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的声音：《世界经济导报》 ——中国大陆媒体向极权挑战之二 ·曹长青· 当年民主墙期间的众多民刊，其政治观点并不一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想在 原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他们支持党内改革派，把自己视 为改革派的同盟军，想通过帮助党、监督党并和中共党内改革力量一起来解决社会 问题。这种政治主张比较接近体制内改革派。例如《四五论坛》、《人民之路》就 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民刊。《人民之路》主编何求对此曾阐述说，“我们是主张拥护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这个拥护，在我们的理解中不是简单的驯顺与毫无异议的服 从，而是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为促使她起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而 做到即捍卫党的原则，又使她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做到忠于真理而不排斥合 理的水平。”；另一类以魏京生主办的《探索》和任畹町编辑的《中国人权》为代 表，认为中共实行的是一种专制极权制度，它的统治没有民意基础，缺乏合法性， 因而需要对整个社会制度进行革命。这一派的主张倾向于体制外革命派。 这两派虽然随着民主墙被取缔都被镇压，但在后来官方媒体发出不同声音时又有 所体现。在胡绩伟主持《人民日报》期间，该报发表了一些“不同声音”。从这些 文章中可以较明显地看到，它还是更多地倾向于把自己看做是党内改革派的同盟军 ，一些文章的观点较多地是支持党内改革派性向保守派斗争，即这种改革开放应是 在中共领导下的体制内改革。在这种观点的交响中，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的声 音最响亮，步子走得最远。 钦本立的“擦边球” 《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是一名老报人，曾与名报人徐铸成一起在五十年 代编过上海《文汇报》，也当过《人民日报》的编辑。在“反右”和“文革”等政 治运动中都受过迫害。一九七九年他获“平反”后出任中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党委书记。他用“平反”后当局补发他的几年工资作为经费，于一九八零年创 办了《世界经济导报》。该报名义上隶属上海社科院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实际上 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理事会成员多为经济学界的知名学者和退休的 中共高级官员。这样的组织结构，明显地与其他中共党委机关报的严密控制不同， 因而这张报纸利用这种管理上的结构性松动，争取了很多自由空间。 该报一开始把报道重点放在宣传经济开放改革上，连篇报导西方国家的经济成就 和台湾、香港等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强烈暗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好处，宣传 经济体制改革、股份制、私有产权和市场自由竞争。该报倡导的“中国经济应进入 世界经济大循环”的观点，被当时的中共总理赵紫阳采纳。 有着几十年中共党龄，并经历多次政治运动的钦本立一直很小心谨慎地平衡着报纸 版面，使它即发出推动改革开放、解放人们思想的文章，又不越过党的“雷池”， 他称之为“打擦边球”。 一九八六年，政治气氛趋向较为宽松，社会上要求进一步 改革开放的呼声更加强烈。钦本立受到了来自报社内部一些青年编辑记者要求报纸 进一步解放思想、直接参与政治改革的压力。当时报社编辑记者的平均年龄从开办 时的六十三岁降到三十八岁。钦本立在了解到中共总理赵紫阳对《世界经济导报》 持一种赞赏和支持的态度后，也开始大胆起来。 一九八六年五月，在纪念该报创刊五周年特刊上，发表了著名学者、后来被中共 称为“自由化分子”的李洪林的文章“现代化和民主”，该文指出，“专制主义可 以搞社会变革，例如商殃变法。专制社会也可以搞巨大的工程，例如埃及的金字塔 ，中国的万里长城和大运河。专制主义甚至搞出一个现代强国，例如希特勒上台以 后， 在很短的时间里使德国成为欧洲强国。”该文结论说，“民主化是实现现代化 不可或缺的政治条件。” 而苏绍智在该报发表的“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一文，则从反思马克思主义的角 度，提出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他提出，社会主义还处于不成熟阶段，社会主义道路 不应只有苏联一种模式，应该是多样化的，因此它不应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经济，在 公有制外还应有多种经济成分，例如集体制和私有制等。他特别强调，“党已发展 成为一个全能的、无所不管的机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社会政治生活‘大一统 ’。它不仅使机构活力减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自由和民主。”他引用马克 思的话说，“必须推翻那些使人称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蔑视的东西的一切 关系，使人称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他批评中国“在斯大林主义的影 响下，马克思所主张的‘人化’过程逆反成‘机械化’过程。人的主体意识逐渐退 化，个人的独立受到严重侵害；相反，却追求一种抽象的、虚无飘渺的‘国家主义 ’或‘集体主义’。它隐藏着严重的后果，即导致专制极权倾向的加强。”苏绍智 的这篇文章以及后来该报发表的王沪宁的“走向政治体制的高效化和民主化”和“ 文革的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等都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一九八七年初，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视为改革开放的领导人，中 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党内保守派的压力下被迫辞职。很多敢言的报刊遭到整顿或 查封。在这种肃杀的政治气氛中，《世界经济导报》仍发表了题为“改革的飓风横 扫克里姆林宫”的有关苏联的改革的报道。该报道引述戈尔巴乔夫的话说，“我们 需要民主就像我们需要空气一样。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 ，如果我们不扩大它，我 们就会阻碍人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改革。”不久，中共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所所 长陈一咨又在该报上刊发题为“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保障”的文章，提出党政必 须分开，中共必须从政府中全部撤出，党不应管理政府。该报还刊发了王一洲撰写 的“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著名法学家、思想活跃的理论工作者于浩成的“法制建 设和政治制度改革”等立论新颖、启发人们解放思想的大胆文论。 《世界经济导报》大声倡言改革开放，使它迅速获得读者的欢迎。它的发行量达 到三十多万份，而且读者大多为知识分子和中共官员。它在中国大陆一千多家报纸 中独树一帜，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世界经济导报》能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除了该报编辑记者的新闻责任意识和 敢于抗争的勇气外，还与这张报纸的组织结构和隶属关系有关。因为它不像其他党 报由一级党的委员会主办，而是由两个学术单位领导，两个单位都希望对方管理， 结果谁也没有去认真严格控制。而由于这张报纸发行全国，上海当局认为它是全国 大报，应由中央宣传部来管理；但北京却认为这是上海当地党组织的责任。在这种 推诿中，《世界经济导报》赢得了一定的自由程度。虽然党内保守派对这份报纸非 常嫉恨，但由于钦本立本人的资历和声望，还有报社理事会成员大多是德高望重的 社会知名人士，以及中共领导人赵紫阳在关键时刻的几次保护，使它几次在严厉的 政治运动中都逢凶化险。 八九民运，率先抗争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胡耀邦被保守派认为在 几次“反自由化”运动中都软弱无力，犯了错误。官方对胡的病逝采低调处理。《 世界经济导报》率先在全国众多报纸中组织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这场与北京《新 观察》杂志联合主办的题为“耀邦活在我们心中”的座谈会邀请到了上百名北京各 界知名人士。很多与会者慷慨陈词，不仅对胡耀邦的病逝表示哀悼，也对胡受到党 内保守势力打击排挤的遭遇表示强烈不满。《光明日报》记者戴晴认为，两年前胡 耀邦在一次党内生活会上被一些中共退居二线的顾问轰下台是违反中共党内组织程 序的。中共社科院政治所所长严家其则指出，那些当年用不正当手段把胡耀邦轰下 台的党内老人帮今天没有资格来悼念这位人民拥戴的富改革精神的领导人。历史将 会裁决一切。很多与会者还发言要求否定两年前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世界经济导报》准备在四三九期以六个版的篇幅刊登这次座谈会的记要。但报 纸还未出版，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陈至立就得到了风声。她马上找到钦本立， 要审看这期报纸大样。正如后来的批判文章所说，《世界经济导报》创办时是由上 海社科院打的报告，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审批的。而钦本立是中共正局级干部 ，他的任命和罢免都是由市委决定的。因此钦本立无法抗命，同意将报纸大样交陈 至立审看。下午两点由报社人员将四三九期报纸的大样送去了宣传部长的办公室。 但报社人员一直等到晚上五点也未听到任何回音。他们觉得陈部长可能没有异议， 因为三个小时过去了仍没有回音，而从报社到市委宣传部只有半小时的车路。于是 印刷厂开始印刷这期报纸。他们后来才知道，因街上学生游行，交通堵塞，送报纸 大样的车子被困在了路上。 当陈至立拿到报纸大样后，不仅不同意，而且认为事情非常严重。她立即汇报给 了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和另一位副书记。三人把钦本立叫到市委办公室， 正式通知他市委不同意出版这期报纸，如出版，必须删掉其中一千多字的“过激言 论”。钦本立进行了解释和申辩，愿意承担这期报纸出版后的政治责任。但江泽民 的态度十分严厉，钦本立只好当着他们的面通知报社和邮局这期报纸停止印刷和发 行。 《世界经济导报》除了在邮局发行外，还有一个发行渠道，即由报贩直接送一部 分报纸给上海的局级以上干部。这个渠道钦本立忽略了。第二天一清早，一部分上 海官员就看到了四三九期《世界经济导报》。前上海市长、该报理事会成员汪道涵 看到后马上给陈至立打了电话，陈立即汇报给了江泽民。江泽民大怒，认为钦本立 故意欺骗了市委。江泽民指示编辑出版B版，以取代早晨卖出的那几捆A版。钦本立 争辩说，A版已与读者见面，香港记者对此做了报道，国内外都已知晓，再该B出版 毫无用处。争辩的结果是钦本立被撤销了报纸总编辑职务，上海市委派“工作组” 进驻了《世界经济导报》。此举一下在全国新闻界引起喧然大波，从北京的大报到 地方上的报纸，编辑记者纷纷自发组织声援钦本立的活动。在街上游行的学生也举 出支持《世界经济导报》的标语。一时《世界经济导报》遭遇成为八九民运中的一 个焦点问题。 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报社接管了报纸的出版权。一切稿 件见报必须得到工作组同意。它马上在工作组和编辑记者之间引起摩擦和对立。当 时临时负责报纸业务的副总编辑朱杏清不顾身处险境，暗地里支持记者编辑与工作 组斗法。稿件被工作组严加审查，编辑们就在报纸标题上动脑筋。白天经工作组人 员签字审批通过的稿件，第二天出版时标题变成了另一个样。编辑们夜间将即将付 印的报纸大样标题悄悄加以变换。 面对编辑记者的群体抗争，江泽民下令关闭《世界经济导报》，五月八日，该报 出版了最后一期。“六四”事件后，《世界经济导报》有四名记者被当局逮捕，其 他人员遭遣散。报纸遭到强硬派控制下的党报的严厉批判。《中国教育报》刊文批 判说，“‘导报’的这一风波与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的政治动乱，有着相当密切的 关系。”《人民日报》在题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真相”的批判文章中，用了 这样几个小标题∶“原四三九期‘导报’的要害是公开提出动乱政治纲领”，“上 海动乱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彻底失败前的顽抗”。上海《文汇报》在题为“‘导 报’导向何方”的批判文章中说，《世界经济导报》在政治上是导向多元化；在经 济上是导向私有化；在文化上是导向西方化。它是一张想把中国导向资本主义的报 纸。 一张改革派的报纸 《世界经济导报》虽被查封，但它所代表的追求新闻自由、抗争工具角色的精神 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向舆论一律挑战的勇气。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六日 ，美国全国报业协会授予钦本立“新闻自由奖”，表彰他“对新闻自由的卓越贡献 ，和他对中共钳制新闻的反抗。”但钦本立无法领奖，他病卧床上，并受到中共“ 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他只在病床边上看到了奖状的照片。在胡耀邦病逝两周年 那天，中国一代报人钦本立溘然长逝。 《世界经济导报》在中共新闻严厉管制的条件下，为争取新闻自由做了顽强的努 力。它的英勇抗争和悲剧结局将使它在中国新闻史中占一席之地。但钦本立作为中 共老党员，其本身思想上的局限性也给这张报纸带来一定束缚。该报记者张伟国在 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对此说，“‘导报’当时还是秉持一个‘补台’的想 法，即为改革派鼓吹，被认为是改革派的报纸。那时报社内部就有人提出，不能把 报纸办成是哪一派（即使是改革派）的报纸，应该超脱、独立。这一点仍是今天中 国新闻改革应检讨的课题。”钦本立的一位朋友在回忆他的文章也写到，“钦本立 比喻编报像打乒乓球，在中共当局所能容忍的极限下以打擦边球的巧妙方法，希望 为中共的改革和开放出谋献策，用他自己的话说‘尽一份愚忠’。但凡是打过乒乓 球的人都知道∶靠打擦边球只能赢一分或两分球，要想赢得全局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钦本立最后的结局不但是报纸被封，还在他临危之际被宣布这位毕生忠于中共的 老党员‘留党察看两年，以观后效’的判决。他在临终前才向一个老朋友悲叹∶直 到今天我才明白，但是晚了。” （下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