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 胡 平 《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纪思道在九月六日、七日的《纽约时报》上连续发表了 两篇有关中国大陆的长篇报道。报道指出：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中共已由极权主 义转变为权威主义统治。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另一方面，人权记录仍然十分恶劣。应该说，这种描述大体上是准确的。 不过，对于报道中提及的某些分析和评论，我们却未能完全赞同。 首先，我们不赞成把经济发展同政治自由相对立，把民生同民主相对立。凭什么 根据说，在中国，只有在政治专制的前提下经济才能高速发展呢？且不说过去几十 年的惨痛经验已经证明，正是由于中共的一党专制，才导致了诸如大跃进和文革时 期那样骇人听闻的经济危机。问题在于，你怎么能把这几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归功于“六四”屠杀呢？不错，今日中国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残酷的政治专 制和高速的经济发展。但是这两个现象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那却比纪思道们所理 解的要复杂得多。纪思道的文章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是因为中共坚持一党专制 ，所以才有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不仅如此，文章还进一步暗示，倘若没有中共的一 党专制，就不可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这样一来，政治专制不但成了经济发展的充 分条件，而且还成了后者的必要条件。纪思道写道：“一名中国婴儿在第一年夭折 的概率还不到印度的一半。从优先缓急上来说，许多人很可能愿意为一个健康的宝 宝而放弃民主政治的选票”。此话的言外之意是，如果我们贪图民主政治的选票， 我们就会失去健康的宝宝。众所周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忌讳的就是把两个并 存的现象武断地、并且排他地认作简单的因果联系。纪思道的文章恰好犯此大忌。 不过，从民运人士方面，我们也应当从纪思道的文章、确切地说是从当前中国大 陆的现状中，引出一些更深刻的思考。长期以来，许多民运人士都一直信奉一个同 样是失之简单的命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我在《论言论自由》一文中 曾经对这个命题表示过异议，不过那时好象并没有引起其他民运人士足够的注意。 所谓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应运而生，就是钻了这个理论误区的空子。正如我 早就指出过的那样，俾斯麦治下的德国、希特勒治下的第三帝国，以及斯大林下的 苏联，都是在政治专制乃至政治极权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乃至于成为超级 大国的。可见，民主也不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这 个口号，乍一看去它只会加强民主理念的说服力，实际上它也有可能削弱民主理念 的说服力。因为在这个口号中，民主被有意无意地贬低为实行现代化的工具和手段 。基于同理，片面地强调专制必将导致社会动乱，民主才可保证长治久安，也会有 类似的毛病。从历史上看，用专制的办法而达到社会较长时期稳定的也不乏其例。 中国古代君主王朝常常能维持数百年便是明证。今天，当不少人在分析大陆社会的 不稳定因素时，往往着眼于权力交接和官僚腐败，殊不知这两个不稳定因素，与其 说是一切专制政体的痼疾，它们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毛病。在中 国古代王朝那里，有帝位世袭制、有科举制和其他一些监察回避制度，反倒比如今 的共产党专制更有办法些。毫无疑问，从统计的角度看，实行自由民主要比实行专 制，在赢得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上更操胜券。但自由民主的价值却不限于此。自由 民主的最根本的价值在于它最符合健全的人性，最符合人的尊严，在于它使人成为 人。 当纪思道说：即使中国走上法西斯的道路，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它在实际上 也代表着一种巨大的改善。这就使人想起四十多年前一些西方人的观点。这些西方 人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西方人是坏的，但对中国人是合适的。当然，你可以说邓时 代比毛时代好。不过在毛泽东躺进水晶棺材已有十七年以后的今天，再作这种比较 有多大意义呢？纪思道还说，在现实中，持不同政见者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特 别是农民的生活，并不会带来任何影响。因为中国有十二亿人口，而四分之三的人 生活在农村。我们知道，作为一场非暴力运动，“八九”民运的参与者超过千万， 这在古今中外都是极其罕见的。如果说这样惊人庞大的运动都对中国没有影响，那 么我们就很难设想还有什么和平的民间的运动可以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了。按照纪 思道的这种计算方法，象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它“仅仅”造成了几十万右派—— 大概就更不值一提了。当年毛泽东有个著名的公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 这意味着有百分之五的人属于镇压打击之列。从 百分比看，百分之五的确不象是个 令人恐怖的数字，它完全符合官方一再声称的“一小撮”或“极少数极少数”，但 是，在实际数字上，百分之五起码意味着三千万！假如说面对着民运人士残遭迫害 的事实，其余的大多数人果然视若无睹、无动于衷，那本身就是一种影响、一种最 令人担忧的影响。因为它表明了人性中最高贵的成分——同情心与正义感——的沦 丧。相比之下，诸如有人失足落水、众多的围观者谁也不伸以援手一类现象就只不 过是这种影响的一个小缩影罢了。在两百年以前，享有自由民主的西欧和北美在数 量上也只占当时全球人口的一个很小的部分，那是否意味着他们对世界上的绝大多 数人、特别是对贫穷国家的人民也不会带来任何影响呢？ 不错，纪思道还是赞同自由民主的。他只是在向我们诉说他在评价当今中国大陆 现状时的矛盾感受。纪思道认为，从长远来看，对现今中国的评价，要看它在今后 的发展而定。其实，象“六四”屠杀一类事件，是不需要等待未来的历史才能作结 论的。它从发生之时起就给自己盖棺论定。如果希特勒不发动世界大战，他屠杀犹 太人的罪行难道就可以赦免或减轻吗？纪思道说，如果在今后，中共成功地实行了 所谓东亚模式，象台湾和南韩一样地转化成一个繁荣而多元的国家，那么目前的经 济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兴起就是中国二十世纪末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这话本不错。不 过它的弦外之音是，倘若未来的中国走上了台湾、南韩之路，那也就证明，现阶段 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严酷压制，多半可视为迫不得已之举，因而应予以不那么严厉的 谴责；而且，由于政治上的严格控制保障了社会稳定，有利于经济发展，因此在客 观上为尔后的和平的民主转型提供了条件，故而很值得肯定。如此等等。这层意思 我们就很难赞同了。我们要强调的是，所谓“对现今中国的评价要看它在今后的发 展而定”这种思考模式，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的或极权主义的。因为它意味着“今天 ”没有独立的价值，“今天”只是“明天”的垫脚石；“少数人”没有独立的价值 ，“少数人”只是“绝大多数人”的牺牲品。 在去年获得全球奖的电影《斯大林》一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斯大林刚断气， 在洗手间，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展开了辩论，他们两人都对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不寒 而栗，都希望结束这种恐怖。赫氏力主对斯大林的罪行予以揭露和清算。但莫洛托 夫表示不同意，莫洛托夫说：“不，尼基塔，你太感情用事了。我们谁能评价斯大 林呢？在斯大林执政之前，俄国是孱弱的、贫穷的。如今，我们控制了半个欧洲和 整个中国，我们有了原子弹，我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没有斯大林，这一切起码 要推迟二十五年”。赫鲁晓夫反驳道：“我不相信！” 是的，我们也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