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权及其法律保障 (下) (北京) 于浩成 二、人权的法律保障 人权一般表现为国家和法律的公民权，但人权同公民权的概念是不同的。公民权 指的是政治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同别人一起才能行使的权利，这种权利的 内容就是参加这个团体，而且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这些权利属于政治自 由的范畴，属于公民权利的范畴”；另一部分人权，即与公民权不同的人权则表现 为自然权。从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来，各国继美、法两国之后在宪法中 对公民享有哪些基本权利做出了规定，并制定有关法律对这些权利的实现加以保障 。我国从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起一直到一九八二年制定的现行宪法均包括“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对公民享有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加以规定。关于我国 的人权状况，特别是公民政治权利和司法中的人权保障方面的情况，在我国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一九九一年十月发表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已经做了说明。然而 ，实事求是地考察我国这方面的情况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我们不能不指出在人 权保障方面有待改善和加强的问题还很多。这里的问题一是有些公民本应享有的自 由权利还未在宪法上加以规定。二是有些虽然已写入宪法，但由于还缺乏相关的法 律做出具体规定，因而得不到切实保障。此外还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 ，以至有些法定权利未能转变为实有权利。下面就我国当前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 问题分述如下： 1、关于人身自由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 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第二条规定：公民 “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但在实际生活中却经常采 用所谓“收容审查”的办法，任由公安机关对公民变相实行拘捕，而法律上对“收 容审查”却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规定。劳改教养作为一种行政处罚，实际上使被教 养者的人身自由遭到剥夺和限制，这种由行政机关(劳动教养委员会)而非由法院判 决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做法，同《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 和人身安全”、第九条“任何人不得被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以及“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制劳动”、第九条“ 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等规定的精神是不符 合的。“监视居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强制措施，原 规定“监视居住由当地派出所，或者由受委托的人民公社、被告人所在单位执行” 。这一强制措施只是限制了被告人的活动区域，并对被告人在此活动区域内的行动 自由加以监视，而并没有规定完全限制其人身自由，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往往被公安 机关带往其他地点变相予以羁押，完全剥夺和限制了其人身自由。再有，我国《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对被告人在侦察中的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 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但 在实际生活中却往往超过法定期限，甚至有长达几年之久的。此外，我国多年来一 直实行的“留场就业”政策，事实上使罪犯在刑满以后仍不能完全恢复自由。凡此 种种都是与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规定相违背的。 2、关于思想自由 一九四九年我国成立以前，中共领导下的各地区的人权约法中，如《陕甘宁边区 保障人权财产条例》和《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均规定人民有“思想、信仰之自 由”，在毛泽东著作中也多次讲到人权中应包括思想自由，如在《论政策》中说： “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 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重要的自由”。在我国成立 初期曾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还有思想自由的规 定，其第五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 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但从一九五四年《宪法》起 ，思想自由看不到了，仅有信仰自由的规定，而信仰指的是宗教信仰，而不是指信 仰什么主义或思想。到了一九七五年，更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写入宪法，规定为“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第十一条规定：“国家 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国家机关 作为一个机关，不是活人，如何学习什么主义之类，连字都不通，真是滑天下之大 稽！)一九七八年《宪法》虽在条文中取消了这些规定，但又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写入序言，指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胜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一九八二年宪法即现行宪法除了沿袭 这一做法，除在《序言》中写有类似文字外，还增加了“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 持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有 些法学家断言“四项基本原则已写入宪法”、“宪法序言具有法律效力”，这种把 一种意识形态由强制性的法律加以规定的做法，是违背思想自由的原则的，是值得 考虑的。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在四百年前就写道：“国家无权告诉人民应该想什么 。”我国汉武帝时“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致使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 面宣告结束，在我国思想发展史上曾产生很大恶果。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声 称：“我国七亿人民应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这种把一种意识 形态定成国教的企图，同国民党法西斯分子宣扬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 ”毫无二致，同《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规 定和精神显然是冲突的。 3、关于言论、出版和从事学术、文艺活动的自由 我国历次宪法都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现行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民在行 使自由和权利的时侯，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 自由和权利”。由于我国至今还没有新闻和出版法，明文规定哪些言论在禁止之列 ，《刑法》第一百零二条关于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文字又极其简略，因而公民的言 论、出版自由随时都可以被认为“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而受到限制 或取消。报刊等传媒一直被视为“党的喉舌”，民办报刊尚未开禁。在政治上与执 政党和政府不同的思想、言论很难得到发表机会，受到批判的文学作品或学术著作 的作者往往得不到答辩的权利。报刊、广播、电视上传播的信息是经过仔细筛选的 。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书刊的进口则受到严格检查和封锁。公民的知情权(或称 了解权)受到极大限制，人们往往不得不从“出口转内销”的新闻报道中了解国内的 真实情况。这种情况同《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 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 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不能不说存在较大的差距。 4、关于结社自由 我国历次宪法均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但迄今尚无结社法，只有一个国务院公 布的行政法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结社的“社”均指社会团体，不包括 政治团体的政党在内。我国也没有《政党法》。“政党”一词仅在《宪法》序言和 第五条中出现，但未列举有哪些政党。除中共外，当前还有自一九四九年起即参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八个民主党派似乎属于合法政党。组织成立其他新的政党 是否合法，法律上从无规定，实际上是被禁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公 民成立社团必须向民政部门登记申请核准。这一规定使一切社团几乎均受政府控制 。以中国作家协会为例，尽管众多作家会员对该会领导极为不满，但却无权组成另 一团体。工人组织自由工会的活动也鉴于波兰团结工会的教训而严加禁止。因此， 结社自由这一法定权利与实有权利之间似乎还有较大距离。而社团作为市民社会中 独立性政治力量、对党和政府能起到一定监督和制衡作用，则更是遥远之事了。 5、关于居住和迁徙自由 我国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中曾有此项规定，但在以后的三部宪法中均被取 消，我国对农村人口移居城市限制甚严，城市居民同农村居民在待遇上极不平等。 出入国境的自由本应是公民的固有权利，但在我国却受到很大限制。《世界人权宣 言》第十三条规定：“(一)人人在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二)人人有权离开 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显然，我国这方面的情况同 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标准相距甚远。 6、关于罢工自由 在“五四”宪法中没有关于罢工自由的规定，“七五”和“七八”两部宪法曾有 此规定。张春桥在一九七五年一月所做《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声称，宪法中增 加公民有罢工自由的内容乃是“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但这一内容在“八二”宪法 中又被取消了，取消的理由，据当时参加宪法起草工作的一位法学家的说法是：在 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工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 罢工，只能使国家和工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使国民经济遭到损害，而且罢工常 常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安全和给人民的工作、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这是以国家、 社会和集体利益为由要求人民牺牲自己理应享有的权利的又一实例。但是，当前的 国内情况已有很大变化，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已占有相当比重，即使上面所说的理 由有其一定道理，那么现在也讲不通了。 7、关于无罪推定原则 这一原则几乎是世界各国司法界普遍采用的原则，早在二百年前，法国在一七八 九年八月公布的《人权和公民权的宣言》即在其第九条中明确规定：“任何人在其 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世界人权宣言》亦在其第十一条第一款 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除非经由有辩护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依法证实有 罪，有权被视为无罪”。我国在一九五七年以前，法学界多数人也都赞成无罪推定 原则，但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一原则却被认为是“有利被告”的资产阶级理论，不少 人受到批判甚至据此被划为“右派分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有在一九 五七年受到批判的法学论点几乎都得到了平反，但无罪推定却至今未被平反，成为 唯一的例外。在“反对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中，无罪推定又再一次被列为资产 阶级法学观点准备进行批判，使得持这一观点并发表过论文的人一时感到惶惶不安 。官方的观点是：“中国司法机关在侦察和审理案件过程中实行的是‘以事实为根 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对于犯罪嫌疑分子既不推定其有罪，也不推定其无罪 ，而是根据客观事实，比照法律规定做出判定”。其实，实事求是原则是取代不了 无罪推定的。因为问题的焦点恰恰在于：在事实未判明、法院未判决以前被告究竟 处在哪一种法律地位？这里有一个现成的案例。《法制日报》在一九九三年三月三 十一日刊载“琢州市一女高中生自杀五月余，善后工作至今仍处僵持状态”一文， 并在该报就这一“琢州事件”展开讨论。事件的经过：是一个十五岁的女中学生在 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一个晚上接连几次遭到强制询问，乃至责令翻兜，责令将其属 于自己的书箱、纸箱物品‘曝光’，以致这个女生自杀身亡，但校方坚持“既无证 据证明她偷钱，又不能否定她偷钱”的结论。这一事件完全证明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对保障人权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笔者很高兴看到“无罪推定”已经明文写入一九九 零年四月由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八十七条 ：任何人在被合法拘捕后，享有尽早接受司法机关公正审判的权利，未经司法机关 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在香港才实行的“资本主义”法律条 文何时才能在“社会主义”的大陆上也同样有效？应该指出，给“无罪推定”原则 扣上“资产阶级”帽子并拒之千里之外是十分荒唐可笑的，这一原则同民主、自由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一样，都是历史上资产阶级联合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 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结果。确立“无罪推定” 原则并写入宪法和有关法律将大有助于保障人权，减少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性。 8、关于宪法实施的监督 我国现行宪法中规定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宪法实施的监督，而没有设立专 门机构负责。这在实际上等于无人对宪法实施进行监督，因为监督的一项内容为审 查一切法律和法规是否符合宪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显然不能对自己通过的法律 进行这种审查。由于未设专门机构负责，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的违法行为也 就无法进行宪法诉讼。我国一些有关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法规及其实施 细则是否 完全符合宪法精神条文？人们对此是十分关切的。因此，设立一个有权威的专门机 构负责法律和宪法的审查看来是非常必要的。 综上所述，我国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保障 公民的自由权利方面，一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另一方面还存在不少不足，甚至严 重不足。这些方面的改善有待于我们继续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努力改善我国的人权状况，不但对于建设一个民主、文 明、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必不可少，也是对全体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的有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