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顾城之死所想到的”极为精彩 ·张隆溪· 胡平，你好！ 谢谢你寄来最近几期《北京之春》。刊物办得很有特色，而我最喜读的是你的文 章。你评顾城那篇长文，我觉得写得极为精彩。这文章虽然长，但读起来觉得极能 启发人，能吸引人，把问题看得很准，分析得很透辟，可以说体现了你文章的长处 ，而且体现得很充分。我一口气把它读完，觉得你的分析和你对各种问题的看法， 都是我完全赞同的，而你把这些看法淋漓尽致地写出来，读来随处发人深省，极感 痛快。只有文章第二十五节讲到第二种“安宁”的时侯，说“在经常感到万念具灭 、了无生趣这层意义上，我们应当承认顾城的心大概的确常常是‘安宁’的”(55页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不妥。电话采访时讲的话是在发宣言，有强烈的算计的意识， 所以接下去一段你的分析说“安宁”必须预支，“不是真话”，也不是简单的“谎 话”，才是准确地把握了所谓“安宁”的意义。第二种“安宁”是不存在的。 我很佩服你对生活与艺术之间关系，或者说诗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清楚的看法， 尤其欣赏你揭示顾城“刻意地要把自己的生活本身成为一种艺术”的困境和危险。 艺术之为艺术，正在于它不同于生活。我们要求于艺术的，不是生活，而是生活中 没有的东西，所以艺术要有想象，要虚构，所以艺术可以为我们提供理想或起码是 幻想。由列宁到毛泽东那套“文艺反映生活”的理论，不仅极其肤浅，而且无法真 正做到，因为它违反艺术的本性。于是“反映生活”只流为口号，实际上共产党控 制下的文艺反映的是领导人的意志。我想，顾城是并不接受那套“反映论”的，但 是他对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确实没有清醒的认识。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小说《道廉·格 雷的肖像》中有一段话说得极精辟，可以点醒那种想把生活本身变成艺术的艺术家 们。小说中说话机敏风趣的亨利勋爵说：“我所见过的本人极可爱的艺术家，都是 蹩脚的艺术家。好的艺术家只存在于他们所创造的作品之中，所以他们本人都令人 觉得索然无趣。一个大诗人，一个真正的大诗人，是一切人中最没有诗意的。可是 劣等的诗人却绝对令人倾倒。诗写得越糟，他们自己越显得别致。仅仅是出版了一 部二流的十四行诗集，便足可以把一个人变得魅力无穷。他把自己写不出来的诗都 变成生活。别人却写出自己不敢去实现的诗。”这句俏皮话当然很偏激，不能太当 真。而且我们不应该忘记王尔德本人就极为风趣，讲究服饰，言谈举止都很引人注 目，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坛，也曾是一时的风云人物；后来他因为同性恋被人 告发而下狱，才一蹶不振，客死巴黎。不过亨利勋爵的话还是很对的，艺术在艺术 创作之中而不在艺术家本人的生活。要做一个艺术家或诗人，也许需要比一般人更 敏于观察和感受，更深于思考，有更丰富的联想，尤其有对艺术语言更准确的把握 。可是这些才能无论多么独特，也只是在程度上与一般人不同，而不足以使艺术家 或诗人成为好象在生理上就可以区别于一般人的特别的一类人。以为艺术家或诗人 是具有神秘美感的超人“天才”，只是浪漫主义的神话。人们敬佩艺术的天才，往 往是一种报偿，是先欣赏了天才的艺术，才由此而欣赏创造这艺术的天才。不错， 顾城几乎完成了一个神话。使很多人注意到他，使你写这样长一篇文章谈论他的， 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死。然而这是他的成功吗？作为诗人，若干年后人们是该记 得他的诗更好呢？还是只记得他如何死的更好？ 关于他的死，你已经说得很全面，也很深透。顾城是有些成就的诗人，人们对诗 人往往可能有些格外宽容甚至偏爱，但是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他自杀而且还先杀了 人。我对顾城夫妇并不了解，但一个人无论如何没有权利毁灭另一个人的生命，这 是人之为人一条根本原则，就是“天才”也不能例外。顾城死后，各种中文的报刊 上有不少评论报导的文章，我只看过一两篇，所以知道得很少，但不知有没有人从 被杀的谢烨的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 你的文章给人许多启发，不仅仅在于对顾城一个人的评论，而在于透过他而涉及 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许多问题。荒岛、自然和都市、文明，这类在讨论社会 和文化问题中常常离不开的对立概念，被顾城以相当戏剧化的方式变成他日常生活 的现实，最终便不得不拿自己的生命来完成那戏剧发展的终局。对于顾城自己和他 的亲友，这是一个惨剧。对于我们一般人，重要的是这惨剧可以使我们得出一些教 训，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荒岛和都市、自然和文明，或艺术和现实之间只是虚假的对 立。在艺术创作或在理论上把这种虚假的对立绝对化，产生出来的将是闹剧式的、 缺少深度的创作或肤浅的、缺少说服力的理论。顾城是在日常生活中把这对立绝对 化，那就免不了陷入自相矛盾和痛苦，最后引向暴烈的死。我很同意你的分析，“ 与其说是他虚假的追求毁坏了他那真诚的理想，不如说是那个虚妄的理想毁 坏了他真实的生命。”为什么说是“虚妄的理想”？就因为所谓走向荒岛和自然， 所谓超脱的“真人”，只是逃避文明、逃避生活本身的借口。在人类刚刚从蛮荒步 入文明的远古时代，那在旷野中发出第一声呼喊而获得某种意义的人，既是语言的 发明者，也是第一位诗人。可是自那以后，有了文明，有了现代的文明后，那纯粹 自然的呼喊已经不可能是诗。文明时代的诗人(这几乎包括一切诗人，因为诗本身就 是文化语言高度发达的结果)，必须以全部或大部分的文明作为诗的基础。席勒的著 名论文《论朴素和情趣的诗》，就把这道理讲得很清楚。中国古代的诗人又何尝不 明白这个道理？以禅喻诗的严沧浪虽然说“诗有别村，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 理也”但也立即接下去说，'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世界上有大成 就的诗人和艺术家，都不是仅仅靠一点机敏的感觉就可以创造出经典的作品，而是 要花大力气，吸取丰富的知识，依凭丰富的经验。不劳便无获，这条简单的政治经 济学原理，也同样适用于诗学。面对现代的文明，如何尽可能多地吸取，尽可能深 入地思考，作出各自的贡献(不管是写诗，是做学术研究，是从事社会和政治活动， 是作工或是务农，以及做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最终有益于中国，有益于世界 ，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