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依附：可怕的文化遗产 ——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游荡的一个幽灵 ·子 夜· 中国人民在追求民主化进程中，面临的敌人是多元的、凶恶的。但是，最可怕的 敌人，也许就是这个民族自己所一直承担着的文化包袱——就是无所不在的人身依 附关系。这是一种可怕的历史遗产，如同奶汁，既滋养了共产党对个人独裁的依附 ，也哺育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整个民族对作为独裁象征的共产党的依附。从“四五 ”到“六四”，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前仆后继，不但屡屡失败，而且本身呈现出 一种在历史文化中挣扎而无法解脱的痛苦。 这就是至今仍尚缠绕着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幽灵。之所以称为幽灵，是因为 它触击到了人们最敏感的、也是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扭曲的国民性。知识 分子也在劫难逃。 一、中国人喜欢民主吗？ 曾经有人指出，波澜壮阔的“八九”民主运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它 起初一哄而起，又随血腥枪声一哄而散，除了流亡在海外者或身陷囹圄者，为民主 激动的人越来越少，似乎完成了一场梦，或者说，中国人仅仅在五十六天里对民主 表现了追求。 随后，在苏联、东欧事变短暂的惊喜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对这种追求民主的 后果(严格讲应是特定现象)噤若寒蝉，甚而对自己的民族忧心忡忡。尤其身处在大 陆的知识分子，包括“六四”中的激进人士，在中共选择性的电视画面前，不禁出 现了“黄祸”、“暴民政治”、“民族崩离”的幻觉。不遗余力推销“新加坡经验 ”的李光耀趁机再次提出强权政治的必要，说好的领袖与人才比直选更重要，廉洁 的政府与严正的法治比民主更能使社会长治久安，经济增长比人权保障更加实惠。 邓小平更是在“冷静观察”、“韬光养晦”以后，似乎自认为从莫斯科人排长队购 买面包中大彻大悟，一相情愿地提出了通过发展经济“救党救国”的思想。 离开民主谈领袖，离开制衡谈法治，离开人权谈经济，是所有做着“开明皇帝梦 ”的人的药方，其最终的谜底，就是封建专制独裁下特有的人身依附关系。做“好 皇帝”的梦，谁做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是整个民族盼望在出现一个“好皇帝” 的梦。 “六四”民运的失败，本身就是许多人企图依附本性难改的中共进行改革的幻灭 。事实上，远在“六四”之前，当中国人为民主奔走呼号时，共产党奶汁哺育出来 的现代人身依附已经顽强体现了出来。例如，人们发现，无论是政经改革，还是文 化与思想的改革，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对于某些方面物质利益的痛苦，往往不及 对于失去人身依附关系所造成的恐惧和痛苦。一方面，许多人在追求发达国家已经 模式化的现代文明生活，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人始终依恋着昔日给自己生活的安稳 和保险所赖以存在的人身依附背景，正是在这样一种矛盾的文化冲突和心理冲突进 程中，中国人才感到了自己所要经历的改革有可能失去比预料的还多。 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前，笔者在国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八十年代开始的 经济体制改革中，作为整个社会的宏观的经济活动，打破了由国营企业一包天下的 局面，不但合作制形式的集体企业大量出现，而且个体经营者也如雨后春笋。相当 一部分国营企业，开始把职工的利益同整个企业的经营效益结合起来，实行奖勤罚 懒(事实上在中共体制下很难做到这一点)。中共尝试打破昔日的大锅饭，期待由行 政领导部门包揽生老病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即使有，也削减相当比例)。 中共保守派暗中窃喜的是：正是在这种情况的冲击下，许多人表现出了一种惶然 不可终日的恐惧。相当一部分人，对个体经营户所获得的巨大利润都公开地表示了 羡慕，并且承认这是他们理应所得。但是，他们同时却又不愿自己去尝试一下(尽管 在很多情况下，社会舆论和法律政策允许他们尝试)。除了各种原因外，很大的一个 原因，就是他们担心一旦走上个体经营的道路，脱离了长期包揽自己生老病死的行 政领导以后，将会失去一种使自己带来保障心理的人身依附关系。没有人可以直接 领导自己，要全部靠自己“闯江湖”，去谋生，去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问题——尽 管这一切都是可以解决的，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痛苦。 奇怪的是，甚至那些已经走上了个体经营的人，尽管他们所获得的好处将完全可 能弥补失去的空白，尽管他们知道，随着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诸如生老病死的问 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他们同样感到了一种灵魂上的空虚:自己处于一种没有人“领导 ”的地位，起码，他们不能象千百万职工那样，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按月领取 工资，遇到本人和家庭有什么问题时可以去找行政领导解决。八十年代一些个体户 自叹“除了钱以外一无所有”，至少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心态。 这仅仅是失去人身依附以后所造成的痛苦中的一例，而且还仅仅是一种初期的、 肤浅的现象。事实上，由于改革而使人们失去人身依附关系所造成的痛苦，涉及的 背景和范围是广阔的，触击的内涵的文化传统是深刻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某种 意义上，概括中国目前的国情，改革所给人们带来的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失去这种 人身依附后的痛苦。这种痛苦所需要人们付出的承受力，远非物价改革、工资改革 之类给人们带来的承受压力所能相比。从比例上说，更多的人是不习惯在没有“领 导”人管理自己日常生活的状况中存在的。由国家(实际上是各类行政部门的官员， 甚至包括大部分党的政工官员)包括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不但在八小时工作时间内， 而且在八小时以外，人身依附无时无刻不在起着作用。当整个国家机器由于官僚的 无能和惰性而使这种包揽给人们造成巨大不便时，人们仍然感到这种做法是一种保 险，失去它将是一种巨大痛苦。 正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人们宁愿放弃优厚的物质利益，而屈服于低工资的国营 企业；人们宁愿围着饿不死、吃不好的大锅饭，也不愿拂袖离去尝试一下自主经营 的风险。许多人尽管由于个体经营而有生活和医疗后备储金，或者已有能力去参加 社会性的医疗保险，却对浪费极大而又效率极低的公费医疗制度表现了极大的羡慕 。有的人，不管自己所做的事业对社会是否有益，自己的工作效果是否会获得社会 的承认，而一味地仅仅希望以得到某个行政领导的赞赏为满足。 人们可以发现，建国四十多年来最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大至邻里纠纷，小至家 庭矛盾，夫妻吵架，往往不是通过社会机制进行调节式来解决，而是由本单位领导 去调解。一些严重违反了法律或法规的事件，往往也不是通过法定的程序进行处理 ，而是由各自的领导人私下了结。这种对行政官员的人身依附关系，从横的方面看 ，普遍存在与社会每一单位、部门，从纵的方面看，又是层层依附，个人依附地方 ，地方依附中央，无论哪种依附关系都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这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特点。 二、依附的留恋和沉淀 当海外民运处于低潮并且民运人士内部纷争激烈的情况下，一部分人对将魏京生 称为“中国民运第一人”有着共识。魏京生有此称号对中国民主化进程是否具实质 意义，人们尚可讨论，但至少，魏京生脱胎于共产党专制的奶汁中，换骨于人身依 附到处可见的中国社会，与沉重淀深的传统负面文化决裂，确是民主的先声。 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实在是事出有因。民运内部的人事纠葛，不会引起人 们讨论的兴趣，但有一点也许人们并没有引起注意，这就是一些人心灵深处，仍然 存在着将民运人士分化三六九等的心态，“六四”之后流亡海外的，往往对“六四 ”之前流亡海外的有着偏见，或者更戳破一层窗户纸，“体制内”的民运人士对“ 体制外”的时常保持着一定的心理距离。人们实在不会去指责那些曾作过中央“智 囊团”的人物。也许，他们的特殊经历可以显示出更大的活动能量。但是，如果把 这种体制内的特殊点面作为一种正面的宣传效应，则很使人担心这里本身有无对共 产党统治的依附留恋。如果人们对共产党制度在全世界分崩离析之时，而中国民主 化进程中再次出现新权威主义思潮，或单纯依靠经济发展促进民主政治完成，或依 靠中共人士方面的“开明政策”实现改革的梦想屡见不鲜的时侯，人们化验一下共 产党乳汁培养的文化细胞，也许可以发现对专制的人身依附遗产因子。我们不能仅 仅检讨这个制度，检讨这个国家，也应检讨自己。中国人民争取民主，不能靠同共 产党谈判取得。当人们开出各种海外民运回国回家的条件时，当人们呼吁中共为“ 六四”平反时，不能只认为是与虎谋皮，而且应该问一下，自己是否还留恋或依附 着什么。 我们，包括所有为中国民主化进程努力的人士，对自己的检讨，便在某种意义上 代表了对整个民族的检讨。因为，这是一种文化的检讨。 同样，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当人们担心上述言及的人身依附会失去时，便会想 方设法为自己张开一顶保护伞，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排他性，甚至不择手段地为建立 某种人身依附而去破坏另一种(仅仅是别人的)人身依附。一般来说，由于人身依附 本身是对人格的独立和道德的净化的一种否定，因此，它也就滋生出种种变态的人 际关系。在国内，人们习以为常的走后门，批条子，搞批件，买配额，拉关系，请 客送礼，行贿受贿，都很容易在人身依附这一问题上看到它的影子。人们已经发现 ，由于许多商品实行双轨制价格，给走后门，批条子创造了条件，那么，又有谁担 保，即使实行物价的单轨制，就不会出现走后门、批条子呢？甚至在今天，也许不 是没有任何一种产品实行单轨物价的，那么，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人们难道不会 考虑到人身依附这样一种效应吗？不是靠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调节物质产品的供求 ，就是靠人身依附关系来解决不同的供求。 这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例证。至于这种人身所带来的人格和道德的堕落，人们已经 熟视无睹。“六四”期间人们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四年后埋头捞钱的世纪末心态， 是一种巨大的道德反差。这是人身依附文化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种惩罚。事实上 ，长期以来，国内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有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相当多的人并不思考 自己工作的社会效益，而唯一的目的就是取悦于上司——他需要依附于上司而顺利 地达到人生的目的。需要依附别人达到人生目的的人，显然对于别人依附于自己也 心照不宣。在这种双重利害关系下，拉邦结伙，划地为牢，占山为王，不但成了国 内众多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普遍现象，而且也污染了海外民运赖以生存的自由和民 主社会。人们深恶痛绝的“内耗”，往往都是源出于对失去人身依附的一种恐惧心 理。同时，也正是由于不同的人际关系，使一些人得到了他本不应得到的东西。人 们即使失去更多的物质利益也不愿失去人身依附所给予的“安全保障系数”，这种 根植于整个民族的历史惰性，不可避免拖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后腿。 三、可怕的历史遗产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人身依附关系在中国并不是近三、四十年的事情。而是整个 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负面产物，同时，又是这种民族文化正在衰落的见证。它的产 生和存在这么久，迫使我们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寻找解开这个问题的谜底。 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力，这种凝聚力，使中国民族的文化 传统没有象其他几个文明起源地的文化一样短暂地消失，而是拖延了几千年。人类 在原始的生存时期，由于同自然抵抗的力量薄弱，一般都是依靠群体生活而形成自 己的生存基础。这种方式保证了每一个人的最低生活标准，同时也促使每个人形成 了依赖这个群体的心理习惯。当私有制出现以后，人们便有能力逐渐化整为零，按 照各自的方法寻找更好的生活效益时，这样的群体社会逐渐解体，小单位的细胞活 跃充斥并瓦解了原先的群体。人们由于自身的独立趋向而逐渐克服着对群体生活中 的人身依附心理。 在以往的理论中，人身依附关系往往是指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封建主对土地所 有权以及农民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但是，很容易理解，从原始社会的群体社会一 直到奴隶制时代的奴隶生活，人身依附关系的色彩更加鲜明。在古代罗马，甚至一 些独立经营的小农，或因欠商人的债务，或因避免豪强兼并和税吏压迫，宁愿依附 大土地所有者，以求保护自己的土地和人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 一个差别，西方封建社会形成之际，各地区的统一基本上是逐渐被破坏的。如罗马 帝国衰落之际，各地区之间的联系随之削弱。大田庄日益成为自足的经济单位，大 土地所有者一方面以接受托庇为名，兼并个体农民的土地，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和 扩大经济利益，往往反抗国家的税收、兵役和其他征调。一种强烈的经济和政治的 独立倾向日益表现出来。与此相反，在东方国家，封建社会的形成，却是对各地区 的独立性进行限制并不断集中权力于中央的过程。东方封建国家一般都以古代社会 承袭了庞大的国家组织形式，实行较为集权的统治。 东方的印度和日本，虽然也在中古后期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但由于长期存 在经济分裂状态，由于各地理之间的差别，地方上仍然保持着极大的独立性。唯独 中国，始终保持了经久不息的名副其实的中央集权制度，其源远流长，影响之深， 根深蒂固，实属历史罕见。人们已经从政治、历史、地理诸方面分析了产生这种集 权制的背景，这里不必再赘述，但笔者唯想指出，正是这样一种长期形成的中央集 权制，促使了中国民族一种忽视自己独立生存意识，单纯追求“贤明皇上”的人身 依附心态。这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人身依附文化。 典型的中国封建文化，就是帝王一统天下的家长制。臣听君命，子听父命，妇听 夫命，三从四德便是充满了这种人身依附的封建色彩。在历代史书中，凡是对某一 个时期、某一个社会的赞扬，除了着眼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外，更多的是落笔于宅的 “贤明皇上”，安居乐业，天下统一。 这种带有明显奴隶制时代人身依附色彩的封建社会，在中国竟然延续了两千多年 ，超过任何一个文明国家。这实在不使人不想到它所给人们造成的依赖心理将是如 何沉重。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可怕遗产。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唯一能 刺激封建文化和封建经济转向资本主义文明的因素，一直被抵御于国门之外。从理 论上讲，奴隶制和封建制都是私有经济，但是，由于中国历史悠久的庞大的中央集 权因素，实质上仍然是国家集中管理的经济体制，极其缺乏私有经济那种随时处于 竞争和淘汰中的活跃因素。一些专家曾经提出，中国实际上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私有 经济，那么，由此也可推断出，芸芸众生的大国民众，他们对于切身利益的保护， 乃至对于自身生活条件的改善，并不寄托于竞争中刺激经济的发展，而是寄托于有 一个好的“皇上”，有一个贤明的“父母官”、“青天大老爷”等。时至今日，人 们对于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所面临问题的分析，仍然停留在对中共高层人士变动的预 测中，，而丝毫不去触及整个文化根基，那么，就很容易使人相信，这不是拒绝人 身依附的可怕遗产，而是仅仅停留在如何改革遗产分配方法上。 四、人身依附的重要瓦解剂 中国的人身依附文化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与人口的相对静态有密切关系 。 中国私有经济的贫乏，以及中国长期的集权制统治，不但形成了中华民族那种缺 乏活力的凝固剂以及对权势的依赖心理，而且限制了本民族之间，本民族和外民族 之间的流动。八十年代之前，夜郎自大的心态，闭关锁国的方针限制了海外自由经 济的渗入，同时也限制了中国人自己走出小田地呼吸世界空气的机会。中国在相当 长一个时期内，人口的迁移(包括通过移民开发经济和平衡劳动力)比世界上任何国 家都要困难。事实上，没有人口迁移的自由，没有不间断的移民活动，任何一个国 家也不可能打破国民的人身依附心理。反过来说，正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以及不 间断的移民活动，使西方国家的国民形成了一种寻求自由、寻求自身价值，积极参 与经济竞争和敢于面对有被淘汰危险的活力世界中。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很少出 现象中国这样根深蒂固的人身依附心理文化的原因。 当今经济发展首屈一指的美国，是由多种民族组成的，但我们可以注意到，即使 这些移民大部分来自英国，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类型，因而具有不同的文化心态。 其中一部分生活在北部诸州，他们大部分是新教徒，为逃避英国宗教迫害而去。这 部分人往往性格坚定，能忍受艰难，渴望逃出原先的宗教依附生活并在一个新的大 陆里创造世界。他们不鄙视艰苦的体力劳动，只求自由生活而不依附任何君主。而 另一部分并不出于受迫害原因而移居美国，其中大部分是贵族，也许仅仅对在美国 更有利于栽培烟草和棉花等作物感兴趣。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南部诸州，始终割不断 对于自己祖国的怀念，以及对于原先君主生活的依赖心理。他们也需要别人对自己 的依附，这就是为什么原来南方诸州形成了新的奴隶制的原因。无论如何，这两种 人都通过迁移到了一个新的国度，而彻底或部分地切断了自己人身依附的后路，凭 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人生的幸福。 自美国立国后，已有四千多万移民蜂涌而至。形形式式的移民，都怀着同一个目 标：寻找在本国无从获得的机会。这里面有：土地和自由的寻找者，冒险家和与世 不合群者，商人和艺术家。不管是什么人，都是为了摆脱他人对自己的控制和自己 对他人的依附。因此，即使一些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也依靠着对个人自由的渴望 ，满怀必胜的信念，通过艰苦的劳作而获得了成功。 一般来说，异乡土地的居民对于移民并不是友好的，甚至抱有敌意，然而，正是 由于这一点，使移民抛弃了任何依附他人或指望他人施舍的奢望，自己谋取生存和 发展。在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中，人们绝对不可能想象，在一个由不同种族、不同祖 先组成的社会里，还会产生任何人身依附为特点的集权制，人民不需要这种依赖， 政府也不会为这种依赖提供保障。也恰恰是这种没有任何人身依赖关系而强调各自 独立的社会，经济将处于最高度的竞争状态中，不断刺激社会走向新的文明和新的 繁荣。 人们可以发现，人口的迁移和不断的移民，将会促使每一个人培养独立自主的性 格。在迁移过程中，移民不断使自己适应新环境，以及融合移民文化和土著文化。 专家认为，融合的成功取决于移民的个性、文化习惯和价值、迁移动机和期望，也 取决于接受移民社会的价值和规范，特别是流行的偏见和隔阂。这里，本身就形成 了对是否敢于抛弃依附心理的考验。 至于阻碍这种迁移的因素，则是对地区差别的否定评价。就中国来说，阻碍这种 迁移的因素，包括了对既得利益的依恋，以及因人身依附造成交流方面的障碍，交 通方面的困难和集权政府对迁移的偏见和管制。在封建专制主义时期的中国，排斥 外来文化，从君主到臣民，囿于自己一个小天地，按照严密等级制度，编织着自己 的人身依附网络。一个人经济上能否获得最大利益，以及在政治地位方面的荣辱兴 衰，完全取决于他们所依附的人身靠山。既然跳不出这种人身依附的小圈子，当然 更不可能投身于迁移活动中，切断自己的人身依附后路，而大胆地去寻找新大陆、 新天地。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中国这样一个内陆国家的中央集权制给人们心理和文化传 统投下的巨大阴影。这种阴影，在中共建国后，又由于蒙上了一种“社会主义”的 色彩，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侯都显得隐蔽而又根深蒂固。因为，它比以 往任何时代都彻底杜绝了私有制，从而也就比以往更彻底地限制了人们独立自主地 发展经济或政治的能力。 最近，国内风传中共当局将取消户籍制度。笔者实在难以想象，这对中共将意味 着什么。中共在邓小平主政的改革，有许多底线是不能突破的，包括党禁和报禁。 而户籍制更是中共精心编织的一张政治上的人身依附网。当这张网什么时侯撕破了 ，也就意味着中共对人民的控制到了回天无术的地步。 五、国民的人格障碍症 现在，我们从更广阔的背景下探讨这种人身依附造成的文化后果。 重要的是，我们从更广阔的背景下探讨这种人身依附造成的文化后果。 重要的是，正是在这种统一的人身依附关系网中，整个民族似乎都患了一种人格 障碍症或性格障碍症。这里一种正常的社会心理状态，它的表现特点是难以改变的 既反社会又反个性的行为，而并非会使患者本人感到痛苦和烦恼的心理或者情绪的 疾病。既然人们都把自己系在一种人身依附的等级管理制度下，不去思考如何发挥 自己的独立创造以适应整个社会的需要，而把大量的精力花在如何适应自己所依附 的行政单位和党政部门，并为此不断地改造甚至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由这种人身 依附而造成的人格障碍的患者，只要碰到小小的困难(一般取决于被依附者的喜怒哀 乐)，就会走向两个极端，或者是过分的激动，诅咒自己的依附者；或者一筹莫展， 千方百计加强依附者的“自我表现”攻势，或另起炉灶寻找新的依附者。 在这种人身依附下形成的人格障碍患者。控制不住自己对人的敌对情绪，待人反 复无常，不能跟人建立长期稳定的信任关系。有时从表面上看，似乎朋友一大帮， 抽烟喝酒不分彼此，但却各心怀鬼胎，都在努力使自己处于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中的 有利地位。在所有这些患者中，将有极少数人表现出最复杂的症状——对抗社会性 的病态人格。他们是在争取维护人身依附关系中彻底失败而又不愿自立于社会的患 者。这种采取与社会同归于尽的患者，本身就是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实践中产生 的悲剧。 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且不说从更长远目标看中国民主化进程，仅就目前所进 行的经济改革中，给一部分人带来的失去人身依附后的痛苦，恰恰就是这种人格障 碍的表现。这是治疗几千年形成的人身依附心理所必然要造成的痛苦。只有经历这 样一场痛苦的冲击后，才能最充分地发挥社会每个个体细胞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 活动中的活跃因素，并由此而把原先颠倒了的社会关系重新颠倒过来。 六、具有正面效应的冲击波 我们当然不会拿出治疗百病的药方。对于漫漫几千年形成的人身依附心理和文化 ，只能对症下药，而所有这些弊病，并不是孤立的，应是与一系列中国国情中所存 在的弊端一脉相承。实际上，积极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支持现在哪怕是最低限度 的改革，以及整个民族对传统文化负面因素进行反思，都将有利于形成对这种人身 依附关系的冲击波，尽管它对某些人来说，将形成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和精神上的极 大痛苦，但对于整个民族的调整适应民主化进程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一堂课。 国内目前正在进行的变化，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否定人身依附文化具正面效 应： 一，党政分开和党政领导对企事业干预的减少。党政分开，本身就否定了作为政 策的制定者有必要直接参与或干预经济活动的理论。这对于打破业已形成的人身依 附关系是一个相当大的前提。然后，行政领导减少对经营活动的干预，社会的一切 活动围绕经济效益，而不是围绕某些领导的意志甚至个人性情嗜好，这就切断了形 成人身依附关系需要的前提。 二，经济大潮虽然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但是，随着社会各个领域的竞争体制的加 强，那么，人身依附关系所赖以存在的文化背景也随之减弱。人们将充分考虑自己 在社会上的价值，以及个人作为自由的活动者将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为社会谋 取效益，而且也会个人谋取效益。只要自由的个人所获得的效益以及各方面的保险 系数大大超过国家或行政官员给予的，那么，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其他也就毫无意 义，失去后也就谈不上什么痛苦了。 三，普遍提高每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消除长期以来存在的国民的麻木性，在把 公仆和主人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以后，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承担相应的 社会责任。这种对社会的责任感，并不表现在对完成某项领导意旨的成果上，而是 表现在独立自由地进行选择、分析、比较，通过最佳最优的工作途径达到最大的社 会效益(当然也包括经济效益)，尽管有时会同领导意旨发生冲突，甚至造成人事关 系的某种紧张，但是，在克服了人身依附的心理后，它不会造成任何痛苦。 四，在所有的社会领域里，减少利用行政手段进行调节的方法，而是更多地通过 经济规律，市场规律进行调节，有助于促使更多的人跻身于有效的经济活动中。减 少行政环节，也就减少了人身依附的必要性。在需要加强管理的今天，尤其应该防 止随着这种需要的增加而形成新的家长式的管理。早期那种着重职工福利和家属生 活问题的行政管理，显然是造成人身依附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国内目前的人事 行政管理，已有趋向加强专业化的迹象，尽量减少对职工一揽子包下的办法。已经 出现的社会性职能部门，既能有效地解决某个专项问题，也能点滴地消除人们产生 新的人身依附心理。 五，在全民中培养法治观念，扭转通过人治调节社会生活的现象。一个国家是走 向法治还是人治，也不能寄希望于领导人的“开明”之上，而需要通过全民族的法 治意识的培养。当社会公众普遍意识到一切行为只有通过法律进行调节时，那么， 原先存在的人治便会相形见绌。不能指望哪一天由哪一个领导人宣布要实行法治， 而是当全体公民醒悟到要实行法治并可能为此付出代价之后，法治社会才会出现在 地平线上，人身依附关系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才会被埋葬。 六，社会的进一步分工和实行更具体的专业化，将迫使更多的行政官员减少干预 民众社会生活的机会。这也将成为最终地根除人身依附关系的一个机遇。 共产党如果作为一个政党，也许它将可以更容易地冲破人身依附的文化网络。问 题在于，中共严格讲并不是完整意义的政党，它是一种个人独裁的象征组织，它的 组织、成员无一不被个人的统治而不是政党的统治依附着。点破这个问题的实质， 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面临着诸多的文化冲击，而对于人身依附的失去，对许多人来 说是其中最痛苦的。人们从这种痛苦背后，已经预见到它将给中国人民带来独立、 自主、充分显示个人聪明才智的机会。人们通过失去人身依附的痛苦，而换取了文 化与文明的更新，这种价值的转换，将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才能真正看到它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