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报》在大潮中起落 ·蓝成东· 来到海外第一次见到提及《社会报》的文字，是郭罗基先生发表在《中国之春》 一九九三年三月号上的申诉书。后又有友人相赠《中国之春》多册，细读中发现， 原《深圳青年报》副总编辑曹长青及原大陆报人石柳子先生也曾先后在有关文章中 介绍提及《社会报》，惜未尽其详。作为《社会报》的创办人和负责人之一，笔者 觉得有必要将《社会报》从创刊到被迫停刊的史实一一写出以飨读者，并供有志于 撰写《中国报刊史》者作一参考，也算对历史作个交代。唯因去国匆匆，未能带出 有关资料。故本文以回忆为主，难免挂一漏万，或记不清某些史实的确切日期，尚 祈读者诸君谅鉴。只能等将来有条件时写《社会报大事记》以了生平夙愿了。 一、准民办性质第一报 众所周知，中共历来视报纸为党的“喉舌”，无论是党报或行业的专业的报纸概 莫能外。因此，迄今为止大陆尚无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民办报纸。那么，称《社会报 》为大陆第一份准民办性质的报纸有何依据呢？笔者以为主要依据两点，经济上的 完全独立和报社内从未设立过党组织。 这里的经济完全独立不是指经济独立核算。八十年代以来，大陆一般的报纸也是 经济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但一般在创刊时都能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一笔开办费， 在初期还有若干津贴。而《社会报》非但无从申请开办费，连“人头费”(即编制内 人员的工资)都没有。这是由《社会报》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社会报》的主办单 位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只不过是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简称“上海社联”)逾百个 学会之一。社会学学会算内学会，即在社联机关内办公，学会费用亦由社联负责(主 要是编印年会论文集的经费和专职秘书的工资)，学会是个非实体性单位，会长、副 会长、理事会成员都是由高等院校的教授、社科院的研究员、中共领导干部或社会 名流兼任的，一个学会一般只设一名专职秘书。笔者在办报之前正式职务是社会学 学会学术秘书。上海社联本身经费也捉襟见肘(一九八五年度经费仅为六十万左右) ，故规定凡由学会名义主办的报刊杂志，社联无任何资助。 据笔者所知，与《社会报》几乎同时创办的《上海供销信息报》(市供销合作社主 办)有开办费五万元。象上海宝山钢铁总厂那样的单位就更阔气了，厂报经费每年逾 四十万。即使象《新闻报》(《世界经济导报》的子报)，协办单位为上海各大银行 ，据说一家出一万，也有近十万的开办费了。 而我们当时除了好不容易申请来的市委宣传部一纸批文外，别无他物。无开办费 ，无办公地点，无专职人员(尽管有九名编制，但无“人头费”，无法调入或聘用人 员)。这一无所有的唯一好处是，有关部门既不能给一文钱，也就无法在报社内建立 党组织，客观上给了我们有较大的活动空间。 一九八四年秋，我们拿到市委宣传部准许办《社会报》的批文时，已排不上邮局 年度报刊发行计划，我们也无钱做广告，只得自己油印了一些宣传资料。这年底， 我与常务副总编，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赴京参加两个学术会议，就便带着这些油印 资料在会议上散发，也算在全国范围内给即将诞生的《社会报》作一次广告了。 自京返沪后，即投入了出报的筹备工作，因当时根本无力出定期的周报，准备分 三步走：(1)不定期出一至三期，称试刊，看看社会反映；(2)从一九八五年下半年 起，固定二周出一期；(3)一九八六年起，每周一期，均为四开四版。鉴于当时无专 职人员，笔者作为学会的专职秘书，就责无旁贷地充当了内内外外的大管家。当时 最大的难处就在于拉广告。对于没有开办费的《社会报》，广告就是生命线。我们 尽管自信能办一份吸引人的报纸，但一般厂长对尚未问世的报纸岂会轻易给广告。 笔者奔走多日总算找到一个在校办工厂任厂长的中学同学，并说动他在他方便的任 何时侯来《社会报》任经理，总算在第一期上落实了一个通栏广告。 邓伟志要求为能一炮打响，第一期内容一定要尽可能精彩一些。笔者以学会秘书 之便，组到了两则上头版的独家新闻。一是通过一个在市劳动局工作的会员，搞到 了一份市劳动局关于劳动工资改革的文件；一是当时的市公安局长石祝三(后升为市 委常委，市委政法委员会书记，市检察长等职，并兼社会学会会长)为社会学会的理 事，他亲自为《社会报》撰写了一份稿子，透露了公安部的最新精神，一是允许上 海开办营业性舞厅(限涉外宾馆)，一是不再禁止公开打麻将。他还向笔者表示他已 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之邀，将在春节之前作一次治安形势讲话，特地删去以上内容 以支持《社会报》的创刊号。这两则新闻果不同凡响，先后被发行量高达数百万份 的《报刊文摘》所转载。创刊号日期为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六日，适值农历新年前几 天。据说，那年的春节，是上海市民公开打麻将的最活跃的一个春节，以至好多地 方发生警民争执。市民口口声声：报上登的，公安局长说开禁的。为此应石祝三要 求，送去五百份报纸分发到各基层派出所。 由于主要考虑今后拉广告的需求，我们在第一期上还印上了本期印数十五万份的 字样。在尚无邮局发行的渠道之前，这十五万份报纸，足足一百五十捆，勿说销售 ，光是运输也成了大问题。好不容易借了一辆面包车，并找了一个会开车的社联同 事帮忙，将报纸拉回堆放在一个自行车车棚里。忽又碰到雨雪交加的天气，又不得 不转移到大楼的走廊上。好在我当时光棍一条，又住在单位里，能全力以赴地扑在 《社会报》上。 为了这十五万份报纸的销售，我去找邮局下属一集体性质的报刊零售公司，他们 答应代销几万份。接着又通过朋友或朋友的朋友，介绍退休工人来卖报，我每天为 他们用笔书写介绍报纸内容的海报以作广告招牌。这又引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 一些街道干部来社联告状，指责海报上用“独家新闻”字眼是旧上海报人的噱头， 而什么舞迷、麻将者的福音则更是宗教迷信和自由化的语言了，弄得我们啼笑皆非 ，更难搞的是我们请的售报者经常被交通警赶来赶去，有时甚至整捆报纸被没收， 弄得我象消防队似的到处救火，去派出所陈情，若不行再急电在市公安局工作的大 学同学设法从上而下地疏通。现在回想起来都难以相信当时的那种“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劲头，若没有那股劲头，在那种条件下也不会产生《社会报》了。 第一期试刊一炮打响，陆陆续续卖了二个月后，还有人购买。因卖报有了现金收 入，我不得不强烈要求邓伟志同意按照财会制度要求，先后招入一个会计、一个出 纳。言明只享有临时工待遇，等报社有了较可靠的经济基础再正式调入。 这时，我只要一听到哪里有讲座或会议，就带人去卖报。由于卖报所得均为零钱 ，以至银行存款也屡遇麻烦，营业员拒收我们的款项，更有甚者还嘲笑我们不象报 社，而是象卖葱姜的。 《社会报》赫然印着社址：上海淮海路六二二弄七号。一般上海人即使不清楚上 海社联是何许单位，也都知道上海社科院及其地址。二四七室是社联学会处的一个 办公室，室内基本上一个办公桌就是一个学会，一个内线电话一个外线电话。而我 的那张办公桌则是既代表社会学学会，又代表《社会报》的了。当聘用了第一个财 会时，可怜那位女士活象小媳妇似的在我办公室打游击，见缝插针，哪张办公桌有 空就在哪张办公桌上办公，有人来了马上转移，无空档则坐我的，我去设法打游击 。后来还是一位处长出于同情，让我们设法找一张无人用的旧办公桌破例放在内阳 台上，才算暂时解决问题。 但不久又突发了新的矛盾，一是来访者川流不息，二是外来电话十之八九是我们 的，对学会处同仁干扰太大无法再呆下去了，只得设法另谋出路。我们又无钱租高 价房，只得采用某种交换的形式。例如附近有一所小学，因一个小菜场的摊子经常 挡住校门妨碍学生出入，校方交涉多次未果。我们帮助交涉成功，校方很感激，有 一间空置教室愿租给我们，又碍于有关规定，便提出与我们合作某件事的形式以求 变通，我遂找一个与《小主人报》有关系的一个朋友，《小主人报》同意在这所小 学校设一个记者站，只要有相当的订数。校长一声令下，该校学生几乎人手订阅一 份《小主人报》，我们则以协办名义，定期以实物冲抵租金，这样三方皆大欢喜。 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几个月，校方称区教育局已知悉内情，为免校方为难，只得另 谋他就。在《社会报》短暂存在的近两年里，办公地点频繁更换六次之多。故对外 也只能打出淮海路那个社址，好在我是基本坐镇那儿。当我在一九八六年秋代表《 社会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市委宣传党校新闻学习班时，曾把《社会报 》的办报情况简要向同行介绍，他们一个个都吃惊得感到匪夷所思。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除了地下民刊外，在正式注册的上海所有报刊中，《社会报》是办报条件最 差的，这也是笔者坚持认为该报是大陆准民办性质第一报的主要理由之一。 二、“小小骂、大大帮忙行不行？” 因为条件是如此之差，有关部门不屑于派党官，也不会有党官愿意来。我们也就 利用这夹缝中的自由，力图使《社会报》办得主动活泼，为读者所喜闻乐见。 《社会报》总编辑是由学会会长曹漫之教授兼任的，但他年事已高并不具体过问 办报事宜。邓伟志副总编当时是名声鹊起的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以思想解放 著称的中年学者。他所撰写的“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样少”引起了胡耀邦总书记的 注意，曾派人打听作者的情况。他的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传到海外，引起不 少猜测，香港有家刊物竟穿凿附会地把他的真名邓伟志理解为：邓小平组织的写作 班子写的表达了邓的伟大志向的文章。也许这与海外传媒不够了解邓伟志有关。尽 管邓与于光远关系密切，于组织的国土考查团邓每每都去参加，且全国各地邀请邓 去开会的、做咨询的顾问的也是非常之多，甭说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城市，很多小城 市甚至很多县邓都去过，唯独未出国门一步，甚至连香港都未去过。 《世界经济导报》的钦本立老总以善打“擦边球”而著称于世。邓老总也有他的 名言：过去批判某某报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那我们(对共产党)小小骂，大大帮 忙行不行？邓认为，《社会报》既非党报，若要说官话实无存在必要，因此《社会 报》的办报宗旨是发他人所不能发、不愿发。要独树一帜为民“喉舌”。如果说小 骂大帮忙是属体制内改革，那么小小骂大大帮忙只能是体制内的温和改革了。连这 样一份报纸中共都不能容忍，专制政权对传媒箍制之紧可见一斑。 《社会报》最初几期试刊，是邓伟志带了他单位的两个同事还有笔者四人搞的。 每逢出版前拼版校大样都须在《文汇报》印刷厂轮候通霄，因印刷厂须完成《文汇 报》的印刷任务，才可顾及其他小报。而邓经常去外地出差难免顾此失彼。邓后来 找了《文汇报》理论部几个志同道合的编辑，他们对已出的几期试刊很有兴趣，表 示愿意兼职承担具体编辑事务，双方一拍即合。邓认为这是《社会报》发展过度期 的最佳安排了，一是能极大地扩大新闻来源；二是比招聘专职编辑省钱，更无须承 担劳保福利；三是他们去和印刷厂打交道比我们方便。 就笔者个人愿望，能负责一版面足矣，何复他求。但当时的态势不可能，找兼职 编辑易，而报社的全面经营、管理非得有专职人员不可，笔者只得继续充任一个事 无巨细都要管的大总管。邓只应许我在物色到一个善经营的经理后，才可将工作重 点放在编辑部上。 《文汇报》四报人加盟，使办报力量大增。自一九八五年下半年起，已出定期的 双周报，一九八六年起则出周报，一切均按计划进行。《文汇报》一些赴全国各地 采访的记者不乏好稿子，但《文汇报》却未必能用，就上了《社会报》。更有些《 文汇报》常驻外地记者，不时发来一些各地的社会新闻，使得《社会报》得以更好 地树立起面向全国的形象。记得当时《文汇报》总编马达多次夸奖《社会报》办得 不错、有特色，甚至批评说《文汇报》那么好条件为何写不出那些好文章。却不知 《社会报》的不少好文章都是他的部下采写的。象《文汇报》那样有影响的大报， 倘能真正依赖报人意愿办报，恐怕也很难有小报生存发展的余地了。 《社会报》很想开风气之先。邓伟志曾设想划出一栏目，供自由投稿，投稿者不 必认同本报观点，文责自负，但未获准。又曾筹划在上海搞选美活动，得到的回答 是，胡耀邦总书记已有批示，对广州共青团已搞了的一次选美下不为例，其他地方 再不许搞。也许广州临近港澳，已算特殊对待了，笔者的感觉是上海的整个环境较 广东等地保守得多，想开改革风气之先，几乎不可能，即使广东已有的，上海有关 当局也未必感兴趣。如广东《南风窗》杂志报道广东领导干部多渠道听取民意，《 社会报》亦有类似设想，曾设法向时任市长的江泽民提出，江根本未予置理。这也 许就是《现代人报》原拟在沪办而最终迁粤的原因了。一九八六年底，深圳举办了 首届健美比赛，《社会报》一摄影记者自筹旅费去深圳拍了一大批照片，我们想选 登部分，竟被指责为顽固坚持自由化办报方针，索性连报纸也封了。 《社会报》对言论文章是很重视的。言论文章未必出自名人高手，但人云亦云， 无甚新意的党八股官样文章一律不登。有时就连这种仅五六百字的豆腐干文章，也 会引来麻烦。如一九八六年秋冬，笔者在广州党校宣传新闻学习班学习。临近结束 时，校方请市委宣传部长潘维明作一次报告，报告后并欢迎提问。听众都是上海各 报记者，提问自是职业嗜好了。部长一声欢迎提问且是无记名的，各种尖锐提问遂 纷至杳来。我也提了两个问题，大意一是关于自由化问题。我谓既有资产阶级自由 化，亦应有无产阶级自由化。于光远曾引用毛泽东的话，所谓化者即彻头彻尾，彻 里彻外是也。自由化亦即高度自由的同义语，何罪之有？不料，这位以改革著称的 宣传部长断然否认有无产阶级自由化一说。后来我才知道邓小平已在一次内部讲话 中认定自由化是资产阶级专利，无产阶级则是只讲纪律的。我又谓，现在要求人人 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坚持的前提首先须认识和理解。譬如说什么是社会主义 ，世界上有各种型号的社会主义，中国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变化，现 在谁都说不清楚，理论界都说不清楚，却要普通工农群众坚持说不清楚的主义，岂 不谬哉。潘维明表现的惊人坦率，曰：别说他，可以说中央里也没有一人说得清楚 。(“六四”后，批判赵紫阳才知道，共产党总书记也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记者们又联系当时的苏联政改，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叶利钦的“批评不封顶 ”，频频向潘维明发问，中国记者什么时侯能作批评不封顶。潘未正面回答，只高 姿态地表示可从他做起，欢迎记者对他进行批评监督。笔者即以此写了一篇短文， 先称赞了潘的开明态度，又寄望有朝一日能对省市委书记乃至总书记能进行公开的 批评，日本共同社一驻华记者就此报道发表评论，以潘维明的官方身份，以为是中 共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信号。北京的一批政治老人知道后大为震怒。 《社会报》设有“争鸣”、“标新立异”等专栏，经常对社会思潮热点，敏感话 题组织探讨。如“争鸣”专栏曾讨论诸如“第三者”、“马路求爱”、“婚前性行 为”、“允许不允许安乐死”、“匿名信合法吗？”等以往极少涉及的“敏感”问 题，被读者誉为“讲真话，不讲套话、假话、空话。”、“敢言别人所不敢言”。 最著名的一次是“标新立异”专栏对“大公无私”问题的探讨，这次探讨名声远播 海外，著名美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先生和纽约《中报》都对大公无私问题阐 明了他们的见解。可惜《社会报》已无平等对话机会，我们曾给李远哲先生寄去一 信，不知何故未能寄达而被退回来。其时《社会报》已被责令停刊整顿，再也没能 复刊。尽管《社会报》关于大公无私的讨论，包涵有各种对立观点，只要言之有理 ，能自成一说者都照登不误。但那些封杀《社会报》者认定《社会报》的倾向是反 大公无私的，因引发讨论的第一篇文章认为大公无私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而是奴 隶主的口号，显然踩了那些表面上把“为人民服务”口号高唱入云者的脚。胡乔木 还曾用此来围剿打击于光远，因《社会报》曾发表过于光远赞同天津大邱庄“抬头 向钱看”的口号的报道。其实那篇文章的本意至多不过是主张“大公有私”而已。 在文章结尾，作者坦言：“‘大公’应该提倡，‘无私’则可休矣。”上海某重点 大学一哲学教授看不过“左”将们对《社会报》的蛮横指责，还特地找出毛泽东在 五十年代写的哲学笔记，也是肯定“大公有私”这个口号的。笔者对胡乔木鲜有好 感，不屑道：“己身不正，焉能正人”，当年“四人帮”批邓，胡若真信奉“大公 无私”就应象另一胡(耀邦)那样，高举“骨头”，就不至于“私心重，骨头软”而 “反戈一击”去批老邓了。 真正引起中共保守派对《社会报》震怒，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是《社会报》经 常整版篇幅系统地报道一些著名改革派人物针砭时弊的讲话文章。《社会报》从试 刊到被封闭前后不到二年时间，总共出了六十八期。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改革派精 英，如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王若水、严家其、苏绍智、于浩成、温元凯等， 《社会报》几乎都有报道。一九八六年四月，《社会报》与《世界经济导报》联手 ，对轰动全国知识界的“马丁事件”作了连续报道，并不指明地批评了“左王”邓 力群，在一篇方励之的专访里点名批评了当时意识形态的大总管胡乔木；在一篇严 家其夫妇的专访里率先介绍了后来备受争议的《文化大革命史》一书；特别是一九 八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社会报》继六月十日发表“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访王若 水”一文后，选择了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的日子，以整版篇幅并配以照片，评论 发表了“民主需要理论，理论需要民主——‘宽松’中访郭罗基”一文。时值中宣 部长朱厚泽倡导“三宽”气氛，故用了“‘宽松’中访郭罗基”这一副题。据郭罗 基先生最近回忆，那期《社会报》一纸风行，洛阳纸贵，在南京城被抢售一空。 不料，该文刊出不久，中共上海市委就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沪上各报总编会 议。因邓志伟出差在外，由笔者前往与会。作为一名初涉新闻界的新兵，第一次代 表总编出席这样的会议，就碰到市委书记点名批《社会报》，心头不免有点紧张。 邻座一位与笔者熟识的某报老兄则以久尝“报海”浮沉的“过来人”的口气竭力安 慰我。记得当时出席会议的市委负责人除市委书记芮杏文外，还有吴邦国、黄菊及 潘维明等。 芮杏文疾言厉色地指责《社会报》严重违反中共所谓的宣传纪律，称什么一份地 方小报居然未经请示，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同志所作的人与事的决定 妄加评论，是决不能允许的。笔者明白，这次冒犯龙颜了，所谓中央领导同志云云 即指太上皇邓小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历史进程确有其正面的历史意义。 但就是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著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仅仅是纠正或部分纠正 中共以往执政的一系列巨大过失。出于拥护中共一党专政的需要，评毛也只能浅尝 辄止。正如郭罗基先生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邓小平想做一篇现代化的大文章，但 笔法仍是陈旧的。不改变“人治”，不改变一党专政的局面，侈谈什么党能纠正自 己所犯错误，充其量也只能是邓小平式的纠正，即活着的领导人纠正已故的领导人 的若干错误。至于邓小平自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在继续毛泽东式的错误， 继续制造冤、假、错案，从逮捕魏京生、镇压西单民主墙到批判白桦的《苦恋》， 从把郭罗基逐出北京城，到历次的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直至震惊中外 的“六四”血案。邓一手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还容不得社会公器半点温和的 批评，这就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几件事。一是正当《社会报》在连载女作家遇罗锦的三次婚 姻时，有人打电话来责难，谓据“美国之音”报道，遇罗锦已在西德申请政治避难 ，你们怎么还在连载她的故事。我们则答曰：我们从不听“美国之音”，也不会依 据“美国之音”作报道。一是当时上海破获了一个以高干子弟陈小蒙、胡晓阳为首 的流氓淫乱集团。陈小蒙是已故老资格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之子，胡晓阳是 当时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原市委第二把手胡立教之子。上海市委的头头们感到左右 为难，又要摆出动真格，取信于民的架势，又深恐“曝光”过多，损害中共已大不 如以前的“威信”，使民众对中共彻底丧失信心，真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按以 往惯例，凡要造成声势，公判大会都在可容纳一万余人的市体育馆召开，而这一次 有意识选择一个只可容纳二三千人的静安区体育馆召开。早在刚破获时，市委宣传 部就严令全市各大小传媒在最后判决前一律不得报道该案，还美其名曰：新闻单位 要注意不干扰司法审判。其实，到了最后开庭那天，也未允许记者入场采访。据笔 者一个出庭作辩护律师的朋友透露，一如中共以往的审判，判决是根据当时的政治 需要早就内定好的。律师纯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这时，我们获悉辽宁有一份叫 《共产党员》的杂志，据说该刊总编对胡立教很不以为然，组到一篇披露上海公安 局如何侦破这一犯罪团伙的稿子发了出来。我们一见如获至宝，立即予以全文转载 ，与市委宣传部打了一个“擦边球”。并在开公审会的当日，赶到现场叫卖，深受 市民欢迎。几千份报纸霎时一售而空。 一九八六年秋，上海铁路西站发生一起严重的列车倾覆事故，使得居住在铁路沿 线的棚屋居民造成严重伤亡，而有关方面在处理善后事宜时却只顾推诿责任。《社 会报》仗义执言说了几句公道话，批判了官僚主义的敷衍塞责，草菅人命，却不料 得罪了某些权势人物。他们对《社会报》实行软硬兼施，一面破天荒第一次邀请《 社会报》出席铁路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会上《上海铁路报》总编特意找到笔者交 换名片，表示兄弟报刊今后要多加强联系通气，而暗地里有关方面却去市府交通办 告状，称由于《社会报》的报道，造成了他们善后工作的困难被动云云。还有一件 事是《社会报》一名特约记者通过他自己的关系找到了毛泽东晚年的机要秘书张玉 凤并作了采访。铁道部有关领导知道后大为光火，到中宣部告了《社会报》一状。 中宣部责成上海市委宣传部予以处理，市委宣传部新闻处立刻电令我们撤下已排好 清样的这篇报道，并指责我们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办报方针与指导思想有问题。 一九八六年的中国，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即中国的改革应从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 走向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的社会改革。为此，《社会报》联合了《中国社 会科学·未定稿》编辑部等单位，于十一月初在上海召开了“改革中的社会问题” 学术讨论会，并邀请了刘宾雁、王若望等知名人士到会作报告。刘宾雁、王若望在 演讲中对中共干部的贪污腐败作了严厉抨击。王若望说得兴起，不惜推迟去参加文 化部长王蒙主持的以文化部名义召开的一次会议。 不料会议不久即传来一消息，浙江社科院一左将向中央状告刘宾雁等散布自由化 思潮。又有消息说著名左将徐惟诚将七月二十九日的《社会报》交到了邓办，引起 了高层震怒。甚至有传言，素以开明著称的胡耀邦总书记都在批评说，有几份地方 小报已沦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阵地。这时的《社会报》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 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了。 三、萧条肃杀的一九八六年冬 一九八六年底，京沪等地骤然而起的学潮，使得中国敏感的政治气候一如当时的 气温急剧下降。夏季短暂的“三宽”气氛早如隔日黄花无影无踪了。十二月二十日 左右，笔者去参加一个会议，途径寒风凛冽的人民广场，只见大批警察已将广场团 团围住，不许市民与广场上正在示威游行的大学生接触。其时，连著名的《世界经 济导报》都接到招呼，只许发纯经济方面的文章。《社会报》的处境就更艰难了， 为了保住这块阵地，也只得一反常态违心地发些无关痛痒的文章，为免被当局找到 口实，还曾明令所有工作人员未经批准，不得擅自采访和卷入学潮。笔者那次参加 的会议，事关江苏一著名乡镇企业家与《社会报》合作事宜，该企业家有心向上海 发展，希望我们在公共关系方面予以协助，他则一次性预支数万元作全年广告费用 。对《社会报》来说，创办一年多来还是第一次从一个企业得到如此多的广告费。 尽管广场上的肃杀景象在心头蒙上一层阴影，但想到集资计划初见成效，又不由得 沉浸在《社会报》在一九八七年将获得一个大发展的憧憬之中。不久后邮局证实， 《社会报》一九八七年的订户比一九八六年猛增数倍。 不料，没过几天，约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潘维明带着主管新闻的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龚心瀚，新闻处长柴志豪等一干人，神色严峻地来到社联召开紧急会议。潘维明 称，社会上现有人称邓小平为邓不平，胡耀邦为胡乱帮，《社会报》在市委批评后 迄今未有改进，现又发展到有记者卷入学潮，已被新华社上了内参。其实真相只是 一借用的工作人员在某厂联系广告业务时，问及有关当时盛传的邓小平退休事，表 示同意《深圳青年报》的观点而已。潘维明称市委非常关注，已连夜召开常委会议 ，决定《社会报》立即停刊整顿。社联几个老干部不服据理力争。主持社联工作的 郭加夏秘书长(原市委宣传部理论处长)不平则鸣：《社会报》发了那么多鼓吹改革 的文章，即使有一二篇错误，最多追查有关人员的责任，甚至可撤换负责人。《人 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在文革中发表了那么多乱党乱军乱国的文章 ，也不是换个领导班子就得了。 心底里还是倾向改革的潘维明见势只得作出妥协：考虑到《社会报》的社会影响 ，可边出刊边整顿，但《文汇报》四报人须立即撤出；《社会报》须改名为《社会 学报》，每月清样须送宣传部审查通过才能付印。 《社会报》改名为《社会学报》引起了邮局的反弹。邮局称根据邮电部有关文件 精神，改了名就须作为新报处理，邮发代号也要改。这在时间上已根本不可能。几 经讨论，达成一妥协方案，在《社会学报》的报名下方用小号字印上原《社会报》 。 由于清样须先送审，结果改名后的那一期《社会报》尚未正式付印，清样已被送 上中宣部。据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还被指责为对《社会报》明批暗保。这也许 指潘维明出席了《社会报》易名为《社会学报》的迎新茶话会，虽是把丧事当喜事 办，也得煞有介事。潘维明代表市委宣传部充分肯定《社会报》的成绩，并希望易 名后的《社会学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提出了思想更解放，学风更严谨，探索 更大胆的口号。北京的政治老人看了自然极不舒服。这样《社会报》一九八七年仅 出了一期，总第六十八期。第六十九期刚排好清样，市委宣传部就一个电话过来通 知停刊整顿。通常不过问具体事务的学会会长兼总编辑曹漫之也一再要求我们顾全 大局，顾全如坐火山口的潘维明的处境。笔者知道，在此以前，邓伟志曾用生前生 后的名声去试图打动潘维明，作一个对封杀传媒的宣传部长在历史上可是不会光彩 的。看来潘也确有其苦衷，不久就离职去中央党校学习了。 一接到停刊整顿令，笔者立刻赶到宣传部新闻处，向柴志豪处长陈述许多具体困 难，因邮局提出，因为改名，邮局上周刚向各地发电报通知花费三千元，如今突然 停刊又要花三千元电报费。对《社会报》而言，经济损失不菲。还有希望宣传部能 定出限期整顿时间，不然订报费不好处理，我几乎带点哭腔说，一九八七年订户比 一九八六年猛增几倍，我们尚未得到一分好处，因邮局是按月付款给我们的。若整 顿无确切期限，邮局还要我们承担巨额的退订手续费。也就是说一九八七年订户增 长得越多，我们就赔偿得越惨。我们花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报刊发行工作算是白做了 ，我还恐怕订户因对停刊失望而退订影响到复刊后的征订工作，为确保订户减少损 失，我又提出即使暂不能明确整顿期限，可否在停刊整顿启事中写明，一九八七年 报费暂一律不退，一经整顿合格复刊，按期如数补齐再征订新的报费。新闻处长亦 觉言之成理，写了上述措辞。笔者离开宣传部已很迟了，还有点不幸之中大幸的感 觉，还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料第二天上海两家大报《文汇报》和《解放 日报》刊出的《社会学报》停刊整顿启事并无上述内容，一问才知道，新闻处长半 夜又召社联一副秘书长去，称原先拟就的停刊启事未能获通过云云。笔者凭此推断 复刊希望遥遥无期了。 这里还须指出的是，新闻处长亲笔拟就的停刊整顿启事，用的却是《社会学报》 编委会的名义。笔者无意责难这位新闻党官。正如事后新闻处有些人自我解嘲的， 新闻处绝对无权决定一份报纸的命运，新闻处长在此也只是一个奉命办事的小角色 而已。笔者只是感叹，若论对人民控制之严密，中共可谓举世无双，庞大的专政机 器似无所不在。另一方面，它在道义上却又虚弱无比。体现在封杀《社会报》上， 中共既做了刽子手，又摆出副似乎与他无涉的样子，还厚着脸皮标榜所谓比资本主 义高出千百倍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徒留后人笑柄耳。连一位资深中共宣传干部 都慨叹中共文网之严。国民党统治时不仅有第三势力的报纸，甚至共产党的《新华 日报》也在国统区合法存在。到了共产党执政，可真的是“舆论一律”了。此公曾 出访过西方国家，对西方社会有所认识，他说过去老说资本主义是假民主，但人家 假戏真做，做得蛮象一回事，共产党是真戏假做，就是做不好，还不如假戏真做象 一回事。联想当时一个所谓民主生活会就把党的总书记搞下去，对本党总书记尚且 如此，你对这个共产党还能报什么奢望。真应了储安平的一句名言：国民党统治是 自由多少问题，共产党统治则是自由有无问题了。 且说那印有“《社会学报》原《社会报》”这样一份古今中外罕见的双报 头的报纸，出了一期又夭折了，变成了空前绝后的孤本，倒成了集报者趋之若鹜竟 相争阅的对象了。白纸黑字，斧头也坎不掉。这份变体报将成为一份珍贵的文物， 成为控诉中共文化专制主义的见证。 从新闻处长修改停刊整顿启事，已可见中共当局整顿是假，停刊是真。笔者唯一 见到官方关于《社会报》的结论是，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三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 的芮杏文所作中共上海市委一九八七年上半年度的工作报告，谈及市委的“反资” 成绩时称“对《社会报》已作停刊处理。” 芮杏文不久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调京工作。在一九八九年四五月中，因执行了书 记处关于新闻改革的若干指示，“六四”后被一度打入冷宫而引起海内外不少人士 同情，把芮也视为改革派。笔者实不敢苟同。芮杏文其实与很多钻营有术的中央官 僚一样，并无多少民主理念，信奉的是跟派、风派，千万不能犯组织错误。积在中 共官场上几十年经验，跟对了飞黄腾达，跟错了也不过是一个具体执行者而已。故 一些中共官员公开声称：宁犯政治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这也是中共得以维护其 专制政权的秘诀之一。因此芮杏文在一度遭贬后还能出任计委副主任也无甚惊奇了 。从芮杏文当年处理《社会报》的经历，可合乎逻辑地推出，若一九八九年四月他 仍任上海市委书记，他一定和江泽民一样，会毫不犹豫地以同样手段对付《世界经 济导报》。 一九八七年那次“反资”，除《社会报》外，还有《深圳青年报》、《安徽科技 报》遭停刊。《社会报》虽已被停刊七年，但在中国报刊史上自有其一席地位。笔 者坚信新闻自由的世界潮流势不可挡，中国大陆开放报禁之日，亦就是《社会报》 复刊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