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心六四受害者 ——给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非政府组织会议的书面发言 (北京) 丁子霖 【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的这篇书面发言，是对中共当局的血泪控诉 。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让我们记住这些“六四”死难者的名字吧： 蒋捷连(十七岁)、郝致京(三十岁)、萧波(二十七岁)、袁力(二十七岁)、王超(三 十岁)、叶伟航(十九岁)、陆春林(二十七岁)、段昌隆(约二十二岁)、张瑾(十九岁 )、吴国锋(约二十二岁)、王佩文(二十一岁)、董晓军(约二十岁)、王楠(十九岁)、 于地(三十二岁)、杨明湖(四十二岁)、张向红(约二十岁)、安基(三十一岁)。 尊敬的西苏卢夫人及各位朋友们： 由于我一直没有收到大会的邀请文本，因此无法前去参加会议，与朋友们相见。 尽管我被阻隔在遥远的中国，但我心系维也纳，每天通过传媒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 程，我衷心祝愿大会成功！ 我，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在中国八九年“六四”屠杀中失去儿子的母 亲，能够被列入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邀请名单中，感到十分欣慰 。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中国八九“六四”的无辜罹难者并未被世人所遗忘，他(她)们 的遗属——悲苦无告的父母、妻子、儿女——也未被世人所忽略，他(她)们的命运 正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善良的人们的关注。我此刻内心充满激动，由于不能前去 出席大会，只能以书面形式向庄严的大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意愿。 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概念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声明人权首要的是人的“生存权 ”。我暂且不介入有关人权概念的争论，只想在这里从特定的角度用事实来说明中 国人权之实况，让朋友们真切地了解在当今的中国，被政府公开承认的“生存权” ，究竟是怎样得到中国政府“保障”的？ 中国八九“六四”这个梦魇般的日子虽然过去四年多了，然而这个事件给人类文 明所造成的耻辱却永远刻在历史的永恒记忆之中，这是任凭怎样的权力乃至暴力都 无法抹去的。 政府口口声声说尊重公民的生存权，然而在四年前，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的生存权 竟在一夜之间被机枪和坦克所剥夺，这难道不是一种虚伪吗？为此，中国政府多次 声称：“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我不知道政府所指的这个天安门广场的方圆究竟 有多大？但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我的儿子蒋捷连和我的朋友们的亲人就是 倒在从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心点向左右(东西)延伸的、素有“神州第一街”之称的东 、西长安街上的。血与泪已经将这铁一般的事实凝成了历史！ 我作为死难者的母亲，无法忘记倒在血泊中的男男女女，包括我的儿子。我要让 世人知道，他们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本来是属于他们的，而现在他们 已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我还要让世人知道，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是怎样消失 的。 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西路戒严部队从北京西郊五颗松、翠微路一路射杀东进至 木樨地桥头，遭万余民众堵截。十一时多，在该地又响起了机枪射击声，第一批应 声倒下的人群中就有我十七岁的儿子，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二学生蒋捷连(关于 蒋捷连遇难前后的情况，这两年来海外媒体已有多次报道，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与 我儿子几乎同时倒下的，有一位是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三十岁的郝致京，他去年才访美归来，新婚不到一年，又是年逾古希双亲膝下的独 生子，他左胸中弹，被民众送往复兴医院，不治身亡，直到七月四日才找到尸体。 在木樨地戒严部队接连扫射多次，相继倒下的尸体群中有北京大学化学系的青年教 师萧波，这天正是他二十七岁的生日，他是特意赶往木樨地招呼他的学生返校的。 萧波死后，留下了一对出生仅七十天的孪生子。同时倒下的还有机电部北京机械工 业自动化研究所工程师，二十七岁的袁力，生前刚获赴美签证。他十一时许刚从甘 家口住所出门不久便胸部中弹遇难了。相当一段时期，他被作为海军总医院第二号 无名尸体存放在该院内，直至六月二十四日才被家人认领火化。与袁力的尸体存放 在一起的第三号无名尸，后来也被家人认领回去，他就是四通公司工作人员王超， 三十岁，婚后才一个月。与袁、王存放在一起的第一号无名尸是北京五十七中学高 三学生会主席叶伟航，十九岁，六月四日凌晨两点在木樨地右肩、右胸各中一弹未 死，倒地后右后脑又被补了一枪以至死亡。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八六级硕士生，来 自江苏南部的农家子弟，二十七岁的陆春林也倒在木樨地，他临终前，用尽全身仅 剩的气力把身上所有的物件托路人交给所在学校，好报个死讯。 随着戒严部队向天安门的突进，被剥夺“生存权”而倒下的中华儿女也越来越多 。清华大学化工系应用化学专业八四级应届毕业生段昌隆，刚找到工作单位。他父 亲四十六岁才有这个宝贝儿子。这天夜里，他在学校实验室里放下尚未作完的实验 ，从后海家中骑车出去，到达西单民族宫附近，恰遇戒严部队与堵截群众相持，他 上前劝解，却遭胸部中弹，被路人送往附近的邮电学院，未及医治便停止了呼吸。 与段昌隆同时身亡于邮电医院的还有一位十九岁的姑娘张瑾，她是职业高中外贸专 业生，国贸中心培训班学员。张瑾与其男友见开枪射杀，便一同躲在民族宫附近的 胡同里，尽管如此，也未能逃脱过这场劫难，十二点多钟张瑾头部连中两弹，倒在 男友的脚下，送邮电医院不久，于四日凌晨一点多去世。同时停放在邮电医院的尸 体中还有一位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四年级学生吴国锋，他是四川某偏远县唯 一的一位大学生，三日晚背了一架照像机离校后，再也没有回学校。他的死亡名单 是我丈夫在四日凌晨寻找我儿子尸体时从邮电医院带回学校的。 六月四日凌晨，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逼近天安门，而追杀并未随之停止，六部口 西长安街上一辆坦克飞快驶向刚从天安门广场撤出、走在便道口的学生队伍，当即 有数人(六、九或十一人，说法不一)丧身在坦克履带下。走在学生队伍头排的中国 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八六级学生、二十一岁的王佩文，以及走在队伍尾部的该 学院同系八八级学生、还未满二十岁的董晓军同被坦克碾死，连完整的尸体都未留 下。 越是靠近天安门，其情景越是悲惨。月坛中学高二学生，十九岁的王楠，在南长 安街口，子弹穿过他的头盔，他并未立即死亡，倒在街口，脑浆流在地上，民众组 织的救护队前去抢救，被戒严部队阻止，说是暴徒不准救。据目击者讲，王楠在南 长安街口躺了约有两个小时，才被移走，后不知去向。他的家人遍寻了北京的二十 多家医院，在友人协助下，六月十四日终于在北京护国寺医院的冷冻室里找到尸体 。原来六月四日清晨王楠及其他一些遇难者的尸体被收尸队匆匆挖个土坑掩埋在天 安门西侧的北京市二十八中门前空地上，与王楠同坑掩埋的还有两具尸体。由于埋 得仓促，又正值盛夏，未及数日，该处便有异味，经校方交涉，当局才又把尸体悄 悄挖出来重新“处理”，此时尸体已开始发臭、长蛆。王楠遇难时穿一身军便服， 因疑为军人，经办人员不敢贸然“处理”。才将他存放在护国寺医院。 以上这些死难者都是在天安门西侧的西长安街倒下的，在天安门东侧，还有不少 民众未能逃过这场劫难。北京太阳能研究所的工程师于地，三十二岁，生前曾获电 热膜发明奖。六月四日凌晨两点至四点之间，他站在东长安街南池子至历史博物馆 一带的民众队伍中，在戒严部队扫射时，第一批被子弹击中，伤及肝、肾、肺等八 个脏器，被民众送往协和医院，先后做了四次大手术，摘去一肾，仍不治于六月三 十日与世长辞。与于地相近时间中弹的另一名男子是四十二岁的杨明湖，他是国际 贸易促进会法制局的工作人员，才从广州出差回家，听说外面开枪，不敢相信，想 亲自去看个究竟。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门东侧公安部门前遭戒严部队扫射，腹部中 了“炸子”（外表看不出多少伤痕、血迹，子弹在体内作粉碎性破坏），痛苦异常 ，膀胱、骨盆粉碎，虽被民众及时送往同仁医院做了救治手术，但术后高烧不退， 在清醒状态下逐步走向死亡，于六月七日在同仁医院离开人世。 如果说，六月三日至六月四日这场杀戮是为了天安门清场的需要，那么为什么在 戒严部队已经占领天安门数日之后还要继续在北京街头滥杀无辜，剥夺他们的“生 存权”呢？中国人民大学国政系八七级女学生张向红六月某日（六日或六日以后的 日子）在住家附近胡同口因与其嫂担心其兄外出危险，一起追赶并呼唤其兄回家， 遭到戒严部队一梭子弹扫射，当即死在其嫂怀抱中，建设部中国建筑技术研究中心 、村镇规划设计所《村镇建设》杂志编辑、三十一岁的安基几乎也是死于同样的情 况。六月七日夜十一点多，安基与一群朋友(共四男二女)一起送友人去羊坊店，途 径月坛附近的市儿童医院附近，被戒严部队喝住，安基与几位男青年逃跑躲避，在 一阵射击中，两人逃生，安基与另一位三十余岁的王姓青年同时中弹身亡。两人死 后都留下老母、寡妻、幼子。那两名女青年只因跪地求饶才免于死。 我在上面提到的这些在中国首都街头丧生的男女青年，只是我所了解到的“六四 ”死难者的一小部份。还有一些死难者家属，慑于当局的压力，不愿公开死者的姓 名和有关情况，其实他(她)们无一不是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生前或者学业优良， 或者工作勤奋，不少人还为中华民族文明作出过贡献。他们惨遭杀身之祸的唯一“ 罪过”，就是对自己的信念过于执着，就是在人民遭受劫难的时候走上街头。 八九“六四”这场杀戮已经过去四年多了，逝者长已矣，而给生者——那些年迈 体弱的父母、孤苦无依的遗孀、嗷嗷待哺的孤儿又带来了什么呢？下面是北京西郊 万安公墓耸立着的一家新坟，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墓志铭”： 　　恸哭吾儿 　　未及而立之年 　　猝然离世 　　吾家希望之星 　　突告陨落 　　天公如此不公 　　唤走有志青年 　　留下古稀双亲 　　吾儿七七坠地 　　六三升天 　　短暂一生 　　不幸始终 　　全家心碎 　　永失欢笑 　　立碑致哀 这段血泪凝成的文字道出了“六四”遇难者家属悲苦绝望的心声。对于“六四” 死难者家属来说，确实已经不再有欢笑，留给他(她)们的只是痛苦和哭泣。有一对 年逾古稀的父母，自失去爱子之后，神情淡漠，沉默寡言，但他们心底里并不平静 ，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乞求自己活得长一点，能亲眼看到云开雾散的一天。 政府对“六四”这一事件采取了不准谈论、让人遗忘的方针。随着时间的推移， 死难者家属从周围得到的温暖和关怀越来越少。尽管高压并未使他们低头，然而现 实的冷酷、对死去亲人的思念常常使他们窒息得喘不过气来。有一位妈妈四年来变 得异常沉默，沉默得可怕，她不再肯对人提及那场浩劫中死去的十九岁的儿子，仿 佛一切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但她的心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人整个儿变了一个模 样。有一位妈妈几度痛不欲生，神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当她难以控制自己的时候， 就在夜深人静之时，来到空旷无人处痛哭狂喊。有一位妈妈平时克制悲痛，等到清 明、周年时倒在儿子墓前恸哭不止，尽情渲泄。还有一位母亲，每逢清明、“六四 ”，无法呆在儿子生前住过的家里，来到大街小巷，无目的地四处游荡，久久不愿 回家。有一位妻子实在难以扼制自己的怨愤，时时企盼遇到同命运者一起诉说心中 的悲苦。她终于想了一个办法，她为自己的丈夫扫墓时，悄悄地在不相识的同命运 者的骨灰盒上留下自己的联络地址，由此打破了孤寂无助的境遇。 我本人作为这些母亲和妻子的同命运者，同样经历着“六四”后冷酷、悲苦的日 日夜夜。我的精神和身体都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于“六四 ”两周年前夕打破沉默，接受了美国ABC广播公司的采访，用事实驳斥了中国总理李 鹏有关“六四”事件的违背事实和民意的说法。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招来了 一年多的整肃和迫害，终于在“六四”三周年前夕，遭到党内除名(“六四”后党员 重新登记时我拒绝了履行登记手续)和停止(实为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处分。这一 切严重损害了我的健康，以致多次突发心绞痛。 面对这些失去了亲人的父母、妻儿，中国政府又作了些什么呢？一九八九年七月 八日，也就是“六四”屠杀后的一个月，受中国政府控制的香港《文汇报》曾经刊 出一则消息，标题为“戒严之下坦然宣布误杀群众，后事办妥死者家属未称不满” 。消息全文为：“香港中通社北京七日电：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俞晓松今天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透露，北京‘六四’事件中被误伤死亡的群众，后事已作妥善安排。俞 晓松说，对于确实属于误伤的群众之家属，政府进行了认真严肃的安排，抚恤金按 每个死者家庭的不同情况核发，一般在一万至两万人民币之间，对于死者的子女， 政府则扶养到十八岁，并对死者家属的生活进行了妥善的安排。俞表示，至今为止 ，死者家属还没有对后事处理不满意的。” 事实果真是如此吗？我，作为一个死难者家属，曾经多次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对我 儿子的死作出正式的政治结论，是误伤，还是“暴徒”，必须有一个负责的说法， 但是至今没有哪一级政府部门对我的要求给予正式的回答。有位母亲曾经愤怒地要 求有关部门把她被枪杀的女儿定成“暴徒”，她说，我女儿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居 然也无人理睬，所谓“对于确实属于误伤死亡者”云云，纯属欺人之谈。事实是， 我所接触到了死难者家属，没有一家得到过有关当局对死者的正式结论，至于对误 伤群众家属“进行了认真严肃的安排”，“核发人民币一万至两万”等等，我不知 道发给了哪一位死难者家属，但我所接触和了解的死难者家属，均未收到过这样一 笔抚恤金。这里，我可以举出这样的事实，香港《文汇报》那则消息刊出后，曾有 死难者家属直接给那位北京市副秘书长俞晓松写信讯问，要他对《文汇报》所登的 消息说个明白，可是至今石沉大海，没有只字答复。 当局究竟是怎样“认真”、“严肃”、“妥善”安排我们这些死难者家属的呢？ 请看以下事实： 在八九年六月中下旬认领到尸体，都必须由公安局开具“非暴徒”的身份证明， 才准予火化。有的死者的死亡证上填写的是“外出死亡”。 在“六四”屠杀不久的政治学习和清查运动中，各单位党政部门逼迫死者家属参 加“学习”，以提高认识，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承认“平暴”有理，并要求写出书 面的政治小结，否则过不了关。 对有些死难者家属发出警告，不得暴露死难者家属身份，不准接受记者采访，否 则不得在死者单位居住。 对有些死难者家属实行监控，通过街道或居委会监视死者家属与外人的接触和来 往信件，尤其是来自海外的人士和信件。有的家属不时受到盘问。每当清明节或“ 六四”周年，这种监控尤为严格，使得死难者家属处于一种恐怖和行动自由受到威 胁的状态。 更有甚者，连清明节和“六四”周年死难者家属为死难者扫墓，也调派大批军警 “维持秩序”，死难者家属正常的悼念活动受到不应有的干扰和监控，墓地笼罩着 恐怖的气氛。 有的“六四”死难者家属尤其是孤儿寡母迫于实际生活困难向死者单位领导提出 要求，得到的答复是：要家属签字承认其亲属属“正常死亡”，才发给少得可怜的 抚恤金(人民币八百元)，否则一分不给；至于遗孤的扶养费，只是那些开明的领导 才发给每月五十元，“六四”后的一段时间周围尚有一些好心的朋友给那些孤儿寡 母经济上些许帮助，时间长了，也就难以为继，现在他(她)们几乎成为被遗忘甚至 被遗弃的一群。 朋友们！这就是中国人权状况之一角。四年前，我们的亲人无辜被坦克、机枪剥 夺了生存权。四年来，我们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物质上、精神上、身体上的痛苦。人 权这一人类理应普遍享有的权利，在当今的中国，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死难者家属 来说，不过是一件奢侈品。我们失去了享受正常生活的权利，失去了自由行动的权 利，失去了向世人诉说自己痛苦的权利，失去了表达自己意见和观点的权利。　　 　　　　 　　　　 我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八九年“六四”死难者家属的命运，给予他(她)们爱心 与安慰。 我呼吁：联合国成立专门机构，独立、公正地调查中国八九年“六四”屠杀事件 ，向世人公布事实真相。 我呼吁：联合国责成中国政府遵守诺言，公布“六四”死难者名单和人数，并组 织独立机构，对每一位死难者及其家属作出个案调查，并责成中国政府对上述家属 作出妥善处理，包括必要的抚恤和生活补贴。 中国人民大学 丁子霖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