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霸道 ·王若水· 一九七二年底，由于我上书毛泽东，支持周恩来批左，反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引 起毛的不悦，批评我“也不高明”。随后，在《人民日报》掀起了一场对我的大批 判。毛对姚文元谈到这件事时，追述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干部 的一次谈话，说他当时讲过汉宣帝批判太子刘示的故事。毛说，看来他们没有听进 去，或者没有听懂。 姚文元叫《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把当年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给他。当年聆听过那 次谈话并仍然健在的人有四个：胡绩伟、王揖、袁水拍、王若水。我们在一起回忆 谈话的内容。虽然时隔十五年，但因为是毛泽东的谈话，印象还很深。我们四人都 不记得毛在一九五七年讲过这个故事，看来是毛泽东自己记错了。但大家都记得， 毛说到西汉后期的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并说邓拓象汉元 帝，“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汉元帝即刘示，史称他“柔仁好儒”。毛泽东讲的那个故事，《汉书》和《资治 通鉴》中都有记载。刘示作太子时，有一次谈话中建议他父亲宣帝用儒生。宣帝变 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宣 帝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 知所守，何足妄托”。说完叹了口气：“乱我家者，太子也！” 毛泽东有没有在一九五七年讲过这个故事，并不重要，反正毛两次提到了汉元帝 ；重要的是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他自己从这个故事中悟到了什么。这是一 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据史书记载，汉宣帝对太子这一次讲的话如此老大不高兴和忧心忡忡，以至于从 此对太子疏远而喜欢好法律的次子刘钦，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刘钦为太子。然而刘示 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建议的呢？他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 恽、盖宽饶等坐刺叽辞语为罪而诛”，因此说他父亲“持刑太深”。刑名之学属于 法家。颜师古引刘向《别录》说，“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以名责实，尊君卑臣 ，崇上抑下”。刘示认为他父亲“持刑太深”是因为采用了法家办法，所以建议他 用儒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这件事发表了一通议论。他说，王道霸道并没有根本 上的区别。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称为“王”；诸侯结盟讨伐背叛的封国以维护王 室的，则称为“霸”。不论“王”或“霸”，都是本于仁义，任贤使能，赏善惩恶 ，禁暴诛乱；只是“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 白黑、甘苦之相反也”。他对汉宣帝的“王道不可行，儒道不可用”的观点很不满 意，说俗儒固然“不足与为治”，但真正的大儒还是有的，云云。他说了这一大篇 ，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只是在和稀泥。 汉宣帝和太子的分歧是法家和儒家的分歧。在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上，儒家和法 家是争论很激烈的。儒家主张复古，法家主张改革；儒家主张礼治，法家主张法治 。法家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主张用严刑重罚治国，而儒家强调仁义教化，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形态的功能。想要富国强兵，采用法家是必要的。商鞅 见秦孝公，第一次大讲“帝道”，孝公听得打磕睡。第二次讲“王道”，还是听不 进去。第三次讲“霸道”，这才听出味道来。商鞅后来终于受重用，使秦国富强。 秦始皇统一天下是法家的胜利，焚书坑儒是对儒家的沉重打击。 汉初接受秦朝暴政亡国的教训，与民生息，实行黄老之治。到汉武帝时，接受了 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如此，汉武帝自己却是不大遵守儒 家那一套的。武帝杀人如麻，每年处决的囚犯达数万人之多。某一官员有罪，部下 要连同处罚。使用酷刑，判刑宁重毋宽。冤枉好人的，没有关系，从宽处理；对罪 人判轻或放走的，就要杀头。这种苛政是违背儒家教导的，以至后来宣帝想给武帝 的祭庙定庙号时，还有大臣从儒家的观点表示反对，说武帝把老百姓害得太苦，“ 无德泽于民”。 宣帝身世特殊，从小在民间长大，了解百姓受酷吏之苦，即位后采取了一些缓和 措施。他听说河南太守黄霸为人宽厚，执法公平，就任命他为延尉正。他还征召了 儒家知识分子夏候胜。可见宣帝并非不用儒家学派的人。路温舒曾上书宣帝，说： 秦王朝犯了大错误，其中的九项汉王朝都改了，只有一项还存在，就是任用狱吏。 审判和囚禁是天下的大事，因为死了的人不能复生，被砍掉的肢体不能重新长出来 。希望皇帝“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宣帝对路温舒的建议比较 欣赏，不久下诏要求审判公平，而且亲自裁判一些大案。但并没有根本的改革。他 自己后来又滥杀好人。被杀的或是能臣，或是贤人，不过是讲了几句不中听的话， 就惨遭杀身之祸，包括大臣盖宽饶、杨恽。 盖宽饶是司隶校尉，此人刚直清廉，多次冒犯皇帝。当时宣帝正用刑法，信任宦 官。盖宽饶上书反对，说这是把刑余之人(宦官)当做周公、召公，把法律当做《诗 》、《书》，又引《易经》的话，主张“公天下”而不是“家天下”。宣帝恼火了 ，认为这话充满了怨恨诽谤，要查办。有的官员挑拨说：“盖宽饶是想宣帝把天下 禅让给他了，这是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认为盖宽饶是忠心正直的人，只是词不 达意，上书为盖宽饶辩护，说：盖生活朴素，“居不求安，食不求饱”，是爱国的 忠臣；由于他的职务是察隐侦私，又由于他的性情耿直，得罪了许多人，求皇上宽 恕。宣帝没有理会，下令逮捕。盖宽饶用佩刀自刎。百姓无不痛惜。 杨恽的父亲当过宰相，他本人是个廉洁无私的人。他因为对宣帝杀了不当杀的人 有些不满，背后议论了几句，大意是正派的人未必有好下场。这事被人揭发，贬为 平民。杨在家赋闲后，大肆购买产业，靠财富过舒服日子。有人写信劝他：“你原 为大臣，罢了官以后，应当闭门不出，做出一副惶恐可怜的样子，怎么还大兴土木 ，广交宾客，毫不收敛呢？”杨恽回信说：“我自问罪过很大，行为也有欠缺，决 心当一辈子农夫，所以带着妻子儿女种田。现在我受到惩罚满三年了，自己过过快 活日子，也不图富贵了，不知道有何不可？”这封信稿后来被查出来，于是被判大 逆不道，腰斩。 盖宽饶、杨恽都不过是小小地冒犯了皇帝的尊严，宣帝就容纳不下，非要置人于 死地，也难怪刘示要劝父亲了。宣帝批评儒生的话也许不无道理，但这不能为他的 “持刑太深”辩护。他杀盖宽饶和杨恽，主要是因为他们冒犯了他的尊严，是因为 他要用重刑来使臣下对他诚惶诚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种话， 本来是不能公开说的，只因为要教导儿子，怕儿子心太软，将来坐不住皇位，才脱 口说出来。可这一句话，道破了汉朝皇室的统治秘诀。其实，这不仅是“汉家制度 ”，以后各个朝代，莫不如此；所谓“阳儒阴法”是也。鲁迅说的好：“在中国， 其实是彻底未曾有过王道。”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确是 兄弟，这之前和这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且介亭杂文集，关于中国的两 三件事》) 平心而论，法家并不是只要刑罚，而是要有赏有罚；刑罚也不是越重越好，而是 要公平。所谓刑名，就是循名责实，而定赏罚。刑罚的目的是消灭犯罪，“以刑去 刑”，而不是“残民以逞”。所以，不当罪而诛，是违反法家精神的。不过，法家 是主张以言定罪的。《韩非子》中第一篇《初见秦》说：“臣闻：‘不知而言，不 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者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这真是吓死 人。可这种话，当皇帝的是高兴的。专制君主并不在乎哪家哪派，他只拣其中对他 有用和他所喜欢的来实行。至于儒家希望君主行仁义，法家希望君主依法办事，那 就不那么容易了。在专制制度下，儒家和法家的理想都是不能实现的，只不过成了 王朝统治的两种互相补充的工具而已。 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当时我不是编委，因毛点名 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当众批评邓拓。那是为“百花齐放”方针宣传的事，本 和汉帝批评太子的事扯不上，不知毛怎么会冒出一句：“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 不可！”我看他满屋都是线装书，床上也是一大堆，心想大概是读得入迷了，看到 邓拓温和，就想起刘示。对汉宣帝的枉杀良臣，毛无动于衷；可看到宣帝批评太子 的话，他就很欣赏。当时正强调双百方针。毛大概也在实行“霸王道杂之”：人民 内部实行“王道”(批评自我批评)；对敌人实行“霸道”(专政)。可是，尽管他提 倡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 戒”，一旦知识分子讲的话触恼了他时，他就马上把他们当敌人对待，实行“霸道 ”了。在这次批评邓拓后不久，毛就发动了“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另一次谈到王道霸道是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日，当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中 央会议，议题是工业、农业、市场等问题。在李富春讲话时，毛插话说：“工农商 都要挂帅，只是工挂帅，李先念不挂帅不行，要有点霸道，不要太王道。”(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45-846页。)其实，这个问题和什么“王道 ”“霸道”不相干，加上这一句，只是表明毛的心态。不久毛泽东就在庐山会议上 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斗争，“霸道”起来了。 毛泽东自称把《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可说读破了，还觉得不够；再加上读《 二十四史》和其他古书，他在这上面花的时间是多得惊人的。在中南海那样的环境 ，他整天埋头读古书，沉湎于帝王将相的故事，不知不觉把自己想成皇帝，用封建 时代的思维框架来设想当代中国的事情。他把各省委书记称为“诸侯”，把党内的 文字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称为“秀才”。文化革命前，有一次他对邓小平的讲话不 满意，就质问：“哪个皇帝讲的？” 毛也象皇帝一样，要维护他的绝对权威。谁冒犯了他的尊严，谁对他不够顺从， 就毫不手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彭德怀是这样，对刘少奇也是这样。固然， 他不主张杀人，可他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把人整得家破人亡。谁主张温和一点，他 就把谁看成是儒生。一九七二年他批评我在信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说“并 不高明”。可是我是援引周恩来的话；他直接批评我，间接批评周恩来。尽管周恩 来忠实地执行了毛在文化革命中的许多指示，可是毛看出来周在内心中是不同意文 化革命的。所以，周提出批极左思潮，毛就怀疑这是要纠正文革的错误。他讲汉宣 帝批评太子的故事，就是为他的霸道辩护。这和五十年代骂邓拓，是一脉相承的。 同时毛泽东讲这个故事还表明，他对周恩来不放心，不愿意周当他的继承人。从这 以后，我预感到周恩来的厄运。果然，隔了一年，毛泽东就授意江青搞“评法批儒”。 毛泽东欣赏法家，只是因为他认为法家讲专政，并不是要实行法治(当然法家的法 治也不是现代意义的法治)，他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他不但不从秦始皇的暴政接受教 训，反而自夸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如他，用这来恐吓知识分子，叫他们闭嘴。在文 化革命后期，毛已经意识到文革搞糟了，可他就是坚决不承认错误，还要“反击右 倾翻案风”。当时的“大批判”文章用恐吓的语气说：焚书坑儒是“镇压奴隶主复 辟的一场革命”。就是说，谁敢说文革不好，就准备活埋吧！ 毛对毛远新表示过：“任何时侯我都不下罪已诏。”这句话透露出：他清楚地知 道文革是场大灾难，可他绝不后悔。“罪已诏”这个词，再次泄露出他把自己想象 成皇帝，可他连一些有自我批评精神的皇帝都比不上。 毛泽东是共产党人，可是从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后，他不大读马克思主义经典， 更谈不上读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著作，而是一头栽进了故纸堆中，从《资治通鉴》 和《二十四史》中学治国之道，而他学的还是一套权术和霸道，这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