也许是革命的起点。但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并不是“暴力”的同意语，而只 是某种根本性的变革。现代意义上的悲剧精神，与传统的悲剧精神相比，虽然依然 有澎湃的激情，但已经进入了更多的理性精神。 民主之路：激情与理性 激情与理性相对，但并不是水火不相容。在西方，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统一， 不但是社会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的一种审美理想，而是一种实践，一种现实的存 在。“尽管我反对你所说的话，但我仍然拼命为你争取说话的权利”——方励之早 就引用过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这句名言，就是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绝妙的揉合 。 我们所需要的激情，首先是一种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 家家的“狱中有感”中记述的八九年六月五日别人劝他出走他却婉言拒绝的往事 ，不禁使人感到“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可是啊，留在国内的，祖国的母亲胸怀却不能保护她亲爱的儿女，而王丹仍然真 诚地希望中国的民主、富强，陈子明不相信伟大的中华会让她无辜儿女长久含冤受 屈…… 去国流亡而无时无刻不遥望东方，魂牵梦绕，高尔泰在呼唤着与我们一起受苦受 难的祖国，严家其表达了三年多流亡生活在心中形成的一种愈益强烈的祖国概念： 祖国不是少数几个人的祖国，祖国是人民的祖国…… 民主运动的航程，汇聚了多少激情的风雨，而理性则象罗盘一样指引着未来的航 程。 什么是理性精神呢？我个人认为，理性应当是社会个体或团体在处理人与人、人 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宽容、妥协的精神，是怎样以最低代价换取最大效益的行为经 济法则。 激情与理性的统一是贯穿《中国的良心》的一个基本主题，是绝大多数民运人士 的共识。 王若水在“六四”四周年以后感到自己的头脑冷静些了。他说：“光有一往无前 的英雄气概是不够的，还要懂得在必要时侯为了保存力量而实行妥协。” 许良英认为中国不应该再走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老路，而应该和平、非暴力地 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 郭罗基理性地拿起法律武器，控告国家教委和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侵犯他 的人权，诉讼虽然没有得到受理，但他的合法斗争却取得了胜利！ 何频提出中国不要再“开天辟地”，因为不断“开天辟地”，法制秩序难以建立 ，而且中国再也经不住大折腾，应当以百年渐进取代一蹴而就的幻想；高新也反对 用暴力方式，主张在中国大陆实行安稳、渐进的政治改革；苏绍智同样倡导通过和 平、民主、非暴力的手段实现新社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傅新元在“‘中国人权’成立四周年回顾”一文中谈到“中 国人权”在组织上的非政治性原则得到了愈来愈多有远见、真正关心中国人权事业 的人的支持。非政治性原则正是理性精神的表现。 我们曾经善良地以为戒严部队不会用真枪实弹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我 们曾经天真地期望中国知识分子负担起教育者的角色，教育中国的当权者学会一点 民主，可是，历史却不无遗憾地看到了统治者的一次丧失理性的屠杀，尽管如此， 义愤的激情仍然在呼唤理性的精神——中国走向民主的自由之路。 《中国的良心》真实地记录了民运人士的心路历程，回顾了民主运动的坎坷道路 ，总结了民主运动的历史教训，探讨了民主运动的未来走向，是血与泪的文字，又 是经验和智慧的结晶。由于联系方向的困难，有些约稿泥牛入海，因而未能收入少 数几位著名民运人士的文章，如被誉为“民运理论家”的胡平先生，德高望重的王 若望先生，海内外颇有影响的刘晓波先生，令人觉得遗憾，但不管怎样，本书仍然 不失为一本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