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要策略、灵活、理性 ·柳 江· 【编注】本文作者参加了八九民运，现居美国。 在中国进行和平的“激进”“革命”之建言，我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并不可行。这 不是中国人“软弱”的问题，而是如何以较少的“投入”(代价)换取较多的“产出 ”(效益)的问题。日本人倒不软弱，其武士道“精神”“誉满”全球，但在二战前 ，哪个日本国民对“天皇阁下”不是三跪九叩！当时他们哪有什么言论、出版、集 会自由？说到底，他们的民主并不是日本国民自己争取而来的，而是“美帝国主义 ”在扔了原子弹之后大军压境逼出来的。到目前为止，东亚地区也只有这么一个逼 出来的稳定的民主国家。台湾刚刚民主化，仍粗糙得很，并且也很是带些“中国国 情”。菲律宾式的民主也并不让人羡慕，泰国一年多前刚杀过抗争人士。这些国家 或地区的民主都是不稳定的、低品级的。因此看来，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化的确 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决不象某些极端理想主义者想象的那样简单。 这三年多，对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问题我的确也“思量”了不 少，我越“思”越感到中国革新力量中的极端理想主义情绪是一种极“左”的思维 方式。正如中国共产党内三十年代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极端理想主义，差点 儿毁掉中共的事业一样，中国民运力量中的极“左”情绪，很可能会毁掉中国的民 主事业，因为许多“左”派民主力量只凭热情和理念，无视中国的国情，结果最好 的结局也是事倍功半，甚至连功半也没有。极“左”的民主情感在海外学人中极为 普遍，我怀疑有极“左”民主情感的人将来很可能同当年中共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 维克一样，被中国“山沟里的民主主义者 ”所淘汰。当然，不会以毛泽东淘汰二十 八个半的方式去淘汰。 有人以六十年代参加西方左派学生运动为例说明问题，其实这正说明他“混淆” 了两种不同的社会体系。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左派学生运动的确是“风起云涌”，在 当时的某个期间甚至以“左”为时髦，甚至成为某种国际现象，中国的“文革”对 这期间的国际“左”派运动也有某种程度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与中国不同，西方 的左派运动是在民主体制下兴起的，他们的反政府、反社会行为是民主体制下的民 众抗争，是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极端方式。虽然当时在某些国家(如美、法等国)学 生运动也遭到过政府的镇压，并且发生过流血事件，但同中国的“六四”相比，他 们付出的代价相对小得多，但效益却大得多。从此后，西方社会的公民权被广泛扩 展，社会自由空前提高。这种事半功倍的“巨大效益”无疑是因为他们是在民主的 体制下进行抗争，抗争的实质是“改善”民主体制。 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在中国，众所周知是没有民主体制的，民众的抗争是专制 体制下的抗争，目标是最终“改变”而不是“改善”专制体制。在这种环境下，更 要策略、灵活、理性，甚至开始的时侯先以“改善”现有的体制为目标，然后逐渐 推进，达到“改变”体制的目的。如果一开始就错把“延安”当“西安”，象西方 国家的人们那样“行使”权利的话，结果可能是“精神可佳”但“效益难见”。“ 六四”已部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六四”抗争被残酷镇压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当局的 专制集权，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的民主力量是弱的，不足以让当局作为真正的“谈 判”对手。在镇压前当局所勉强进行的个把对话也是出于作“姿态”，并不意味着 民主力量已足够强大。中国政府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残酷镇压“六四”抗争， 至少因为在某些当权者看来他们这样做还不足以危害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否则他们 就会选择别的方式。后来果真他们胜算了。同他们相比较，民主抗争者在策略上显 然是“下手”。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可能“算计”得那么好。我们 在当时也深感激动。但失败后则是应当多长见识了。在某种环境下，妥协退让，甚 至“打着红旗反红旗”都是必要的。古人曾曰“将予夺之，必先予之”，就是这个 道理。中国的民主抗争者所面对的是一个尚有足够的力量调控国家，尚可在绝对数 量上得到普遍国民(尤其是农民)拥护或认可、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否决权的一个政权 ，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现实”。无视这个“现实”将会继续吃亏失败。 至于有人说争取民主不可能寄希望于工农，知识分子应自身行事等，以我之“感 ”他还是没有分清民众抗争在民主和专制体制下的重大区别。在民主的体制下，由 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和多元化政体的重大区别，在民主的体制下，由于市场经济的作 用和多元化政体的保障，社会的利益分层清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显然不是一 个阶层，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利益群体，各自有各自的工会或利益代表组织，他们的 抗争活动自然也不会一致，各走各的路。但在专制体制之下，任何一类争取民主的 活动如果得不到工农的响应或支持的话，将不可能会有大的“收益”。尤其是在中 国这样一个工农尚占多数的国家，谁忽视了工农的力量谁就要败。即使你建立了民 主体制也将是短命的，或名不副实。辛亥革命就是一个例子。这场革命充分表明： 仅靠西化的知识分子阶层是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的稳定的民主国家的。 现在看来，在“六四”期间我们这类年龄稍大一点的“老”青年应想尽一切办法 “闯”进广场，对“小学生”们进行一些“诱”导，适当讲点“灵活”性，这样也 许“六四”就会变为一场“代价”小而“收益”大的抗争活动。当然，“六四”已 写入历史，长远的影响一定会有的，但“近期效益”同它所付出的代价相比并不昭 彰。如果当时灵活一些的话，也许不仅会写入历史，而且还会有显著的近期效益。 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初当局和学生之间的气氛使学生们无法进行妥协，学生们出于 各种考虑似乎也不太相信我们这些三十岁左右的人，我们许多人甚至无法进入广场 。陈子明、王军涛也曾试图劝说学生们同政府作某种程度的妥协，以换取更大的“ 效益”，但也没有成功。美国六十年代学生造反时曾有一个口号“不要相信三十岁 以上的人讲的话”。相比较一下，是否“六四”期间中国大学生们在当局的高压下 为了防范“心理战”，也有美国大学生这种心理呢！ 不管怎么样，他们已创造了历史，只要我们这辈人活着，他们的血就不会白流。 现在反思是为了将来少流血而多“收益”。从这个角度看，策略和灵活性是民主抗 争决不可少的。尤其是民主力量在整个国家处于劣势的时侯，更应如此。所以我前 面讲过极“左”的民主情绪断不可取，因为它将葬送事业。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学者 中间，极“左”的民主情绪仍盛行，这自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我现在坚持渐进主义，改良主义，目前着力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力量，让党内 的“资产阶级”先“潮”起来。甚至可暂且不管他们在“六四”期间“表现”如何 ，只要他们目前支持社会经济，就予以肯定。无论如何，市场经济总会离民主政治 愈来愈近，不管它是否挂“社会主义”的牌子，不管它本身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说句不“雅”的话，我宁娶一个恶迹斑斑、里漏外破的市场经济的“婊子”，也不 愿招一个如花似玉、封窗闭户的计划经济的“闺秀”。“婊子”一旦从良，“味道 ”说不定还蛮“香”，而“闺秀”一旦遇“风浪”，“浪荡”的话比“婊子”还“ 婊子”，既“破”又“无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