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民主派面临挑战 高 寒 一 我的房东是一位匈牙利老太太，丈夫四年前病逝，儿子两年前车祸遇难。有一女 儿，住在附近。房东为人和善，乐于助人，与四邻和睦友好，大家都亲切地叫她比 诺奇妈妈。比诺奇妈妈知道我曾是中国政治犯，很同情我的遭遇，待我象儿子一般 。她不仅知道天安门事件，而且八九年“六四”后，也象许多匈牙利人一样，流着 泪参加了中国匈牙利使馆前的抗议示威。她唯一的哥哥现在加拿大，是五六年匈牙 利革命失败后为逃避追捕而亡命北美的。兄妹俩感情甚笃，常常是越洋电话聊个没 完，九零年比诺奇妈妈曾去探过一次亲，在加拿大待了约半年。然而，这一切并没 有阻拦她已决定在明年的匈牙利大选中投共产党的票。这是在一次早餐时她挺认真 地对我讲的。“当然，那是另一个共产党，不是卡达尔的那个”。我明白她是指的 那曾由原匈共著名改革派领导人涅尔什和波茨盖所领导的、现已更名为匈牙利社会 主义党的那经过改造了的匈牙利共产党。 由于作息时间的不一致，我每天就只是早餐时能有机会与比诺奇妈妈相聚在餐桌 旁。在刀叉匙盘的清脆碰撞声中，我向她学匈语，向她了解匈牙利的一切使我感兴 趣的人和事。当然，也向她介绍中国，包括教她说几句简单的华语。但渐渐地，我 发现，在与她的谈话中，有一个人的名字我是得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的，因为只要 我稍一不慎而提到他，她脸上马上就要露出不快，甚至于生气。那个人不是别人， 恰恰是匈牙利现任总理安道耳先生。记得有一次，我将自己在《中国之春》上发表 的一篇叙述匈牙利“十·二十三”国庆观感的文章指给她看，并向她讲解文章的大 意。当我谈到纳吉、纳吉墓、花圈、悼念这些内容时，她由衷地点点头，并补充道 ，她哥哥就是参加了那次革命后流亡加拿大的。但当我提到文中对安道耳政府的赞 扬和肯定时，她的面容立刻由晴转阴。过了好一会儿，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要 是我早知道你是个称赞安道耳的人的话，我是不会把房间租给你的。” 我问她：“上次大选，你投的谁的票？”她半晌不语，我怕她没听清，又重复了 一遍，并作了个投票的手势。她承认是投的安道耳任领袖的匈牙利民主论坛。但紧 接着她补充道：“民主论坛当时许的愿是多么好，我们都相信了它，可现在……” 我明白，作为养老金领取者的她，对现实最不满的主要就是不断上涨的物价了。 关于布达佩斯的物价，我们中国人刚来时，因只有横向比较，故品不出个“涨” 字来。但凡已在匈牙利待上两三年的中国人，对这里的物价上涨幅度，也都开始暗 暗吃惊、咋舌起来。与两年前比较，这里的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普遍至少涨了百分之 五十。相当一部分物品甚至翻了一番。 “你的退休金总也涨了吧？”有一次我问比诺奇妈妈。她做了个手势，告诉我， 退休金是涨了，但只是涨了一丁点，而物价则上涨了许多许多。 为了应付日益上涨的物价，比诺奇妈妈除将自己的公寓住宅的一个房间出租外， 还想方设法出外揽了三份打扫卫生的活，每天凌晨三点她都得外出去打扫两个私人 酒巴，风雨无阻，连周末、节日也不能停歇。在每天晚上七点她则要去打扫另一个 理发室，好在这份工作一周只干五天。 二 今年元旦，周围邻里到比诺奇妈妈家祝贺节日，我也应邀举杯。酒过三巡，大伙 天南海北地闲聊，后不知怎么又聊到物价上。大约是因为新年伊始，各种物价齐头 并进纷纷上扬，故聊着聊着，聊得一个个气愤填膺，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借着酒劲 的原由。此情此景是我过去住在旅匈中国人堆里所从未见过的，于是我趁机来了个 “民意调查”。在座七位匈人中，三年前都投的是民主论坛的票，而现又异口同声 地表示明年大选决不再将票投给它了，而表示将投社会主义党的票的共有三人，表 示不知道将投谁的票的有二人，表示“没意思”的一人，表示“选我自己”的一人 。 此次聚会中匈人所反映出来的情绪让我有点吃惊(说实在的，我一直对安道耳政府 的印象较好)，因为它无意中让我觉察到上次九零年匈大选中可说是遥遥领先的民主 论坛，经过几年辛辛苦苦的执政，其民意指数竟一下降到如此之低；尤其是，竟有 相当比例的人决定再选择共产党。当然，我也有点怀疑这次偶然聚会，尤其是“酒 后情绪”的普遍性，故我最近碰到我的另一位匈牙利房东亚罗什先生时，又有意将 话题引到了选举上。亚罗什先生是一位小业主，开了一个织毛衣的小作坊，坚决拥 护私有制，他当然没有表示要投共产党的票，但则态度坚决地说，明年不再选民主 论坛了——他曾也是民主论坛的拥护者。至少，他的这种态度影响着包括他妻子和 他女儿在内的三张选票。看来，作为匈牙利民运之一翼,且曾有着相当民意基础的民 主论坛，明年大选中能否再度胜出执政，我着实为其捏把汗。 三 平心而论，匈牙利变革在整个欧洲变革中，比起前苏联的动荡，比起南斯拉夫的 战乱，比起罗、阿、保的穷困、比起波兰的衰退、比起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要算 是最平稳、最安定、最富足、最繁荣的了。商店里的货物琳琅满目，甚至可说是应 有尽有。据一位来自德国的留学生讲，布达佩斯的市场供应比起德国来，差距在迅 速缩小。其住房、小汽车、电话、电脑、闲暇时间、社会保险的普及率，也雄居东 欧各国前茅，而福林则至今仍是东欧各国最稳定的货币。正由于这些因素，这个位 于喀尔巴千山麓、多瑙河中游的内陆小国，成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 阿尔巴尼亚、俄国及独联体各国，甚至波兰、还有蒙古、越南的国民们除赴西方国 家外所趋之若鹜、纷纷涌入的国家，更不要说我的中国同胞了。在九一年底，最高 峰时期，仅在布达佩斯的中国人就约有五万之众。据说，今天聚集在莫斯科的中国 人，为了能获得一张入匈牙利签证。有人愿出两千美元。这一切，难倒不多少反映 出安道耳政府的三年来的政绩？！尽管这其中也伴随着物价上扬、通货膨胀、失业 率增高、犯罪率上升、无家可归者激增、甚至于官员的腐败等等。 不过，正象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学家们有其对政府政绩的考察视角一样 ，普通老百姓也有他们自己的考查视角。固然，各族群之间，其利益、视角也往往 有区别，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人人都是从自己的切身利益上来品评政府功绩的 。而在这新增加的切身利益中，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则又往往是现实利益、生活水准 居于考虑之首。我想，这大约就是现代政治学中那为西方政治家们所孜孜以求，所 诚惶诚恐，而为东方政治家们所不知所云、所嘲笑蔑视的“民意基础”这一概念的 精意吧。 是的，作为匈共的早期反对派，作为匈牙利第一位民选总理，安道耳先生的执政 生涯具有极大的开创性，因而也冒有极大的风险。因此，面对匈人们牢骚和怨气， 他甚至可以有一千条理由、一万个道理去感到委屈。然而，除非明年他及他的党无 意竞选或安心落选，否则，他就必须考虑这些来自选民的牢骚和怨言，在剩下的一 年里，或谨慎从事，或修订政策或甚而至于采取若干措施去“讨好”选民。 是的，比诺奇妈妈们似乎也有许多理由对当年支持民主论坛而大呼上当。然而， 不管她(或他)们对今天的现状有多大的不满和牢骚，也不管她(或他)们的那些个不 满有多少合理性，但几个老太太、老头子凑在一起，可以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明 年全国大选中要不要把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给“拉”下马；争论着究竟要投 哪个党的票才不致于再上当，且这类街谈巷议就象是街坊邻居们在谈论着上次选的 那个女婿当不当，今后要再选一个怎样的女婿一样普通平常。我想，这一社会生态 景观本身的意义恐怕大大超过了人们所议论的内容之是或非的意义。这其中所蕴涵 着的巨大的历史进步，只有在我们这些中国人、匈牙利人、以及一切在前所谓“社 会主义阵营”国家中生活过的人才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出来。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面对着“兄弟国家”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所享受到的这种自由的、民主的、健康的 政治生活，心中无不产生一种羡慕甚至嫉妒之情，这也正是我对他们的这类牢骚、 议论表现出兴趣盎然的原因。 是啊，我甚至隐隐为我的祖国还处在那么不合时宜的一党独裁的体制下而痛感耻 辱和羞愧。现在，世界舆论均在纷纷扬扬地议论着中国将在本世纪末成为世界经济 大国，然而对于我，则更关心我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人民，什么时侯才 能过上在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多元的空气中呼吸的幸福生活。 在中国的民运圈中，曾有多少人叹息中国在八九年痛失了一个大变革的机会。现 在看来，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们走在苏、东后面，也许正是我们的历史幸运。 从东欧变革的危机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不能让人 民为了自由而付出生活水平降低的代价。过去共产党对老百姓说：忍耐以下吧，只 要到了共产主义，一切都会好的，那我们与共产党在某种意义上就没有什么两样， 因为，两者都是在要求老百姓为了明天而牺牲今天，都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乌托邦 。区别只在于用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代替了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而已。诚然，资本主义 制度被证明为是今天地球上的一种成功的社会制度，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资本 主义发展几百年，经历了一个从初级阶段到高级，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难 倒这个过程我们今天也必须从头到尾去经历一遍？况且，资本主义也有多种多样的 具体模式，而找出、甚至创造出一种适合前社会主义国家、适合本国具体历史情况 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恐怕正是摆在东欧和前苏联各国以及中国的民主运动 面前的一项极为艰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