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的声音：民办刊物 ——中国大陆媒体向极权挑战之一 ·曹长青· 极权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存在很大程度依赖于舆论一律，它通过对新闻和言论的限 制，以及因言治罪的惩罚、镇压机制，使统治者的声音成为唯一的声音。这种限制 的严密性和镇压的残酷性超过了包括前苏联在内的其他共产党国家，也超过中国历 史上其他朝代。在毛泽东统治时期，舆论一律达到空前的程度。报纸、广播等新闻 出版完全被官方垄断，私营出版物被严格禁止。一次次政治运动和多层次的奖罚机 制使编辑记者在心里“自我新闻检查”。再加上新闻党性原则的不断灌输和党的宣 传部门事无巨细的指导，使媒体发出不同声音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在毛泽东时代 ，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一九五七年春天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期间，在官方 媒体上出现批评党和政府官僚主义等问题的文章。但这种批评很快被“反右派”运 动所压制。发出不同声音的报纸后来全部遭到处罚，大批新闻记者被打成“右派” 。但这次不同声音的发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发的对舆论一律的抗争，而是在毛 泽东的允许、继而鼓励给党提意见的号召下出现的。另一次是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 革命，当时红卫兵办的各种小报、油印传单种类不可计数，而且申办不需审批，内 容可自行编辑，没有新闻检查。但这种小报还不是新闻自由意义上的报纸，也谈不 上真正的不同声音，因为所有小报、传单都听从毛泽东一个人的最高指示，实际上 是毛泽东意识形态语言的普及化。 对舆论一律真正开始挑战是在邓小平时代。八十年代末期，由于中共总路线由阶 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整，整个社会的气氛开始宽松，尤其是以邓小平 为代表的中共党内务实派向坚持毛泽东激进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凡是派”权力斗争 的需要，为民间刊物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使不同声音第一次有机会公开传播，贴满 大字报的北京西单民主墙成为它的象征。民主墙不久被当局镇压。但这种不同声音 并没有停止，它断断续续地在一些官方媒体隐约出现，有时十分明显并相当有影响 力。而且有些报纸力图由官方报纸向民间报纸转变，例如《世界经济导报》、《深 圳青年报》、《青年论坛》、《蛇口通讯报》等是这种发出不同声音、力图转变党 的工具角色的代表性报刊。这种不同声音随着八九民运达到高潮，报纸不仅突破各 种限制直接报道真实的现实，而且编辑记者走上街头，要求新闻自由，向舆论一律 公开挑战。“六四”事件后，媒体的自由声音几乎完全被窒息。但各种小报兴起， 并广受读者欢迎，它在某种意义上也形成对舆论一律的突破和抗争。 在新闻从理论到实践上都被党严密管制的情况下，媒体能发出不同的声音，这需 要非常大的勇气。虽然它的发生有当局政策调整带来的政治气氛相对宽松这一因素 ，但更多的是一些编辑记者在新闻职业道德和责任感的驱使下，勇于突破舆论一律 ，在当局的政策中钻空子，有时公开挺身反抗的结果。在一个私营报纸完全被禁止 、外界声音又被限制封锁的社会环境中，这种从官方媒体上发出的不同声音，分量 举足轻重，它对解放人们的思想，推动社会改革开放都起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但那些有责任感的编辑记者也为这种抗争付出沉重的代价。 本文以系列六个单元来介绍并评价中国媒体中六种有代表性的报纸刊物在邓小平 时代对极权主义的舆论一律进行抗争的过程和意义，依次为：民主墙时期的民办刊 物；《世界经济导报》；《深圳青年报》；《青年论坛》；《蛇口通讯报》；八九 民运期间报纸的特殊作用。 民办刊物：向中共舆论一律的第一次公开挑战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的去世，标志着一个充满阶级斗争的严酷时代的结束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和政治气氛有所宽松，成千上万的民众从各地涌到北京，找中 共中央有关部门上访告状，要求平反他们过去的冤案。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 究所所长黎安友教授的研究统计，仅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就将两千万人定为“四类 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列为专政对象。一九五七年“反右”运 动中，又有五十五万人被打成右派。六十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 几百万人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而文化大革命中，有至少三百万干部被撤职或降 级使用，三十万以上的人被定罪，其中多数被定为反革命。到毛去世时止，在政治 运动中被迫害的人以及被牵连的他们的家属，总数约一亿人，占当时中国大陆人口 的十分之一。 但由于北京信访部门的官僚主义，大批冤案得不到平反，很多上访人连申诉的机 会都没有。一九七八年秋天，一些上访者把他们的冤情写成大字报，贴在北京中南 海旁边长安街西单街头一处长条墙上，向社会各界申诉他们的苦难并寻求援助。大 字报越贴越多，后来人们称这堵贴满申诉材料的墙为“西单民主墙”。但民主墙的 内容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有人开始探究产生这些冤案的背后因素。有的大字报提出 ，“没有毛泽东，林彪和四人帮能不能获得权力？”有的直接问道：毛泽东难道没 有错误，人民难道不可以议论他的错误吗？这些议论的结果是“毛泽东不是神”— —一张近万言的大字报从毛泽东的错误阐述到制度问题，认为“没有哪个人可以一 辈子不犯错误，关键要有一个有效、健康、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制度来保障。”人们 提出“我们没有特别的野心，我们是普通人；但我们要做一个幸福、自由的普通人 。”“我们应该支持党，但我们必须监督党，让它成为人民的仆人。” 随着各种冤情被披露，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暴行被不断揭露，人们的不满情绪与日 俱增，民主墙上的政治评论也越来越多。文化大革命的残酷和荒诞使原来虔诚信仰 共产主义并崇拜毛泽东的年轻人，突然感到上当受骗的屈辱和愤怒。人们困惑、迷 惘和怀疑，最后开始思考和探索这一切的原因，并从原始的马列主义或西方思想中 寻找解析的钥匙。但由于这堵民主墙面积有限，要张贴的大字报太多，往往上午贴 出的，下午就被其他大字报覆盖。于是一些年轻人开始寻求志同道合的伙伴，组织 民间团体，出版油印刊物。从而开始了中国大陆在中共统治下第一次有群体民间组 织和民办刊物的历史。 贵州诗人黄翔组织了“启蒙社”，出版刊物《启蒙》，并把它贴在了民主墙上。 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出版的创刊号上，黄翔发表了长诗“火神交响曲”。这首 诗猛烈抨击了毛泽东的偶像崇拜。作者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现代迷信猖獗的年代 ，我和亿万人民一起被迫在一张毛泽东的画像前面‘请示’、‘汇报’；早晨磕头 ，晚上跪拜。在我心中，不是迷惘，不是疑问，而是愤懑！于是我写下这些诗篇： 为什么一个人能驾驭千万人的意志 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 为什么我们要对偶像顶礼膜拜 被迷信囚禁我们活的意志情愫和思想 难道说偶像能比诗和生活更美 难道说偶像能遮住真理和智慧的光辉 我看见刺刀和士兵在我的诗行里巡逻 在每个人的良心里搜索。” 当历史终于给了他机会，他立即从贫瘠的贵州奔向北京，在民主墙前散发他主办 的刊物，并在簇拥着的人群中朗诵他的诗篇。最近他受邀到美国哈佛大学参加文艺 活动时，他回忆说，“当时我和我的同伴们、朋友们被黑压压的轰动的人群所包围 ，狂热的人群自觉地手挽手地围成圈圈，把处于疯狂中的我围在中间，要求我朗诵 我的诗。人民开始静静地听，似乎还不解其意。当朗诵进入高潮的时候，群情沸腾 了，我的嗓子也嘶哑了。泪花在我和许多听众眼里闪光，包围着我的听众的心和我 的心在胸膛里猛烈地冲撞…… “我喊道：‘新式偶像该不该砸碎？’群众齐声回答：‘应该！’ “‘精神长城该不该拆除？’群众继续响应说：‘应该！’” 黄翔在贴到民主墙上的大字报中写到：“中国历史复杂又十分简单。我们的历史 被秦始皇式的专制极权统治得太久了。秦始皇以政府法令和法制的名义引进了专制 理论，但人民却失去了他们的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从秦始皇开始，人民就 被限制在皇帝或上帝与魔鬼的手中，像奴隶一样失去了人的尊严。这就是中国至今 仍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原因。我们必须变得强大。第一，放弃专制和封建迷信；第二 ，需要一个稳定的民主的政府；第三，要全面动员全社会每一个人的热情和智慧。 这是治疗中国历史性疾病的唯一药方。” 不久，一批“启蒙社”成员认为黄翔的观点还显得保守，他们分裂出去成立了“ 解冻社”。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版的《解冻》刊物中，他们倡导卢梭的人 权思想；孙中山的民主理念；基督教的和平精神、节制和世界人类之爱。同时提出 中国应实行两党制，由国、共两党公平竞争。 由青年工人任畹町主办的《中国人权》杂志，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 。该刊提出十九点宣言，其中包括呼吁把毛泽东的纪念堂迁出天安门广场，中苏重 新和好等。 在信息封闭中自我摸索和觉醒 在众多民刊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四五论坛》。该刊由青年工人徐文立主持。 这份民刊力图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它公开宣称忠于马 克思主义，支持党内改革派向保守派的斗争。这本刊物团聚了一批热心探讨中国前 途的青年理论人员，发表了很多极为大胆并有创见的文章。一九七九年六月，《四 五论坛》发表了陈尔晋的长文：“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文章提出在毛的中国社 会敷衍出一个官僚特权阶级，它以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为核心，剥削人民的血汗，剥 夺人民的权利，是早期马克思所描绘的异化现象的直接体现。这一观点明显地是吉 拉斯（Djilas）的《新阶级》的思想的继续。 和《四五论坛》观点比较相似的是由一批干部子弟主办的《北京之春》，它也力 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主张民主、科学和政治改革。他们认为 自己是站在党内改革派一边的。该刊经常刊载一些党内消息，呼吁为被毛泽东打倒 的一些中共高层干部平反。如一九七九年一月，《北京之春》刊发了中共前国防部 长彭德怀一九五八年因此而获罪的著名“万言书”。毛泽东发动的五八年大跃进， 造成全国经济严重倒退，很多农村地区连口粮都无法保障，农民怨声载道。彭德怀 实地考察了这些情况后，在当年的庐山会议上递交了万言书向毛泽东主席反映真情 ，结果被以“反党”罪名撤职，随后遭到全国批判。但他的万言书从没有公开发表 过，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具体内容。《北京之春》将之公开发表，无疑对后来彭德 怀的冤案得以平反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几十年的外部信息被封锁和单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包围环境下，这些二 、三十岁的年轻人能进行深度的思考相当难能可贵，而且敢于自行油印出版刊物， 发表大胆政论直接进行传播和交流，要有相当的政治勇气和胆量。因为当时四人帮 虽然已被打倒，但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华国锋还身居党中央主席的高位，文化大革 命惯性下来的专政机制仍然都存在。而且这些民刊与前苏联以及东欧的地下刊物不 同，他们都在刊物上写上主办人的姓名和通讯地址。他们援引宪法言论和出版自由 的条款向当局申请登记，但当局对此始终置若罔闻。 惊人的预言：邓小平是独裁者 在这种不同声音中最大胆的是《探索》杂志。它从一开始出现就带着向马克思主 义理论和社会现实挑战的姿态。该刊创刊号上说“我们不相信有绝对正确的理论和 绝对正确的人”，“人民要求的，仅仅是要求一些原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探 索》杂志第一期刊登了该刊主编魏京生写的长篇论文“第五个现代化”，鲜明地挑 战中共前总理周恩来提出、继而邓小平强调的中国必须进行四个现代化的观点。魏 京生认为，没有政治体制以及整个社会制度的改革，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无法实现 的。要想实现四化，必须同时进行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在该期《探索》 上，还摘要刊登了国际大赦组织编发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犯情况的报告（ 一九七八）》。 即使从十五年后今天的理论标准看来，魏京生当年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的观点是 相当超前而深刻的。今天中国大陆人民和执政党仍然为拒绝魏京生这一观点而付着 沉重的代价。 即使在邓小平已严厉批评了民主墙，政治气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魏京生仍在《 探索》号外上撰写了题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措辞尖锐的社论： “这场民主运动的目的就是在否定毛泽东式独裁专政的前提下，进行一场社会制 度的改革，使中国能在民主的社会环境中作向生活和生产的发展。这种目的不是某 些个人的目的，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谁看到并同意为这些目的而努力，谁就 战在了历史潮流的前面；谁反对并阻碍达到这些目的，或用欺骗等方法把这场运动 引向歧途，谁就是历史的罪人；谁镇压这场真正的人民运动，谁就是名副其实的刽 子手。用不着等待历史的裁决，人民心中的法庭马上就将判定他的罪行。这种判决 是最严厉的、不可更改的判决。” 在当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已开完，邓小平击败了党内凡是派，已获得了空前的个人 权势和声望的情况下，魏京生却敢于直接质问邓小平： “邓小平值不值得人民信任呢？我们认为：任何政治领导人作为个人都不应获得 人民的无条件信任。假如他实行的是对人民有利的政策，我们就应当信他。假如他 实行的是损害人民利益的政策，走的是独裁和反人民的道路，人民就应当反对他。 按照民主的原则，任何权威也必须在人民的反对面前低头。 但是邓小平不低头。在人民普遍要求追究过去三十年过去中国落后的原因，并追 究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的形势下，他先是跳出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 新中国’。还公然把毛泽东捧为中华民族的旗帜，说毛泽东的缺点错误是微不足道 的。 他是怕追究毛泽东的错误追究到他这个过去的同伙身上呢？还是准备继续毛泽东 式的独裁社会主义政治呢？如果是後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决不应该原谅他，无论他 过去表现出一个再好不过的人，只要他的目的是继续毛泽东式独裁，结果他只能走 上破坏国民经济、侵害人民利益的道路上去。” 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批判林彪、四人帮不需什么勇气，因为他们已成为中国政 治舞台角斗中的失败者；批判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需要一些勇气。但凡是派已 经势力大降，批判他们冒的风险并不十分大，而且还可以从正上升的改革派中得到 某些益处回扣。而批评一个权势炙手可热、几乎正处于声望峰顶的中共领导人，却 需要相当大的政治勇气和超人胆量。而魏京生的文章不仅体现的是他的政治勇气， 其内在层面是他对问题的深刻认识和超前远见。从邓小平复出后发生“清除精神污 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六四”屠杀等等重大事件，都可以看出魏京 生当时疾呼的“人民必须警惕邓小平蜕化为独裁者”，并不是一个年轻人一时冲动 的慷慨陈词，它体现了一个思想者的洞察力和政治道德勇气。 在魏京生这篇著名的“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文章中，作者深刻阐述了领 袖与人民应有的关系：“人民不应该让谁从他们手中夺去天下。人民应当把这个天 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是民主。受他们交托来管理政府的人，受他们委托 来行使权力的人，必须是受他们约束，并向他们负责的人。只有人民选举出来，并 受人民监督、向人民负责的机关和个人，才有使用行政权力的合法性。”魏京生特 别强调了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他说：“在政治上，有各种各样意见的存 在才成其为正常现象，没有不同意见，没有多种多样的言论，没有代表各种不同的 人的意见的各种刊物的存在，正说明了政治上独裁的存在。” 在第三期《探索》上，还刊发了有关秦城监狱的详细报道。位于北京郊区的秦城 监狱是中共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魏京生女友的父亲是中共高级官员，曾在这所 监狱关押了十八年。很多中共高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关押在这里。一九八九 年六四事件后，一些参与天安门广场运动的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也被囚禁在此地。 但关于这所监狱的情况外界一直所知甚少。《探索》杂志是历史上第一次将这个政 治上黑暗的角落进行了曝光。对此外电纷纷转载报道。 二十六处民主墙，一百二十七种民刊 据许行先生为《中国民办刊物汇编》写的序言“中国民刊的崛起和挣扎图存”一 文中统计，当时在北京出版的民刊至少有五十五种。它们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探 索》、《四五论坛》、《今天》、《北京之春》、《启蒙》、《沃土》、《群众参 考消息》、《求是报》、《民主墙》、《人民论坛》、《中国人权》、《解冻》、 《新天地》、《民主与时代》、《科学民主法制》、《生活》、《原上草》、《燧 石》、《哲理》、《火花》、《百花》、《狂飙》、《我们》、《墙》、《时代》 、《学习通讯》、《北京青年》等。 除北京西单的民主墙外，至少其他二十六个城市也有各自的民主墙。在北京之外 ，至少还有一百二十七种民刊在出版发行。它们中较有影响的是，上海的《民主之 声》，广州的《人民之声》、《人民之路》、《生活》，天津的《渤海之滨》、《 新觉悟》，青岛的《海浪花》，长沙的《理想通讯》、《共和报》，开封的《无名 》，杭州的《沉钟》、《思考》、《浙江之春》，武汉的《钟声》、《启明星》、 《记事报》，贵阳的《使命》、《崛起的一代》，长春的《雪花》、《眼睛》，哈 尔滨的《下里巴人》，宁波的《人间》、《飞碟》，温州的《呐喊》，太原的《习 作园地》，锦州的《民主和法制》，西安的《视野》，保定的《潮》，重庆的《小 字报》、《公民报》等。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办有会刊《责任》。 除此，很多大学也办了学生刊物。如较出名的有上海复旦大学的《大学生》，广 州中山大学的《红豆》，武汉大学的《珞加山》，天津南开大学的《南开园》，四 川大学的《锦江》，吉林大学的《赤子心》等。全国十三所大学学生还联合办了《 这一代》。 这众多民间刊物的兴起，汇成八十年代末期中国大陆人民在思想上要求自由和解 放，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和法制的时代交响。这种带着思想启蒙色彩的群体不同声音 ，传播之广阔，影响之深远，在中共统治下是前所未有的。 利用权力斗争的空间，播下民主的种子 面对如此强烈的不同声音的反叛和挑战，中共政权为何能够容忍？这与当时中共 党内斗争的背景有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以“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理论武器，向由毛泽东死前手书“你办事，我放心”而 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峰为首的凡是派进行权力斗争。邓小平在开始阶段非常高兴 大多数民间刊物都持一种支持他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的声音。他可以以此向凡是派 显示民意在他这一边。他也乐见民主墙上出现的对凡是派理论的批判，以及对凡是 派成员生活腐败的揭露和嘲讽。例如，赞成“凡是”的当时北京市长吴德，就被人 在民主墙上讥笑为政治上无德。华国锋的重要政治伙伴汪东兴则被揭露贪用公款建 私房。而且当时很多民刊中的文章是持一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例如当时在广 州主办民刊《人民之路》的著名民刊活跃分子何求，就曾在《四五论坛》上发表文 章明确说明，“我们决不是什么‘持不同政见者’，我们和共产党共同信仰并捍卫 马克思主义，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目标而奋斗。” 这场民间的民主运动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向凡是派的夺权斗争当时相互依存、互相 消长。邓小平在党内斗争中借助了民刊和民主墙的大字报运动来助威，而民刊和大 字报运动也藉着邓小平的口头支持壮大声势，向前发展。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 日，邓小平在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 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评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 ”《人民日报》在发表邓小平的这番讲话时，还配发了题为“人民万岁”的社论， 文中说，“让人民说出他们想说的。如果人民感觉到能自由讲话，说明党和政府有 力量和信心。”邓小平讲话的第二天，在民主墙前的集会人数有七千多人。二十八 日的集会人数增加到两万多人。在上海等地，也有大规模群众集会。民主浪潮席卷 全国。 在一九七八年年底结束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凡是派全部失势。除华国锋名 义上还保留着中共中央主席的头衔外，他的政治伙伴几乎全部被革职或调离了重要 位置。邓小平的“实践派”大获全胜。随后不久，邓小平就表现出对民间的民主运 动的不耐烦，因为他已不再需要民间力量为他与党内对手的较量推波助澜了。很快 ，魏京生被逮捕，以“反革命煽动罪”和向外国记者“泄露机密罪”被判刑十五年 。各地主要民刊的主办人被逮捕，民间刊物被严格禁止。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 被镇压。 虽然民间刊物被取缔了，但民刊所发出的不同声音以及这种抗争精神对官方报纸 等媒体后来在对舆论一律的突破中产生了相当久远的影响，它为人们的思想解放和 继续向极权挑战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起点。后来震撼世界的八九民运，可以说就是 当年播下的民主种子。（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