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父母的信 (太原) 葛 湖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新年愉快！ 又是一个没有阿湖的春节过去了。对你们来说，这是第四个不能团圆的春节。去 年，怡青带着云儿回老家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春节。归来以后，怡青伤感地对我说 ，爸爸在家里念叨着：“再过一个春节，咱们就可以数着日子过了！”这句话一直 萦绕在我耳边，成了我的一个心病。我可以想象爸爸说这句话时的心情。爸爸是坚 强的，但他的心中也不乏悲凉，妈妈就更不用说了。妈妈的眼泪从来不伴随着哭泣 ，只是无言地流淌着，象一眼已渐枯竭的苦泉。苦盼的折磨也许更胜于忧伤，长久 的折磨比一时的悲恸更加摧残人。是的，爸爸在说这句话的时侯，带着一种临近“ 终于”的欣喜，一种已经看到尽头的振奋，对大团圆的幸福憧憬会使你们胸中积郁 的愁云散淡，以后的日子虽然更让人焦急渴切，但毕竟有着日益浓厚的甜美之意。 如果在这个时侯用一个晴天霹雳直砸落向你们破碎已久、刚见愈合的内心，那么这 种打击可谓残酷之极，无以复加了！ 然而这种残酷却正在成为事实，一个出于善良而酿造的不幸的事实，你们的阿湖 可能不能如期回来了。因为那个期限只是我三年前的主观预测，并不是真实的，从 一开始就不是，我的判决刑期是七年，而不是四年。我隐瞒真实的刑期，为的是让 你们勉强还可以承受，不致于因过度痛苦而绝望。 不管怎么说，爸爸妈妈，你们一定不要过于悲痛，一定不要被这个噩耗击倒。我 知道你们此刻的心，一下子又跌入深渊，莫大的失望象飓风一样，卷走了你们所有 的欣喜和安慰。你们一下子又苍老了十岁。但是，你们一定要坚强，要和我一样蔑 视那一纸判决。听我把话从头至尾地对你们说。 说不清是讽刺的巧合，还是出于有意的安排，就在北京放走方励之的第二天，山 西对所谓“六四”动乱份子作出不公开判决：五名教师分别处以六年、七年、八年 、十年和十二年徒刑；另三名工人则处以一个七年、两个四年徒刑。对大学生和其 他人“从宽”对待：免于起诉至劳教三年。含义是非常明显的，政治的屠刀直指向 知识分子的心口，这也算是知识就是力量的一个反面证明吧。 事前我已经得到了对我的判决，那是经省政法委员会专门议定的政治判决，法院 明告它只承担履行程序的义务，而不对判决负责。当时就连那些公安局的办案人员 都不大相信，看守所有的干警甚至跟我打了赌。因为此前不久，北京相继释放了两 批“六四”人员，其中包括一些影响很大的关键人物。但对我来说，判多少年并不 是最重要的，我所担忧的是如此严酷的判决对你们的打击。记得妈妈第一次到看守 所看望我时，曾非常伤心地说过：“你父亲都快七十的人了，你就不为他想想？” 当然我不是没想过，不仅你们，我自己身边还有一个忧心忡忡的妻子和一个呀呀学 语的女儿。但在那样的历史关头，我不能多想，因为任何这方面的多想都只会使我 畏缩，而我确实不能畏缩。我不否认，在当时的情况下，退一步则宽，但我别无选 择。失败是早已注定了的，而我一开始就不是出于对胜利的信心而参加的。对我来 说，这不仅仅是一次政治的选择，更是一次做人的选择，一次知识分子良知的选择 。正因为如此，我是坚持到最后的一个人，也是唯一坐在家里静候他们找上门来的 一个人。我觉得，至少该有这么一个敢于殉道的勇者，这无论对于这一幕历史，还 是对于我自己的人生，都是必要的。失败也需要有失败者的形象。一出时代的悲剧 不应以一败涂地而告终，我不能在这失败中再添败笔。当时的心境，是有那么点谭 嗣同的味道。也许这显得有点书生气，一种幼稚的英雄主义气概，但我已经这么做 了。面对死者，我多少能感到某种坦然和安慰。但自从锒铛入狱之后，我的心情和 理智则转入了另一个世界。剧幕已拉下，我不 再沉醉于剧情之中，也不考虑会有多少无声的喝彩或讥俏的冷言，甚至连深入地反 思和总结都不是那么迫切。因为我知道尽管我对“六四”的内幕和背景所知甚少， 但正如密特朗所言，它已经成为和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一样的“人类争取自由的 伟大斗争”，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永远值得骄傲的一个历史里程碑。所以，就我个人 而言，最现实的考虑是如何面对眼前和今后的苦难。作为一个战士，我的任务已经 完成；而作为一个儿子、丈夫和父亲，我的责任才刚刚开始。父母、妻子、女儿和 亲人们，成了我主要的难题和关心的焦点。 老实说，如果没有亲人们的忧伤，我会更坦然、更无畏，我有那么一种英雄本色 ，敢作勇为，无悔无怨，决不屈辱贪生。我甚至不把这看做有多么不幸，无非是另 一种生活体验罢了。然而正如一句格言所说的：死并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 不幸。一想到这一点，我的心就流血、抽搐。心的绞痛我是在铁窗里才品尝到的。 这几年来，我没有害怕过，没有恶梦的惊悸，也没有歇斯底里，有的只是思念和忧 虑。我的心始终浸泡在苦水里。这苦水如果只是我的，我会仰头一口把它喝下去， 哪怕再来一碗。但这不是，这是忧思的苦水，纵横交错，源远流长，我只能象黄连 根一样浸泡着，随着时日的推移而更加苦涩难咽。 政治现实的残酷性确实超出了我的意料，短短的两个月里就有三次使我感到震惊 ：第一次是调集数十万军队实行那种围剿性的戒严；第二次是用坦克开路血溅京城 (当年共产党入京还是和平解放)；第三次就是对“六四”人员的残酷镇压。前两次 使我激愤，而第三次则在激愤之余忧心如焚。一个当代中国的斯托雷平恐怖岁月降 临了。我原以为，即便以言治罪，让我坐上三年牢也该差不多了。而他们如果真判 我三年，我将不作什么争辩，政治就是政治，台上的和台下的没有什么公理可言。 用我的话来说：我骂上你一顿，你关上我三年，也算扯平了，将来再说将来。我是 作了三年的准备的。当初有人劝我躲躲，而我真要躲了，谁也休想找到。但我最终 决定留下来，看他们要怎么样，这除了那种书生气之外，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与其 躲三年，不如那样坐三年牢，那样还可以看到怡青和云儿，云儿不会忘记了她的爸 爸。而你们虽然痛苦，却也不至于为我提心吊胆，恶梦缠身。所以在最后的几天里 ，我是平心静气的。我特地上街去，给云儿买回了她已经跟我要过多次的小车车。 至少在我做爸爸的这一年里，我没有让她失望。 但我太天真了。我想到了政治就是政治，却忽略了中国就是中国，忽略了阶级斗 争的血雨腥风才过去不过十年。我是进了上马街看守所才听到了这样一句至理名言 ：“政府不是豆腐！”国家的暴力机器作为一个抽象存在，我对它有足够的认识； 但作为一个具体机构，则从未打过交道。我没有想到，象我这样一个犯了言禁的书 生，竟然被他们如临大敌般地视为重犯，实行特别监禁。后又获悉，就在“六四” 之后不久，山西省第一监狱就得到指令，出资数十万元，限期修出十八间单人牢房 ，配备整套的电子监视手段，专门用于关那些有头脑的政治犯，其徒刑之恶不难想 见。尤其是那两位奉命陪侍诱供我的刑事犯，对我关于“判三年差不多”的判断大 加嘲笑，并断言我的刑期将在十年以上。 我这才意识到事态的险恶程度。我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判决刑期超过五 年，怎么办？首先，我想让怡青和我离婚，我没有权利把她的青春年华作为自己政 治生命的陪葬。况且，我可能并不是她最合适的那种男人，她应该过一种远离政治 旋涡的比较轻松的生活。这对她并非不可企望。象她这样一个从学校到学校的单纯 女子，承受如此沉重的煎熬和痛苦，的确太残酷了。至于云儿，永远是我的女儿， 谁也改变不了这一点。其次，就是如何向父母亲人交代？无论你们能在何种程度上 理解我的所作所为，后果都是难以接受的。面对你们日渐衰老的身心，我将如何端 出这碗绞心断肠的苦酒？所以，这是一件比离婚更棘手的难事，我伤透脑筋也想不 出什么办法。 然而国际风云的骤变使我看到了某种希望。当年渣滓洞里那幅著名的对联“洞中 才数月，世上已千年”又一次应验了。苏东的大本营后院起火，顷刻间土崩瓦解， 斧头和镰刀砍倒了血染的图腾，皈依了自由女神的火炬。柏林墙被推倒了，铁幕被 撕破了，独裁者被送进了坟墓。十八世纪的人权宣言又在二十世纪的国际论坛上发 出洪钟般的回响。而这正是我们的心声，“六四”的心声。任何主义也不能改变我 们先做一个人的正义要求。“自由化”，一个多么美好的形象，即使给它扣上十顶 黑帽，锁上八付铁镣，也照样透射出鲜明的人性魅力。苏东巨变确实使我激动，使 我振奋，一个我们渴盼已久的新时代正在到来。国内当时那种万马齐喑的黑色稳定 ，又一次从底座上被摇撼了！这一切又发生在“六四”血迹未干之际。尽管官方强 作镇定地宣称“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实际上整个中南海已经成了一窝热锅上 的蚂蚁。他们倒是很想打起“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的旗号，可是瞧瞧屁股后 头，就连跟屁虫也没有几个。拉大旗作虎皮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社会就 象一艘折了舵的航船一样，表面似乎平稳，实则飘乎不定，只好勉强拐入一个礁石 林立的浅滩，暂时搁浅起来。 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十年来木已成舟的改革开放，我作出了一个大概的估 测：从大局着眼，中国不可能再选择自我孤立和中西冷战，因为它既没有这个能耐 ，这样做也没有前途。但出于对生死存亡的考虑，短期的回归和一定程度的逆转将 不可避免，其动向亦相当明显。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但又不能不倒退几步，否则就 有决堤的危险。然而，以中国社会的经济承受力和人民的心理承受力来看，三年之 内，首先从经济领域，随之在大众文化方面，然后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必将回到业 已无可挽回的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来。鉴于经济改革的不可逆转和人民思想观念的根 本转变，随着社会动荡的间歇期的到来，政治高压态势也势必收敛。而“六四”问 题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主要症结。因此我相信，无论对我们作出怎样的判决，三年 左右，“六四”问题将不得不低调处理。考虑到政治的滞后效应，也许要四年时间 。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不是统治者的意志所能支配的，极权的龙头已经驾驭不了商 品经济的奔马。 一九九一年初北京对“六四”首要人物作出判决后，我曾为自己的估测感到乐观 。事情很明显，正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国内对现行高压政策的抵制，当局不得 不放弃“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的残酷手段，代之以“有限惩治”的策略。北京作 为“六四”风波的震源和震中，其领袖人物的刑期都低于我们，这即使按当局现行 的法律也无法解释。因而我认为对我们重新处理只是个时间问题。省法院方面也流 露过这种意向。 然而这没有兑现。苏联八月事件不啻一声炸雷，又一次震撼了中南海。那些打江 山坐江山的革命家们和刚刚爬上权力阶层的新贵们，从内心深处感到悲哀和恐乱。 历史好象故意和他们过不去，不仅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干脆来个“天翻地覆 ”，而他们却再也不能“慨而慷”了。两极对抗的结束宣告了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 ，降下了二十世纪的政治帷幕。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地位和国际影响一直是依赖 于两极对抗才显得举足轻重的。如今何去何从？是选择明智还是顽固不化？是争取 主动还是倒行逆施？国际社会拭目以待，海内外的中华子孙也在拭目以待。命运的 抉择又一次摆到统治者面前。 然而，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本能总要有一番拙劣的表现。在整个世界走向和平发 展的大趋势下，一种困守孤岛的绝望意识却也在统治集团中升温。意识形态的破旗 又重新举起来，反和平演变的滥调又成为高于一切的政治口号。文革语言又开始写 进红头文件，毛泽东的亡灵又罩上了神圣的光圈。一九九一年左的回归活灵活现地 演出了一幕末世王朝自欺欺人的丑剧。正如一位哲人所言：重演的历史往往只是一 出闹剧。弥天大谎早已被戳穿，中国人再也不是意识形态的信徒了。人们对政治的 消极冷淡，对官方的高调宣传无异于一记难堪的耳光。四面楚歌的国际环境，众所 非之的政治形象，强词夺理的理论宣传，虚伪被动的外交政策，改革开放的停滞倒 退，戒严式的社会安定，以及知识分子的沉寂，工人的消极，农民的不满和个体户 的失望，这就是“六四”以来真正步履为艰的中国。 不过，八十七岁的邓小平毕竟不糊涂。他从左的回潮中嗅出了一种不祥的气味。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国两制的构想者”和“文革的二号受害人”， 他不能容忍社会向否定自己的方向逆转。于是，以邓的南巡讲话为转折点，一场反 击左倾翻案风的战役打响了。十六年前毛泽东斥责他“以三项指示为纲”否定文革 ；现在他斥责左派以“姓社姓资”来否定改革。在这一点上他是明智的。得益于十 年改革的绝大多数人对反左的反应之热烈，与前两年对反右的冷淡形成鲜明的对照 。左的复辟注定是短暂的，因为它的生命力已经衰亡。 实际上，我的预测在大的方面已经应验。中国社会不仅回到了改革开放的航道， 而且在经济上迈过了八八年的界限，市场经济正在取代计划经济成为经济的发动机 和罗盘。当然，“六四”问题的重新处理尚未兑现。在这一点上，我高估了当局的 胆识和明智，低估了他们对统治利益的关切和偏执，同时低估了“六四”对现政府 所构成的威胁和影响。从实质上说，党的利益高于民族的利益，现政府的利益高于 社会的利益，这是所有一党专政的国家必然遵循的价值规律。 虽然当局在“六四”定性上不可能作出实质性改变，但是三年来，它却一直处于 小步退让的守势。低调和淡化本身就是一种不得已的有限妥协。他们的心里很清楚 ，“六四”所带来的人权争端，是直接影响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进程的一个重要障 碍。就国际环境而言，没有开明的政治局面，就没有发达国家和海外侨胞的信任与 合作，也就不可能加快经济腾飞；就国内条件来说，一个不尊重训练有素的知识分 子的民族注定是要没落的，而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则以对人权的尊重为前提。“六 四”无疑是对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残酷镇压，它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政治的专制本质 ，使中国的国际形象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点。因此，中共要想有一番作为，“六 四”这一政治现实是绕不过去的。它要想向前走，就得争取迈出“六四”的阴影。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其他可能性同样存在，邓的经济政治二元化的现代化设 计，有可能在所谓“两手硬”的矛盾格局中挣扎下去，以求政治极权和经济开放并 存，用经济实惠收买人民的政治要求。这显然是当局的如意算盘，尽管一再失算， 但还很难放弃。如果经济发生紊乱，通货膨胀再度登台，左的幽灵也可能再度还魂 。此外，正统意识形态的顽固不化和大国地位的自尊，也可能使当局充当国际社会 反对派领袖的角色，与发达国家执意对抗。这些因素，都将延缓和阻止“六四”问 题的重新解决。 爸爸妈妈，我知道，我现在怎么说也安慰不了你们。但我相信，你们能够体谅我 长期隐瞒真实刑期的一番苦心。我爱你们，心疼你们，所以才不得不这么做。我给 了你们第二次沉重的打击。这也是我一生中最为难最痛苦的选择了。但如果你们把 头昂得高一点，目光看得更远一些，你们就能挺住。虽然苦难的尽头还没有到来， 但我们已经挺过了大半。我终将胜利归来，和爸爸妈妈团圆。 我还要说，想象那些死去的人吧！那些满腔热血的大学生们，那些用石块阻挡坦 克的市民们，还有那些共产党的先烈们。他们的牺牲使我蔑视自己的苦难。我面对 铁窗，为他们的英魂祈祷。无论我们之间的思想信仰有多大的不同，但在精神上却 是真正的同道。信念会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改变，但大义凛然的气概却永远是神圣的 ，永远激荡着人类的良知和理想。站在纪念碑下，我总是肃然起敬，仿佛面对一座 人类精神的塑像。是的，这几年对我是一次大磨难，但我毕竟还有未来，而他们却 没有。他们的肉体已经化作一颗寒星，从远处静静地照耀。今天，他们的父母儿女 在想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他们连盼望的寄托都丧失了。这样的痛苦连 想一想都让人不寒而栗。但也许我们应该经常这样想一想。 虽然我落到了身陷囹圄的境地，但这几年的牢狱生活对我来说并不是灾难。这不 是一句自我安慰的话。我体验了一种常人所不能体验的生活，不仅长了见识，丰富 了人生，更重要的是品尝了爱的苦果，净化了心灵，升华了境界。有人说，没有坐 过牢的人只是不完全的人。这话不无道理。当然，这要看是什么人了。我天生比较 敏感，善于感受和体会各种不同的生活。就象我插队时间不长却感受很深一样，不 管是怎样的生活环境，既然已经进入了，就应品一品它的特殊风味。我没有罪，当 然也就不会有负罪感，在精神上垮不了。愤怒是没有的，申辩更没有必要，那就不 妨体验体验。自从进了牢门，除了应付自己的案子以外，我就尽量打开全部感官， 仔细观察和了解这大墙内的方方面面，探测它的奥秘，从中捕捉更隐密更深层的东 西。几年来，我所承受的与其说是牢狱之苦，不如说是感情的折磨。思念之苦正是 这种生活的基本感受。我咀嚼着它的苦涩和辛酸，用内心的泪水浇灌着爱的种子， 把它培养成一棵根深叶茂的绿树。它将成为我未来生活中永不凋谢的浓茵。 当然，我的心情常常也很苦闷，但我的心理却始终健康。情绪的波动并不会伤及 我的理智，更不会危及我的意志。我能够把握自己，不会干出蠢事来。我必须经常 提醒自己，尽量超脱一些，不要陷入目前境况的阴影，哪怕多看几眼远处的蓝天和 白云。我的胸怀是比较宽广的，在外面，它表现为宽容豁达的个性，从不因琐碎事 与人冲突；而在里头，则为一个容纳感情之波的咸水湖，不需要向外泄排，最多也 就是诉诸笔端，升华为诗文和信件。不论是在看守所还是监狱，我都赢得了干警和 犯人们的尊敬。我不仅保护了自己，而且体现了一个政治犯的风度和尊严。犯人们 一直称呼我“老师”，看守所的干警至今还托人向我问候。在这种一切身外之物都 被剥夺殆尽的特殊环境里，生存条件的优劣主要取决于个人素质，由此更使我感受 到什么才是人生最可靠的资本与财富。就日常生活而言，我现在基本上是粗茶淡饭 养起来，自己读书熬年头。单调、沉闷，就象火车晚点困在候车室里那种心情，焦 躁而无所事事。但我是个过惯了理智生活的人，耐得住孤独寂寞。在适应了环境之 后，我就把精力用在了学业上，过得比较充实。这几年我所读的、写的、学的，在 外面恐怕多一倍的时间也难以做到。这种独特的生活感受激发了我的诗情文意，写 出了一些我在外头写不出来也不会去写的东西，无论水平怎样，都是我这段不幸生 活的独生子。 在看守所的十四个月里，虽然环境恶劣，我仍然读了几十本书，写了几十万字的 东西，其中不少是在手纸上写出来的。到了第一监狱以后，我又读了几十本书，写 了几十万字，并学完了《新概念英语》第三册。假如明年还不出去，我将写两本书 。如果我真住满七年，那么我的计划是：至少写一万行诗、三十万字随笔、一部理 论专著、两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集和一部论文集；流利地阅读英文；每年读 书不少于三十册。以我现在的时间、精力和才力，我有信心完成这个计划。只要我 在这里住一天，我就按计划行事，决不荒废光阴。一旦结束了这段苦难的生涯，我 就要好好生活几年，过一段和和美美的小日子，补还我失去的天伦之乐。从这个意 义上说，我现在是为将来勤奋用功，而一想到将来，我现在就应该抓紧才是。上月 怡青带着云儿来看我，云儿认着大门口牌子上的字：“山西省第一……”，第一什 么，她不认识，就问妈妈。妈妈又让她问爸爸。我说“第一大学”。确实，这里也 是我的大学，我的研究院。虽然墙高了些，院子窄了些，空气污浊些，但我不在乎， 我将在这里完成学业，并拿出一批有份量的成果来。不过，云儿不相信我的回答。 她说：“不是大学。”因为她认得“大学”两个字。也许我应该说“第一外国”。 她知道爸爸“出国”了。 我曾经设想过，假如我这几年真的出国了，而不是在坐牢，你们同样会非常思念 ，但那不是悲哀的、痛苦的，即使流泪也饱含着幸福和欣慰。再假如，我出国四年 完成了学业，又告诉你们为了深造，必须再延续三年，你们会怎么想？加倍思念是 肯定的，但不会受不了，甚至还会鼓励说：“专心学习吧！爸爸妈妈等待你学成而 归。”我多么希望现在你们也能对我这么说啊！但这实在不可能，你们的心已经被 伤心的泪水淹没了。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在监狱里，在社会最底层的地下室里。但我确实在学习，而且 学得很专心，很刻苦。当局把我关进了“地下室”，剥夺了我正常生活的权利，逼 迫我做一个潜心钻研的学者。那么我就做个学者吧。从这所大学里出来的人，我相 信绝不比院校里的差。因为我学的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而且是逆境中的人生。 所以，爸爸妈妈，我再次恳求你们，一定要想开些，看远些，有信心些。谁笑到 最后，谁笑得最好！沉住气，再坚持一下。这就是我的请求，我的祈祷，我的心愿 和我唯一所能给予和企望得到的安慰。 爸爸妈妈，你们一定要挺住，要坚强啊！ 祝身体健康！ 你们的儿子：葛湖 一九九三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