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出狱之后 (西安) 李贵仁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七日，王丹、郭海峰和上海的一位民运人士被当局“假释”。 就在那一天下午，设在渭南市的陕西省第二监狱奉命派人到我病床前向我正式通知 ：监狱、省劳改局、省政法委和国家司法部都很关心我的病，所以决定对我实行“ 保外就医”，手续业已办妥，翌日便由监狱派人派车送我回家。我当即问：“这样 做，是不是要我讲什么话、表什么态？或者说，有没有条件？”回答是：“没有任 何条件，单纯让你回去治病。”我说：“这样的话，我可以接受。”我的意思是： 因为对我的逮捕、审判、监禁均属非法，所以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保外”的问题 ，当局理应公开宣布我是无罪释放的，而且向全世界宣告我参加的“八九民运”是 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如果当局目前还不能这样做，那么，为了挽救我的 生命，最低限度必须做到双方都不说什么，当局无条件地让我回家治病；倘若当局 要借此机会做什么文章，比如以我违心地表示某种态度、承认自己有罪或者有错、 保证今后如何如何之类作为条件来让我回家，那我宁可死在狱中也不接受。这是我 的原则立场，曾不止一次向有关人员郑重宣告，当局非常清楚。此刻，既然当局明 确表示让我回家是无条件的，我无须讲什么话、表什么态，我就顺水推舟，同意接 受了。 二月十八日上午，在送我回家之前举行了庄重的仪式。仪式在中队教育堂举行。 头天下午，教育堂就精心布置了一番，东墙上悬挂起了缀有国徵的帷幕。我进去时 ，里面的几盏镁光灯立即打开，大约五、六个人从各个角度不停地摄影、摄像。有 关负责人让我坐下，向我宣布了保外就医证书。我随即发表讲话，重申我是在监狱 方面明确宣布无条件让我回家治病的前提下接受此举的；我还对监狱有关人员近一 年来给予我的关照表示了感谢，并赞扬了几句：“你们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是忠于职 守的，作为普通的人是正派的；你们是有良心的中国人！”给我发证时，我在领证 人栏里签了“合法公民李贵仁”几个字。接着，有关负责人向我宣布“保外就医纪 律”。对此，我只用一句话作了回答：“我李贵仁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一贯地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句话包含多重意思：第一，我从来 未违反过宪法和法律，根本无罪；所以，第二，当局逮捕我、审判我、监禁我纯属 非法；第三，如今放我回家，理应完全恢复宪法赋予我的一切权利，还我以充分自 由，而不能再对我施行任何约束，也就是说，我只认宪法，而对当局的任何禁令决 不理睬，倘若当局要因此再迫害我，随他们去，我毫不畏惧！仪式以后，我由人搀 扶着下楼，艰难地走向监狱大门；我的行李另由两人用架子车拉出。下楼时仍有多 人摄影、摄像。到监狱大门时，搀我的人、给我拉行李的人和同行的多名干部全部 闪开，让我独自从监狱大门内走出去，这是因为手持摄影机和摄像机的一群人(其中 有从西安去的)等在监狱大门外的大约二十米处，要给我录下我出狱的最后一个镜头 。不言而喻，这是奉高层领导人的指示为了作宣传而采取的行动。我当然不想迎合 他们的意图，但是我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所以，在面对镜头的全过程中，我拼出已 经很微弱的全部体力，尽可能挺直平时挺不起的身躯，缓慢而沉重地踏实每一步， 昂首向前…… 我出狱后回到西安东郊家中，只在当天傍晚由妻子、儿子和小妹搀扶着乘车到南 郊去看望了聚在一起等着迎接我的父母亲、众弟妹、弟媳、妹夫和侄子、侄女、外 甥、外甥女们，此后，因为病情严重，难以行动，再未出过门。但是每天都有相识 和不相识的人士来看望我。对他们，我一概欢迎，因为我想，人们来看望我是出于 对真理和正义的支持，我决不能以丝毫的懈怠凉了他们的心；哪怕我无力和他们多 谈，也要让他们在我床边坐坐。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因为我已被单位开除，没有任 何收入，一些相识和不相识的人士便主动给我凑了些生活费和医疗费；尽管我不愿 给他们惹麻烦，再三谢绝，他们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意”留下。 因为一些具体问题尚未解决，加之身体过分虚弱，需要先在家调养一段时间，使 身体能有所恢复，从而有利于接受治疗，我目前还不能住院。大部分时间在家里的 病床上躺着，用多种药物控制病情的发展，有时也挣扎着起来坐坐。二十天过去了 ，亲人的精心照料使我在体质上和心理上都补充了许多营养，气色略有好转；但我 依然每天数次从自我感觉中得到警报，使我清醒地意识到随时可能发生意外。由此 产生的，并不是危机感，而是紧迫感。死不足惧，但还有许多事情未做，就这样撇 下，我会死不暝目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在能够勉力支撑时，就动手整理一点 自己和亲友们的有关文字，逐日积累，凑起了一本可以成书的集子。这至少可以为 世人提供一点历史见证。今天，这项小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我深感欣慰。即便今 夜死去，也终究少了许多遗憾，或可令我安息罢。 当然，我还要争取活下去。这不只是我个人的心愿啊！应该活下去，做更多的事 情。 我被当局非法强加的刑期还有一年多；我被当局非法剥夺政治权利的时间还有三 年多。这意味着，尽管我已出狱，当局还是不能给我言论自由和出版等一系列公民 正当权利。给不给是他们的事，我自己的态度则是，那些权利本属于我的， 所以我要不顾一切地行使！我编了这本书，自然要设法出版。谁有勇气接受，我就 给谁出版。我必须尽快做到这一点。这主要是为了在我随时可能遭遇的死神降临之 前为自己的同胞和全人类再贡献一点力量，但也兼有很迫切的功利需求：我得靠这 本书的稿酬在一段时期内养活自己，给自己治病。总不能靠别人资助，我要自食其 力。 应该面对当局再讲几句政治色彩较浓的话。概括地说，我现在的政治态度和入狱 之前以及被囚禁期间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现在需要特别强调的只是：我对中国社 会近年的巨大进步感到高兴，但希望当局更明智些，进一步顺应世界历史潮流，进 一步顺应民心，至少做到不再对任何公民实行各种形式的迫害。立即无条件释放仍 被非法监禁的王军涛、陈子明、鲍彤等杰出人物和关押在全国各地的众多政治犯， 完全恢复他们的自由；立即为一九八九年的民运彻底平反，公开宣布这是历史上最 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立即实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要真正做到给公民 以言论自由、在国家机关各部门之间实行权力制衡。在人权问题上，不仅要摈弃残 酷的态度，而且要撕掉虚伪的面纱！过去的脓疮，别再拼命捂，下决心捅破，把毒 排尽！倘能如此，则将万众皈依，促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稳健地飞速发展。我 的心愿，全体中国人的心愿，从根本上说，莫过于此，当局切不可继续违拗！ 一九八九年六月，我曾在公安人员提审时说过这样的话：我判断一个政府的好坏 并决定自己对它采取什么态度，要从多方面考察这个政府的政绩，但是最重要的依 据是这个政府对人民的态度。一个政府，只要是爱人民、为人民、保护人民的，即 便政绩较差，我也不会反对它，而会支持它。相反，如果一个政府站在人民的对立 面，以人民为敌，甚至屠杀人民，我对这个政府就只能采取另一个态度。今天，我 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把这段话送给当局，但愿执政者能听进去。 无力多写了。有兴趣读此书者，也许可以从中理解我的更多具体的思想和言行， 那将有助于理解你们自己和一段很重要的历史。 让《欢乐颂》响彻神州，响彻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