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制造谣言？ ——对八九民运中几件事实的澄清 (北京) 王 丹 公民有捍卫自己名誉的权利 中共当局一向自诩为“辟谣老手”，他们今天说这个“无中生有”，明天说那个 “纯属捏造”，仿佛别人都是骗子。“八九民运”中的学生，更是被冠上了不知多 少顶“造谣”的帽子。而“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难道就真的象它自我标 榜的那样“光明磊落”吗？还是请看事实吧。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以后，当局开动宣传机器，在对民运人士进行完了“武器的 批判”后，又开始挥动起“批判的武器”。大小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出现了大批判 文章，对著名持不同政见者逐一进行人身攻击，各种关于“六四”风波的纪“实” 报道也纷纷出笼，对伟大的“八九民运”做歪曲报导。这其中，当然少不了对我的 攻击、谩骂。我在狱中服刑的时侯，本着对共产党党史的了解，想到了会有这些事 发生，但限于条件，见不到多少关于“六四”的书，也不知道当局会如何给我“画 像”。出狱至今已有半年，我见到了不少有关“六四”的官方出版物，才知道原来 谁是真正的谣言制造者。我必须承认，我完全没有料到，偌大一个政府，六千万人 的大党，在一个青年学生身上，竟会造出如此无聊、离谱的谣言。 同时我也承认，对这些谣言的辩驳和反击，第一，在现实上不具备很大的意义， 因为凡是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不会去相信它；第二，这会引来政府对我的忌恨甚 至报复。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在其中选择一部分来“曝曝光”，因为每一位公民 都有捍卫自己名誉的权利。四十年来，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人们已经忘记了自己 的这份权利，尤其在玷污了自己的人格的对方是庞大的国家机器之时，绝大多数人 都放弃了这份权利。如果我面对当局对我的诬蔑保持沉默，既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又是对作恶者的“助纣为虐”。我要让当局看到，不是每一个人都随意可以加以 污辱的，每一个公民的人格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哪怕侵犯者是强大的当权者。 《纪事》编造情节佐证官方理论 一九八九年八月，臭名昭著的《北京日报》下设的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北京市委办 公厅编的《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这本书的第二十一页说 我四月十八日凌晨四时三十分左右“在纪念碑前讲演，提出了事先与李淑娴等人商 议过的‘七条要求’”。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凌晨北大学生游行，我的确是参加 并参与了组织工作的，但因为几日来的劳累，在还未到达天安门广场时，我的嗓子 已经完全沙哑以至失音，根本不可能再讲演，当时在我身边的同学不下五六人，都 可以证明我没有演讲。至于“七条”，完全是学生自发讨论产生的，四月五日第十 四次民主沙龙之后，我就没再见到李老师，谈何“事先商议”。况且，四月十五日 胡耀邦同志逝世，四月十八日凌晨北大学生游行都是猝发事件，按《纪事》中的说 法，好象我与李老师都事先料到会有游行，并准备好了条件，这种“恭维”，我们 可实在不敢当，也实在荒唐。 《纪事》在描述同一天(四月十八日)的事件时，居然白纸黑字地写：“十九：五 十……王丹等人突然提出不对话了，要人大代表在晚七时五十分在大会堂东门外当 众接受他们的请愿书。”这就完全是无耻谣言了。因为四月十八日那天，我在下午 五点多就离开了广场回到了北大，晚七、八点钟的时侯我正在学生宿舍中，怎么可 能在大会堂外又冒出一个王丹来呢？《纪事》在五月三日那天记述说：“二十一： 零零，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王丹等三人主持。” 而五月三日晚上我正在参加“高自联”讨论“五四大游行”的常委扩大会议，根本 就不知道北大筹委会召开记者招待会，更无从谈起“主持”了。 还是这本《纪事》，在记述六月三日的事件时，把对我的造谣诬蔑上升到了顶点 。它说：“晨，柴玲、王丹、封从德、李禄等人指挥广场上的人向解放军军车扔砖 头，用钢筋、棒子袭击解放军。”这完全是捏造的。我六月三日清晨始终在北大驻 广场营地睡觉，早上八点多才到指挥部去，也只是去看望刘晓波、周舵等绝食的“ 四君子”，根本就没有参与广场指挥。而且我相信柴玲和封从德、李禄也不可能下 令袭击军队，因为这与我们始终坚持的非暴力原则相悖。《纪事》编造这个谎言， 用意是极为恶毒、阴险的，因为出版此书时，我正在被审理期间，一切纪实、记述 都可能成为我的行动的证据，而北京市委办公厅的这本《纪事》，等于向法庭和审 理人员提供伪证，这个伪证完全可以导致我被认定“组织暴乱”，等于要我为后来 发生的流血事件负担直接责任。北京市委对我恨之入骨，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之 心至此昭然若揭！然而，事实是无法用谎言掩盖的，在以后的法庭审理中，当局始 终没有能把这一条写入起诉书，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我组织过袭击军队 的行为。没有证据就不敢判处，就这一点来说，法院要比信口开河、暗藏祸胎的北 京市委强上几百倍了。 《五十六天》编出劣质谎言 在一九八九年对民主运动的处理过程中，有两个单位始终保持强硬的“左”的立 场，一个是北京市委，另一个就是何东昌一手把持的国家教委。这两个“左”倾势 力大本营，在八九民运之后“小人得志”，更加猖狂。与《纪事》同时，国家教委 思想政治工作司编了一本《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在大地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是 冷诠清和苗苏菲。值得注意的是，这本《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居然印发了二十五 万册，从发行量上看在全国都很有影响。这样一本书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如实记述 八九年学运和民运，可是要让国家教委做到这一点，真比登天还难！ 这本书的第二十二页称：“四月十八日十七点三十分许，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 延东，全国人大代表陶西平、宋世雄等同志接见了静坐的学生代表。王丹等人将早 晨所提出的九条要求改为七条……递交给刘延东等同志。”前面我已经说过，当天 下午五点左右我已经回到北大，所以刘、陶、宋三人我根本没有见过。请看国家教 委与北京市委配合得多么默契，不仅造谣之心相同，甚至连造谣内容也相互串通。 《五十六天》第七十六页称“(四月十九日)上午，北京大学王丹等人给各地一些高 校学生会发电报，称二十二日要在北京各主要街道游行。”如果有谁不知道什么叫 “凭空捏造”的话，就请看看这条记述。在八九民运期间，我从未进过邮局发电报 ，我也没有听说有什么人在四月十九日就向各地高校发过电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冷诠清、苗苏菲及其后台老板——国家教委的想象力还是比较丰富的，至少比他 们的智力要高许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有时会令人难以理解地造一些连他 们自己也不见得相信的谣言。比如《五十六天》第三十七页上摘抄了一张署名“一 清醒者”的题为《原来是个阴谋》的大字报，上面说我“用大家捐款买面包、汽水 、买烟抽(不是他抽，他送给别人抽)”。这可真是胡编滥造了，作为谣言来说也属 于“伪劣产品”。在四月二十二日以前，我经手的捐款只有一笔，即四月十七日上 午为给胡耀邦同志献花圈而在三角地募得的钱，这笔钱后来用于购买花圈、挽联。 我一向知道，共产党对别人在钱财上的问题有着历史悠久的深厚兴趣，所以作为防 备措施，我和其他同学把募得款项，所购之物的发票开列出来，专门在四月十九日 贴到了三角地。因为帐目十分清楚，所以没有任何同学提出异议。而且，即使是四 月十八日上午在大会堂静坐之时，我也没有买过什么面包、汽水。可笑的是，我无 论如何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买烟抽”可又“送给别人”。这可真是国家教委诸君在 编制谣言时的“神来之笔”，倒也颇为风趣。 “请看王丹真面目”中伤我的人格 把造谣工作做得最为登峰造极的，还要数这方面的“大哥大”——《北京日报》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北京日报》刊出一封所谓“北京大学学生”给编辑部的 信，这封信后来很多报纸转载。就在我被通缉期间，还在《扬子晚报》头版看到它 ，并冠以“请看王丹真面目”的通栏标题。信中开始不到五句话，就迫不及待地开 始抛出谣言。“一学生”说：“听说他学习成绩很差，从国政系蹲班一年到了历史 系。”真是奇怪，蹲班就蹲班吧，为什么要从这个系蹲到那个系去？“一学生”既 是北大人，能否从学籍条例中找到这个“奇妙”的规定？我从政治学系(而不是国政 系)到历史系，是因为转系，而按学籍规定，鉴于转系者没有所转系的基础课学分， 所以应该在转系同时降一级，而这，就成了所谓“蹲班”。顺便说一句，不甘寂寞 的国家教委在一九八九年底出了一盘录像带，内容也是所谓“北京风波”纪实，其 中公然说我是“留级生”。北大的学籍管理规定，国家教委不可能不知道，可是他 们明知我不是蹲班而是转系，却故意说我“留级”，已是人品上败坏和作风上的下 流。 让我们回到这封共有十四个谣言的信上来吧！“一学生”说民主沙龙“每期由方 励之，李淑娴出题目”，这也是捏造。民主沙龙每期题目及所请之人绝大多数都是 我一手决定的，李老师参加过两次，但对其他活动并不了解，方老师对民主沙龙更 是所知甚少，这封信非要无中生有地把方、李老师与民主沙龙牵到一起，其险恶用 心是极为明显的，信中又说：“四月二十日凌晨，我们冲击新华门时，他鼓励我们 应该勇敢，可是警察一来他就跑了。”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四月二十日凌晨我 根本就没有去新华门前。不过我愿意相信“一学生”记忆力欠佳，把日期记错了。 四月十九日冲击新华门时，我确实在场。当时我坚持到早上四点多钟，实在太疲乏 了，于是与几名同学一起返校，才走到电报大楼前，就听说军警开往新华门，我们 几个人马上又赶回去，可惜军警已经把通道封锁了。这也有好几个同学可以作证。 所以“警察一来”，我非但不是“就跑了”，反而是折了回去。“一学生”又说我 在绝食期间“不断进餐”、“晚上也有地方住宿”，这种谣言倒也不是他的独创， 可是他却说我在蓟门饭店包了单间，并说：“经我后来打听，此事确实”真的确实 吗？事实是，侯德健当时在蓟门饭店包了一个套间，有时晚上会有一些朋友去住。 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两天，我因为在北大出席“联席会”，时间太晚回不了广场 ，就临时在侯德健的房间里住宿了两个晚上，这就叫“包了单间”，而且居然“此 事确实”。我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东西比“一学生”和《北京日报》的脸皮更厚的 了。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类谣言最后总是要转到钱上去，这封信也不例外。“一学生 ”说：“(六月三日)凌晨，他给保镖每人一千元，然后乘一辆黑色牌照轿车跑了。 有的同学看见他随身带了一个提包，装着数万元钱。”对此我简直哭笑不得。当时 我自己身上的钱都不足一千元，谈何给保镖呢？还“每人一千元”，倒好象我还有 一个卫队似的。实际上我身边只有一个特别纠察队员。至于黑色牌照的轿车，我更 是无福享受。六月三日上午我是搭四通公司一辆车回北大。至于说我提包里有数万 元，更令人生疑。那位看见我提包的同学怎么知道包里有什么东西？难道他会有特 异功能？要不然就是我把几万元整整齐齐地放在提包口上向人炫耀。事实是我离开 北大，开始逃亡时身上只带一个手提袋，里面除了换洗的衣服及一套武侠小说外， 就只有我母亲在我临走时塞入袋中的桂圆干。这封信中诸如此类的编造共有十四五 处之多，一一列举实无必要。值得指出的是，根据我的判断，根本不可能有“一学 生”这么个人，我怀疑它的真正作者完全不是大学生。如果是学生的话，我真为他 感到悲哀和惋惜。如此一个“正义”、“正直”、“勇敢”的学生，在揭发象我这 样一个反革命分子时居然不敢署名！如果你说的是真话，怕的又是什么呢？ 适当时候将诉诸法律 上面举的例子，尽管纯属捏造，但基本的事实背景毕竟还符实，而《北京青年报 》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发表的“本报记者王燕”的一篇报导，《“高自联”头头落网 记》则完全是凭空想象，其事实情况与捏造情况之比例几为一比十。如果说对前面 这些谣言我还可以容忍的话，那么对王燕其人我则无可容忍。在适当时侯我将诉诸 法律，要求《北京青年报》赔偿我的名誉损失，而这，就不属本文范围之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