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办案人员很有恻隐之心

(成都) 萧雪慧


  我的境况今年好多了。主要是由于国际制约，政府现在多少有些顾忌，不敢象过
去那样为所欲为。这些家伙怕外国人，尤其怕美国人，想来令人啼笑皆非。我与对
方一段时间以来，倒也相安无事。工资很少，但干自己想干的事，不时到处发点带
刺带讥、夹枪带棍的杂文，挺开心的。对了，上月中旬发生了一件十分滑稽的事，
讲出来，也让你们饱览这里的穿制服者现今的心态、观念和尴尬。四月十二日，院
保卫处说中院申告庭请我下午两点去一下。我纳闷，两年过去了，怎么现在才想起
听我关于所谓案子的意见。出于好奇，决定去看看，但没准时去，故意拖到三点才
到。远远见一老一少站在台阶上望眼欲穿，我猜是他们找我。进屋后，开始了一场
简直笑死人的谈话。
  我问：“找我干吗？有话直说。”那老的说：“今天请你来听你的申诉意见。”
“我没申诉，我是控告。”他硬塞给我：“你申诉了。”还说：“你上诉后，高院
复查了，结论是你在动乱期间犯了反革命煽动罪，我们的处理是正确的。”“我就
知道你们不会纠正错误。”他辩解：“我们怎么不纠正错误？经我手就纠正了几十
个错案。”为表明他是对的，又笨拙地加了一句：“对你的处理是省政法委员会决
定的。”“这就对了。闹了半天，你们根本无权独立办案，不过是执行省政法委员
会的决定，其实你们就只是个工具。”“我们依据的是刑法某某条和中央处理动乱
的意见。”这人可越辩越浑，我反唇相讥：“处理动乱的意见成了法律依据。”他
硬说我八九年违法了，我说：“我八九年可是非常出色地履行了公民的义务。”一
句调侃竟引出了“名言”：“履行公民义务不能损害统治者利益。”我又惊讶又开
心：“嘿！统治者利益？哪个是统治者？宪法上写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是统治与
被统治的关系吗？弄清楚，政府不过是工具。”一连串反驳下来他哑口无言。过一
会他又说：“剥夺两年政治权利，这已是最轻的了。要在文革，起码判你几十年。
”真是越讲越离谱，我讥讽他：“可惜现在不是文革时期了，你们得受点制约了。
不过，与文革实质一样，只有点程度差别罢了。”这种情况下他居然还要强词夺理
，说他们对我的处理是“正确”的。我纠正：“你只能说‘你认为正确的’，不能
说‘就是正确的’。”他居然也就更正了：“当然，是我认为。”然后又是废话：
“你这案是不能翻的。”大概自己心里对这也没有把握，同时也怕我再抓漏洞，又
更滑稽地补充了一句：“当然，至少目前情况下不能翻。”“我晓得——等你们学
会尊重宪法了就翻了。”那位一言不发的年轻人想助老的一臂之力，又说他们是依
法办事，让我狠说一顿：“刚才他都泄露了天机，你们是按省政法委员会授意干的
。这件事大家都心照不宣，你们不要多说了，越说越狼狈。算了，不要说这种话，
年纪轻轻的，要不得。”他不开腔了。我后来表示，既然他们要听申诉意见，我就
要把我的看法讲出来。我说：“审判违反法律程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去年年底说
过，证人必须出庭作证。你们引用伪证，我要求证人对质，但没有一个证人。不敢
让证人出庭作对质的证言怎么能作为定案依据呢？”老的掩饰：“有的证人不愿出
庭。”“不敢出庭的证人怎么能算证人？利用一个品质不好，让人瞧不起的人作伪
证，落到这个地步实在可悲了。”谈了违反法律程序的种种表现后，我接着指出：
“定案依据没有一条站得住脚的。说我写大字报，八二年宪法已没有这一条，而且
我批评的是有目共睹的腐败、官倒、反仆为主。说我破坏戒严令更站不住脚。戒严
令只限在北京部分地区，我在成都游行是合法的。你们擅自把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
严扩展到全国戒严，是你们犯法还是我违法？”那年轻的想用我先前说老的话来对
付我：“你只能说你认为站不住脚……”我打断他：“这可不是‘你认为’、‘我
认为’的问题。我说你们站不住脚，有宪法的明文依据，你们说的有什么依据？”
他只好又不开腔了。后来他说：“你可以向省高院、最高法院申诉。”“我才不申
诉呢，我告你们。”“那是你的权利。”我故意气他：“那当然了——写论文写烦
了也写控告信，调济调济神经。”过后看记录，发现他几乎记不下来，不过倒也把
我说他们“违背司法程序”“搞变相秘密审判”以及“定案依据一条也站不住脚”
几句话记下了。滑稽的是，不知如何，别的什么也没记下，却把我说他的“这件事
大家多心照不宣，你们不要多说了……”记下了。
  事后给一些朋友描绘了这番谈话，无不笑得前仰后合。过后想起两位忍气吞声的
样子，很有点恻隐之心呢。尴尬人作尴尬事，也难怪了。总之，他们的角色不好扮
，若论快活，不一定比得上我，因我没包袱，而且，我现在也学会你们的办法：从
不怕苦中找乐。不时干点随心所欲的事，高兴好些天。
  (节选自今年五月萧雪慧给友人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