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轻

——写在魏京生获释之时

 贝 岭

 
  从我们的诞生始，恶从来都是在不断地累加的，国家的存在并不构成个人逃脱的
理由。所以，约瑟夫·布罗茨基说道，增值邪恶似乎是时间的功能。
  一九八九年初，当中国的一些知名人士要求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时，许多人把在
公开信上的签名视为一种勇气行为，也许，对于从未真正反抗过的他们，这种行为
确是一种勇气。但对我们，则应该是对于以往怯懦的某种悔悟，作为民主墙的共同
参加者，当牢狱的惩罚确切地降落在魏京生等人身上后，我们曾经几近可耻地缄口
了十年，甚至没有试图去探监。我们最大限度地使用了魏京生等人以漫长的刑罚为
代价而获得的有限的自由，许多人还由此获得了不懈追求的声誉。多年来，我们似
乎心安理得。也许，我们已经丧失了我们曾经具有的某种信念，也许，我们从未确
认过这种信念。
  此刻，当我看到出狱的魏京生的容貌已经“面目全非”时，我的沉痛和震惊使我
没有任何高兴的感觉。
  如果说魏京生成为了一种象征，那不仅是由于他的勇气，更是由于国家强加在他
身上的骇人的刑期，他是一个蒙难者，仅仅因为狱中的魏京生，民主墙的精神得以
延续到了今天。
  我所无法想象的，是将近十五年的囚禁，假使他不被允许阅读，或者，他只能阅
读官方的报纸，那是一种怎样的惩罚。在某种意义上，十五年构成了一个残酷的谜
，那是记忆无法穷尽的，我们也将永远无法确知。  
  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因为索尔尼琴写出了《古拉格群岛》，而使人类记住了
那段历史，那并不准确，在此之前，还有陀斯妥耶夫斯基，还有他的《死屋手记》
，那是俄罗斯的一个传统，他们从未忘记，遗忘不是俄罗斯民族的性格。
  一个习惯遗忘的民族，也就丧失了对尊严的意识。我看到的另一个场景，则是残
忍的。在电视镜头面前，面对刚出狱的魏京生，中国的记者问道：你挨过打吗？(这
是消灭个人尊严的另一种方式。)我不能想象，南非的记者敢这样追问刚出狱的曼德
拉。或者，缅甸的记者可以这样去问昂山·素姬。制造这类镜头的媒体，也为这个
国家制造了再一次的羞耻。
  作为当代中国最为著名的政治犯，魏京生的出狱将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政治
的进程呢？我所看到的报纸上，他被称为“中国的萨哈罗夫”(短短几年，中国已经
有两位持不同政见者先后被命名为此项称谓，这是遗忘的另一种形式)。在同一张报
纸上，他的出身档案简介先把他确定为一个共产党干部的儿子，随后，又在隔天的
报道中引述西方媒体的描述，魏京生成为了“中国现代民主之父”。
  令我恐惧的也许并不是政治这个词根中形容他的词汇贫乏，而是这种可怕的、丧
失了个人性的政治语式使我产生的联想，它是不祥的，它的阴影已经笼罩在出狱后
的魏京生身上。
  按照米兰·昆德拉的定义，魏京生已经进入不朽的行列，尽管“不朽”这个词已
被人类滥用。
  在我所目击的世界上，成为历史一部分的某个人不被遗忘也许并不困难，困难的
是整个历史不被遗忘。时间是遗忘之母，我们能幸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