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幻想 ·刘宾雁· 九四年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五十周年，从勉强算作它的一个外围组织的成员算 起(因为年纪太小)，则已有五十五年了。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我本人，在这期间都 经历了几个重大曲折。现在，中国又走近了一个新的门槛。今后三、五年内亿万中 国人将做出的抉择，必定会对我们、我们子孙后代乃至人类的命运产生极大的影响 。 一九八八年迈出国门时，曾为自己提出一个课题。由于对一九八九年中国可能出 事(没料到是那样大的事)有些预感，便决定利用在国外一年的时间把苏联和东欧在 争取民主化进程中的经验研究一下，从中找出一些于我们有用的东西。这个工作断 断续续，只能说还未放弃，但范围却又不限于前社会主义阵营了。拉丁美洲、西方 甚至非洲一些国家的某些情况，对于中国岂不是也有很大的启示性？……但反转过 来，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的血腥结局，近年来国内的变化和海外中国人中间发生 的种种现象，又令人觉得也许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经验。然而这是一个过于庞 大的课题，绝不可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可以胜任的。不过，纵使是片片断断的记忆 ，甚至即使是片面的、难免谬误的一孔之见，在抛砖引玉的意义上，也许不无一点 用处。 一、难舍难分 人的内心世界实在是玄奥非常。一九四九年在我内心中闪过一个感觉、一种情绪 ，竟会在四十年后方为我真正理解。那年七月，中国派出一个二百余人的代表团去 布达佩斯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我的俄文还不行，也勉强凑数算是一个翻译，真正 的翻译其实是孙维世和何理良两位女士。 归途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在旅馆的楼顶有过 一个小小的庆祝晚会。朦朦胧胧之中，我觉得自己的心情和北京的盛典不大谐调。 我有些诧异了：这个共和国的成立，是百年来中国人为之前扑后继作出牺牲的那一 伟大事业的完成，我怎么不大欢欣和兴奋呢？当时我找到过一个解释：这大约是因 为我已在解放区生活过三年；全国解放无非是把解放区扩大到全国，故此不觉新鲜 。 直到我的自传已经问世的一九八九年年底，我才发觉那时在潜意识中闪现过的东 西并不那么简单。在解放区度过三年，已习以为常，这也是有的。不过在更深一层 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三年里我看到和体验到的，并不是我从十二、三岁起所 向往、所追求的那种生活。在哈尔滨和沈阳中共政权下，穷人的日子确实更好过了 ，人与人之间也更平等了，但是却没有自由，人们并不怎么快乐。概言之，这个政 权和这种制度，可以给人们以温饱，却并不能使人真正自由、幸福。 其实更早，从我一九四三年在天津参加地下抗日运动时起，就已开始觉得这个党 对于人要求过苛，猜疑甚于信任，有时在处理人的问题上手段冷酷。这同我从俄罗 斯十九世纪文学中感染到的那种宽宏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甚至同我自幼生活其中 的哈尔滨这个自由化的城市对于人的宽容气氛都相距甚远。这样，对于这个党，我 便常有格格不入之感了。 还要到一九五七年春季，毛泽东二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之后，我才吐露了 我对于这个党的真正情感，我说：“现在，我才觉得这个党是我自己的党了。”这 句话，后来当然成为反右期间指控我反党有年的一条罪证。 问题是，尽管我早有二心，却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党，更未曾同它对抗。一九五六 至一九五七年被认为是“反党”的言行，也并不是要反对这个党。打成右派后的二 十二年中基本上服服贴贴接受改造，而在“改正”之后还继续对一个新的领导集团 寄予幻想。这究竟是为什么？中国人四十余年来经历的苦难远甚于前苏联和东欧共 产党执政的国家，为什么迟迟不能摆脱对于中共的幻想，而中共又能继续统治，看 来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会被抛弃呢？ 我想从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中找到一点答案。 二、一个特殊等级的一员 从我和这个党开始接触起，我就有了罪恶感。当我被告知别人有罪时，我便知道 自己一定也有类似的原罪了。不要多久，我就被告知我也有罪，我必须作最大的努 力去赎罪。 那罪名叫做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当这个国家变成人民共和国时，那个“小”字 被取消了，我和所有不受党宠爱、又侥幸受过一点教育的中国人都忽然升了一格， 变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了。 其实，我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里。当我还过着供给制生活，吃着“大灶”时，我 便已是干部阶层的一员。当时，我心里对于“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不满，然而这 显然是“个人主义”，是不能说的。当我也吃上中灶、小灶，或当我能出入于东北 局科级以上干部的周末舞会，和高岗在同一个舞池中跳舞时，我对于等级制的不满 便大大削弱了。我成了干部阶层中较高的一员，后来我又成了高级干部的一员，享 有乘软卧、飞机和看限于十三级以上干部的文件时，我心安理得地成了特权集团的 一员。这时，按照党的标准，我至少在对等级制度问题的态度上反而再也没有“个 人主义”了。我同那个阶层认同了。 从布衣素食的战争年代开始，干部——中国社会的“第一等级”就已形成了。后 来被农民有几分讥刺地称之为“旱涝保收”的经济地位；只要不“犯错误”(肯放弃 自我，循规蹈矩)便可靠资历之增长而坐享升级的机会；以完成党依据其“政治需要 ”而制定的任务作为自己的生活内容，对于这种“政治需要”、政策和任务同人民 的实际利益之间、与这个党自称为之奋斗的终极目的之间的矛盾不予一顾——这一 切自然使干部阶层有了自身的特殊利益，看问题的特殊角度，特殊的思维方式与感 情。 一九五一年，当我第一次看到“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时，心中顿生反感，觉得这不是应该由中共中央自己提出的口号，但显然是立即觉 察到这个念头背离了正统，此后便未再去想它了。也是这个时侯，镇压反革命运动 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家乡哈尔滨来的朋友对我说起几个人被捕、判刑，但根 本不是反革命，说话的人列举了事实，我的心为之一动：说不定真就是错案呢！然 而马上把这个念头推开，认定这是不可能的。一九五四年第一部宪法颁布时我的反 应最有意思：我认定这部宪法是假的，不会实行的，不过是用来堵资产阶级和外国 人的嘴罢了。但同时我又认为中国并不需要一部宪法；有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还 会有什么问题呢！ 一九五六年和五七年以后的特殊遭遇，使我很少回顾和反思前十几年的我。其实 从我一九四六年踏入解放区时起，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一直是处于矛盾状态 之中的。对于中共进城后大修办公楼、大礼堂之风，对于毛泽东不准节制生育的政 策，对于中共无尽无休地讴歌自己的成绩而不看缺点和代价，对于从一进城就昼夜 不休地调查群众的各种所谓“思想顾虑”(对中共政策、措施的异见)和五零年代初 期充斥官方报刊的那种文体——“思想杂谈”，“思想三日谈”，“二日谈”等枯 燥烦琐的说教，我是心有抵触，有时是激烈反对甚至不掩饰自己的厌恶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和这个党相安无事。一九五二年底，我到上海，采访“三反” 、“五反”运动，完全按照中央的意图报道了工人批斗“不法资本家”的热潮。一 九五三年我在抚顺煤矿采访，热情赞美了煤矿工人生活的改善。这并不违背真实。 问题是连我自己也觉察到我和工人以及所有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和隔膜。我也曾企 图缩小这个距离，却发现除了采访对象以外，我和他们之间找不到话题，缺乏共同 的语言。 大约是一九五四年，为了给孩子请个褓姆，我一度(这是很少有的)走进一个北京 平民的院落和一家人的住房。我从未见过人可以住得这样拥挤——在一间面积不超 过十平方米的小耳房里，居然住了一个八口人之家！我不过是感到惊异而已，此后 再未关心北京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我甚至未曾把平民住宅问题同官方年复一年大兴 土木建造办公楼和大礼堂那个我所反对的现象联系起来思索。 然而对于五十年代中期每逢周末饭馆拥挤不堪的问题，我却很感恼火，甚至想过 写一篇文章投到《人民日报》。那时的北京市民是并没有多少人下馆子的。我和我 这个阶层的人，倒是每个周末都要陪孩子逛公园，必须在外面就餐。 三、可怕的孤立 从一九四九年起，有七年时间我实际上有半个身子是生活在苏联。我自幼把苏联 、列宁的党视作正统，对于毛泽东不怎么瞧得起。几次访苏和两次向苏联新闻界学 习经验，我感到的主要是苏联优于中国的那一面。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苏联文学 界的“解冻”和以奥维奇金为代表的批判、揭露性报告文学的兴起，鼓励我拿起笔 来把几年来在《中国青年报》上开展批评的尝试再推进一步，把我内心中对于党的 和社会主义现状的不满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更深刻地表达出来，便写了《在桥梁工地 上》和《本报内部消息》。这两篇作品引起强烈的反响，使我成了名人，个人虚荣 心得到了超额的满足。一九五六年到十月间布达佩斯“反革命暴乱”发生为止，政 治空气比较宽松。“双百”方针、知识分子政策的改进和新闻控制的有所放松，使 人觉得中国共产党似乎也从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中引出了教训，准备给人民以更多 的自由了。 斯大林问题的揭露，使我放弃了对于苏共的迷信。而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讲 话的传达，又使他在我心中的威信大大增高，觉得他似乎为中国找到了一条符合中 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我的两篇批评性作品未遭到中共高层的谴责，虽然已经开 始听到中层官员的非议。这样，我就和这个党比过去任何时侯都靠得更近了。我对 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我的自我和我的创造力在这一年初 次有了表现机会。 正是在我要同心同德为这个党的事业主动地、多少有点创造性地献出我自己的力 量时，我却开始成为它的最危险的敌人了！这个事实难道不是有很大象征意义吗？ 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中国普通群众的影响。一 些人认为一九五六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的黄金时代，是因为不了解那一年社会 矛盾已经激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点，很象目前那些对中国邓小平创造的经济 “奇迹”赞不绝口的中外观察家。他们满眼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偏偏就把社会矛盾 放在了视野之外。一九五六年工农群众对于官僚主义、对于自身合法权利(主要还是 经济上的，虽然农村中“死官僚”和土皇帝对于农民人权的侵犯已相当严重)遭到长 期压制的不满已相当普遍，在城市中，不久就发展为罢工、罢课。这种社会情绪， 使一些知识分子和党内干部的政治勇气大为增长。也许正是这种酝酿中的社会动荡 ，促使毛泽东决定发动“鸣放”，使这种危险的能量以和平方式释放出来，然后再 分别歼灭“小匈牙利暴乱”的。 然而，由于中共在总体上仍未丧失其建国初期的威望和强大的制造舆论与控制社 会的能力，一九五七年六月毛泽东一声号令，经过党组织和官办群众组织的发动， 一场铺天盖地声讨右派的声势便威震天下。工农群众不明真相，人数又多，其中很 多人出于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任和感恩图报，以为右派真正是比官僚主义者和土 皇帝更危险的敌人了。至于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则显然不那么轻信。在宣布我是 右派份子的大会上，除少数事先受过布置的积极份子外，多数编辑、记者是疑虑重 重，甚至还有个别人在会上说了我几句好话。那个弯子并不是很好转的。但是有谁 敢在党的权威面前公开表示怀疑和反对呢？没有什么人敢和我说话了，我立即发现 自己陷于绝对的孤立。我猜想近百万右派份子绝大部分都是在这种孤立感中低下头 来的。 四、两个自我 我相信每个右派份子在此奇冤大辱和政治上的生死存亡面前，内心都经历过翻江 倒海般的剧烈而痛苦的斗争。每个人都发生了人格分裂，一个自我从此破裂成两个 。明明是无辜，却必须承认有罪；明明是好人甚至精英，却必须默然接受“败类” 的指控和漫长的贱民地位。 除少数非常坚定而镇静的人(我就不是)外，那种心理过程之复杂简直是难以置信 的。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罪。然而假如我不是右派，团中央系统的一百多名右派就 都不会是右派了。全国象我这样罪大恶极，在新闻界、文学界和共青团系统发生那 么大影响的右派，也没有几个。这样一来，发动反右派斗争的毛主席岂不是大错特 错了？这怎么可能！也许我不想反党，但我的言行却可能帮助了反党势力。——“ 不行，你怎么可能有好的动机？动机和效果是统一的呀！”我必须自己说服自己， 我必须狠挖深揭，自己去寻找我必定是右派的理由。这时，“原罪论”又有了用场 了：既然我是一个被资产阶级思想彻底腐蚀了的人，这样的一颗心里怎么可能有好 的动机呢！ 是被迫认罪吗？不全是，是心甘情愿吗？也不是。我在那一式六份右派结论上一 一签上自己的姓名时，心情是淡然的，近于麻木。我似乎真正认为自己确是那几条 罪状的罪犯，但在内心深处，又没有一条我不是半信半疑的。 右派的内心经验，其实同那个年代中很多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的内心经 验在相当程度上是相似的。只不过由于右派的特殊处境，使那些矛盾痛苦更加浓重 罢了。 我明确认定必须改造自己，从世界观到灵魂最深处的东西。不过，这真正是出自 我内心冲动的真实愿望吗？另一个我又在时不时地诉说，我的很多观点是正确的； 纵使我有些过错，把我定为人民公敌难道不是过重了吗？一个我在劝慰自己：革命 总是不免要有人牺牲的，忍辱负重吧。既然反右派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必然会 有人成为右派，不是你，便是他人。但另一个我又在抗议：革命为什么必须以使很 多好人变成敌人作为自己的代价呢？反右斗争使全国陷于沉默，这才导致荒谬绝顶 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可以畅通无阻，这究竟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呢？…… 著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埃里克·弗洛姆在他的“为自己(而生存)的人”一书中写 道，人的内心里同时有两种良心，一个是权威主义的良心，一个是人本来的良心。 权威——家长、国家或任何其它权威，可以把它的声音输入到人的内心，使外在权 威内在化。用到中国，我想这意思便是：你以为你自己的思想在指导你的行动，你 自己的良心在判断善恶是非，作出取舍，其实，那原本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或毛泽东 之需要的那些思想、意志和是非判断标准在起作用，而你却认为是你本人的，并且 常常以这种声音压倒你作为人的那个真正的良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