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革的再检讨 侯一谦 文革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对于在政治上有判断力的人来说，应该形成一个比 较明朗的见地了。读到《中国之春》一一三期上杨小凯《再谈文革》一文，其观点 之模糊，思想之混乱，不免令人吃惊。故甚觉有必要对文革作一番再检讨以澄清之 。 一、共产党的秩序 共产党自从接手中国大陆，在如何统治这个国家的问题上就始终存在着分歧。毛 泽东不断掀起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以他特有的方式去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这 些运动给社会带来了无穷灾难。而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人做了大量工作 ，特别是在六二年以后，使社会秩序正常化。但是尽管存在种种分歧，大多共产党 官僚也都参与了这些运动，包括刘、周、邓这些人。对于运动的后果都有各自的责 任。对于各人的功过，我们不在这里讨论。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统治方式上的差 别。每次运动都整掉了一些人。在文革中，连刘、邓都整掉了。周受了重创，虽然 被保了下来。历次运动中，始终站在整人位置上的，是毛本人。不管谁被整肃了， 只要毛还在，运动就不会终止，一个过去了，另一个又接着来了。也不管毛的动机 是什么（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个题目），明确的事实是，每一次的运动都使“无产 阶级专政”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共产党在极权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我想，很少 有人会认为，若是共产党按较正常的规则操作，也会有相同的结果，哪怕这种规则 仅是共产党一厢情愿地制定的。实际上，若循正常途径，共产党就会像毛预言的那 样“变修”，就会“改变颜色”，中国社会就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就会 一步步和平演变，走上另一条道路。社会秩序的正常化势必减弱一党专制的必要性 。那些政治运动造成社会的混乱与危机，专制的机制便常成为社会整合的借口。 我实在弄不懂为什么杨小凯如此深恶痛绝周、刘这些人，而独独钟爱毛泽东。这 里讲的好恶，不是指对他们个人的性格，而是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措施。他与人 们的常识、常情和常理相去有多远。然而，如果你会解读它的话，正是在这些常识 、常情和常理中包含了最重要的真缔。如果杨小凯厌恶共产党官僚，因而也连带着 厌恶周、刘，那么，又如何解释对毛，这个共产党最大官僚的偏爱呢？并有所谓爱 屋及乌，对林彪、陈伯达、江青也多有偏袒。这大概只能解释为一种情结：造反派 情结在作用吧。 我在这里并非说，刘、周、邓这些人致力于建设一种正常社会秩序，甚至在它威 胁到共产党本身的统治时，仍坚持社会的利益。实际上，就是邓小平本人在他复出 后，信誓旦旦地保证今后永不搞运动。余音未了就发动了“严打”，把中国人建立 法律制度的美梦彻底打破了。我要说的是，与毛相比较，他们的方式毕竟更有理性 。它暗示了一种方向，沿着这种方向才能走出以往的恶性循环。其实，举凡历史上 的大革命，无一不是越走越极端。以致失去最后一线理性。而从来的极端派，无论 左的还是右的，都对社会构成危害。在这个时候，一个健全的心智宁肯去认同不合 潮流的保守派。这里我想提一下杨小凯的一句话，他说：“共产党的秩序比革命中 的无秩序更可怕”。他显然对于自己所说的“共产党的秩序”一词缺乏概念。如果 该概念是指毛的“秩序”，我们都知道那种秩序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一个接一个的 运动，就是“革命的秩序”，实际上就是杨小凯的“革命中的无秩序”，最典型的 就是文化革命中的状况。如果该概念指的是刘、周、邓的秩序化努力，那就和杨小 凯的另一段话冲突了，因为他自己也说到过：“共产党的反对派实际上是在帮共产 党开阀门，把这种革命的潜力慢慢放掉，使社会能较平稳地过渡到一个政治开放的 状态”。一九四九年后，共产党的“秩序”基本上被毛的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定义着 ，刘、周、邓的模式始终也未成为一种明确的制度，只是表现在一些文件中，和在 一波接一波的运动之间的一些尝试与努力。他们应该是杨小凯所说的反对派了，虽 然他们并非组织上的反对派，并且早了二十多年。我想，杨小凯总不至于认为毛是 他所说的反对派吧？虽然毛自称是造反派。他总不会在为共产党开阀门吧？ 他从不 释放革命的潜力。他永远在制造革命的动力，煽起革命的狂热。我想，杨小凯更不 会指那些主张打江山坐江山的派别，这是些统治集团中最消极的势力。他们之所以 成为消极势力，并非因为他们主张自己的利益。人们主张自己的利益，原无可厚非 。问题是在一个缺乏公平的社会中，唯独他们可以公而开之地伸张自己的利益，而 其他的人们无法合法地求得自己的利益，制度却保障这种不公平的状态。 在文革结束时，从全国上上下下显露出的情绪，你不难体会到，民众是不会同意 杨小凯的。他们宁肯要共产党的秩序，而不要文化革命的动荡。诸君大概永远不会 忘记全国人民哀悼周的逝世和拥戴邓上台的盛况。他们甘冒杀头的风险，用自发而 浩大的悼周拥邓活动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他们高举四个现代化的标语，表达对刘周 邓曾试图推行的秩序的拥护。我当然不会去认同中国只要什么“四个现代化”，但 在你只能于两种共产党统治方式中作选择时，我宁肯相信民众的选择。而这种选择 决不是不关痛痒的，它几乎将确定中国此后十几年以至更长时间的方向。也只因为 当时作了这种选择，才有后来中国社会朝向民主化的巨大变化，并且使得毛的极端 方式在法理上变成负面的。我想过来的人不会误会了这里的含义，老百姓讲“四个 现代化”，话中之话即是“别搞运动，让我们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从此，共产主 义的乌托邦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很难再有庞大的势力，而反对社会秩序正常化的势力 ，多表现在“打江山坐江山”这类赤裸裸的无耻表白中，再也没有社会的响应。有 人说，中国的改革是不可逆转的，这不可逆转就是从中国人明确地表达和选择了“ 四个现代化”这里开始的。这次的行动不单是党外并且是党员们的，是统治集团中 的。但它的性质却是社会的，尔后再被共产党拿进自己的组织与会议及文件之中。 我不知道，这算老百姓进入了共产党的“话语系统”，抑或是共产党开始走进老百 姓的“话语系统”。总之，七六年的天安门时间，与官方实在是搭不上任何干系。 人们悼周拥邓，不是受骗上当。我们谁也不会因为曾经参与而觉得自己无知与羞 耻。这与参加红卫兵和造反派不同，不是被人愚弄，也不是年幼和狂热，而是在做 一件完全正当的事情，并且它的效益直到今天还在滋养着社会。这是民心所在，在 他们尚不能立即拥有一个民主政权时，宁肯要一个邓小平政权，而不要江青政权， 宁肯有一个温和的共产党统治而不要极端共产党统治和相伴随的文革一类运动。并 且，使人欣慰的是，邓的统治真得使中国开始“变修”，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复辟 的道路”。虽然邓还是邓，共产党毕竟还是共产党，他们没走得更远。不过，剩下 的事情，还有别人可以做。自由主义者从来也没奢望共产党去做成唯有自己才可能 做成的事情。 二、文革中的诸派别 就中共而言，它无论有着多么错综复杂的派系纠纷与理念差别，在文化革命开始 后都化作简单的文化革命派与反文化革命派。虽然这种分野并未冠上这样的名称。 用官方语言讲，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 这些人相对地比较主张用正常途径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实际上，在文革开始不久， 他们就失势了。毛和他的中央文革小组则主张造反，推翻共产党已经建立起来的体 制。毛自称是最大的造反派，造反一词也正是由毛引入共产词典的。《我的一张大 字报》就是毛的造反宣言，文革也正是从这里开始走向社会的。按毛的理念，共产 主义运动就是用非常手段不断地革命，而不能形成像以往的封建制或资产阶级制度 那一类定型的官僚统治。一旦那种统治成为格局，社会就会分化，就会产生新阶级 。以往革命的成果就会被断送，就将开始新一轮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分立与 斗争。毛从作为共产党最高领袖的地位上起而造反，其思想的根据就在于此。毛倡 导巴黎公社的原则，要求社会的统治阶层永远是人民的公仆，不能有贫富的分化， 阶级地位的分化。也因此他要一切人亦工亦农，亦文亦武，亦军亦民，亦官亦兵。 但不管做什么，首先却都“要反对资产阶级”。无论有多少私人的恩怨及权力上的 得失与冲突，毛发动文革主要地归之于这种深层的理念上的冲动。他越来越反感于 在刘周邓这些人手中，中国社会慢慢定型为一个官僚统治的制度。他明确意识到这 是中国“变修”的前奏。共产党人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 路中国才能得救。而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是无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但 是，对于社会主义本身的涵义，却各有各的理解。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种“理解” 上。对刘周邓而言，他们是要逐步建立起一个较有规则的社会，这种社会，起码在 他们看来，是中国广大老百姓所企盼的。而共产党的统治是这种进程唯一的保障。 他们当然不会认为这种社会与西方制度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他们要避免社会走向西 方制度，因为在他们看来，西方制度是一种罪恶的制度。因而不能否认他们在信念 中有许多与毛共通的地方。这也是毛的主张得以开展的前提之一。 就毛而言，共产党的统治则是要确保共产主义的理念，巴黎公社的原则之实现。 舍共产党，没有人会去保障这种理念和原则，而共产党人以往的全部奋斗，无非是 要实现这理念和原则。然而最令毛失望的却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看到 ，在取得统治权力的十几年后，在共产党内越来越得势的不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 ，而是形成一个国家政治集团的正常理智和权力占有与分享欲望的混合物。从最好 的方面说，人们试图形成一套常规，按一般的政治运作方式操作这架特殊的社会主 义国家机器。从坏的方面说，则是人们只想当官，获取官僚可以获取的好处。后者 只是每个社会都会遇到的问题，它本身缺乏正义的前提。而前者则有充分的社会响 应，它足以动摇毛所推崇的信念与原则。 我前面所说文化革命中，实际上就分成了两派：文革派和反文革派，就是依据这 种背景分析。文革一旦发动起来，实际上只有这两种选择。人们尚缺乏独立的价值 体系与价值判断。也许毛是很值得同情的。理想主义总有它美好和可爱的地方，和 深引人同情的那面。但这与实际的社会效益是不相关的。百年来，地球上最大的灾 难，几乎都与硬性推行一种理想主义相关。 毛在文革中，舍弃了几乎全部过去的共产党系统与共产党官僚，这些官僚并非都 曾与他交过恶。因为他知道，在他要发动这样一场性质的运动时，不会有人继续跟 着他走，昨天忠实的战友和下属也会反目，除非赶着他们走，逼着他们走，激着他 们走。他选择了林彪，这个曾有赫赫战功，但对政务一窍不通；江青，只有热情与 冲动而无政治头脑；陈伯达，只和共产主义书本打交道而无实际经验；以及康生， 从来只知投机的政客，这样一些人，做他发动文化革命的新搭档。这些人在大陆政 局中实际上从来没有举足轻重的实力，他们的政治地位与权力几乎完全来自毛个人 。在他把共产党官僚集团（“走资派”）当作头号敌人时，他不惜下令停止军队以 外的共产党组织活动，而倡导民间组织。他甚至一反以往的阶级划分界限，只要反 对走资派，拥护自己的主张，甚至连过去的敌人也可以成为积极的力量。这就是造 反的意思。杨小凯就是为了这点替“黑五类”感激毛泽东。然而杨却忽略了，有更 多无辜的人在造反的冲击中遭受不幸。并且，对“黑五类”的宽松并不是给他们人 的权利，而是要他们去做毛革命路线的炮灰，只要他们偏离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就会遭受更惨重的迫害。杨讲到的杀造反派的实质就在这里，而不是周恩来对造反 派的报复。周恩来真要敢下手报复，恐怕他自己早已成为共产党监狱的阶下囚了。 如果把这种组织造反派的“权利”称作“结社自由”，那么那些“民主党派”也都 享有“结社自由”了，因为这两者是太神似了。只是这两种自由都有一个前提限制 ，后者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而前者则是“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超出一 步，就被取缔。 了解了当时中国政局中的这种情形，对于民间各种组织的性质就容易把握了。民 间的组织不管叫什么名字，都是受惠于造反的风尚组织起来的。也都无一例外地自 称，当然也自认为是拥护毛泽东的。他们的区别，在于对毛发动文革的不同理解， 因而实际上是有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之分。但即使反文革派，他们的见解也很难超出 共产党内反对派（我指的是反文革派）的限度。最早，最热烈的造反行为发生在大 中学生中，是由毛的共产主义理想主义激发出来的。这些学生在共产党的理念熏陶 下长大，尚年轻，涉世不深，不甚关切切身的利害，容易为理想主义驱动。这许是 激荡这个世界百余年的共产主义狂热之最后的一波。但造反的序列渐次后推，虽然 在上意识上极少有人承认，但对于文革的实际政策与措施，则便有反感与反抗了。 这大概就是杨小凯指的保守派了。实际上，没有谁是纯粹的造反派或保守派，更没 有自称的保守派。反之，各个组织都高喊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而指责对方为“老 保”。以致当时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左，且越左越好。不是没有明达的人。我相信杨 小凯记述的那些人与事大体是真实的。但他们没有左右这风气，没有形成政治上的 势力，在那种共产主义两种观念的冲突占据着人们全部注重的年代，他们几乎完全 被忽略了。他们的真实价值是在反思中被获得的。而对当时的社会及文革运动，老 实说，其影响等于零。 保守派不比造反派好，造反派也不比保守派坏。论残暴，论对社会的破坏，都因 地因时而有异。但在思想上走极端的派别，一般地，在行动上更具破坏力。因为它 不承认社会通常认可的准则。而对常识，常理，常情保持一点尊重的人，对自己的 行为便有着一份约束。不要讲造反派杀保守派还是保守派杀造反派，在那种自己的 智慧之眼尚未睁开，只会跟着伟大领袖跑，却又人人以为自己占尽了全数真理的时 代，那不是用保守派和造反派这种概念就可以界定的恶行。要改变造反派在文革后 仍被迫害的状况，不是换造反派当权，那对社会实际情形不会有什么改进。重要的 是走出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概念死结，而以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为诉求的法律制度作为 新的出发点。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才不但保障了对造反派的公正，也保障社会上每 一个人的公正。而乌托邦，恐怕离一个公正的社会更远一些。 杨小凯还讲到了造反派对毛及中央文革的利用。只有自己有明确目标要达致的人 ，才可能去利用别人，造反派本身就只在达致别人的目标，还谈何利用别人。杨还 重复“政治上从来都是互相利用”这种人云亦云的老套俗话。首先政治上不单是互 相利用，也存在利用与被利用。其次，仅在利用的层面上定义政治，也未免低级了 一点。政治自有它积极的一面，不是利用的关系，而是一种创造的手段，对人类生 活，对人生价值富有创造性的一面。政治许是人类生活中最积极，最有创造性的一 种方式，它不是用“互相利用”这种卑琐的字眼就能涵盖得了的。 三、文革后的派别 在谈论文革时，杨小凯的混乱不但在他对造反派的赞扬和对保守派的贬抑中，也 同样表现在他对保守派的表彰上。 从知识上，杨小凯也知道保守主义的正面价值，他讲到秩序和权威对于社会稳定 的作用。虽然我们在他具体谈论各种事件时，看不到这种态度。然而，在另一方面 ，被称作保守派的，绝非仅仅主张按规则办事的人们。今天西方和港台华文报纸上 称作保守派的，主要就是指那些只讲打江山坐江山，没有其他是非曲直的人。这种 人更强调共产党的统治，但他们不是把这种统治作为一种手段，而是当作终极的目 的。他们没有理想，没有正义感，甚至连稳保江山的起码知识也没有。随着乌托邦 的幻灭和共产党统治制度的败坏，共产党的整个形象也逐渐让位给这些一党私立的 卫护者。他们不相信共产主义的理念，也知道自己与民众的对立，他们要维持这个 政权，只是因为他们受惠于这个政权。这种也称作保守派的势力，对于社会的稳定 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他们的存在，只助长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和暴力的倾向。反之 ，称作改革派的，反倒是承袭了以往刘周邓的衣钵，是共产党政体与中国后共产党 政体过渡的桥梁。能使中国社会保持稳定和和平过渡的，不是“保守派”，而是改 革派。如果改革派始终不能得势，中国社会的转型就很难避免暴力的冲突。 文化革命的失败是共产主义实验的失败，巴黎公社原则的失败。因为尽管毛实际 上掌握了几乎绝对的权威与权力，可以像神一样呼风唤雨，发号施令。但要建立一 个共产主义乌托邦仍是不可能的。人民在狂热的冲动之后，也不得不正视这种失败 ，而在仅供选择的“革命的无秩序”与“共产党的秩序”中，毅然选择了后者。人 们明白了，天上的乌托邦比共产党的秩序离一个法制的社会更远。“共产党的秩序 ”还有可能过渡到法制社会，而在乌托邦和法制社会之间，没有任何的中介。 在文化革命特殊环境中产生了独立思考的一代人。他们的独立性来自于人性本身 的觉醒。他们不再在共产党的各种不同政见中兜圈子，而倡导自由主义。他们是独 立达到自由主义的。即是说，他们不是从杨小凯记述的那些反共人士那里，或“右 派”与其他“黑五类”那里承袭来的。这也是人们说中国民运之“断代”的原因。 我们从而也知道了，民运并非文革中造反运动的延续，造反派也不是自由主义者的 先驱。自由化运动与造反派不是同类的社会现象。造反派向着一个别人告诉他的乌 托邦，他本身缺乏判断的标准与能力。自由化运动则是人要实现他内在的人性要求 ，具体而明确。前者是没有自我的。后者却只是为了自我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