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一种雄心万丈的危险生涯 ——与王若望先生商榷 (北京) 周 舵 近读王若望先生的两篇大文，一篇刊布于《中国之春》120期，题目是“中共前途 的一种预测”，文中虽未指明，但有几乎一整页(题为“不要惧怕共产党倒台”)却 无庸置疑是针对我的，他所引的两节“代表性的意见”，几乎是《中国之春》117期 记者对我专访有关内容的原文照录；另一篇“与蒋纬国先生探讨”，刊于《北京之 春》第五期，则是对我的指名批评。鉴于王先生与我的争论，正是我认为当前我们 最应该重视的一个大题目(从共产主义时期到后共主义时期的社会变革中“渐进改良 ”与“激进革命”两条道路的选择)，而且很代表了一批人的观点，并非仅仅王先生 个人与我个人之间的分歧，因此尚值认真对待，庶几可通过反复辩论而达成某种共 识，以避免未来新悲剧的上演，因而不揣冒昧，撰此文以就教于王老先生。 预测的科学性和选择的主观性 我深知，预测中国的未来是件冒大风险的事。几年前我就曾半开玩笑地说过，中 国社会发展的唯一规律，就是“没有规律”四个字。因此，我不敢断言自己的预测 会多么准确，我只能说，第一，为了给未来的行动提供大方向的指导，无论预测多 么困难，这个预测还是非做不可。外国学者尽可以为了避免因预测失败丢面子而不 去作预测，我们中国人却不行，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情感和利益与中国紧密关联。第 二，我的预测，是出于某种“责任伦理”，即，出于民族责任感，出于“无论如何 也要设法避免最坏的局面出现”，那样一种极为沉重的心情，向世人敲响一记警钟 。第三，我不是在作那种置身事外、隔山观虎斗式的纯客观考察，而是在作一种既 提出自己的强烈主张、又据此行动的预测，一种把我们自己的作为放进未来历史变 革当中去的“反身性”的预测。就此而言，王若望先生说我的推测“掺杂着本人的 主观成分”，那是一点也不错，我明言自己提出的不仅仅是预测，而且是包含行动 主张和主观选择的“反身性”的预测。在这里，我倒是恰恰认为王先生初级教科书 式的“科学性”标准用得不是地方——且不说王先生自己的论断是否一点都不掺杂 他本人的主观成分。我强烈地主张，在这样一个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上，重 要的不仅仅是科学性(我当然要力求科学、“严密”)，而首先是负责任。我宁可提 出这样的口号：第一是负责、第二是负责、第三还是负责。“科学性”(其实我并不 同意使用这个词，因为它包含一个中国人很常见的误解，即“科学的”就是“正确 的”。这里姑妄用之)无疑非常重要，但是，科学有时会不够用，比如说对中国的未 来作预测时。这是王先生自己也承认的。正是因为对自己的预测没有十分把握，我 才反复强调谨慎和负责。在我看来，对没有把握的事情还要持一种信心十足的乐观 立场，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之所以用“唯一出路”这样的表达式，无非是 意在强调而已。感谢王先生指出这种表达方式的缺点，此后一律改成“最优选择” ——实际上，那篇蒋纬国先生提及的关于“唯一出路”的文章，本是发表于今年六 月四日《波士顿环球报》同一篇英文文章的中文稿，发表时标题早已改过了，给《 北京之春》的是老底稿，一时疏忽未及改正。 关于“左派持不同政见者” 反共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时髦。但这不是我今天要谈的题目。我想谈的是：反共有 各种不同的反法，而且不同的人也有很不相同的反共的动机。“动机”暂且不谈， 因为一提它就会让人动肝火，又最容易失之于主观臆测。那么就谈反共的不同反法 。 共产党制度生产出的各类持不同政见者当中，有一种叫作“左派持不同政见者” 。这一派人的共同点是：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共产党。这一派又可分为几个不同的亚 种，比如说，其中有的人认为，现行共产党制度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没有按照马克 思的教导搞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搞的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 义。有的人则认为，列宁并没错，错在斯大林，或毛泽东。例如前苏联著名的持不 同政见者麦德韦捷夫兄弟，就认为苏联的问题都出在没有搞真正的列宁主义。还有 一个当下更流行的“左派持不同政见者”的亚种，他们自以为是认同西方主流文明 的，自以为是在用西方的民主、自由激烈地反共，而且，事实上在某些具体问题上 ，他们也确实很激进、很反共，在历史上，他们也确曾对民主事业作出过某些贡献 ，然而，由于从来没有对马、恩、列、斯、毛作过认真清理，他们的思想体系、理 论框架，尤其是思想方法，基本上仍然是共产党那一套。事实上，他们当中的某些 人不仅仅是“党文化”的严重带菌者，而且是“党文化”菌种有意无意的传播者。 ——当然，所有大陆中国人不可避免地都是“党文化”的带菌者，差别只在于有多 有少罢了。 我不清楚王先生确切地属于这些亚种当中的哪一种(很象是最后一种)，我只知道 他可以很恰当地归入“左派持不同政见者”的范畴之中。这从他对西方当代学术思 想和论著(包括基本的政治学论著)极少涉猎，似可略窥一斑。 “党文化”和“对着干” 共产党文化最出色、最传神的通俗阐释者是毛泽东。他干脆剥掉马恩牌“党文化 ”精致的学术外衣，改用平实易懂的痞子语言，把其中的精义赤裸裸地袒呈于众。 比如，本来带有精巧哲学包装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崇拜、革命万能论，到了 毛的嘴里就变得极其简单明了：“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 的，我们都要拥护”。这句话在常识健全的正常人听来象是疯话，但在中国非理性 阶级仇恨的沃土中，却偏偏能长成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树。“文革”大疯狂的基本逻 辑之一，就是这种共产党、毛泽东的“对着干”的逻辑。在共产党人眼中，世界只 有黑、白两色(没有灰色中间地带)，伦理只存在善、恶两极(不可能一人兼有善恶) ，人群只分敌、我两类(谁不跟我走，谁就是我的敌人)。我们说，这是一个三岁儿 童眼中才有的世界，而共产党则认为，这才是他们的“科学真理”所揭示的客观真 实世界，而且是进入共产主义人间天堂之前唯一可能的世界。 真不幸，九十年代了，王先生已来到美国，却还在重复这一类话。在王先生看来 ，既然犯下了“六·四”屠杀的弥天大罪，邓小平就必定是句句话都错——包括“ 没有稳定，一切事情都谈不上”，包括王先生所谓的“十六字诀”(“四·五平反， 民心所向；六·四翻案，天下大乱”)。王先生似乎有必要指教我们：既然邓那么蠢 ，又干了那么多不可饶恕的大坏事，为什么“觉悟”的、“成熟”的中国人民至今 仍在他的铁腕下默默忍受呢？为什么几百万人积极参与的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却 在“六·四”以后的大清查当中，除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外，人人都千方百计地设 法证明自己什么都没做，而且当邓发表南行讲话之后，那么多的人还把邓捧为“伟 人”呢？王先生显然从未留心过社会学里的所谓“互动”，即各种社会力量、社会 因素(包括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在王先生看来，中 国就是一个天使—人民对魔鬼—共产党的两极世界，简单得很，清楚得很。现实世 界其实是这样：邓和共产党并非魔鬼，有时他们做的事也还说得过去；人民群众也 并非天使，有时他们做的事也会极其荒谬和残忍——我不知道，“文革”中的，希 特勒时代的，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那些如痴如狂的人民群众，到底是离天使更近 ，还是离魔鬼更近。王先生是文人，搞文艺的，如果不知道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纳粹 运动群众心理的分析，至少应该听说过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或弗洛姆的“逃避 自由”吧！ 和共产党蓄意歪曲的解说相反，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其实具有极为亲近的血缘 关系——不仅仅在于两者都是极权制度，都是对西方民主主流的反动，都是迫害少 数(差别只在于，前者是种族歧视，而后者是阶级歧视)，都打社会主义旗号(“纳粹 ”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字头缩写的译音)，还在于两者都极富效果地善于使 用蛊惑人心的宣传手法，去煽动群众性的非理性狂暴。希特勒和毛泽东，两者都是 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走“群众路线”的高手。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其 力量的源泉，深植于群众的需求及群众的潜意识心理基础之中，绝不是仅仅少数几 个恶魔般的野心家、病态权欲狂“利用”或“欺骗”无辜群众的问题(能被“利用” 、被“欺骗”，至少不能算是“成熟”、有“觉悟”！)。——来美国后，我吃惊地 发现，象这样一些在西方学术界已成常识的东西，对于相当大一批大陆学者和留学 生来说，竟然闻所未闻，被视为奇谈怪论！他们甚至不知道“看不见的手”。交换 学者和留学生尚且如此，王若望先生居然还能大吹一气什么“中国人的成熟”，亏 他想得出来。 在我看来，邓强调稳定，这并没有错，他是错在没搞清求稳定的方法；邓说“六 ·四翻案，天下大乱”也不全错，他是错在认为(或假装认为)“六·四”镇压干得 对，根本不存在翻案的问题。无疑，“六·四”翻案谁也挡不住，但之后又会怎么 样，是好还是坏，根本是件大可讨论的事情。正义性，这并不是评判事物的唯一标 准，一件很正义的事情，后果满可以很糟糕，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而且，“六·四 ”翻案的后果，本身就是“六·四”开枪这件事的深远后果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 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不能赞同开枪，除去它的非正义性之外，正是因为它的一系 列深远后果(包括翻案之后的)很可能会坏得超出我们的预料。须知世间的万千事物 本来就不象王先生想当然的那样简单，一方面，“六·四”镇压太不正义，所以此 案不能不翻；但另一方面，翻案将激起一股强烈的、只求复仇不管其他的情感浪潮 ，大为恶化民主制度创建所依赖的温和、宽容心态，所以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矛 盾的两难抉择之中——这很难理解吗？它诚然是共产党留下的诸多不良遗产之一， 应由他们负责，然而，并不是弄清了责任所在，难题本身就解决了；并不是只要“ 看透了中共残忍专制的本质”，建立民主制度的条件就都具备了。共产党所能做到 的最大的坏事，就是在自我毁灭的同时，也毁坏掉中华民族未来的前途。这并非绝 无可能。没有根据认为，中华民族注定了前景光明——至少是在未来的十年、二十 年之内。王先生看事情为什么不能稍微深入细致一点呢？ “党文化”和乐观主义 共产党的一大特征，就是“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坚信共产主义的正义事业 必胜”，或者叫作“信心百倍”(李先念老先生在“大跃进”期间甚至有名言曰：“ 世上没有我们共产党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大家总算都看清了，这一切豪言壮语 ，只不过是毫无根据的狂妄罢了。这种从骨子里的狂妄，是从祖师爷马克思一路传 下来的。马克思宣称，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发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规律 ”；还发现了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与这一必然规律的天衣无缝的吻合(如果说还有一 丝缝隙，即工人阶级自己反倒不曾意识到这一吻合的话，由马克思从外面“灌输” 给工人阶级也就弥合了这一微不足道的小小裂痕)；还发现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只 要消灭了它人间天堂便可建成；还发现了不仅整个人类社会可以按照他的蓝图通盘 改建，被认为万古不移的人性都可以按他开出的药方重新塑造；……等等等等。— —马克思只差没有直截了当地宣称他就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本身。 世间一切恶德中，后果最坏的莫过于狂妄，而世间一切狂妄当中之最恶劣者，莫 过于上述马克思式的“信心百倍”，即坚信不移自己掌握了“历史必然规律”。要 想驳倒这种类型的狂妄，不是这篇小文能说得清楚的，有兴趣者如果不耐烦读悉尼 ·胡克，卡尔·波普尔等大师的精彩论著，不妨读读拙作“论历史规律”、“再论 历史规律”。在我看来，对社会发展作预测，并不需要依据这样一种马克思式的“ 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否则这预测也未免太省事了)，只需要假定社会发展有一定 程度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的、跳跃的、急拐的——如同革命那样。革命之后会发 生什么，除去说“多半会有一场大乱”之外，我提供不出更多的见解。我主张不到 万不得已，不要搞革命(激进变革)，“乃知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理 由也正在于，急剧变革的后果通常都难以预测，通常都很难符合(哪怕是大体上符合 )发动者的初衷。实际上，这里涉及一个由来已久的大分歧——革命与改良何者为优 ，但此处不便详加申论，我只想问王先生，既然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坏——不 但不坏，甚至可以说相当好，又有什么样的充足理由非要用天翻地复的急变去打断 它呢？究竟有多少人会喜欢拿吉凶未卜的激进民主，来换取眼前到手的经济发展呢 ？有人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毛泽东，“四人帮”，以及红卫兵式的，“饿死事 小，不革命事大”的姿态)，指责这是奴才的怯懦、庸人的鼠目寸光，立论高则高矣 ，可惜全不可行，丝毫没有可操作的政治价值——且不谈这种主张暗含的残忍性质 。固然，目前的经济发展潜伏着很大的危机，最主要的，就是邓过世之后能否保证 起码的社会秩序和稳定，但是，我坚持认为，负责任的态度只能是尽最大努力设法 缓解这一危机，而不是持一种轻率的、盲目乐观的不负责任态度，去把危机挑动到 非革命不可的极端程度。 麻省理工学院某教授罗伦兹，气象学家，把他所研究的描述气象变化的数学方程 作了极大简化之后，发现即使对这样一个经过极度简化的系统，初始值的细微变化 ，也足以使气象轨道全然改观。这意味着作长期天气预报的希望破灭。他以夸张的 口吻谈起“蝴蝶效应”：南美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偶然扇动几下翅膀， 引起的微弱气流对地球大气的影响可能与时俱增而不是减弱，以至两周后在美国德 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据我看，比起气象变化来，社会变化的复杂程度未必稍 差，所以，让我相信“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真比让我相信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至少，马克思及其门徒无法解释，既然“必然规律”已经保证了前景铁定光明，还 用你老人家去流血奋斗干什么？疯了不成？王若望先生的大文中引述了那么多马克 思牌号的“历史必然规律”，却似乎并不知道这种信念早已沦为有识之士的笑柄了 ，这真可怕。仅凭满腔热血、善良愿望(我相信这些王先生都不缺少)，民主并不能 保证“必定实现”——如王先生信心百倍地断言的那样，说什么“这是一条公认的 历史法则”。用“民主必定实现”去替换“共产主义必定实现”，这仍然是党文化 ，而不是现代科学思维。 “党文化”和民粹主义 尽管有来自马克思、列宁的渊源，毛泽东却实实在在有一大贡献，就是大大地发 展了民粹主义——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当马克思断言 “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断言无产阶级是所谓“历史必然规律”的天然载体，断 言“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时，就已经陷入了民粹主义的泥坑；到了毛泽 东，公然揭出反智主义的大旗，断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知识分子其 实是最无知识的”，就干脆只能称之为“疯魔”了。 马克思主义“奴隶创造历史”的神话，所依据的仅仅是一种粗鄙的价值独断：物 质生产是一切人间好事的来源，其余皆不足道。这是从饿汉的肚皮里生出的一种主 观感受——我承认，那确是一种很令人同情的强烈感受，只不过，它与事实及科学 关系都不大。事实上，翻遍古今中外的历史，若说那里面哪一页单纯是奴隶们创造 的，实在够勉强——除非你给“创造”下一个很独特的定义，比如说，创造等于破 坏，创造等于反抗之类。群众崇拜、群众万能，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等，统统是共 记神话；说工人阶级是优秀阶级，与说任何另一个阶级是优秀阶级一样，不过是蛊 惑人心的煽动家居心叵测的虚构，以及自恋症患者的一句自吹自擂的轻狂废话罢了 ——比这更坏，那是在为阶级歧视、阶级迫害大开方便之门。同样，用“群众”或 “民众”替换“工人阶级”，大吹什么民众的“觉悟”、“成熟”，除了党文化的 习染之外，我只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幼稚、浅薄、人云亦云和十足的媚俗，看不到 半点真知灼见，和不畏流俗、坚持真理的勇气在里面。米兰·昆德拉引出的一大话 题“媚俗”，其主要形态之一，就是所谓“政治媚俗”——追反共时髦，高喊民主 自由口号(仅仅是口号而已，并不包含可操作的内容)，自己舒舒服服坐在看台上， 却让别人去流血牺牲，而且要不计代价(当然是别人的代价)。黑格尔说过数不清的 胡言乱语，但他有一句话却是大体不错——他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配有什么样 的政府。至于我，我可是拼命睁大了眼睛在找“民众的觉悟”而得到的却常常是困 惑。我得老老实实承认，就总体而言，我看不出中国的广大民众乃至中国的知识分 子，比中国的广大共产党员强到哪里去——包括理应最懂西方民主的海外精英们在 内。我不相信，一个如王先生所描绘的那样坏透了的政府，它的治下会是“成熟” 的(如王先生的溢美之言)、够“觉悟”的民众。依我看来，中共的主要问题，是某 些元老死命拒绝民主变革，否则，中共说不定早已变成了社会民主党。我素来认为 ，必须把中共内部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分开，必须把一小撮中共顽固派和广大的中共 党员分开——哪怕仅仅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考虑，也应当这样做。如果中共能够及时 、主动地实行民主变革，那么，共产党就仍然有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光辉的记录 ，否则只有垮台，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厌恶共产党，但是，那么多的共 产党员曾经满怀理想主义、“抛头颅洒热血”、不顾一切地投身革命，如果共产党 留下的历史记录只是一片漆黑，这对他们是多么残酷，想到此，我也不能不为他们 设想一条光明些的出路，例如，向社会民主党转变之路。 共产党的“民主”概念，颇类似中国历代专制帝王那一套“阳儒阴法”的统治术 ——表面上，把“群众”、“多数”捧上天，极尽惑众、媚众之能事，骨子里，却 是不折不扣的党专政、领袖专政(恰合列宁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描述：牧师的职能 ，加刽子手的职能)。他们唯独不懂民主的实质，正在于它的形式：它是一套“多数 授权、分权制衡和保护少数”的规则、程序、制度，并不在于它的所谓“内容”即 谁统治谁(绝不是按照一种马克思式的“颠倒过来”的省事办法，把所谓“少数人统 治多数人”变成“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中国人深受共产党伪民主表面解说的毒害 ，误以为民主就是多数决定，就是事事遵照多数意志，就是一切人都来搞政治，因 此，民主化就是最大限度的群众觉悟和群众动员。其实，“主权在民”、“民众意 志”、“多数决定”一类古典主义民主理论的解释根本不得要领——首先，根本不 存在全民一致的所谓“民众意志”，任何问题上都会有意见分歧；其次，在任何一 个稍大一点的人群之中，权力由人民直接行使都是技术上行不通的，只能实行代议 制；第三，“多数意志”、“多数决定”往往成为迫害少数的“多数暴政”，而且 ，大多数决策和施政都需要经验和专业知识，为多数人所不及。因此，现实中可行 的、比较令人满意的民主，说穿了，只能是许多因素的某种结合或均衡——服从民 意与专家治国的结合(通过“多数授权”，即遵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多数选民定期 地在相互竞争的候选人中自由选择，将权力暂时委托给某些专家来行使，而一经授 权，除非按法定程序罢免，就必须服从被授权者的权威)，各种利益(包括多数人利 益与少数人利益)与意见之间的兼顾和均衡(绝不是仅考虑多数利益与意见，一定要 保护少数)，以及自由与权力、民主与权威、社会与政府、追求变革与维护传统之间 的均衡——在美国民主中，这种均衡在意识形态上是靠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张力 维持着，在体制结构上则是靠两党制来维持。民主，一定既是对政府专制的遏制， 也是对群众专制即多数暴政(如“文革”中的“群众专政”)的遏制：“在组织一个 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 管理自身”(詹姆斯·麦迪逊)；“民主不是建立权威的唯一办法，在很多情形下， 对专业知识、资历、阅历和特殊才能的需求超越了民主作为权威唯一来源的要求… …一个任命教师需要征得学生同意的大学，可能是一个比较民主的大学，但不可能 是一所比较好的大学。”“民主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转，通常需要某些个体和群体某 种程度上的冷漠与@27避”(亨廷顿)。这些专家们深谋远虑的意见，对于我们那些深 受党文化习染的可爱的激进民主派而言，大约都是闻所未闻。 有人说什么“改革派也好，保守派也好，通通是一丘之貉”，听上去满过瘾，可 惜，照此行动却必败无疑，“六·四”就是一个好例。八九民运的失败，重要原因 之一，恰恰在于反对派和学生政治上的不成熟——包括政治策略上的无知和鲁莽(不 会运用“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懂“有理、有利 、有节”，“见好就收”……)，包括误以为民主就是事事由多数决定，包括所谓“ 勇气就是水平”，包括所提出的政治要求缺乏推进制度转轨的可操作性，……等等 。 一个在一党专政的铁腕下生活了四十多年，被党文化彻底洗过脑的民族，从何“ 成熟”起？一个民智未开、政治上不成熟的民族，难道不是需要通过一个相对长期 的、渐进有序的、一步一步的、最基本的民主实践——比如说地方自治，比如说基 层选举——才能逐渐成熟起来吗？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宪政”民主三阶段 论，以及依照这个理论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台湾民主实践的经验，果真全无可资参照 的价值吗？按常理，老年人应该言行更谨慎，思虑更周全，这本是老年人胜于青年 人的所在，孰料，王老先生偏偏比半大小子们还要来得更轻率鲁莽，更冲动和爱走 极端！中国的事情真是全盘乱套。 有人说，“共产党就是共产党，本性不会改变”，我听起来极耳熟，因为这话根 本是共产党语言“反动派的本性不会改变，老虎的本性就是要吃人”的直接翻版— —“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动跑掉 ”(毛泽东)。“本性不会改变”的逻辑结论是什么呢？——当然只能是杀、关、管 ！所以，极端的、激进的主张，和革命的社会后果之一，通常免不了伴随着残酷的 政治迫害，而且多半打着最动人的旗号——消灭剥削，伸张正义，平等，解放，自 由，民主，等等。 王若望先生义正词严地问道，“一九八六和一九八九两次民运中间只隔两年，就 一浪高过一浪地连续发生了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它成为东欧共产党体系迅速瓦解 的导因之一，怎么能说中国人政治上不成熟呢？”——这其中的古怪逻辑实实在在 叫人啼笑皆非。如果，这世界上的所谓政治，所谓民主政治，所谓中国的民主政治 ，就仅仅是动员民众，仅仅是“一浪高过一浪”地和共产党对着干(不管是不是蛮干 ，不管能不能成功，更不管代价有多大)；所谓“民众的政治觉悟”，“中国人政治 上的成熟”，就是“指望共产党政权垮台”，就是相信“共产党垮台是求之不得的 大转折，大好事”(所引都是王先生的高见！)——果真如此的话，老天爷，在中国 除了“成熟”、“觉悟”和一切美好善良光明幸福温暖惬意的巧克力奶油蛋糕之外 ，我们就不会看到别的东西了！——不管怎样吧，我实在是不明白，中国人的惨败 ，导致了别国人的成功，这怎能证明“中国人政治上的成熟”呢？照一般逻辑，应 当是恰好相反才对呀！ 激进民主的廉价哲学 中国知识分子或许是世界上最善于走廉价路线的一个族群。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 屑于为达极致而走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的超越路线，只要够用就行；从来 不屑于关心什么神、灵魂、终极价值等等与俗世无关的玄事，所谓“不知生，焉知 死”；从来懒得建立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去把每个问题穷根究底一番。就连中国 人的宗教——祖先崇拜，也是走了一条最廉价的路线：别的一概不需要，只要生个 儿子，子孙绵延不绝，人人皆可成神，皆可永享祭祀香火，多么简捷易行而且乐在 其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盖因无后便断了廉价成神之路也。中国知识分子 欣然接受马克思那套廉价哲学，一点都不奇怪，正是臭味相投。没有李大钊、陈独 秀等一班大教授的疯狂鼓吹，哪个中国老百姓会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一种叫作“马 克思主义”的那一整套疯话？马克思主义最投合中国人脾味的，恐怕正是马克思开 出的那张“马儿既可以不吃草，又可以跑得好”——社会主义既可以没有资本主义 的毛病，又可以尽有资本主义的好处(便宜怎么都让你占完了？)——的江湖庸医大 药方。 其实，真实世界(无论过去、现在或极遥远的未来)恰好不是这么一幅美丽图画。 真实的世界是：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每件好事一定同时伴随 一件坏事，梦想不付代价一定付出最大代价——永世如此。人生在世，命里注定了 要含辛茹苦，要经历挫折磨难，要忍受生老病死诸般烦恼痛苦。人间根本无天堂可 言，凡是想在人间建天堂的，无一例外，建成的都是人间地狱。我们能做到的，至 多不过是代价尽可能地小、收益尽可能地大罢了；甚至，至多不过是“两害取其轻 ”罢了。其它如是，“民主”又怎能例外？——“如果没有其他更坏的制度，民主 也许就是最坏的了”(邱吉尔)。激进民主派们实际上存有两种看去有别、实则同样 廉价的心理：一种是，只要共产党垮台就好，代价再大也“承受得起”；另一种是 ，幻想共产党垮台之后，马上就会是民主政治的艳阳天。我何尝不深心期盼这天大 的幸运快快降临苦难深重的中华大地，然而，内心的良知又时时告诫我不要盲目乐 观，不要自欺欺人。既然我们对自己的预测并没有多大把握，则最好是把最坏的情 况估计得充分一点，余地留大一点。而王先生却一口咬定“不会大乱”，一口咬定 即使乱了，也“一定承受得起”，试问究竟是谁更“武断”呢？何以见得急进民主 的代价中国人“一定承受得起”？怎会有那么大的把握？你凭什么？就凭那个虚无 缥缈的所谓“民众觉悟”？怎知道急进民主的结果一定是民主而不会是暴民政治、 多数暴政，象“文革”那样？天下大乱绝对没有可能吗？连百分之十、百分之五、 百分之一的可能都没有？万一乱了呢？谁能收拾局面？ “渐进民主”与“新权威主义”的异同 有人把我所主张的“渐进民主”与“新权威主义”混为一谈。这是误解。简单说 ，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主张立即开始民主实践——尽管是有限的、局部的、低层 次的和残缺不全的，但必须尽快开始，愈早愈好；后者则主张现在不能搞民主，必 须等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条件成熟之后，才能开放民主实践。前者认为必 须有一个逐渐发育的民间社会(“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即与政权平行共存的 各类自愿团体，包括市场经济中的工商企业)对政权施加民主变革的压力和影响，同 时让社会各阶层通过初步的民主操作(例如地方自治和基层选举)学习民主的规范、 程序和制度，养成民主的习惯；而后者似乎假定一个具有较强现代化导向的政权(如 邓集团)可以具备足够的民主变革的内部动力及保障。前者预计，邓目前这条权威主 义路线，邓以后的中共政权走不通；后者的看法则相反。等等。 当然，两者之间也有不少共通之处。例如，两者都强调民主变革的长期性、艰巨 性和民主的阶段论，因而主张渐进、有序的改良模式，反对激进革命即“垮台”模 式；两者都认可经济发展的优先价值以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两者都认 识到在提防政权的专制暴力的同时，也要警惕无政府状态下的群众暴力；两者都主 张民主化并不仅仅是参政的扩大(“民众觉悟”或“发动群众”)，还有制度创建、 权威维护、习惯养成、教育普及等更艰巨的方面；等等。 我特别强调，中共实行意识形态变革乃当务之急。——在最后这一点上，亨廷顿 所见有误，缘于他把共产党视为现代化领导集团；这从“意图”上说固然言之有据 ，但在实际操作和制度层面上，共产党毋宁说更类似一个中世纪的宗教组织，带有 强烈的传统色彩。其主要原因，乃由于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宗教性和传统性，与现代 化格格不入。邓的历史悲剧或许正在于，他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维护统治秩 序的“禁忌系统”，所依赖的恰恰是传统权威，恰恰不是什么“新权威”！如果他 有能力及早实行意识形态的大幅度变革，建立起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权威”，或 许“清污”、“反自由化”乃至“六·四”等悲剧都不至于发生，邓本人历史伟人 的地位亦将无可非议。东亚模式的道路中国之所以难以走通，原因也正在于，中共 的禁忌系统是一套“旧权威”，正好不是什么“新权威”。如果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没有发生苏联东欧的巨变；二，没有发生“六·四”大流血：三，在邓的铁 腕控制下——所谓“新权威”主义的道路是有可能走通的。现在，情况已经大变， 即使中共实行意识形态变革(当然这是首先需要做的事情)，也仍然不足以重建邓以 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还需要实行有限度的、渐进有序的民主变革，才能弥合政权 与社会之间的巨大裂痕。 有必要说明一点：我认为没有理由一般地反对宗教，相反，宗教可以具有难以替 代的积极功能；需要反对的，仅仅是“共产主义”这一类坏宗教，邪教。概而言之 ，共产主义是一种打着科学、民主、人道主义旗号的伪科学，反民主反人道主义的 坏宗教；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坏宗教；是一种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坏宗教；是一种狂 妄无比、廉价乐观主义的渎神不敬的坏宗教(参看“为宗教一辩”，载《民主中国》 一九九三年五月号)。 民主的责任伦理及其他 对苏联东欧局势该如何评价，那是个太复杂的问题，我研究不多，不敢妄断，我 只能说，不管这局势现在是好还是坏，也不管这局势未来是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糟 ，至少，类似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很可能将会比苏联人大 得不可比拟。理由，因篇幅所限(那不过是一篇讲演稿而已)，我诚然无法论述充分 ，有待专文详论，但王先生指我“所依据的材料不客观，不周延”，“是没有根据 的庸人自扰和危词耸听”，所据的理由似乎更贫弱，与王先生出手的帽子之大实不 相称，我期待王先生能作稍稍充分一点的论证。此处则只想就王先生两篇大文指出 几点不妥之处。 第一，“苏联式的激进民主变革是不是引起了大乱？”——这与我的论题无关。 我反复论说的仅仅是：由于两国情况的巨大差别，同样的激进变革，放在苏联不会 乱，放到中国则很可能不然。我以为，王先生在批判他人之前，似乎有必要更负责 任一点，最起码先要把他人的论点搞清楚。 第二，王先生在引了我的“三段论法”(？)之后，断言我“指望中共自我完善” 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紧接下来的一段，则又说他自己“只有寄希望于体制外的 改革派与体制内的改革派的联手”——殊不知他这一“联手”与我的“一厢情愿” 有何差别？“体制内的改革派”莫非不在中共之内？王先生究竟想说些什么？ 第三，王先生“断言”，“只要当年屠城的领导班子还在执政的时候，不论老邓 死了或是活着”，要实现我所主张的民主变革“半条都不可能”——这又与我的论 点无关，我并未限定我所主张的变革的时间，我只是说，这一变革愈早愈好，太迟 则不但无济于事，反倒会加速中共的垮台，而这种“垮台”模式未见得美妙。最好 当然是由邓本人来推动这一渐进变革——我对此不抱希望，但也不便“断言”绝无 可能。说到底，我对我所主张的第四条路根本就没有抱太大希望(我文中明言“可能 性很小”)，我只是说，我们应当尽全力去争取，如果作这种努力的人足够多，情况 就会有所不同，如是而已。我历来的人生哲学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只管照良 知的指引去做并力求成功，至于究竟是成是败，有一半在老天爷把握之中，我哪里 管得了那么许多？至于其他中国人对我的主张有何恶评，则连老天爷都管不了，何 况我乎！ 第四，我的“社会和解”主张，白纸黑字，明言是以中共的渐进民主变革为前提 ，王先生却硬说这是“无原则的和稀泥的和解”，岂非蛮不讲理？ 第五，说我“罗列了中国不如前苏联的地方……。但遗漏了最重要的两条”(“最 ”重要？根据什么？)，其中之一是“中国的农业改革保证了粮食副产品的供给”— —王先生忘记告诉我们，万一天下大乱或中乱，这供给如何维持。我谈的是对未来 的预测，没有说过现在就不能维持。王先生为文未免稍嫌草率。 第六，我说代表一批人，如同我认为王先生的意见代表一批人一样，陈述事实而 已，与什么“靠人多势众”云云毫不相干，王先生未免多疑，且离题太远。 第七，苏联东欧瓦解掉的不仅仅是“骑在人们头上作恶多端的衙门”，还有别的 东西。他们那里已经瓦解、正在瓦解和将要瓦解的东西比这多得多(其实，据俄国学 者对我讲，反倒是这些“衙门”恰恰并未瓦解多少——与王先生的臆测正好相反)。 否则，西方七强紧急动员，提供多达四百三十亿美元的巨量援助，岂非庸人自扰， 无事瞎忙！我很难相信，王先生的“信心百倍”，会比七国的大群智囊和官员的担 忧、焦虑更有根据。 第八，说中国“汉人与藏、维等少数民族历来相处和睦，并无矛盾”，所以中国 的民族纷争有“得天独厚”的免疫性，我认为几近神话。在北大社会学研究所时， 因工作之便，我多少还跑过几个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到的情况完全不同，不知王先 生以上信念从何而来？希望不仅仅是“想当然耳”！我的看法是，王先生所说的“ 苏联有一百五十个民族，而中国只有五十多个，……”，等等，这点差别全然谈不 到什么“最重要”，相反，中共政权垮掉之日，很可能就是藏、维等少数民族以暴 力争独立之时。独立固然不一定是坏事，坏的是暴力，以及独立后的一堆棘手问题 ——首先是藏、维等区域内不同民族(包括移入的汉民)的利益如何得到平等保障， 不至发生南斯拉夫那样的民族仇杀；其次是边界纠纷、资财重新分配等等一系列头 痛问题。例如，藏独人士有时并不区分一般的“汉人”与所仇视的“红汉人”；他 们所要求的边界并不限于今天的西藏，还包括全部青海，和四川之一部；而他们也 确有他们的道理，只不过很可能汉人难以接受罢了。以我所看到的目前中国各族人 民的“觉悟”水准(不如说是“相互仇视的水准”更贴切)，我很难相信这一切都能 循“理性、宽容、非暴力”的方式妥善解决，相反，打得头破血流的前景大概要更 现实得多。这一切自然首先是共产党(尤其是在“文革”期间)造的孽，但这一切都 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不是我的特殊悲观的神经系统的虚构。 第九，真正重要的，并不在于天下大乱的可能性是大还是小，最重要的是有没有 一种对中华民族切身利益的深深关切，一种对亿万人民付出无数辛酸血泪之后才好 不容易积累起的那一点家当的异常珍惜，一种与民族命运血肉相连的责任感。正是 出于这种责任感，我认为，哪怕大乱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比如说，只有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由于它的后果太可怕，代价太大，我们也必须尽全力防止。在我看来 ，“负责”和“谨慎”是同义词。“凡坚信一种主义，甚至造成极大痛苦亦在所不 惜，我对这种主义也都怀疑”——伯特兰·罗素。如上述，共产党人是一种残忍邪 教——共产主义，即主张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残忍手段，不计 代价地要在人间缔造所谓“天堂”的一种基于仇恨的宗教——的信徒，王若望先生 自己或许并未想到，他这个资深共产党员，今天虽然真诚改信了民主，但若是不对 自己“信”的方式作一个彻底的、甚至可能是痛苦的批判，他就有可能只不过是从 一种残忍改宗为另一种残忍而已！ 第十，王先生说：“如果出现非理性的无序状态即社会秩序的瓦解，那也不是民 运的过错，而是老邓的三不主义和江李体制对民主深闭固拒逼上梁山的结果，所以 从长远的利益着眼，只要能完成大变革的历史使命，不论是社会震荡或是局部地区 的大乱也好，中国人民一定承受得起，即使付出不能预知的代价也还是值得的。” ——这里有好几处我无法同意。 将来“社会秩序瓦解”会是谁的错，并不那么肯定。如果中共拒绝任何渐进民主 变革，把人民逼上梁山，那当然完全是中共的错；如果中共接受了上述变革，而激 进民主派依然坚持打倒共产党，从而导致天下大乱，那就错在激进民主派。而且， 不管是谁的过错，这件事与“中国人民一定承受得起”之间都没有逻辑关联——即 便天下大乱百分之百都是共产党的过错，也推不出“中国人民一定承受得起”。王 先生谆谆教诲“要靠逻辑的力量”，可是真遗憾，我们屡屡看到的却是王先生逻辑 的无力。 必须特别注意的，是王先生的最后一句话，那是一句极不负责任的、很可怕的话 (更可怕的是，他竟然在多种场合反复宣扬这种残忍的主张！)。“不能预知的代价 ”，在王先生已经肯定“社会秩序瓦解”可能性的前提下，可以解释为“极其巨大 ”或“无论多大”的代价。如果王先生确是主张：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搞垮共产党 都是值得的，那么，我除了说“王先生是疯了”之外，再没有别的话！ 判断一个人说话、行事是否会负责任，办法之一是看看他的利益之所在。如果， 他说话、行事引出的坏结果全落在别人头上，而他自己不但毫毛未损，还得到许多 利益(包括出名、包括赢得掌声与喝彩，以及捐款)，那么，我很难相信这个人会负 责任。例如，我们听了急进派的一切豪言壮语之后，一定不能忘记问一声：那时您 在哪里？一定在中国吗？一定和中国人民一起“承受”吗？跑到美国来高喊“打倒 共产党”之类的激进口号，天底下哪有比这更容易做、更廉价，既讨好又不冒任何 风险的一本万利的买卖？到美国来喊打倒共产党，作为愤激之辞，很可理解，作为 严肃的政治主张，则不但滑稽，根本就是可耻——我不认为任何处在国外安全地位 上的人，有权利鼓动和号召国内的人们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去“打倒共产党”！ 针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主精英”的形形色色，有位诗人朋友贝 岭评论道(我想是引述米兰·昆德拉)：这世界是由笑话构成的；我认为这未免太过 悲观了，改成：这世界的一半是由笑话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