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参加维也纳人权大会散记(续) “中国人权”执行主席 刘 青 五、联合声明 四月份在台湾访问的时候，萧强告诉中国人权协会的执行秘书韩若梅小姐，他参 加曼谷联合国人权大会亚太地区会议时，争取到了华人参加六月份维也纳人权大会 有资助的十个名额，台湾可分到几名，希望给我们许多帮助的韩若梅也去。犹豫了 半天的韩若梅说，她如果去，她希望不是一个单纯的会议，要搞点和自己有关的内 容。她捉摸出来的主意是，向大会筹备处申请一个会议的场所和时间，开一个有关 联的地区和国家的人权组织的会议，寻找了解和沟通。我们早有一个想法，建立起 华人人权组织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渠道，韩若梅的主意在某些地方巧合了我们的想 法。 一到维也纳，就听韩若梅说，一个会场和一下午的时间已经申请到了，台湾的前 政治犯、现民进党发言人史明德的夫人琳达要主持这个会议。琳达在他的先生入狱 期间和她的先生从事民主活动期间，都是一位冲劲十足的人权活动家。她对国民党 有一些看法，对被国民党政府依据法律唯一允许成立的中国人权协会也很不客气。 她说，中国人权协会有什么资格主持这样的人权会议。琳达勇敢无畏地在国际上和 台湾岛内为人权作了许多事情，对今天台湾人权状况是有贡献的。不过，把中国人 权协会视为一个官方机构，认为没有做什么有益的人权事情，也不够全面。我在台 湾时，看到中国人权协会以自己的方式在为人权事业奔忙。他们可能温和些，但他 们确实在做，而且有成效。他们不仅做台湾的人权，对大陆的人权也十分关注，正 在筹划到大陆作人权考察和写人权报告，这是台湾的其他人权组织目前还没有纳入 工作的内容。 不过，这并不是我没有立刻在琳达起草的通告上签名的原因。一天早上我刚进入 联合国大厦的休息厅，琳达就以她特有的性格把我拉了过去，不容我看清内容就要 求立刻签名。尽管如此，我还是看了一遍并提出两点意见：我们希望这个会议不仅 仅局限在相互介绍自己上，要有些实质内容，如寻找华人人权组织间相互支持合作 的内容与形式，并就此发表联合声明；会议不要由某个地区或个人主持。 香港的代表则另有主张，他们根本不同意在一个国际性的地区会议上讨论华人世 界的问题，即使前半部分进行地区性的讨论，后半部分华人留下单独讨论也不愿意 。香港人权联委会的何喜华领着几名女士找过我找过萧强，坚持只参加华人组织的 讨论。 除了这类不同意见，这次会议还惹了点麻烦。琳达在举办会议的通告中，把大陆 的中国人权研究会也写在了表示赞同和发起的组织名单里。我和萧强看通告时，问 过琳达中国人权研究会是否同意把自己写在发起的组织中。办事讲究痛快的琳达说 ：我们不管他，如果不同意，到时候他们不来就是了。可是，事情大概没有这么简 单，大陆人是满讲究字眼和名分的。今年初，我去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会 议上派发我的一个演讲的邀请时，被中国代表团告到了联合国副秘书长那里。他们 指出我们有两点不符合规定，一是邀请不能在会议上派发(虽然会议上有许多派发的 )，二是派发邀请的加拿大华侨瑞切·李所挂名牌与邀请上的组织名称不一致。只想 为祖国的人权改善尽点心意的瑞切·李只好向联合国的官员道歉，同意已派发的邀 请不算数，在会场外重新派发。就是这次到维也纳也遇上了大陆来的人琢磨字眼的 事。李保东对我说，“你们组织叫中国人权怕是不大合适吧，这不是把中国的人权 全包揽了嘛？”我说，这只是一个组织起的名字，没有轻视更没有排斥其他组织的 意思，正如叫了美国食品店，并不能就全占有美国市场一样。这样的情况，琳达想 请大陆组织与会的心愿，很难说会有什么结果。果然，通知贴出去不久，就被中国 人权研究会把他们的名字划去了。后来他们还问萧强，为什么不得到同意就把他们 的名字放在里面了，萧强无法解释，只有说：“你们不是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划去了 吗？”中国人权研究会的说：那也不行，还可以认出来，你们得把它撕去。奇怪的 是，他们这次没有向联合国告状。 虽有这些情节，除大陆以外的许多华人人权组织仍然得以聚到一起，关起门来开 华人的会议。大家尽管全有开这个会的意思，但真正确定下来时间，是韩若梅筹备 的那个会议已经开始以后。几个香港的朋友在会议厅外面转，他们仍坚持只参加华 人的会议。我请出来台湾人权促进会的陈菊会长，还有韩若梅等许多人商量，最后 确定七点钟以后在另一个地点开只有华人的会议。会议的内容则采纳了台湾人权促 进会李胜雄律师的提议，既起草一个共同声明，有了共同声明的基础，今后各组织 间合作的内容形式可以留待各组织回去后用信函等方式商量。 会议上，大家确定了一个共同点，即合作的力量是用来帮助推动改变人权记录最 糟糕的地区，并同意目前这个地区就是大陆。声明也是本着这个意思起草。萧强曾 提议以中国人权发表的一个声明为基础修改出共同声明，但最后大家还是决定由数 十年锲而不舍地追求人权理念的黄默教授另起草一份更一般而又简短的声明。这是 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大陆的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地区的问题全写进去，虽然不同的 民族、地区全有些自己的特殊之处，但被同一个不理解而又轻视人权的政府所统治 ，其根本性的问题没有什么区别。同时，我们也不同意把某个具体的问题如六四屠 杀写进共同声明。当然不是一开始大家就完全同意这个内容，如亲身经历过“内人 党”磨难的席海明就有代表蒙古民族的独特要求，就是到黄默拿出定稿的时候，因 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而没有能够正式与会的中国人权基金执行长廖大文，仍然要求 将他们组织和达赖喇嘛受阻事件写入共同声明，作为对中国政府谴责的一条内容。 不过，大家全很合作和容易通融。廖大文对我说：我认为我们这条很重要，声明我 们虽然照样签字，但我保留我的意见，我们今后还会很好合作的。这样，八个华人 人权组织的共同声明就诞生了。这是很少参加国际人权活动的华人人权组织在国际 人权活动中发表的首次共同声明，因此有必要将全文照录如下： 华人人权组织共同声明 一九九三年六月 维也纳 基于我们对人权与基本自由的信念与追求，我们决定藉此世界人权会议集会之际 ，发表共同声明，把我们的立场与主张公诸于世。 我们严厉谴责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态度与政策。同时，我们相互承诺，从此以后， 合作无间，尽力以赴，求华人人权的充分实现。 一、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已成国际社会共识，任何政府不得藉口文化、历 史或国情，无视国际标准，自作主张。同理，公民、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权利相 辅相成，缺一不可。任何政府不得厚此薄彼，任意分割。 二、人权与民主密切相关；唯有实行民主政治，健全法治，人权与基本自由才能 获得最有效的保障。 三、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停止政治迫害。 四、我们要求中国政府充分尊重民族自决权利及少数民族在宗教、文化、语言各 方面的权利。一九九七年后香港人民的基本权利也应得到充分尊重。 五、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签署加利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与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并进一步与国际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国家合作，认真 履行国际人权法的种种义务。 中国人权（纽约）会长刘青 中国人权基金（华盛顿）执行长廖大文 台湾人权促进会（台北）会长陈菊 中国人权协会（台北）执行秘书韩若梅 香港人权联委会（香港）何喜华 中国人权国际联盟（荷兰） 黄默代签 内蒙古人权保卫同盟（德国）主席席海明 中国留学生人权委员会（澳洲）会长杨军 六、非政府组织的一些活动 维也纳人权大会期间，有一些简短的小故事，但彼此间没有多少关联。所以，每 个小故事给个小标题，以避免混乱。 祈 祷 在维也纳联合国大厦门前，头一眼就引起我注意的有两个事物：门前广场上五块 颜色不同形状各异的巨石，还有就是他们两位。他们是和我们有同样面孔的黄种人 ，头上有一块布片，身上穿的袈裟不象袈裟，道袍不象道袍。但是，他们腰背笔直 地稳稳站在汽车道前，手里拿着我从前没有见过功能类似木鱼的器物，敲击一下， 吟咏一声，声音悠长而清晰。我与郭罗基先生有两点看法相同，他们是日本人，他 们是和尚。他们吟咏的是什么，为什么吟咏，我们就无能猜测了。这个世界上每天 发生的事件和不幸都有许多，到联合国人权大会场超度亡灵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 有一些人在给他们拍照，还有一个摄影师扛来了录像机。但是，他们好象进入了 涅磐境地，周围的事物对他们一无影响，他们的声音依旧清晰又悠长。后来，我们 走进联合国大厦，只要离门口近一些就又听到他们的吟咏声。晚上我们离开时，他 们依然在吟咏，声音不急不缓，一直伴我们到地铁车站。他们好象住在了联合国大 厦门前，第二天早上，我们还离着很远就又听到了他们的声音。这天，他们一个依 样站立，一个坐到了地上，清晰又悠长的声音却听不出有什么变化。终于有一天只 剩下一个人了，他的神情和声音却依然如故，好象不知道少了伙伴只剩他独自一人 了。不过，不久有一个白人坐到了他的身边，只是不会吟咏，手里没有器具，坐姿 也不象东方人那么端直。我离开维也纳前，他们也消失了，我在门前的广场上四周 打量，只看到五色的五块巨石。它们是不是表示有人类正常生活的五块土地？ 鲍朴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的，他说，他们是在为人类的和平祈祷。这我可没有想 到，我应该站在他们身边照张相的，我动过这个念头。 原住民 在联合国大厦里，常看见一个很老的原住民在人群中走来走去。他头上戴着孔雀 开屏似的五颜六色的羽毛，腰部围了一块兽皮，脚登毛茸茸的兽皮高腰靴子。在他 身体裸露的部位画满了花纹，与他穿的戴的形成了粗犷而又和谐一致的图案。人们 说，他不说话，在有一百几十个国家与会的联合国大厦内只是走来走去，让整个世 界全看见了。他已经很老了，腰背也驼了，但仍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拉开大步走动 时发出很大的响动。他是和他的人民一起来的，他们的头上也是孔雀开屏似的羽毛 ，在联合国大厦外面围成一圈，有时会跳起土风舞。他们远渡重洋来到这块完全陌 生的土地上，是想要回自己的土地。 许多人非常同情他们，既同情他们丢失了土地，更同情他们以整个人生整个民族 的命运寻找无法寻回的梦。他们是在自己世代居住的土地上成为客人的，他们在自 己的国家里，被别人施舍一样地分给了一些最差的土地。一些现在管理着他们的国 家表示愿意给钱，用钱买下他们对土地的要求。但是，他们不要钱，不要用钱买来 的现代生活，只想要回土地要回原来的生活。可是，在那些土地上已经生活着几倍 甚至几十倍于他们的人民，或是他们想要回的土地已经成为维系一个国家经济的支 柱。这个世界还没有找到时间隧道，无法让他们返回原来的生活和获得原有的土地 。看着他们，就不由得为他们难过，没有人知道如何帮助他们。他们倒还平静，只 是走来走去，或是跳起土风舞。他们大概只是想让今天的世界看到他们，看到五彩 的翎毛裸露的肉体与今天文化的强烈对比，并从中体会出对人类的什么蕴涵和意义 。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想让世界看见的愿望，对于与会的政府代表团也是期望过高 了。政府代表团通过了一项有关原住民的决议，把复数原住民写成了单数原住民。 这引起了非政府组织的哗然。一百多个政府代表团在联合国的大厅里一个词一个词 地计较，却偏偏没有注意到世界上有许多想要回土地的原住民，而不是一个。这样 的淡漠和轻视，实在叫人沮丧，原住民会怎么想呢？原住民仍然在联合国大厦内走 来走去，他们中有些人把头上的五彩翎毛拔下来，送给想要这些美丽翎毛的人。他 们能送给人类的，也只有这些了。 示 威 我们刚出地铁站，就看见满载着军警的大汽车向联合国大厦开去。路上也布满了 军警，而且摆放了许多铁马。不过，军警的神情并不紧张，只是例行公事的样子。 我看了看手表，十点差一刻，按照昨天晚上一些组织原定的计划，联合国的大门还 要被堵死一会呢。然而赶到大门时，堵门的盛况已经过去了。在大门前的军警并不 比堵门的人少多少，训练有素的军警已经把堵门的人分割成几块，正在一批又一批 地从门前逼开，逼到远离大门的铁马后面去。看来堵门的成效不佳，一辆又一辆豪 华轿车和它们的主人丝毫不受影响，它们风驶而来，车子的主人春风满面地走下来 ，常常在几个迎上去的人的陪同下迈步走进联合国。那些被堵在铁马后面的示威者 只有吼叫，再就是把旗帜或是牌子举得高一些、显眼一些。不过，李禄对这个成绩 似乎还满意，他笑容满面地说，已经成功地堵了半个小时。 李禄是这次示威的促成者和组织者。我不知道从前联合国开会的代表是否有示威 的先例，我想李禄也许是首开先河，为来联合国开会的代表创建了一个模式。实际 上，引出这件事的是一位亚洲姑娘，她跑到我们开会的地方说，你们的国家和我们 的国家一样横蛮，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们。在讨论如何对付肆意侵犯人权 的国家时，大家全觉得有一口气出不顺，这就是在本国时被政府压制得说不成一句 话，到联合国又被政府们霸住了舞台仍然说不成话。这成了这次联合起来对付政府 的会议的情结。偶然跑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李禄说，这还不容易吗？我们可以示威堵 大门，可做的事情多了。于是，李禄三下五除二，开始分配指挥第二天的堵大门工 作。开过会后，李禄对我说，第二天早晨会有三百个人把大门堵住一个小时。 堵门虽然不够理想，但这场示威的其他方面却超出了想象。李禄指着一片牌子说 ，看见那些牌子里面的中国了吧，那些牌子上写的是世界上人权最差的国家。这种 写法招致了另一些国家代表的不满，他们说，凭什么只有你们通过的才是人权最差 的国家，于是，许多国家的代表把自己的国家也写了进去。这产生了一个错误，世 界上人权记录真正最差的国家是北朝鲜，却由于没有人权组织当然也就没有人权代 表，所以居然没有写进最差的国家里。除了表达的内容外，表达的组织形式也有变 化，原本只准备一次性的堵门示威却被全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的组织所接受，成为 伴随整个人权大会的一部分内容。后来，不仅口号和标语有许多增加和改进，而且 还产生了一个绝食的队伍，一个佛教的队伍，示威的人群此起彼伏，大有一浪高过 一浪的势头。如果说，我们这些来自无法说话的国家的代表，千里迢迢来到联合国 也没有得到与政府讲话讲理的机会，我们毕竟还是得到个讲给自己人的空间，这也 十分重要，可以说不枉此行了。 七、卡特和达赖喇嘛 贝尔告诉我们，下午四点钟在联和国会议厅里有美国前总统卡特的一个演讲。贝 尔是美国驻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人权官员，一个心地与他所从事的工作一致 的人，他告诉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能够去听演讲。然而，我们正在准备举行记者招 待会和起草声明，加之NGO(非政府组织)会议常缺少同声翻译，我去了也只是看而不 是听，便没有去。卡特的演讲会很短，只一会萧强就回来了，后来李禄也来了，还 把会场的气氛带来了。他们说，整个会场分成了两派，一派赞成和愿意听卡特演讲 ，另一派只要卡特一张嘴就有节奏的喊“no，no，no！”并且跺脚吹口哨。两派人 数大致相当，然而在声势上相去太远。李禄满脸漾着笑说，这是一伙富有经验的街 头政治家，西方文明根本不是对手。李禄本人倒是加入了赞同的一派，他大声为卡 特叫好鼓掌，冲着喊no的一边也同样的大声喊“让他讲！” 卡特讲得很困难。面对着喊“no”的人群，他说作为一个人他也有权到联合国的 人权大会上谈谈对人权的看法，喊no的人群对他喊“no”；他说他是讲给想听的人 的，不想听的人尽可走开不听，喊no的人群对他喊“no”；他说“我们有两个美国 ，一个富裕，一个贫穷，犯罪率很高，无家可归者和失业者很多，”喊no的人群对 他喊“no”。喊no的人群并不考虑他们那个no与卡特的话连接在一起所形成的真实 意义是什么，他们要喊的只是“no”，即他们要做的只是剥夺一个人在联合国人权 大会上的说话权——一项公认的基本人权。而他们从世界各地聚到这里来，却是想 要回自己的人权，其中包括在他们自己国家的说话权，他们是世界上人权记录最糟 糕的那些国家中的一部分NGO组织，这真是不幸。 萧强说卡特是经历过美国大选的总统，什么阵势没有见过？应付这种场面只是小 菜。然而卡特没有应付下来，他只讲了大约十分钟，终于讲不下去而放弃了。也许 萧强的话并不错，卡特确有能力应付这样的场面，他讲不下去或许是因为对此的心 理准备不充分。卡特虽然不会期望他的演讲有多么热烈的掌声和喝彩，但他有资格 期望不受到如此对待。卡特是第一个把人权引入国际关系的美国总统，在外交中大 打人权牌。也许，世界人权大会在九三年夏季的音乐之都举行，而不是九五年冬季 的什么其他城市举行，就有卡特当年的作用。然而，这位人权总统却在人权大会上 被剥夺了人权，这真有一些悲剧的色彩。 有人说卡特并不是重视人权，而是把人权当成一个政治筹码，在世界上为美国捞 利益。谁也不能说卡特搞的不是政治、不是维护美国利益，问题是每一个美国总统 全在搞政治，全在维护美国利益，全有很多政治筹码可以选用，唯有卡特选中了人 权。从卡特以人权为条件发展国际关系，到今天全世界形成人权高潮，其间是有些 清晰的脉络可以看到的。 对卡特的不公平，也有些NGO看到了，并就此发表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全谴责了 喊“no”的非政府组织，但也谴责了大会筹备组，认为他们太糊涂，把卡特这样一 位敏感人物请来是个错误。后一个谴责实在难以让人赞同，因为这等于在说，在全 世界争取人权的会议上，只要对某些组织是个敏感人物，他的人权就可剥夺，至少 同意剥夺参与权。换句话说，这一谴责意味了非政府组织反对政府剥夺人权，但非 政府组织可以在自己内部剥夺人权。该谴责的不是大会筹备组，始终只是那些喊“ no”的非政府组织。今后的大会筹备组需要作的，不是仔细挑拣出去敏感人物，而 是多请几个来。因为喊“no”的非政府组织实实在在需要多经受一些锻炼，以便牢 固地树立起尊重那些他们反对的人的人权。 喊“no”的非政府组织也有个说法，他们反对的不是卡特这个人，他们对卡特个 人没有恶感，而是借反卡特来反美国政府。这更难以让人赞同。谁都知道，卡特只 是一位前总统，他和美国政府没有多大关系，更不能代表美国政府。有人说卡特对 美国政府还是有影响的。这完全可能，民主政治这个概念就有个人可能影响政府的 内涵。但影响不等于代表政府，每一个美国人都有可能影响美国政府，能够反对每 一个美国人到人权大会演讲吗？不要说影响政府的人，就是实际操纵政府的人，只 要他没有代表政府的身份，他到非政府组织演讲的权利就应该得到保护。比如操纵 着北京政府的邓小平，他也同样有到非政府组织人权大会演讲的资格，因为谁也不 能说他代表政府。在这里，需要确定的是身份，而不是带有感情的认识。 然而，在对待达赖喇嘛时，我看到另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倾向。这回不仅是一部 分NGO组织，而几乎包括了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的全部NGO组织，大概只有大陆的NGO组 织除外；而且，带有这种感情色彩的还有许多政府和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一 时之间，中国政府和大陆的NGO组织陷入了愤怒的谴责海洋，他们成了形影相吊的一 伙。这是由于中国政府和大陆的NGO组织的一系列行为而导致的，但是中国政府迫使 联合国秘书长不允许达赖喇嘛来联合国的NGO组织的会议上演讲，肯定是产生这种愤 怒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多人权组织以各种方式采取了行动，向联合国秘书长施加压 力和影响。国际特赦这个最有声誉和力量的人权组织说要以自己的名义请达赖喇嘛 来演讲，十四位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则以集体罢会的方式表示抗议和谴责。最终， 维也纳政府以贵宾的身份邀请达赖喇嘛来了，并在联合国大厦外面的NGO组织的大蓬 那里发表了演讲。大会的会刊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和一副漫画，画的是高大 的满脸笑容的达赖喇嘛吹着喇叭，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只有他一半高的人群，胜利地 向联合国进军。 对待达赖喇嘛的态度，是我们组织不得不考虑和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因为新闻记 者和许多人权组织的代表总喜欢问我们。我们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坚决反对不 把情况了解清楚就按照一般NGO组织的认识表态。有一种说法，联合国是国际上实力 较量的战场，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接受了中国政府不准达赖喇嘛演讲的要求，是因为 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而且在联合国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中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这个说法不能说服我。中国虽然在联合国中有这种地位和作用，但并不是压 服联合国秘书长的充分说明，因为在联合国中有比中国更有力量的国家，如美国、 欧洲的那些国家等等，在对待达赖喇嘛的态度上，显然与中国相反，他们为什么不 能压服加利，使达赖喇嘛到联合国发表演讲呢？我比较相信这是由于中国政府抓住 了联合国的规则，从而才能使加利下达不准达赖喇嘛到联合国演讲的指示。中国政 府虽然对它的人民无法无天，但是到了它需要法来保护的地方，却最擅长抠着字眼 保护自己，这是我离开中国之后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的最大感受。果然，联合国的规 定中有一条，在联合国的场所内不允许会员国的政治反对力量从事活动。达赖喇嘛 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因此中国政府要求不准他演讲并非毫无道理。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决定不象其他人权组织那样无条件地支持达赖喇嘛到联合国演 讲，如果遇到问我们，我们只说作为一个关心世界人权的普通人，我们认为达赖喇 嘛有权到联合国的人权大会上讲讲自己对人权的看法。 其实，我们对达赖喇嘛是很尊敬的。我们听到过许多达赖喇嘛的故事，也曾经看 过他的书。对于在中国政府的追杀下流亡国外的政治领袖，对于几十年来自己的民 族常遭迫害和杀戮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理性、宽容、务实和人道精神，不仅给 人流下深刻印象，也使人深受感动。在中国的众多问题中，西藏问题也是一个随时 可能爆炸的活火山。我多次想过，如果由中共执政的中国政府够聪明和负责地考虑 中国的未来，那么，他们应该看到，与达赖喇嘛坐下来公平地理性地寻找解决他们 与藏族的矛盾的途径，现在所剩的时间和机会都不多了，必须赶在达赖喇嘛还活着 和中国没有出现民主之前。当然，解决的途径绝不是中共“赏”达赖喇嘛一个副委 员长，或是副主席什么的。认为给西藏流亡政府一些看上去还不错的饭碗，这种中 共自以为的宽恕和优待，不仅解决不了中国政府和藏族之间的仇怨，这种荒唐所含 的轻视和污辱只会增加麻烦。中国政府应该认识到了，让西藏人民自决是唯一公正 和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式，否则它将留下血腥的身影。国家并不重要，生活在这个国 家中的人民是否幸福和欢乐才是主要的。如果一个国家把几个民族捆在一起只是痛 苦，那么分开就是必要的和人道的，至少让人家可以选择是否分开或是愿意维持一 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我的这种看法可能更接近达赖喇嘛而远离中国政府。所以 ，我不赞成象其他NGO组织那样无条件地支持达赖喇嘛到联合国来演讲，并非我不赞 成他的温和思想和做法，而是另有考虑。 首先，许多NGO组织对卡特和达赖喇嘛的态度是双重标准。他们反对现在只是老百 姓的卡特到非政府组织的会议上演讲，却不考虑联合国的规定，一定要请流亡政府 的领袖达赖喇嘛到非政府组织的会议上来演讲。这是我所不赞成的。其次，这种不 顾规定的支持和同情，或许正在助长着危险的倾向。西藏的流亡政府给自己画了一 块地域，除了现在的西藏外，还包括青海、四川、贵州、云南、甘肃等很大的一片 土地。刘宾雁老师说，差不多是中国现有面积的四分之一。这也没什么，只要活在 这片土地上的人觉得幸福和欢乐就好。我甚至认为，中国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大一统，所以绝不认为维护现在中国的土地在一个政权下就叫爱国。但是，如果分 成几个政权产生的是更大的痛苦，也不敢苟同。问题是画了那么一大片土地的计划 中，并没有一个叫人安心的可以得到幸福和欢乐的保障，而是恰恰相反。流亡政府 的人说，西藏国成立后，那片土地上其他民族的人的去留，由藏人决定。活在那片 土地上的其他民族的人并不比藏人少，何况在画出的那片土地之外其他民族的人有 更多的同胞，怎么才能实现西藏国的计划呢？据说一位藏族女士说，发动一场全世 界对中国的战争，就象全世界对伊拉克萨达姆开战一样。我知道，在中国现在的专 制极权的统治下，这样的话无异梦话，但是，如果出现民主，这种情绪的积蓄就会 导致另一个南斯拉夫，或许比南斯拉夫更糟糕。而民主是一定会出现的，在这种情 况下，民主是福还是祸呢？所以，为了出现民主那一天不出现灾难，现在应该做的 不是积蓄而是消除这种情绪。达赖喇嘛本人是很理性很温和的，他和他的人民当然 应该得到同情和帮助，然而同情和帮助如果变成了无条件的支持和鼓励，理性和温 和的达赖喇嘛可能不变初衷，但对许多藏人就会起危险情绪的积蓄作用。这对藏人 也好，汉人也好，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也好，都会是灾难。真正要给不幸的民族同情 和帮助，就应该给能够促进成熟合理性的那类，这才是在中国专制极权统治下的各 民族所需要的，当然也是要自己管理自己的藏族所需要的。 八、返 航 坐长途火车或飞机，我总是昏昏沉沉的栽磕睡。有晕车病的妻子说：老天真不公 平，同是晕车病，偏你得的那么舒服。到美国后，坐飞机的次数较多，这毛病愈发 大了，飞机尚未起动我已开始栽磕睡。然而，叫人奇怪的是，这次发现飞机出了问 题的第一个乘客却是我。 当时，我正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空姐手脚麻利地往回收耳机。我下意识的看 一眼手表，飞机离开维也纳只有一个多小时。这不正常，我把想法告诉了郭罗基先 生。是吗？郭先生漫不经心地问，他对还没有用好饭空姐便来收东西虽不以为然， 但还没有与收耳机联想在一起看成要注意的信号。我向四周看看，人们全很平静。 可是，郭先生突然叫了起来：飞机为什么往回飞了？他用手指着飞机航行显示屏， 拖着长长一条红色的航行过的路线的飞机掉回了头，接着屏面转暗，一切全消失了 。 这时，飞机象一只受了伤的大鸟在极力挣扎，它高高地抬着头，两个翅膀左旋右 转，费尽心机想升上去。但是，高昂的头却被不争气地往下坠的沉重屁股所累，机 舱内的倾斜度叫人不舒服。空姐还在过道间走来走去，脚步比平常急促许多，她们 象爬坡的人那样上身前倾着钻行，脸上有亮晶晶的汗还有从未见识过的沉重。有人 出了问题，四五个焦虑的空姐围了上去，似乎在用什么方法帮助清醒，后来我看清 了，受帮助的是本次航班中最漂亮的姑娘。我右后方的一个阿拉伯乘客开始祈祷， 他双手合十，双眼闭拢。我把目光转向窗外，大地就在我们的下面，一切景物清晰 可辨，并象越来越大越来越真实。飞机显然在下坠，当它意识到再下坠意味什么的 时候，才被死亡逼吓出一点升上去的能量。我对郭先生说，我们的运气全看这架飞 机能否挣扎到机场，它看上去象满卖力气。 郭先生笑一笑说，还好，幸亏不是在大西洋上空。 我也笑一笑。但我并没有捉摸清楚，假如赶不回机场，究竟是在海洋上空好还是 在陆地上空好。 我们那架卖力气的飞机赶回了机场，它始终抬着头，最后很长的一段路是贴着地 面，用喘着气的愤怒抵挡着大地的诱惑。它全部轮子落稳并恢复有条不紊地沿跑道 冲刺时，那个祈祷的阿拉伯人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 我们被航空公司安排在希尔顿旅馆免费住一夜，还有免费的晚餐和早餐。联合国 秘书长加利来这个旅馆，听说了这次飞行事故，要慰问乘客中的几名NGO成员。可是 ，同行的海地朋友找遍了他能想到的旅馆各部分，没有找到我和郭先生。其实，我 们正在经历另一场冒险。 为了早些休息，我和郭先生放下随身东西便去餐厅吃晚饭。我们在一楼找到了宽 敞的餐厅，郭先生把餐卷交给守候在门厅的侍者，第一个侍者脸上有一丝犹豫，第 二个侍者接过餐卷，立刻笑着热情的说：请。我们被领到一张大餐桌就座，如此大 的餐桌只有两把椅子，看来它限定只伺侯二人。伺者把一根花朵样式的玻璃杯里的 蓝蜡烛点上，悠悠的火焰使幽雅的餐厅别有情味。一位钢琴艺术家正在演奏，琴声 若有若无。每一张餐桌都有宽阔的空间，后面的墙壁是巨大的书橱，似乎不经意地 散放着好象刚刚翻阅过的精致的但显然年代久远的书。这里的侍者也不一般，他们 不是我经常见到的，他们手脚的娴熟有序和动作的干净沉稳，我从前只是在书上看 到过他们。而且，侍者比餐客多。我心里浮上了不安，航空公司有这么慷慨大方吗 ？更大的不安是，二个小时的就餐，几十位同一航班的乘客，只有我们两人在这里 就餐。其他进出这里的餐客，言行举止和神态都在加深我的意识：他们才属于这个 餐厅，我们闯进这里会不会出洋相，电影里可是有付不起帐单而被扒光了衣服的食 客。我甚至开始考虑荒唐的对策，捉摸进来时那个侍者的笑和殷勤是否可以告他个 欺骗。我为自己的想法笑了起来。 我们吃的不多，一道汤，一道鱼，一点面包和饭后甜食，还有咖啡。我问郭先生 ，走前是不是问一声账单，郭先生说别给自己找麻烦，我们已经给过餐卷了。但是 ，站立门厅的侍者笑容可掬地对我们说了不少好听的祝愿后，又不失时机地说，另 外还有点小手续。那是一张一千五百多先令的帐单。我们总算还可以付，我上楼取 了一趟钱，并要下帐单仔细保留起来。 我们已经没有睡意，却有了在维也纳夜幕中散步街头的情致，这是我在维也纳一 周多时间唯一的一次。我和郭先生都不无得意地说，这一天真见识不少，先尝试了 飞机可能失事的感觉，又享受了五星宾馆头顶服务的美妙，不论当时想了多少，能 够坦然承受这种大起大落，花点钱买这见识也值得，只不知道回纽约前是否还有这 样的刺激。 没有了，除了有些晚点，飞机一帆风顺抵达纽约上空。机轮平稳地碾上跑道时， 机舱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笑。 作者更正：上期《北京之春》刊登的“‘中国人权’参加维也纳人权大会散记” 的前一部分中，提到李保东说“中国人权”的代表是拿美国政府的钱来开会的。实 际上，这话是原中央党校的徐英先生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