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评文革造反派 金玉山 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四十几年，如果说它还有些什么成功之处的话，那么，描黑文 革造反派可算是它最得意的杰作之一。时至今日，海内外许多报刊杂志上的文章仍 然在描述文革造反派的种种“暴行”。最近，元月六日的《世界日报》上还头版刊 登了一条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文革造反派教人如何食人肉”。 “文化革命”虽已成为历史，但它并不遥远。当年的青年人，现尚值中壮年，怎 么一系列事实就弄得面目全非了呢？难倒真的是：谎言一再重复就可变成真理？ 中共政权出于它对民主的仇视及维持其专制统治的现实需要，而极尽其捏造事实 、歪曲真相之能事来诬陷文革造反派。而这诬陷久而久之竟已得到海内外一些人的 认同，上述《世界日报》的头版消息就是例证之一。这使我深深感到，正确评价文 革造反派已超过了历史的范畴，而极具现实意义了。出于篇幅所限，我仅把自己所 知所思归纳成几条提纲式的内容与各位研讨。 一、文革造反派与文革暴力的关系 文革的极端暴力主要存在于四个时期，一是六六年夏秋之交的“红色恐怖活动” ，二是六七年早春镇反，三是六七年夏季全国性大武斗，四是六八年夏季镇反及秋 季清理阶级队伍。 “红色恐怖行动”以所谓“破四旧”发端，砸路牌、商店牌、砸古董文物、宗教 庙宇，继而抄“黑五类”的家、挖地三尺找“变天帐”、押“黑五类”游街，直至 任意关押殴打“黑五类”及其家属子女。在“红色恐怖”的高峰时期，受虐待者已 超出“黑五类”，波及资本家、旧军政人员、知识艺术界人士，教师及个别中共高 干，但仍以“黑五类”受虐最甚，其程度已达到草菅人员、殴打至死。“红色恐怖 行动”是在毛及某些中共高官的默许纵容下，由学生中的“血统论红卫兵”为主去 干的。那时，文革造反派还根本未产生呢！ 六七年早春镇反的对象是刚成立不久参加了一月夺权的文革造反派。在全国多数 地方，这一镇压的形式是由军管会等宣布某些造反派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解散，其头头、骨干份子予以拘捕或审查。在这个过程中，保守派组织往往协同 军方揪斗并扭送造反派人员到军管会或公安局。六七年早春镇压，不少地方表现极 为残酷。如在青海，部队于二月二十三日向手无寸铁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开枪 扫射，当场打死打伤三百多人，事后还逮捕数千人。 六七年夏季的大武斗，少数地方春末业已发生，有些地方则延至初秋。尽管时间 先后不同，但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各省市的武斗皆由保守组织挑起，造反派猝 不及防，伤亡惨重，然后仓促应战。武斗全面展开后，多数的武斗“战役”也是保 守派发动的。关于这些的事实根据，笔者有相当的历史记录，限于文章篇幅，恕不 再此一一列举。 六八年镇压以“七一三”、“七二四”部署为信号，全国展开，其对象亦是造反 派，不过此时，全国除两广外，各省的原保守组织都已垮台，造反派在不同程度上 掌权，因此他们所受到的只是头头被警告、组织被强令大联合，名曰铲山头，实则 解散取缔。但是少数不驯服的造反派组织，尤其是造反派中分化出来的激进造反派 、极左派则受到严厉惩处，其头头骨干份子被揪斗关押、判刑。这尤以广西为炽。 广西保守派叫“联指”，以保广西王韦国清为旗号；造反派叫“四二二”。两派纠 缠不休，极为激烈，势同水火，最后毛中央决定牺牲“四二二”以换取广西平伏， 遂下“七一三”布告。“联指”调动大量民兵，协同军队进攻“四二二”的各据点 ，机枪大炮、攻城略池、残杀俘虏、弃尸江流，直至杀被抓造反派人员及杀地富及 其家属子女而食之，其灭绝人性之登峰造极，旷日罕见。只是万万想不到在二十几 年后的今天，那一暴行中的被人食者，竟反被指为食人者。世事混淆，黑白颠倒， 公理何在！这叫那些被残杀并烹食的不幸者的亡灵在冥冥之中如何得以安宁！ 紧接夏季镇反而来的是秋季清队。“清理阶级队伍”由军宣、工宣专案组主持， 其斗争对象是造反派的坏头头、打砸抢份子、混入群众组织的阶级异己份子、国民 党残渣余孽，还有任何时侯都作为政治牺牲品的“黑六类”(黑五类再加上资本家) ，其方式是开会揪斗、批判、游街、关押、殴打、入狱。 中共政权及某些人士常把文革造反派说成是文革中暴力的主要甚至唯一施行者。 以上简扼概述，权作澄清事实，以视正听。 二、文革造反派在文革中的作为 当“红色恐怖行动”在社会上肆虐的时侯，各企业、事业、机关单位内部搞的是 揪斗、批判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小吴晗、小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等，其对象 无非都是群众中家庭出身不好者，有政历污点者，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犯过“错误 ”者，平时表现出对现实不满、讲怪话发牢骚者，与领导关系紧张者等等。这纯粹 是一种“莫须有”的政治迫害狂潮，是九年前“反右”运动的再现。显然，揪斗这 些人并不符合毛发动文化革命以清洗刘少奇集团的意图，他认为运动的方向已经搞 歪了。于是，毛于十月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十一月六日，中共 中央发布一个文件，规定“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 都应宣布无效，全部清除，一律当众销毁。群众中的造反派组织就是在这种与以往 历次政治运动大相径庭的政治形势下产生的。 造反派组织首先产生于各单位内部，其产生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指责本单位的 领导或文化革命委员会或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群众，犯了方向路 线性的错误，继而开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者，进而责成被批判者交出整群 众的材料。也有人直接冲击政工部门，砸烂文件柜，抢出“黑材料”。这一行动不 禁使人联想起在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中，人民广泛冲击政治保密机关，抢夺政治人 事档案的事件。可见共产党政权那阴森刻毒的政治档案是多么令人民普遍痛恨。然 而，就是造反派的这一行动遭到了中共政权的永久憎恨。二十年来，他们詈骂造反 派“打砸抢”首源于此。我不知道那些跟着共产党骂造反派打砸抢的人士，是否了 解彼时彼境，造反派砸的是什么，抢的是什么。 造反派的第二个大行动是响应毛中央于六七年初发出的夺权号召，即所谓“一月 革命”，单位内的造反派组织夺本单位领导的权，社会上的大造反派组织(系各单位 造反派组织的跨单位、跨行业的联合体)夺县、市、省领导的权。刹时间，共产党的 各级党政结构陷入瘫痪，各级领导诚惶诚恐，一头雾水，而那些从前一文不名的草 民却口出狂言、大模大样。这情景真使毛中央以外中共干部疾首痛心。 “一月革命”的夺权浪潮使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沸沸扬扬、一片混乱。毛中央为 了控制局势，指令军队介入，一些地区还批准军管，其结果是导致六七年早春镇反 。三月底、四月初，毛中央又否定了军方的镇反。造反派组织得以迅速地恢复、发 展壮大。 造反派的第三个大动作是两面出击，同时向保守派和支持保守派的军方抗争(少数 保守派垮的早的省份，情况略有不同)。它要求军方给被关押监禁过的造反派战士平 反道歉，并交出“黑材料”，进而要批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军方首长，在 军区大院门口静坐，甚至冲击军事机关。同时，写出许多大字报，指责保守派保护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黑党委，保军区谭震林，充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群众的黑 打手，充当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卒等等。造反派的这个大动作引发讲不赢就 打的保守派动了刀枪。 关于武斗，造反派是被动应战的一方，武斗不是它的主动动作。 文化革命从六七年初秋大武斗基本结束到六八年夏秋镇压，处于一种胶着状态。 在这期间，除两广外，各地原始保守派都已垮台，派别斗争展开在造反派组织之间 。其斗争内容大多围绕争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席位，和让哪些干部出来三结合。为此 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有少数地区出于各种复杂原因而发展成武斗。显然，这一时 期造反派的作为——姑且把它称为第四个动作，是毫无进步意义的了。 造反派还有一个断断续续、散布于文革早、中期的动作，就是揪斗、批判各级走 资派。北京学生造反派还揪斗了由毛中央定性的一些所谓黑帮分子、叛徒、走资派 ，场面火爆。被揪斗者包括目前仍健在、仍在幕后掌权的中共元老彭真、杨尚昆、 薄一波等。文化艺术单位的造反派还揪斗、批判了文艺界的某些被诬为“反动文人 ”、“文艺黑线人物”的人士。造反派的这一举动——不妨把它编为第五个动作吧 ，对其自己的负反馈是很深的，造成了许多中共元老及一些文艺名人对它的直接憎 恨。 三、怎样评价文革造反派 评价一个历史事物，应把它置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并与同时期的其他有关事 物相比较地去评价。如五、六十年代广泛使用的手摇机械计算机曾给广大会计人员 带来了莫大的方便，然而在今天，它早以进了博物馆。不过，我们可以藉此对它卑 夷不堪吗？ 对文革造反派，除中共的诬陷咒骂外，还有一些似乎讲道理的全面否定论。其理 由大致是这样一些：文革造反根本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文革造反派充当毛搞清洗 的工具；文革造反派不分青红皂白地揪斗、批判当权派和文艺界人士的劣行无可掩 盖；造反派一旦得势即飞扬拔扈，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甚至有人义正词严地论定 ：对文革造反派“无须为之评功摆好或百般辩护”。 我认为，澄清事实，以正视听不同于中共语汇的“评功摆好”。至于“百般辩护 ”，难道只许对文革造反派进行大量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式的栽赃，而不许辩解 吗？文革造反派在某些人士的眼中看来，仿佛是一条跌落坑渠的赖皮狗：“无须” 睬它，让它死去吧，让它发臭去吧！然而，这显然是一种情绪化的，对历史不负责 任的态度。 怎样能算是真正的民主运动呢？如果认为要以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政治为诉 求的才算的话，那么连“七九民运”、“八九民运”都不能算是民主运动了。民主 运动的深度是有高低之分的。而每次民主运动的深度则与当时的政治结构、政治局 势、人民的觉悟水平有关。 六十年代中期，中共以户籍保甲制、人事档案制、粮食配给制牢牢地控制着人民 的人身，以高压政治教育、宗教式的学毛著运动控制着人民的思想。那时工人的文 化水平尚相当低，更遑论农民了。相当一部分群众对中共政权敬畏、盲从乃至迷信 。在较有知识文化的人群中，经过几次运动的折腾，有的已遍体鳞伤，有的业已奴 化甚至为虎作伥。社会上，是有对各种现实不满的，但不会很多。至于有成熟民主 政治思想者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怎么能出现高深度的民主运 动呢？正如以当时的自然科技水平，怎能研制出电子计算机呢？ 然而，那时还是爆发了一场民主运动，声势浩大、轰轰烈烈。那就是“批判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文革造反派的第一个大动作。 这场民主运动是在极为特异的政治形势下发生的。毛于六六年初已着手发动一场 政治清洗，其对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一批中共高干，并欲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达到 其目的。刘少奇等在与毛几经周旋之后，因势利导，把这场政治运动搞成第二次“ 反右”。毛不甘心自己的清洗计划胎死腹中，不甘心自己发动的群众运动被偷梁换 柱，于是指责刘等整群众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是实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 再三点明，此次运动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中央以红卫兵造反派为 基本力量，开会誓师，辐射全国，力图在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把斗争方向转 到高层清洗上去。于是乎，从六六年十月至年底，全国都处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的亢奋中。 当时，我目睹单位里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下迅速自发成立起来的造反 派组织，一次又一次地自发召集会议，批判单位领导前阶段揪斗群众、执行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责成他们承认错误，给被揪斗的群众平反，赔礼道歉，并一次 又一次地向他们追讨“黑材料”。记得有好几个三十几岁的人，有的平时沉默寡言 ，有的玩世不恭，时而讲两句语意相关的怪话。然而此时他们都面目严肃、声色俱 厉地站在群众前列，怒斥当权派。我在惊讶之余，也突然醒悟到，原来在群众中已 有些人在心中埋藏着对现实、对领导的不满。随着批判会次数的增加，他们批判的 内容已超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涉及当权派从前的种种劣行。如专横拔扈、打击 报复、欺压群众、假公济私等等。昔日威风十足的当权派此时不无惶恐，声音低沉 ，而一般群众则有扬眉吐气、精神轻松之感。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权得以在某 个前提下付诸实现。那几个人后来都成为本单位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有一个还在社 会上造反派大组织中任有职务。自然这几个人都在六七年早春镇反中、六八年夏季 镇压和秋季“清队”中反复受到清算，入牛栏、挨批斗、进监狱。有一个自杀未遂 ，有一个被打断腿骨——这些都是后话了。那几个人的出身成份，有一个是“红五 类”，但他与领导关系一向不睦，其余都是非红非黑类。在文革中，非红非黑类的 人是造反派中很活跃的因子。他们既不象“黑六类”那样背着沉重的十字架，畏首 畏尾，也不象多数“红五类”那样一向受当权派重视、宠信而对现实采取维护的态 度。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我们沿用这个历史名称)是文革造反派辉煌的一页，有 着鲜明的反政治迫害的民主性质，造反者们带着自身的感受，自身的要求去响应毛 的政治号召，把中共政权的各级领导推上被批判的地位。这是中共执政十七年来的 破天荒事件，是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某一深度的民主运动。 评价文革造反派还应该用保守派作参照物。以一向受当权派信用的红人、政工干 部为骨干的保守派组织，在这一时期行动迟缓、态度暧昧，有的迫于形势也开开批 判会，但大多只虚晃一枪，甚至暗中给当权派支持，帮助转移“黑材料”。这也很 自然，因为他们之中不乏前阶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手。 多年来，中共政权一直栽赃说造反派“破四旧”、“挑武斗”，咒骂造反派“反 党乱军”，但对文革初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群众及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则讳莫如深，绝口不提。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使人领悟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 闪烁的民主光彩。 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来的六七年一月夺权，又叫“一月革命”，声势更为 浩大。前者基本上还是在各单位内部进行，而后者则闹腾到社会上。一月夺权标志 着运动已走向毛预期的政治清洗轨道，而造反派从此就绑在了毛的战车上，充当搞 政治清洗的工具。这就是文革造反派被某些非共人士否定的理由之一。 诚然，一月夺权谈不上什么革命。尽管那时的结社集会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时规模更为巨大，但其所运载的内容并非真正是人民的诉求。一月夺权虽然使各级 中共官员暂时失去了权力，却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权。在当时的政治条件 下，无论是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觉悟程度、造反派的政治素质、思想深度都不可 能承担起深层的民主革命。更何况，那时的政治走向最终还是要接受毛中央的控制 。因此，造反派的第二个大动作——一月夺权并无灿烂可言。 但是，这也并非什么污点劣迹。“一月革命”毕竟使中共各级官僚一度丧失了权 力。藉此，人民群众更敢于对他们进行揭露批判。从那时到六八年夏季镇压前的一 年多里(除开六七年早春镇反期间)，造反派在大量的传单小报和大字报中揭发出各 级中共官僚的许多丑闻恶行。他们有的养尊处优、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有的专横 拔扈、蔑视法纪、镇压群众；有的假公济私、结党营私、腐化堕落。在文革前十七 年间，中共政权靠谎言、欺骗和政治强力为自己建造起来的神圣光环骤然暗淡下来 。人民群众醒悟过来，原来那些道貌岸然的首长竟是这样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人们有的惊讶，有的激愤，也有的陷入思索。总之，广大人民群众从此再也不会对 各级中共官僚象以前那样肃然起敬，衷心信赖了，也不会象从前那样驯服服从了。 对此，中共的干部们，尤其是高干，二十几年来一直痛心不已。在他们看来，中共 政权绝对权威之式微，百姓民间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盖源于此。 一月夺权的尘埃尚未落定，早春镇反就接踵而来。文化革命真是风雨变幻、诡谲 莫测。六六年夏季大搞第二次“反右”时，谁也不会料到秋季会来个转舵一百八十 度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月革命闹得如此热腾，也没谁会料到马上就有个早 春镇反压将过来。而同样没有谁预测到早春镇反的喧嚣尚在回荡，暮春的平反浪潮 又已骤然卷起。 造反派的第三个大动作——春末夏初的平反呼喊是造反派的第二个辉煌篇章。它 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向中共政权的根本凭藉——枪杆子， 显示了人民民主的力量。同时也向保守派展开了斗争。 保守派在文化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是充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黑打手、保工作组、保 党委、保军区，一月革命中冷嘲热讽，早春镇反中欢腾雀跃、弹冠相庆、大力协助 军方镇反。(本文中的“保守派”一律指保守组织中的头头、骨干、不包括保守组织 中被裹胁的大量群众。)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有保守派存在，理由是没有任何一个 组织是以保刘少奇为宗旨的。这种观点实在片面肤浅。保守派关键保的不是某个或 某些具体的人。即使他们曾经保过某个省委书记，但只要毛中央一旦表态此人坏， 他们也就会马上翻脸不认人，转而要打倒他。事实上，保守派是中共政权的阶级基 础、社会基础、宠儿。他们保这保那，归根结底是要保中共政权，保旧的社会秩序 ，保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既得利益。历史闹了个大滑稽，这个中共政权的基础与 中共政权的首脑——毛，竟在文化革命那独特的政治环境中闹了点小别扭。不过他 们终究还是会捐弃前嫌、和好如初的——关于这些已经走题了，且就此打住。 “搞武斗”是造反派备受责难的话题之一。武斗系由保守派所挑起，这不但为大 量史料所证实，仅从道理上来分析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六七年暮春平反中恢复过来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地发展壮大，其在舆论上蒸蒸日 上，而保守派却每况愈下。保守派具有强烈的政治优越感，承接了“红色恐怖”时 期“血统论”的骨髓。他们视造反派为牛鬼蛇神、反革命，有着深刻的阶级歧视和 政治歧视。在这种心态下，又在笔墨官司中屡输给造反派，于是它就要诉诸武力了 。保守派发动武斗的檄文是“镇压反革命”、“横扫牛鬼蛇神”，因此也就表现得 极为凶残。而仓促应战的造反派的口号只是“文攻武卫”而已。没想到这个口号竟 是那么的“罪孽深重”，被责骂了几十年。“文攻武卫”的讲法在那个特定的历史 环境里究竟有什么罪过呢？别忘了，法学上还有正当防卫一项。在各级政府已失去 了维持社会治安的能力时，造反派在受到保守派武装杀戮后起而自卫，这是十分自 然的。难道非得引颈就戮才算正确？“文攻武卫”一说系出自江青之口，于是有人 就藉此认定“文攻武卫”绝对谬误。一个人一旦被否定为坏人，那么他所做的一切 事、讲的一切话都是错的，这是中共政权的逻辑，我不认同。 六七年夏季，毛的清洗计划还未完成，他还不能让充当它清洗工具的造反派被保 守派打杀下去，于是毛中央作了正面表态，公开责难某些保守组织，甚至采取某些 措施，于是保守派纷纷瓦解。至大武斗基本结束后，全国各省的原始保守组织，除 两广外，已全部垮台。 文革造反派充当毛政治清洗工具的具体体现，除了搞一月夺权外，还体现于那个 断断续续的第五个动作中。政治清洗工具一说的确是很贬义的。有不少人亦藉此全 面否定文革造反派。然而，这却是很片面的、非历史性的。 在文革中，造反派就其整个派别而言(尤其是非学生造反派)与毛是一种互相利用 的关系。这一点也为文革后的六八年夏季镇压和秋季“清队”所证实。那时毛的清 洗计划已大体完成，要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了。造反派遂被训斥、瓦解、镇压、清 算。文革造反派绝非消极地充当毛的清洗工具，而是处处体现出主动精神。人民群 众中的许多人是带着自身的感受、要求、看法、思索、利益去响应毛的“战斗号召 ”，投身到运动中，成为造反派的中坚、活跃分子的。他们的行动时时都越出了毛 中央的规范界限。毛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欲藉此把运动转入到政治清洗的 目标上来。造反派砸政工部门、抢“黑材料”显然绝非毛的意图。毛发动“一月革 命”是欲藉此罢免中共高层(中央省、部级)的刘势力官员，但造反派却把它发展成 为对中共政权的大揭露、大冲击，尽管当时造反派中的忠毛分子亦未清晰地认识到 这一点。因此文革造反派绝对不是象某些人论断的那样，“是毛及中央文革一手炮 制的怪物”。 有人认为造反派揪斗、批判当权派是充当了个人报复情绪，系公报私仇。其实， 这一看法完全不适用于中共高干(中央、省、市级)的被斗的。他们跟造反派并不认 识。而这一行动使造反派与一些中共高干结下了直接仇恨，为此，他们付出了充当 清洗工具的代价。 各单位领导(小当权派)被揪斗，情况又有不同。他们其实不是毛的清洗对象。毛 是在不得已之下，让他们“陪斩”而已。造反派批判、揪斗他们也就算不上是充当 清洗工具了。然而，由于本单位的当权派、造反派是互相认识的，这其中也就可能 掺杂了个人恩怨的成分。不过，基于中共政权的专制性质，这些个人恩怨大多有着 深刻的社会因素而非纯私人因素。当权派过去依仗权势，作威作福，肆意欺压群众 ，工作上刁难、压制、穿小鞋，经济待遇上蓄意苛待。这些都使一些群众激愤在心 ，却无以表露，文革中方得以发泄出来。报复情绪，其实是人类感情世界中的基本 因子之一。大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存有它。虚怀若谷的谦谦君子是不多的。而在某 一程度范围之内的报复情绪更应视为正常，它是一种自卫性反应。在运动过程中， 某些平时待人平和的当权派所受到的批判，往往只是摆摆样子，走走过场而已。而 某些平时凶恶专横、动辄整人的当权派就有可能要承受许多怒吼甚至身体上的冲击 。这有点象数学上的线性法则。如果要说这是报复，那应该视为公报公仇。谭厚兰 病死在狱中，不也说明中共元老们，大人未必有大量，不也说明他们也在公报公仇 吗？ 至于文化艺术单位中，某些“反动文人”、“文艺黑线人物”之被揪斗，则确会 有着多一点私人嫌隙的成分。因为文艺人士之间的嫉妒、乘机打压，与社会宏观因 素的关系不大。然而，这些在文革造反派的活动中只占很少很少的份量。还有一点 不要忽略的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批斗他们，并 且保守派会批斗得更凶些。这是因为保守派在批当权派上花力气花得少，故有更多 的力气去批他们，更需用他们的政治血液来染红自己的革命招牌。六八年夏，广东 著名画家关山月等一连几天被拉到街头暴晒示众，脖子上挂着“黑画家”的大牌子 。须知，当时广东造反派已全面彻底垮台，如此虐待他们的，是保守派，及以保守 派为骨干组成的“工宣”。 从武斗基本结束到六八年夏季镇压前的大半年里，造反派原来鲜明的形象逐渐变 得暗淡下来，甚至有些丑陋。可以说，造反派逐渐蜕变了。此段期间的造反派从充 当毛政治清洗的工具，进而卷入到中共各级地方政权的权利争夺之中。他们在各省 、市革委会筹备成立的过程中为自己争官位，保举跟自己拉上关系的干部进入“三 结合”，打压自己厌恶的或与对立派亲近的干部。此时的派别斗争存在于造反派组 织之间(两广除外)。两派往往围绕着某几个省、市干部的浮沉缠斗不休、甚至动武 ，成为地方军事首长、党政首长争夺权力、职位的工具和伙伴。这种情况使造反派 里的广大成员感到不同程度的失望、迷茫，故此出现了许多组织内的“逍遥派”。 不过有一点不要完全忽略的是，此时某些省份仍有造反派与保守派之争的痕迹，因 为某些新成立的造反派组织中，包含有一定数量的垮了台的原保守派成员。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在造反派蜕变的同时，分化出来了一个造反派中的 造反派。毛中央把这些人称为“极左派”，把他们的观点称为“极左思潮”。 经过一年多来的风风雨雨，造反派中的一小部分人开始有了新的省悟和思索。他 们朦胧中感到毛发动文革并非真的要搞一场社会革命，而造反派也不过是充当了某 种工具而已。文革中揭露出来的许许多多中共政权、中共干部的阴暗现实、丑恶现 象使他们激愤。他们在思考，并把目光投向社会深层。他们厌恶造反派的头头们热 衷争革委会席位。他们认为革委会并不是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他们大声疾呼：“ 要群众运动，不要运动群众！”、“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中央 对此极为惊慌并大加挞伐，斥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反三红”、“炮打新 生红色政权”。毛中央之所以要进行六八年夏季镇压，除前面提到过的原因外，还 因为这“极左思潮”有着巨大的潜在危险，危及他们政权的根本，必须将它消弥在 萌芽状态中。 “极左思潮”最具代表性的文献当推湖南“省无联”的纲领“中国向何处去”。 该纲领指出：在中国，“百分之九十的高干已经形成一个独特的阶级……这个‘红 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三结合’的提 出，等于把在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又重新扶了起来。” “极左派”人数虽少，但能量极大，为毛中央所极端恐惧仇视。“极左派”是造 反派的精华，继承发扬了造反派在文革早期、中期的民主斗争精神。故此“极左派 ”重要成员后来都受到毛中央极为严厉的清算。 “极左思潮”哺育了一代民主战士。震动全国的七四年广州“李一哲”大字报事 件便是鲜明例证。“李一哲”三人及他们的战友都是文革中广州造反派里的中坚分 子(很年轻者除外)。“李一哲”大字报中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阶层”与 “中国向何处去”中的“红色资本家阶级”所指为同一事物。“极左思潮”和“李 一哲”大字报所运载的思想深度与“七九民运”、“八九民运”相比都毫无逊色。 “极左派”是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先驱。在当年那个政治迷信、个人迷信甚嚣尘上 的岁月里，能出现“极左思潮”这金子般的闪光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毫无疑问，“极左思潮”只会在造反派中产生，而与保守派无缘。 然而，当今竟有人对“极左思潮”嗤之以鼻。理由是他们仍须“打着红旗反红旗 ”。照此见解，以西单民主墙为标志，波及全国二十几个大中城市的“七九民运” 和声势浩大、举世震动的“八九民运”都不值一提了，因为它们都还表示遵从社会 主义，而且闹了一通，“中国仍然是共产党的天下。” 综上所述，我认为评价文革造反派要以事实为根据，要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 要以保守派为参照物。既要看到文革造反派在文革早、中期所表现出的民主斗争性 ，也应承认它在后期的蜕变，但又更应看到它的分化，分化出了中国当代民主运动 的先驱——“极左派”。 四、评价文革造反派的现实意义及其他 文革造反派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在社会上只存在了两年左右(个别省份稍长一些) 。大约二十五年前，它已被瓦解镇压了。但是，至今中共仍对它怒骂不休。可见， 评价它，已不简单是从事历史研究，而是有其现实意义了。 中共政权无比仇视文革造反派，除了因他们之中不少人在文革中被批斗过，有直 接的感性仇恨外，还更因为造反派在文革早、中期多表现出的民主斗争行动和后期 分化出的“极左思潮”。中共还深知，文革造反派的中坚、尤其是极左派和后来的 历次民运份子，尽管具体的人未必相同，但其思想实质、气质性格却是十分相似的 ，都是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坏家伙。这些家伙仇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 、居心叵测、“唯恐天下不乱”、“稍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要兴风作浪了”。 文革时期，曾是学生造反派的中坚份子，极左派的王希哲，在七四年发动了“李 一哲”大字报风潮，又在七九年参加了民刊运动。他在六八年夏季镇反中被关进牛 栏，又在七六年被中共警方拘押；七七年释放后，终究又于八一年再次被捕并判了 十四年的重刑。可以相信，他如果不是身陷囹圄的话，也一定会参加“八九民运” 的。这就是中国当代一个杰出的民主战士的人生轨迹，也是中国当代民运的一个缩 影。故此，中共政权深知，要否定民主运动，就必须彻底否定文革造反派。 中共政权否定文革造反派，除了栽赃诬陷和诽谤咒骂外，还有一着高棋，就是抹 杀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区别，把水搞混，说什么都是造反派。因为各派都在批判刘少 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都在批斗走资派，都在造反。当今海外也有人著文附和说：“ 在我看来，按是否斗过中共干部的标准衡量，邓、胡把两者都叫造反派是对的。” 这真是妙极了！其逻辑是：“联指”斗过中共干部，所以“联指”是造反派。“联 指”吃人，即造反派吃人。究竟哪个造反派吃人？这不重要，反正就是造反派吃人 。譬如：广西“四·二二”、广东“旗派”、武汉“钢工总”、湖南“湘江风雷” 等等，这些造反派都会吃人的。于是，举世震惊了。天呐！文革造反派竟是坏到那 么烂心烂肝，人性灭绝的地步呀！原先我们还只知造反派破四旧、毁文化，挑武斗 、揪斗文化人、打杀黑五类，万万想不到它还会吃人，真是禽兽不如了。于是《世 界日报》的头版标题出来了“文革造反派教人如何食人肉”。国民党系的《世界日 报》不是反中共的吗？看来，中共的那着高棋确实是巧夺天工，成效卓越了！ 中共政权出于它专制独裁的本质，对人民总是怀着戒备、防范的心理，尤以对人 民中的活跃份子，更是猜疑厌恶。这一点，甚至连某些保守派的功臣们都不能豁免 。六八年夏季大镇压后，广东“旗派”——造反派彻底垮台，保守派——“总派” 的头头们确实是大大风光了一阵子。但好景不长，中共高干们对他们笑咪咪的面孔 渐渐沉下来。他们也得作作检查，并逐步从省、市革委会里退下来，有的甚至一直 退到他们的原先位置上，当回一名普通劳工。 当年那些真正起来造反的人，二十几年来都被镇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背着沉重的 文革档案，受着内部监控。然而某些保守派中的年青有为者、或造反派的识时务的 俊杰(他们许多就是从保守派投机过来的)，经过二十几年的奋斗，又在地方各级政 权机构中占据了一定的职位。他们的年龄正合中共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标准。十年来 ，省、市、地级的中共老干部几乎已都退出了地方权力核心，因此他们大多未受到 甄别剔除，或许某些中共省、市级高干跟着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有一份昔日的情谊 。然而当他们的名单被推荐到中共十四大时，情况就大相径庭了。中共的原中央高 干——中共元老们尚处于幕后的权力核心。他们并不是完全不接受来自于民间的政 治新星，但那必须是勤奋而恭谨，由他们逐步提拔上来的，而不允许在其过往的历 史中有自主奋斗，过份活跃的记录。这些人的仕途受阻说明了当今中共元老们对文 革那段历史病态性的偏执。因此，文革造反派之被他们恨入骨髓、百般咒骂实在是 很自然、很正常的了。 对于文革，中共元老们还有一着妙棋，就是炮制出一个“十年文革”论。记得七 六年四人帮倒台后，叶剑英、华国锋说：文化革命到现在已搞了十年了，现在宣布 文化革命结束了。当时我听了，觉得好笑。文化革命实际上不是早就结束了吗？还 用得着如此煞有介事地来个正式宣告。但随着此后的发展，“十年动乱”、“十年 浩劫”论的纷纷出笼，我恍然大悟了。首先，中共元老们是钻了个空子——毛没有 正式宣布过文化革命结束了，所以他们可以来个宣布。于是，六六年至七六年，十 年文革论成之有据了。文革十年论的炮制，有着中共元老、中共高层极为缜密、极 为精巧的心思。 其实，六六年到七六年间完全不是混然一体的。从六六年暮春批《燕山夜话》、 批吴晗、邓拓开始，到六八年秋“清队”止(少数地区六九年才搞“清队”)，这近 三年的时间里，社会上所呈现的状态与其后的七年大不相同。 文化革命这一特定的政治名词，其社会现实内涵是什么？是毛要搞高层清洗并以 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实现。而广大群众则在为毛效力的同时又从自身的利益、自己 的感受出发参与这场社会大波并给中共政权以莫大的冲击。而这一切最关键、最鲜 明的标志就是中共各级地方政权及各单位领导机构的瘫痪和群众组织的广泛存在。 一旦这场社会运动的形态达到中共各级地方政权，各单位领导机构又重新建立起来 ，群众组织也都被铲平之时，文化革命也就画上了休止符。六八年九月七日，北京 召开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十万人庆祝大会，就标志着文化革命已基本结束，而六 九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则宣告文化革命的尘埃已完全落定。是的，在七六年之 前是一直没有哪个中共巨头来宣布文革结束，但如果仅以此就认同文革十年论岂不 太机械了吗？ 中共元老们炮制文革十年论系出于他们感情上和现实上的双重需要。权势显赫、 地位尊贵的他们曾在文革三年中倍受贬辱。写检讨、认错、认罪、诚惶诚恐、低声 下气。那噩梦般的记忆是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那段令他们羞愤不已的现实， 依他们之愿，最好能从历史上删掉。但这毕竟不可能，于是不得已而求次，起码要 使那段现实不能成为历史上一个独立的章节。把它与后七年融在一起，以大吃小， 融而化之，岂不妙哉！ 文革十年论既已出炉，“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等论调也相继问世。中共元 老们利用绝大多数人对毛发动文革都抱以反感否定心理以售其奸。无论是当权派还 是保守派、造反派，无论是血统论高贵者，还是低贱者，无论是劳工阶层还是文艺 界人士，都在文革的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喝过苦水。于是，大家齐声大骂，十年 文革、动乱、浩劫坏透了。谁不赞同，谁就一定是四人帮的余孽爪牙。于是，“批 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正义行动，要求军方为六七早春镇反受害者平反的呼声， 闪烁着新思想光辉的“极左思潮”都成了“动乱”和“浩劫”的内容。这，正是中 共元老们现实上的需要。他们似乎已达到目的了。 运笔至此，似该告一段落了。然而，坦率地说，这篇短文实在远远未能蕴涵笔者 对文化革命的了解、感受和思索。笔者衷心希望有志于探讨文革的人们能互相联络 起来，交流看法，讨论专题，汇集资料，进而共同修编一部相当有份量的文革史。 如果有一天，这部史书出来了，它该叫什么名称呢？我想它该叫《文革三年史》， 而绝不是《文革十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