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谈新闻改革 罗 蒂 整理 【编者按】胡绩伟，四川人，七十七岁，目前在美国访问。“文革”前任《人民 日报》副总编辑等职。一九八二年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一九八三和一九八八年， 出任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一九八九年北京实行戒严后，与厉以宁等人联名提 出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六四”后，先后被免去人民日报社社长、人大常委 会委员的职务。此文系胡绩伟七月二十六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录音整理，未经 本人审阅。 报纸走向商业化 我想讲一讲中国新闻界的情况。现在中国的新闻界，党所控制的报纸、通讯社、 广播电台，还是处于一种非常僵化的状态，但是在党控制不严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 ，新现象也不断出现，而且是很可喜的现象。从报纸来说，九一年邓小平在上海的 一个讲话和九二年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的经济情况、改革开放出现了新的现象，报 纸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首先是各个主要的报纸，比如说象《人民日报》、广 东的《南方日报》、上海的《解放日报》，他们也慢慢感到情况不妙。为什么呢？ 因为读者意见很大，不爱看。我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很多年，从五二年起当责任 编辑，粉碎四人帮以后，就当总编辑了。在我当总编辑期间，报纸曾经发行到六百 多万份。现在《人民日报》已跌到二百多万份了，说明读者越来越不喜欢这份报纸 。因此，他们首先感到的威胁是经济上的威胁，因为发行量越来越少，收入就越来 越少，但是现在的报纸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象《人民日报》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前 ，只是八、九百人，现在已经增长到两千多人，开销很大。 因此出现了一种现象，叫小报养大报，就是每一个大报，都办一些小报，各种刊 物，把它办得生动活泼一些，办得比较符合读者的要求，这样，就可以赚钱了，用 这个钱来养大报。这种现象这两、三年发展形势很好，这些小报办得相当活跃，不 仅是在一般的版面、排版，而且在内容方面、政治上，都有一些很好的表现。比如 说，出现了一些好的杂文，这些杂文都是政治性很强的，这些杂文有一些象当年的 《燕山夜话》邓拓式的杂文。写得很好，影响也是很快的，报纸如果是在一个地区 发行，一传就传到各地，每一个地方都复印，你送给你的朋友，他送给他的朋友， 小报里有很好的报告文学，象刘宾雁式的报告文学，写得很好，无论是写正面人物 或是写反面人物。 小报养大报产生的结果，慢慢就影响到政治上的松懈。比如说《南方日报》的总 编辑，办了周末版，影响很好，他没有想到周末版那么受读者欢迎，而且能够赚那 么多钱，所以他虽然对一些文章政治上、观点上并不赞成，但他觉得它赚钱，所以 他对它也放松。有的人不仅是放松，而是支持，甚至于有的总编辑已经慢慢把他的 工作重点放在小报上了，对大报，他认为反正起不了多大作用。大报慢慢地也得改 变，特别是在上海、广州这些地方。大报不只是一家，广东有一个《南方日报》， 还有《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上海有《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 报》，互相间竞争。比如说《南方日报》，这是广东省委的机关报，它改进就慢， 但广州市委的机关报就改得快一点，互相竞争，这样《南方日报》也不能不跟上。 所以这样一来，大报也得改变。邓的南巡讲话以后，提出来“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 义，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这样一来，所谓“市场经济”的观点也就越来越得 人心了。 原来的观点是报纸就是党的工具，党的喉舌，现在，一个新的概念出来了，就是 报纸也是商品。报社原来是国家出钱办的一个机关，现在，也出现了一个新的观念 ，就是报社也是一个企业。这样，报社是企业，报纸是商品，它必须放到市场上去 竞争。这是很好的现象，使得不仅小报的情况有所改变，大报也得不断地改变。至 于广播电台、电视，也有很大的变化。如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就是独树一帜的。 新闻控制仍然很严 尽管出现了这么多新的现象，但是报纸和新闻方面，控制还是很严的。在根本问 题上面，没有多少改变。 第一，重要新闻的发布权，还是控制在新华社手里。在其他国家，随便哪个记者 都可以发布新闻，有了新闻就写、就发。在中国，这是不行的。中国重要的新闻都 是新华社的，新华社不发，全国所有的报纸都不能登。比如说，很简单的事情，李 鹏有病，本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总理生个病算什么。但在中国不行，这是个重 大政治新闻。所以新华社不发，所有的报纸，至少在我六月十三日离开的时候，全 国的报纸没有登过李鹏生病的消息。主要的情况靠出国转内销，这些消息被国外的 通讯社或者是港、澳、台的通讯社发出来了，大家听广播，听BBC，听美国之音，这 样传出来，然后再传回去。所以，由于控制了重要新闻的发布权，人民就没有知情 权。 第二，重要的政治评论的权利，人民没有。重要的政治评论是掌握在《人民日报 》手里。新华社有时也发表一些评论，但评论主要是在《人民日报》。在这种情况 下面，中国的舆论完全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有一个口径，中央怎么说，大家也一 致这样说，没有第二句话。比如说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全国没有一个报纸登过彭定 康的政改方案，无论是全文、无论是摘要。但是国内批评彭定康的文章，那是连篇 累牍，多得不得了。无论怎么多，都是骂彭定康的。没有另外一种声音出来，说彭 定康的好话，甚至为彭定康作一点辩护、作一点解释。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没有议 论的权利。又比如奥运会的问题，就只能说对，只能说好，没有第二个声音。甚至 连天皇访问中国的时候，有很多中国人要求赔偿的声音，也一律不能说。 第三，对重要的理论观点，不准研究，不准讨论。直到今天，这都还是控制在极 左的人物手里面。要按照他们的调子，只能要他们所掌握的所谓的“理论家”所写 的文章，至于其他人写的文章，那是比较难的。 国内的新闻界尽管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但从这三个问题看，控制还是很严格的 ，没有什么松动。当然这三方面也有一些突破。去年上海的《新民晚报》就突破了 几次。第一次是杨得志下台以后，把军队内部的调整登出来了。这当然是重大的新 闻，所以就挨批评，做检讨。第二次又登了市长在内部会议上，要决定撤销六个工 业局。《新民晚报》登出来后，六个工业局的人拿着报纸找市政府，说怎么办，你 要把我们撤掉，叫我们到哪里去吃饭？又挨批评，批评了以后检讨，检讨以后他们 又第三次突破。在上海市委党代表大会时，还没有选举，内部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 ，他把候选名单公布了。这种现象不止《新民晚报》，其他省的报纸这种突破也不 断发生，就是那个那个主持的总编辑，他就有这个胆量突破，突破以后，你让我检 讨我就检讨，检讨以后我又突破。 这种现象，说明现在控制是比较弱了一点。当然他们现在要收紧也是可以的，但 他们也要考虑到收紧可能会产生的副作用。比如说邓南巡讲话以后，很多报纸、杂 志是拥护邓小平的。因为南巡讲话是反左为主的，因此出了以反左为主的一些文章 ，这种事情，他们是很难禁止的。今年一月，成都有一家《厂长经理日报》，登了 我一篇文章，讲中国的民主问题。我提出一个观点：中国的民主，如果仅仅是在知 识分子范围内讨论，这个力量不大。我主张中国新兴的企业家应该来关心中国的民 主，应该来参加争取中国的民主，投入到这个潮流中去。这篇文章也登了，登了就 登了，他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因为这篇文章讲的道理他们批驳不了的。 最近在经济方面的宣传就更多了，比如说深圳的股市闹风潮，报纸上什么特写呀 、新闻呀、通讯呀，多得很，揭露深圳的贪污。前一段时间，四川仁寿农民起来反 对区政府增加他们的负担，结果很快平息下去了。但是北京有一家《消费信息报》 登了一篇文章，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他们是用压制的办法，把农民压下去的，而 这种办法违背了中央有关不能加重农民负担的规定。这篇报导一出来，农民就拿着 这个报纸去找区政府，一下子一万多人就起来了。这个报导起了很好的作用，很快 就把区上、县上的人撤职、处分、解决了。最近一件事，是长城公司，这么大一个 诈骗案，由新华社发消息揭露，也产生很大的作用，现在不仅把长城公司处分了， 而且还处分了有关长城公司的人。据说李贵鲜的撤职和长城公司有很大关系，如果 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新闻报导起了作用。 新闻界出现改革的呼声 不仅是实际行动，在理论上、原则上，现在也有进行新闻改革的呼声。比如说今 年一月间四川一家刊物登了一个甘惜芬教授的讲话。甘惜芬是人民大学的老教授， 是一个老的新闻工作者，也是新闻学的有名学者。这个人过去是做学问的，很少发 言，很慎重的，但是这一次，他忍不住了，他写了这篇文章，说他三年来讳言忌言 ，三年来没有说的话现在要说了。他提出一个观点，中国新闻界不能限于业务上、 形式上和版面上的改革，必须进行新闻上的体制改革，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他说 “出口转内销”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个莫大的耻辱。因为重要消息中国新闻界你自己 不能发布，靠外国记者来发布，使我们这些几十年的老新闻工作者，不得不感谢美 国之音。感谢美国之音，感谢BBC，感谢法国电台，因为它把整个的消息告诉了我们 。他说这种“出口转内销”说明中国报纸基本丧失了传播消息的功能。这个话没有 冤枉，说得对的。他反对现在中国新闻政策中的一条，叫正面宣传为主，如报导好 的东西，他说这种办法实际上是反映了怕揭露工作中的缺点。这样就妨碍了发挥舆 论的监督作用。他说，我们的新闻政策只准有一个声音，对国内的大事，只能由《 人民日报》在中央领导下一家发言。他说这种政策在世界上都是罕有的，意味着对 不同意见的压制。 中国新闻领导机关，就是国务院的国家新闻出版署，他们的调子现在也在改变。 去年十一月，召开了一个全国报纸管理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新闻署一个报纸 司的司长提出，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下的新闻出版的新的管理体制。 他提出，应该改变过去公费办报、公费订报、行政摊派的方式。他说，这是一种计 划经济体制，过去的报纸，不仅在思想上是计划经济，而且在经济上几乎完全是供 给制，所有的报馆、通讯社、广播电台全是国家出钱。他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观点 ，就是报纸是商品、报社是企业，我们都在市场中，他说报纸内容要正确，要符合 民心，要反映时代风貌，反映群众最关心的事情，它既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 舌，这样才能成为市场上群众自觉购买的商品。 我多少年来一直就是这个观点，我就认为报纸不仅是党的喉舌，而且是人民的喉 舌。我提出的观点是，报纸应该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它不仅要代表党说话， 代表人民说话，而且它还要听取人民的声音。他们一直批评我这个观点，认为我强 调人民性就是反对党性。特别是“六四”以后，对我进行了很多批评，新闻、刊物 很多篇批评我的文章，当然那时我没有权利辩论。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 人民至高无上”，到美国以后，送给《探索》杂志，他们觉得还很有意思，就登出 来了。 记者和政府间不断发生冲突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新闻法。这个时期，关于重新制定新闻法的呼声高起来了。 原来从八四年开始，是由我负责起草新闻法，到了“六四”以后就停下来了。 最近一个时期，由于不断出现记者和政府之间的冲突，而且记者受到打击、迫害 ，现在大家提出要制定新闻法。如去年七月间南阳中级法院审理了一个案子，歌唱 家李谷一告南阳一家报纸侵犯了她的名誉权，然后南阳中级人民法院就开庭，因为 是告记者的，所以全国就来了三百多个记者，采访这一次审判。在开庭时法院就宣 布，不得录音，不准录像，不准摄影，有一个记者就摄了影，他就把记者的胶卷抢 过来，把胶卷曝光，把记者赶出去。有的记者起来抗议，把抗议的记者也赶出去。 被赶出法庭的是《上海法制报》的记者，因此《上海法制报》就向上海的法庭控告 南阳中级法院，说它侵犯了记者的采访权。就为了这件事，上海新闻界开了一个相 当隆重的会议，来抗议对记者的迫害。当然这件事最后没有结果。因为那时恰恰是 “人大”闭幕以后，新选出来的高级法院院长任建新代替乔石当了中央政法领导小 组组长，他是代表党管政法的。他下命令要上海市委告诉《上海法制报》，要么将 上诉撤回，要么就撤总编辑的职务。这样一来，法制报受到压制，没有办法，把控 诉撤回来了。 但是，现在要求制定新闻法的呼声越来越高。大家更进一步感到，中国的新闻自 由如果真正要搞好，应该要有法制，要有新闻法来作保证。 胡绩伟回答问题时的讲话 出版界风行“卖书号” 现在市场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叫卖书号。什么叫书号？在中国出一本书， 必须要有一个登记的号码，发登记号码的权力掌握在所有国家出版社手里面，你如 果没有登记号码，你就不能出书。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些民营的书店，原来摆一个小 书摊，慢慢发展成一个大书店，书店原来是卖书，现在又搞发行、出书，他们有钱 ，而国营出版社没有钱，出的书也没人买。因此现在就出现了一个书号的交易，国 营出版社把书号卖出来，有钱的书店的老板就来买书号，买来以后就出书。去年出 了一本书叫《历史的潮流》，第二本叫《反左备忘录》，最近又出了一本，叫《中 国的左祸》，这些书都是内容很好的，怎么出来的呢？就是这种办法。政治家、理 论家和私营的书店老板结合在一起，买书号，买到书号就出。出了以后对这些私营 的书店老板也有好处，比如那一本《反左备忘录》，据说印了十一万份。一份卖八 元六毛，本钱是三块多，再交上二元的发行费，他可以一本赚三块多，十一万本， 赚三十多万。 这是市场经济一个新的气象。大出版社不卖书号就很困难，经济上要求卖书号。 你政治上要求控制，它经济上就来抵制，你给我钱来养活我吧，你不给我钱，我只 能卖书号。查也可以查到，处分也可以处分，但他可以说我没有办法呀，不仅我四 川卖书号，你人民出版社也卖书号呀，你中央管理的人民出版社也卖书号嘛，人民 日报出版社也卖书号嘛。 法院劝编辑撤诉 《历史的潮流》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的，这部书出来以后，人民大学的党 委出来查封，但是党委出来查封是犯法的，于是书的编辑就向中级法院告人民大学 党委。告到中级法院，中级法院不敢受理，但是他把编辑找过去说话，是很委婉地 向他诉苦，说实在是很对不起，我们只能这样做，没有办法，是不是请你把你的控 诉书撤回来。 希望国家更好一点 我很坦率地告诉你，我是一个有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直到现在还是党员 ，还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的观点很自然地就是这个观点。 现在的形势比较宽松，我过去是《人民日报》总编辑，王若水是我的副总编辑， 王若水申请出国就批了一年多，而我这次出来，批了一个月就批准了。所以情况是 比较好的。至于回去以后，他们会不会对我有什么为难，这个很难说，但我看总的 形势，如果形势比较好的话，我看也不会有什么，因为我在外面也没有说什么反对 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话。我还是一个党员，我还是相信马克思主义。我是希望 国家更好一点，希望共产党更好一点。 关于新闻法问题 我曾经在国内写过好多文章，说新闻法是保护新闻自由的法律。 你说是不是不要新闻法更好，这是你的观点。国内有些极左的人物，他们也有这 个观点，说根本不要新闻法，因为没有新闻法，我才可以无法无天，可以随便想怎 么限制就怎么限制你。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当年共产党在重庆的时候，因为国 民党订了一个新闻法，所以我们就钻它新闻法的空子，那么现在我们共产党制定一 个新闻法，自由化分子就会来钻我们的空子，因此，他们的主张是根本不要新闻法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仍然停留在人治而不是法治，这个国家 就不可能有民主，一个国家要真正变成民主的国家，必须要有法律的保证。否则， 这个民主是假的。 新闻法开始工作是在八三年底筹备，八四年开始，那时我是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 会副主任，我分管的工作是新闻、文化、出版，当时我下面直接领导的，是一个叫 文化研究室的机构。就是这个文化室同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合作，成立了一个 新闻法研究室，然后由新闻法研究室起草新闻法草稿。这个工作历时几年，争论很 多。到了“六四”停止工作的时候，已经写出来了三个草稿，一个草稿是我直接领 导下产生的一个草稿，一个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起草的草稿，第三个草稿，是中共中 央委托上海市委领导搞的一个草稿。“六四”后这三个草稿都放下来了，这件事就 根本没有提了。 新闻法的草案根本没有送上去，最高层还没有看到的，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方。但 至少中共管理意识形态的高层，比如说胡乔木，他是看到的。 制定新闻法的想法并不是胡乔木想的，是我们很多人提出来的，是人大、新闻界 的很多人提出来的，提出来后，中宣部给胡乔木写了一个报告，说现在很多人都要 求制定新闻法，我们认为也应该制定新闻法，最好这个新闻法由教科文委员会的胡 绩伟来主持这个事情，这个报告是胡乔木同意的。 邓之后的中国形势 中国多少年来就是一个皇帝，以后虽然没有皇帝，但毛泽东实际上就是一个皇帝 ，就是一个最高权威在统治整个中国。我希望将来不要再出现象皇帝这样的统治。 没有皇帝，中国人照样活，而且活得更好。有的人是希望最好是邓走了再出一个权 威人物，我的想法是最好不要出。我估计邓以后形势会更好一点。但是会不会有反 复或另外的情况，我看也不能排除，因为中国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但大势会向好的 方面发展，即使有小的反复，但最后还是会好的。 在中国，没有第二政治势力可以代替共产党，来跟共产党抗衡，因为共产党这些 年来差不多把优秀分子都接收进去了，象我这个老共产党员，就是希望共产党真正 能够进行改革，能够好。至于它真能好或者不能好，那就很难说了，如果它真正好 ，那当然我们是拥护的，如果他不能好，到了那个时候，当然肯定会有另外的政党 。 民主可以自下而上争取 中国的民主，这些年我认为是在发展，但这种发展，是自下而上的活动，不是自 上而下的改革。比如说，人民公社这一个制度是农民的经济体制，也是政治体制， 因为它是政社合一的。农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要求改变人民公社制度，但是没有 成功。文化革命以后，人民又开始起来反对人民公社制度，搞包产到户。开初搞的 时候，很多人反对的，说是反对人民公社，复辟资本主义。群众不听，照常搞，先 是安徽、四川、内蒙、福建、广东，很快就铺开了，那时是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 万里已经到中央来做副总理，政策不断放宽，比如说，原来规定，包产到户只能在 穷困地区，富裕地区不能搞，但后来富裕地区也慢慢搞起来了，经过不断的突破， 最后由宪法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的一大进步，因为在人民 公社的控制下，人民没有任何自由，他不是土地的主人，他是土地的奴隶，他连种 什么，什么时候种，自己都没有权利，都靠人民公社管着，人民实际上是奴隶，废 除了人民公社以后，人民当了土地的主人。所以这种民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活动。 另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冲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看起来是一个经济的 体制，实际上也是政治的体制，因为中国在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面，所有的人都 受到它的控制，包括你吃多少粮食，你穿多少衣服，都控制得很严。现在一突破， 宪法一改，控制一下放松了。这使人民在民主权利上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自下而上 的争取民主的活动，是很切实、很可靠的，看起来比较慢，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