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灿与人民日报号外 历 早 几乎在与魏京生假释的同时，原《人民日报》编辑吴学灿和原北京经济学院学生 翟伟民也被假释出狱。翟伟民是二十一名通缉名单上的。至于吴学灿其人其事，以 及从该案中人们应该看到的有关背景和获得的启示，似乎有必要介绍一下。 今年三十八岁的吴学灿，出生于江苏，原服役于中共海军的潜艇部队，转业后分 配到北京《人民日报》。一九八三年，由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倡导，创办 了获国家教委批准的新闻研究班，主要为《人民日报》培养新一代的干部。吴学灿 即被选入成为研究班的一员。从研究生班毕业后，恰逢中共中央指示创办《人民日 报》海外版，由于人手缺乏，他被直接分配到海外版，在港澳台新闻版任编辑(《人 民日报》系编采合一制，编辑也即记者)，分工采访侨乡。吴学灿得其所哉，今天广 东，明天福建，又玩又写，也认识了一大批沿海的朋友。 也许和出生在苏北乡土有关，吴学灿侠气粗犷，敢作敢为；又因常跑南方沿海， 在商品经济繁荣的天地里交游闯荡，他与“党的喉舌”要害部门那一套森严规定更 是格格不入，在海外版时以顶撞领导、拍桌提意见闻名，倒也颇得众同仁好感。但 直到“八九学运”之前，他在政治上的言行不是非常“出格”的，编辑部领导一般 也听之任之，不与他计较，但对他和其他人身上隐蕴的“反骨”，则已有所觉察。 实际上，吴学灿在八小时以外更为活跃，与胡绩伟、王若水和李泽厚等人交往不 少，与当时一批首都和外地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也时有过从。湖北《青年论坛》杂 志创刊后，在北京成立了记者站，不久吴学灿就参加了记者站的工作，奔走推荐、 穿针引线，围绕当时理论界和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反思“文革”、体制改革和政 治民主化等等，组稿约稿，张罗讨论，做了不少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 “八九学运”后，《人民日报》以其两个极端而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一页，一是 其发表的“四·二六”社论导致了学潮的升级和大规模的群众民主运动，二是《人 民日报》内部涌现出来一批公开与当局进行殊死抗争的英雄。特别是，当“四·二 六”社论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人民日报》一切有良知的编辑和记者 ，无疑生活在一种忍辱负重的环境中。“四·二六”社论本不是《人民日报》起草 ，而是四月二十五日邓小平找人谈话时对学潮下了“动乱”结论后，立即找人捉笔 代刀，绕过正常的编发程序，抢先在前一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联播节目中播出，造 成既成事实。这件事，不但激起全体学生和广大民众的愤怒，也激怒了《人民日报 》的工作人员。他们既感到《人民日报》强奸了民意，也感到自己的良知被共产党 专制统治所强奸。一批编辑、记者勇敢地站出来，与报社领导进行辩论、对话，并 利用报社大院内的评报栏，张贴大小字报，自行报道、评论，披露真相，揭露阴谋 。吴学灿就是其中一位。学生刚起来自发悼念胡耀邦、与官方发生冲突时，他并不 赞成学生过于冲动，认为于大局有害无益。有文人与之通电话，鼓动他也出来时， 他还说：“我可不掺合！”但“四·二六”后，吴学灿一下冲到了前面。 五月十三日学生绝食后，形势急剧变化，甚至《人民日报》领导层，也开始公开 对中共的倒行逆施表示了抗争的态度。绝大多部分编辑、记者更提出在报纸上公开 披露“四·二六”社论的真相，但这显然是当时《人民日报》主要负责人(社长钱李 仁，总编辑谭文瑞)无法接受的。一些长期为中共这份“喉舌”党报毕生尽责的老党 员，甚至提出自己花钱 在《人民日报》上买广告，刊登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声明。显而易见，这是办 不到的事情。从五月十六日到五月十九日，报社老中青三代编辑、记者连续多天与 报社领导对话，吴学灿带头反复要求报社领导通过版面公开否定“四·二六”社论 。 五月十九日，中共对学运采取镇压措施的决定已经明朗，此时，吴学灿已意识到 ，作为党报，《人民日报》不可能按照普通编辑、记者的意志行事，便愤然采取了 另一种手法。这天，他们从北京大学“高自联”获取一份已经广泛散发的传单，内 容是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情况，主要是赵紫阳的讲话。他拿到后，立即 和其他几位编辑，用转载的方法，排印成一个单张，然后加了按语，套上《人民日 报号外》的刊头，再用复印机复印百余份。于是，五月二十日，北京一些主要街道 上，张贴了引人注目的《人民日报号外》。事实上，正如后来《人民日报》声明所 说，该报十余年来没有出版过号外(最后一次是一九七八年中美建交号外)。 身为中央委员，并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看到“ 号外”以后，顿感事情闹大。由于“五·一九”李鹏在党政军大会上的狰狞面目， 他理解手下编辑、记者的心情，但是，他仍不得不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声明， 否认“号外”与《人民日报》有关。同时，他每天亲自审阅、编发记者写的花边新 闻，即以《戒严第一天》到《戒严第十天》，对李鹏宣布的戒严令竭尽讽刺挖苦之 能事。这是《人民日报》在“八九学运”期间极其矛盾又极其微妙的几天，是中国 新闻史上的重要一页。 “号外”事件发生后，中共上层极其恼火，李鹏亲自下令公安部立案查办。李鹏 把这一事件与整个《人民日报》当时的领导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五月二十五 日，当李鹏戒严后第一次出面会见外宾时，在旁的《人民日报》记者按惯例询问见 报稿件时，这位堂堂的大国总理，竟以小人的心胸抛出一句话：你们《人民日报》 不是还有权吗？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当时对如何整治、教训《人民日报》，已经有 了一个如意的算盘。这是一个有帐必算的人。 北京宣布戒严后，随着中共元老的表态，以及内部传出的信息，吴学灿己感到形 势不可逆转。在此后的游行队伍中，少见了他的身影。在“六四”屠杀前几天，他 已经从报社“失踪”，家人告称“不知去向”。但屠杀当夜，他与他在人民出版社 当经济编辑室副主任的妻子杨素梅，是在长安街上度过的，清晨五时才回到家。目 睹军队开枪血洗、民众死伤无数，吴学灿悲愤到极点，吃不下饭。他也看清独裁者 不会善罢干休，只能“走为上”了。“六四”后的最初几天，他曾向家里打过电话 ，看来还身在北京。但后来，他便踏上了流亡逃难的道路。在电视、报纸公布二十 一名学运通缉犯之后，公安机关又陆续公布了几批通缉名单。吴学灿属榜上有名的 要犯。通缉他的照片和特征文字，几乎放在所有机场、车站售票员的桌子上面。 除了因所谓“烧军车”等“反革命暴乱”被抓的几位实习记者和印刷工人外，吴 学灿是唯一被通缉的《人民日报》记者。参与“号外”事件的另外几个编辑、记者 ，则束手就擒。主要有两位，一位叫张抒，是海外版的体育记者，知道在劫难逃， 他又酷爱围棋，于是，天天一大早来到办公室，一方面下围棋，一方面等手铐。果 然，六月底一个下午，几位便衣协同他的编辑部主任，以谈话为名，宣布将他拘捕 ，在众目睽睽之下押上无牌警车。另一位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宋兵，也随后被 拘捕。但两人分别在一九九零年亚运会前夕被保外释放。 吴学灿逃离京城后，“号外”事件更显严重。高狄在李鹏的指使下，全面接管《 人民日报》。进驻报社伊始，便确定《人民日报》除“舆论导向”问题外，另有三 大事件需查处，首当其冲是“号外”事件，第二是“为蒋介石鼓掌事件”。起因是 报社礼堂放映《百色起义》电影，请来导演和饰演邓小平、蒋介石的演员同大家见 面。由于饰演蒋介石的演员演技好，大家对他报以鼓掌，高狄竟向江泽民报告，说 《人民日报》问题已经严重到为蒋介石鼓掌的地步了。第三件事是所谓“花圈”事 件。九月四日，即“六四”屠杀三月祭，报社礼堂门口发现几个花圈，高狄又认为 是 反革命事件，兴师动众追查(事后查明，是当时英文《中国日报》借用《人民日 报》礼堂为一职工开追悼会后扔弃的)。 吴学灿出逃后，不时有消息传来，他或被捕，或已出境，真真假假，莫衷一是。 但八九年年底传来的消息证实，他已在海南被捕。他的被捕有一定的喜剧场面。据 透露，十二月七日，他经过数月联络准备，朋友已帮助他搭上一条开往香港的小船 。但事有凑巧，海南公安机关接获情报，当时也被通缉的柴玲已潜逃海南，准备偷 渡前往香港，立即对海面封锁搜查。结果，没找到柴玲，却发现吴学灿无身份证， 遂作疑犯从三亚押回海南。吴自以为破绽已露，便自报姓名乃吴学灿也，公安人员 不相信，即把《海南日报》见过吴学灿的某负责人叫来，验明身份确系吴学灿无疑 ，大喜过望，速报北京。公安部和《人民日报》星夜派人赶往海南，押吴学灿进京 归案。他们不敢坐飞机，而是坐火车。其中一名押送人员私下表达：万一飞机被劫 持到台湾，只会留下吴学灿，不会留下我们的。吴学灿被捕后，仍然一身豪气，面 不改色，在火车上几天几夜，谈笑风生，寝食自如，天天给押送人员“上课”、“ 讲理”，做“思想工作”，押送者苦笑不得。 法庭审理时，名曰“公开审理”，实为秘密审判。审理当日，《人民日报》一记 者和律师因另一经济纠纷案前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情况，竟被国家安全部指 为故意“刺探审判”，要求《人民日报》追查，有关记者有口难辩，叫苦不迭。在 法庭上，吴学灿坚决不认罪，调侃、嬉骂法官，甚至要求法庭传召赵紫阳出庭作证。 最后，他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刑四年。 吴学灿一案实际上就是“号外事件”，而“号外事件”又是《人民日报》“八九 ”民运期间抗争当局，表达新闻良知的一种非常手段。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 》在历史上几次重大事件中，扮演了为虎作伥的角色，有良知的编辑、记者敢怒不 敢言。唯独这一次，他们再也不愿当“喉舌”，要求有自己的声音。当最初一批《 人民日报》编辑、记者走上街头游行时，对各种口号曾有过争议，但谁也无异议、 并最有感奋的，就是“‘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我们旗帜鲜明地反 对‘四·二六’社论！”两句口号。这些口号获得了广大市民的支持和共鸣，大家 顿有一刷耻辱的痛快。事实上，从一九七九年开始，《人民日报》有良知的编辑、 记者，已经采用不同的方式显示自己的独立存在。中共高层多次对《人民日报》进 行变相改组。这种整肃，在高狄接管《人民日报》后达到了顶峰。“八九民运”中 ，新华社、电视台、广播台同情学生，声援绝食，抗议镇压，大家都有不少“帐” 可算，但这些单位领导人并未更换，对属下的编辑、记者尽其所能宽容对待(也是为 了给未来留后路)。唯独《人民日报》全盘托出，一个一个象过筛子似的清理清查， 搞人人过关。例如，学运期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了掌握事态发展，各派了 记者每天二十四小时守候在天安门纪念碑上。“清理清查”开始后，新华社值班记 者轻松过关，而《人民日报》值班记者却受审查达两年之久。高狄的“清理清查小 组”特地在《人民日报》大院里占据了有几间房间的楼层，即东边的十一号楼。无 独有偶，当年“四人帮”写作班子在钓鱼台里也是十一号楼。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人民日报》笼罩着恐怖的气氛，编辑、记者和工人，只要一听到“十一号楼”有 人找或来电话，便不寒而颤。这些清楚表明，中共在搞经改时，决不敢放开政改这 一条口子，尤其是开放新闻自由。中国新闻界，直到目前，所能做到的，还只能是 打“擦边球”的策略，至此便不能逾雷池一步。新闻从业人员的良知，在中国大陆 上从来是敌不过从“小米加步枪”中产生出来的政权。采取“号外事件”之类方式 与中共进行抗争，除了彰显知识分子的良知外，同时也是一种同归于尽的选择。吴 学灿一案，就是一个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