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幻想 (之二) ·刘宾雁· 我们被关进牢笼，被推进陷阱，却认为是自己不慎落进去的，其实没有多久，毛 泽东就发表了他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问题”。不过是几个月以前，正是这十七名右派，受这个讲话鼓舞，曾欣 喜若狂。现在，这个讲话变成铅字时，却面目全非了。阶级斗争不是基本上结束了 ，却是越来越激烈了，塞进了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六条标准——显然是 为了反右派斗争的需要——但是，纵使我们心中无不闪现过“上了他的当！”的念 头，却宁愿抛开它。同世界上所有的罪人相反，我们宁愿不替自己辩护，无言地走 上绞刑架。那个“听从党的处置”的意念是那样强烈，我甚至很少去想一想，在这 种态度里，对于“抗拒从严”的恐惧，亦即企图使自己和妻子儿女在这场无法逃脱 的大难中少受一点痛苦的心理究竟占了多大比重。 有人自杀，如当年中国最富天才的男演员石挥。另有一些人精神立即崩溃。但绝 大多数人却选择了平顺的过渡——自愿地从阳光灿烂的人生跨过鬼门关，步履匀称 地走向地狱。 中国人的路是这样狭窄 然而，说不定这才是最明智的抉择呢。还要经过二十几年，大约是八十年代初期 ，我才恍然省悟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道理：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乃是我的一 大幸运！ 不然，在我面前便有三种可能：一、我幸免于难，而且真正悔过自新，太太平平 地度过二十几个年头养尊处优的岁月，作一个御用文人。最终是一事无成。我也许 还会作为一个记者去采写“大跃进”，或作为一个笔杆子参加反谬文章的撰写。那 样，我便将是制造中国人另一场大灾难的帮凶，而我所写的每一个字，都将无令人 再读的价值。这并不是一种猜想，而是中国作家、记者中很多人的现实经历。二、 我接受一点处分，然后收敛一时，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我必定会再一次、两 次跳出来，被记录在案，然后到文革一来，“新帐老帐一起算”，被活活整死。三 、在文革热潮推动下，我会兴高采烈地投入(那气氛多象一九五七年！)，和张春桥 站到一起(我们有过一点交往)，十年后锒铛入狱。那时我将已五十一岁，而不比一 九五七年的三十二岁,尚有翻身的机会。 正是由于一九五七年后二十二年与社会、与官场的隔离，由于我已被剥夺了一切 因而对自己重获特权地位不抱任何幻想，从而在同农民长期相处中增强了平民意识 ——正是被普遍认为大不幸的这两点，使我在一九七九年以后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事 。在黑龙江省和全国，比我更熟悉王守信那一类案件及其背景的作家和记者，当数 以千计，而他们的笔力也比我高强。为什么偏偏是我去采写了“人妖之间”呢？简 单得很：中国官场的道德状态，正是从一九五八——一九六零之后江河日下。倘继 续生活其中，便会习以为常，甚至难免有所感染，并会觉得一切都十分自然，只能 如此，无法改变。只有一个在政治冰箱中度过那段历史的人，才会感到惊愕和难以 容忍，才会有一种冲动。 而为了这一点，一个人竟必须付出生命中最珍贵的三分之一作为代价！但是若同 几亿农民相比，右派份子付出的代价也就算不得很大了。他们为了争得摆脱一九五 八年后的半农奴命运和比较自由、自主地耕种一小块田地，竟必须忍受长达二十年 半饥半饱(常常是动物性生存)的生活，付出三、四千万条生命！ 中国人的道路就是这样狭窄、艰难而沿途铺满白骨！而这，又并不是由于我们被 迫接受了一个异族的统治。这个政权当年是被作大救星请进堂来，焚香顶礼跪拜的 。这样的历史还没有结束。现在许多中国人不是又把财神爷请进门来，正在以另一 种方式付出沉重的代价吗？ 我怎么会走上这条路 我在中共党内断断续续生活过来这五十年中，只有到最后这十年，才对这个党的 真实历史略有了解。倘使在三十年代我对于党内斗争的残酷有所了解，我会不会另 作他图呢？ 看来也未必。还在我十三岁时，那是抗日战争第二年，我就亲耳听到一些从山东 半岛逃亡到哈尔滨的人——有一些显然是从八路军或游击队掉队的战士，提出过一 个问题：八路军打了就跑，而日、伪军队一旦重新占领某一个村庄，便以残酷烧杀 来报复，这种作法对不对？我那颗幼稚的心，当时也确曾为之一动：这样做，老百 姓的损失同战斗的意义相比，是不是太大了？…… 以这样朴素的形式提出来的，其实是一个意义极为深刻的理论问题。从斯大林到 毛泽东，这种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归根结蒂是由于争取人的解放的目标，曾被企 图以非人的手段去达成；手段于是便取消了目的。 但这个疑问在我的心中并未停留很久。冬季的哈尔滨，每天清晨都有若干马车堆 满前夜死于饥寒的人的白花花的赤裸尸体沿街驶过。乞丐，因贫困而沦为娼妓的幼 女，啼饥号寒的难民同那个城市的满目繁华、灯红酒绿形成强烈的对比，现在有人 把革命理想和任何乌托邦都看作少数激进份子心血来潮的任意幻想，哪里会那样简 单！ 对于人间不平，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而苏联已成功地实现了消 灭阶级的理想(有谁会知道那是付出了多大代价！)。那里能够做到的，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便也可以做到。几年以前，在三十年代初期，哈尔滨为中国贡献了十几名全 国闻名的作家——萧军、萧红、舒群、金人、罗烽、白朗、孔罗荪……而他们无一 不是左倾的。国民党在这里也有地下抗日组织。我也依稀记得“九一八”事变时被 父亲烧掉的那本“三民主义”的蓝色封面。但最终把我吸引过去的还是中共的一个 外围组织，读书会。有意思的是俄国十九世纪贵族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作 品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居然会把我和更年轻的一代中国人朝这个方向推动，而无论 三十年代的苏联或中共的整个历史却显然是缺乏这种精神的。 党内确有很多好人 组成中共的是几种截然不同的人。不幸的是那些最坏的人不是已攀登到高位，就 是分散在农村，很难被城市里的党员和中国人看到。我仔细地回顾了几十年来我曾 工作过的单位及其领导机关，经不起引诱而堕落的份子是并不罕见的，也有当年待 我优渥有加的领导人三十年后变成“左”派来整我的。但真正称得上是野心家或毛 泽东所说的“不顾人民死活的死官僚”，却未遇到一个。政治投机份子当然是有的 ，虽然为数不多。这同我一直在青年组织和文化部门工作不无关系。 一般而言，城市中的党组织和干部不能不多少接受城市文明的约束，只有到了文 革时期才肆无忌惮起来。一九四九年前后有大量城市青年知识分子涌入党政和文化 机关。五十至七十年代初期，中共享有绝对威望，城市里几乎无人不要求入党，有 人坚持申请一、二十年，这就使中国的优秀份子的大多数进入中共党内，其中很多 人又或前或后进入领导层次。 不久前我给香港《开放》月刊写的“我们心中的毛泽东”(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号) 一文，提到焦裕禄。关于一九六四年出现的那篇影响极大的报告文学，我用了“感 人至深”四个字，却被误排为“感人不深”。几乎没有人读了不流泪的。焦裕禄式 的人物究竟有多少，无法回答。但不同程度上具有献身理想、忘我工作、为人正派 、体念民间疾苦甚至能够或多或少抵制上级错误决策、维护群众利益的人，确不在 少数。中共的组织机制天然地使正直而有独立头脑、正义感和才干的人在逆向淘汰 中纵使不粉身碎骨，也很难上升。不过也有例外，胡耀邦、万里这样的人还能成为 中央一级领袖人物；纪登奎、吕玉兰在并无很高资历和派系背景的条件下，也能晋 升为中央或省委书记一级领导。(纪登奎由于文革中继续任高级领导职务，往往被视 为“四人帮”的人，其实不然。)可以想见，在省、市以下，能侥幸自保、或遭到打 击后又平了反的这一类人物必定更多。 到一九五七年为止，我相信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大部分机关、学校和工厂里，一个 历史上没有犯过“错误”(真有错误或并无其事但背上黑锅)的人，未因这种问题或 “家庭出身”问题而背着包袱的人，会觉得自己和四周的同事乃至领导干部是处在 一种比较平等和友善的关系之中，大家都在为着同一个目标工作，心情舒畅而不觉 威胁与压迫。 但政治运动一来，气氛就大异于常态。不过真正使一个单位内部关系紧张起来的 ，还是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把打击的对象扩大到机关和学校 内部以后的事。即使如此，运动过后，真正被打击的仍然是少数，而你会发现，真 正的打手也不过是党员中的少数。那些被怀疑、审查甚至一度受到监禁的人，运动 一过又恢复原状。甚至在文革那样的暴风骤雨“横扫”了很多并非“牛鬼蛇神”的 大疯狂中，留下的怨恨也不是针对所有党员的，而是那些为非作歹的政工干部、军 代表和对立面组织中的坏人。 罪恶被牢牢掩盖 文革使六十年代前半期益趋紧张的党群关系(在大专院校中对立更为明显)反而松 弛下来。一是由于人们的怨恨得到了释放，二是党组织本身有五年时间处于瘫痪状 态，干部普遍被批判、靠边站。后来伴随党的意识形态的破产，毛泽东迷信的崩溃 ，中共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已经分解。党和非党群众之间的界限大大模糊起来。这就 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多年来呼风唤雨、反复无常、冷酷无情地摆布中国命运的力量 ，并不是他们四周的那些党员和干部，而是高高在上的那个领导集团，而连那个领 导集团内部也已经分裂成敌对的两派了。自从林彪事件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党和 非党人员之间反对“四人帮”的统一战线。而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实 行“整顿”期间，他和聚集在他周围的人，便成为众望所归的力量。 到一九八零年为止，中国没有苏联KGB那种特务机构，这个事实本身已表明中共在 中国人中间植根更深，依靠一般群众便可实现对内、外敌我分子的监视和控制。公 安系统中少数有特定任务的职业情报人员，各单位内部自发的或负有使命的个别人 在一定时期对特定的人实行监视、告密的人也是有的。但是象前苏联那样人们普遍 、经常觉得自己被监视、随时可能被陷害、被逮捕那种阴森恐怖的气氛，在中国却 并不存在。只有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一些大专院校中的情况，比较接近上述状 态。同时，无论城乡，中国人对于两种重要情况长期(甚至直到今日)处于无知状态 ，一是中共历年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害的真实规模，一是六十年代以来此起彼伏 的少量先知先觉的仁人志士(大都是青年)因政治上怀疑或反对中共路线，企图为中 国寻找另一条道路，而英勇斗争和遭残酷镇压的史实。 我是直到一九八四年方从《人民日报》一位老记者那里听到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 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死人最多的四个省份的领导干部私下凑出的一个数字：因毛泽 东推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造成的大饥荒中，共有约二千四百万人死于非 命。后来又听说是三千余万人。中年以上的中国人当年大都风闻饿死人的事，但直 到三十余年后的今天，知道真实数字及其原因的人又有多少呢？我想不会超出几百 人。 大约是一九七八年，我从《人民日报》上第一次获知文革期间西北某省一批青年 人只因自发地组织马列主义研究小组而被捕，很多人惨遭枪决。一九八二年后，又 通过一位幸存者获知四川省万县有一个类似的青年人的组织遭到破坏，绝大部分人 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份子，有的死于狱中，而家人至今被当作反革命家属看待。一九 七七年五月，(即“万恶的四人帮”已被逮捕的半年多后)，在华国锋和汪东兴命令 下，全国有五十余名文革期间被逮捕的“现行反革命份子”被枪决，他们遍布吉林 、山东、上海、江西等很多省份，可见文革期间反抗运动至少在地域上是相当广泛 的。中共只准其中一案即吉林省长春市的工人史云峰被处决的事件见诸报导，那还 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清理以中共吉林省委书记为首的“四人帮”残余势力。 也是出于政治需要，上海新上任的市委书记陈国栋为反对前任书记苏振华、彭冲、 倪志福等人(那死刑判决是要经过他们一一签字的)，准备公布前华东师范大学教学 系毕业生王申酉的一起冤案。一九八零年夏，《人民日报》记者王金凤，《光明日 报》记者理由等人已去上海做了详细调查，忽接中央命令：不准报道！王申酉烈士 的事迹未能公开，特别可惜，因为他是我们迄今所知殉难者中思想、理论水平最高 、对于毛泽东的错误进行了系统批判的第一人。 这样一来，就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有两个中国共产党和两个中国，分别存在于现 实和中国人心中。前一个中国，是伤痕累累，仍在流血，惨不忍睹，直到八十年代 中期仍是遍野哀鸿。中共中央决定平反冤假错案是在一九七八年年底，而两年以后 中共河北省委大院里还有数以百计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跪倒在尘埃，鸣冤叫屈，只因 害人者的后台、省委书记刘子厚依仗他在北京的后台顶住不办。同时，新的冤假错 案又在继续制造出来——邓小平对西单民主墙运动的镇压等等。然而许多中国人心 中的中国，则似乎一切黑暗与痛苦都已成过去，现在只须“向前看”，“从我做起 ”，或“把经济搞上去”便可以了。魏京生坐大牢已然十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 袖还不知他是何许人！ 至于客观上存在的那个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心中的那一个，二者之间的差距绝不更 小。 中国人怎么会选择了邓小平 正如国民党对中国的二十二年统治为中国共产党接管政权准备了十分良好的条件 一样，毛泽东制造的贫困和灾难也为邓小平准备了条件——不仅使这一场改革成为 可能，而且使全国上下把希望和信心投到邓小平头上。 邓小平的两面性，在他开始改革的开初就暴露出来了。魏京生被捕、西单民主墙 运动被镇压，几乎就发生在邓小平纠正毛泽东的同一种错误的同时。 那时，距我的右派问题被“改正”不过两个月。可以断言，全国近百万右派中期 望过彻底平反的人寥寥无几。七十年代初期，曾一度风传周恩来提出过一个方案， 恢复右派份子的级别、党籍与工薪，叫做“三恢复”，但五七年定为右派的是非问 题则暂时挂在那里。。据说还下达过一个文件，后来又收回了。这个消息曾流传到 很多省份，使“右派”们欢欣不止，最后却成了泡影。一九七八年年底，看到“五 十五号文件”的人，也不会相信会有后来那么大规模的平反。我猜想农村中地主、 富农子弟对于地富要普遍“摘帽”一事也会是同样的心情。还有对冤假错案的平反 。对于从来不敢希望的事一旦成为现实，喜出望外是很自然的。这是涉及到数以千 万计的贱民及其子女的命运的大事。尤其是右派的“改正”(实即平反)，明明是违 背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个斩钉截铁般明确指示的：“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不存在甄 别平反问题。” 显然，这已经超出了经济改革范围。包括关于不再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许诺 在内，邓小平无疑已开始了政治领域的非毛化，或政治改革。 一九七八年严冬，我常常骑上自行车到西单，挤进密密的人群，在寒风中伫立良 久，看民主墙上的大字报。很兴奋，很赞赏。几个月后对那里的一片萧条也颇感惆 怅。认定魏京生、傅月华等都是受害者，深怀同情。然而站出来为他们大声疾呼的 念头却没有出现过。为什么呢？现在回想，第一，那不会起任何作用。(纵使几年以 后我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些影响时，也是一样。)第二，我和很多很多中国人一样， 对于邓小平、胡耀邦这个领导集团还抱着很大希望。而当时我心里很清楚，他们推 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是遭到官复原职的老干部和“四人帮”残余势力的强烈抵 抗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站到邓小平的对面去反对他吗？ 就在魏京生被捕后不久，三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作了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的讲话。我能察觉得出，当时齐集在会场的很多人的反应是震惊而失望的 ，我几乎能听出几千人的无声的叹息。这是邓小平向中国人头上泼过来的第一盆冷 水。立见成效。一个多月后我在哈尔滨第一次见到青年剧作家李云龙，他的第一句 话就是相当激动的质问：“这样下去，我们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我却并不那么 激动。我猜想邓小平不过是说说而已，不会认真实行。为了应付党内高层左翼反对 派，他不能不作出这个姿态。这一年年底的四次文代会开得很好。一九八零年八月 邓小平甚至还提出了改革政治制度的问题，我都没想到这件事会来得这样早。 那时我正在沈阳采访。题目就是“四人帮”残余势力。据当地“四人帮”首脑人 物供认，在毛泽东去世之前，他们已从组织上为江青的上台做了充分部署，彻底到 什么程度呢？“一旦江青执掌中央，辽宁省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一个也不须更换了 。”在任仲夷主持下的省委，还是有几位领导干部对于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 事”非常认真。我在时，已经是在“查漏”，然而这个“漏”可真是不小。中共省 委组织部，各级党委组织部、政府的人事局和公安局等要害部门，基本上都在“四 人帮”时得势的人手里。从公检法到军队，对于宣传由省委定为烈士的张志新的事 迹，抵触很大，十分嚣张。中共搞过这么多运动，只有这一次清查“左”派的运动 如此寸步难行。连有血债的人都受到保护。而主持和参加运动的人不仅受到重重刁 难，甚至提级和长工资也被“免”了。 同一年，我在山东所作的调查，结果也是一样，甚至更严重。在省委书记包庇下 ，临沂市可以公然贴出反对邓小平的大字报。一封攻击我、同时辱骂邓小平的信件 ，公安厅居然不去调查。 相当多的省份中，包产到户的政策遭到明目张胆的反对。就我所知，至少在广西 和黑龙江，省委领导顶着不办，一直坚持到一九八三年，即长达四、五年之久。 中央也并不平静。一九七九年年底，我到《人民日报》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 ，便是《人民日报》按胡耀邦旨意开始的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由于 触犯了大庆经验，在余秋里反对下不得不嘎然中止。《人民日报》受到的类似干扰 ，就从未断过。从陈云、胡乔木直至一些省委，一个电话就能使编辑部的运转停上 一停。 这个党有点特别 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是：中共的统治之所以能绵绵不绝，无非是由于中国没有另 一种政治力量取而代之罢了。人们别无选择，如此而已。这是无可置疑的一个事实 ，然而它却又似乎不能穷尽全部答案。 还需要到这个党的内部去探寻一下这个现象的原因。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我 被开除出党，一位海外的朋友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共的“气数已尽”，我觉得说的 有理。然而后来又似乎还未“尽”。一九八九年它对人民开了枪，似乎再也不会有 什么继续统治的合法性了。谁能想到四年后它仍然健在，连反共调子唱得很高的人 也去了北京，为它输血呢？ 同苏共相比，中共没有那么多教条主义。不然它就不会在一九四九年成功。这个 党的组织性、纪律性之强，似乎有过于苏联，派别的合法性从未被承认过。然而奇 怪的一点是党内生活机制上又有较大的灵活性，或弹性。你常常会遇到不合章法的 事发生，并且被承认。最切近的例子就是一个什么职位都没有的邓小平实际上是最 高领袖。私人关系可以凌驾于党的组织关系之上，一个中顾委委员的权威可以超过 总书记和几百万党员的意志——比如王震，既无武功，又无文化，但他一拍桌子， 胡耀邦就不得不退缩几步。就凭他一个人的坚持，湖南那个被称为“没得用”的毛 致用书记就可以几年不走、最后调离了，又必须给他安排一个江西省委的一把手。 反过来，在一定条件下，一个有胆有识之士也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较多的主动性， 为人民做些按常规本来是不可能做成的好事。 一九五六年，刚刚宣布过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已在中国胜利完成，毛泽东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还在全国销售，浙江省永嘉县年轻的县委副书记李 云河便上书省委，认为中国农业的出路在包产到户。无独有偶，广西地区的一位县 委书记王定也在相同的时间做了相同的事。更有趣的是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林乎加居 然让《浙江日报》发表了李云河的建议，并决定在温州地区试点，一下子(温州人在 后来的三十年 中还会再三显示这种创造性)就铺开了。可以预料，在一年后的反右 派运动中，李云河和王定都逃不脱厄运，双双成为右派份子。然而重要的是他们毕 竟有那么大胆量和创新精神提出了那样的主张，而这又绝不是两个孤立的个人的创 造，我相信他们周围一定有一群干部和他们站到一起，而这些人之所以会冒此风险 ，显然是出于对中国人民命运和中国前途吉凶祸福的关怀。 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一年胡绩伟顶住强大压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有声有色， 而同一时期的《四川日报》(还有不少其他省报)则死气沉沉。二十余年前，张黎群 主持下的《中国青年报》和当时的《工人日报》也形成同样鲜明的对比。一九八三 年以后的新华社和以前的新华社相比，也有明显的不同。都是在同一个中共中央管 辖之下，个人的机动性竟然能使这些人在革新立异上走得这样远。虽然胡绩伟和张 黎群最终都不得不中断他们的事业，但他们通过其报纸与个人言行造成的影响却留 了下来。 当然，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这种人在党内通常是逆向淘汰的对象，不可能上升 到高位而又能持久的。胡耀邦是一个例外，但在他受到邓小平重用之前也有三次几 近被摧毁。十几岁时被疑为“AB团”份子，险些被处决。六十年代主持陕西省委工 作，因制止四清运动中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胡兼任第三书记)左倾路线对农村 基层干部的残害，几乎被刘澜涛整死。最后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共也变聪明了一点 然而正是文革，对于中共组织上的更新起到一种奇妙的作用。一些历来很“左” 的高级领导干部在目睹和亲身体验这场大灾难的过程中，达到了大彻大悟，赵紫阳 、罗瑞卿、周扬、陆定一、任仲夷、胡绩伟都属于此列。中、下层干部中，一定有 更多的干部经历了这种转变。而且，这个过程并未停止在一九七六年。一九八七年 我被开除出党后，结识了两位朋友。一位长期备受信任、历次运动中未受任何挫伤 ，现在却找到我，决定写两本揭露毛泽东罪恶的书了。另一位更年轻，分手时告诉 我：“刘老师，你知道吗？我直到一九八六年还是保守派呢。” 这种人在党内的存在，对于阻止或减缓错误的决策及其后果，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当人民公社制度和文化大革命相结合，变本加励的左倾路线把中国农民再一次逼 入绝境时，仍然有一些中共县委书记和基层干部阳奉阴违、想方设法地给农民以保 护，使他们能较好地生存下来。一九七九年我在黑龙江采访时，一位长期从事农村 采访的记者向我指出几个县份，大都在山区。他说，那里的县委书记最不欢迎记者 去采访。他们过去能为农民办点好事，就因为交通不便，省委很少有人来视察，从 而可以多少自行其是，不受干扰。万一上了报纸，就会后患无穷了。贵州省遵义地 区是历来“左”得出名的地方。然而那里竟然会有一个乡，党支部书记几十年来一 直阳奉阴违，顶住人民公社和文革期间的种种倒行逆施，维持合作社的生产关系不 变，保住了一块和谐而富裕的“世外桃源”。最终还是由公安厅的一次治安情况调 查才发现的，因为那里竟没有任何刑事犯罪案件！ 不能小瞧中共对它各个时期的各种错误的平反。诚然，这种作法首先是有利于领 导集团的，并且事实上象一贯左倾这样的，根本性错误至今也没有纠正。但是或悬 崖勒马、或亡羊补牢，对于保存党内健康力量、鼓励后来者斗争的勇气，从而使党 内少许的思想自由不至被斩尽杀绝，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只要同前苏联做一对比， 就能明白。斯大林在对内政策上从未纠正过任何错误，无疑是苏联农业一蹶不振和 党内生机衰老以致戈尔巴乔夫回天无力的一个原因，而中国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二 年允许在农村实行“三自一包”，则给一九七八年后农村的改革提供了方便。 中共不断犯错误，却也不时地、有限度地纠正某些错误。这对于缓解危机，不使 之走向爆炸，也起了作用。一九六零年在山东高唐，我记得最清楚。那是饿死人最 多的一年。忽然下达了农村政策十二条，纠正左倾错误，向农民“退赔”大跃进中 被侵占的财物。得到的补偿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影响却很大。 人们重新看到了希望。 虽然党内制度(即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从未有任何变动，但邓小平时代党内生 活机制在无形中有了一个变化。毛泽东根本不听、晚年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凡事 一经他拍板，便一竿子捅到底，没有二话可说。七十年代末期起，中国政治生活机 制中的一个变化悄悄出现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对于党员、党员的意见对于干部和下 、中层干部的意见对于中央，开始发生影响了。从此，下情可以多少上达，邓小平 做事不能不左顾右盼了。例如一九八一年由批判白桦开始的第一次反自由化运动， 无疾而终。那是邓小平亲自决定的，而邓的政治性格的矛盾那时又一次显露出来。 先是他不得不在军方压力下纠正胡耀邦一度作出的“冷一下”的决定，继续批判“ 苦恋”；后来却又明令由《文艺报》写一批判文章草草收兵，只准《人民日报》转 载，其他报刊一律不发。这显然是为了缩小那场批判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二年以 后的第二次反自由化运动(“清除精神污染”)只进行了二十八天便嘎然中止。甚至 规模最大、后果最坏的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也不过搞了四个多月，而党的 十三大上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赵紫阳政治报告中为新闻自由打开一个不小的门缝 ，直至一九八八年工会制度的重大改革，都表明这个领导集团实际上接受了它刚刚 反对过的“自由化”的若干主张。一九八八年到一九八九年的新闻自由高峰，甚至 突破了一九七九年以来任何时期的水平。 倘若认为这是出于邓小平的善心，那就错了。 那些深居简出中南海的人，也许比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更能感知中国社会的动向。 当学者、小说家和教授们忙于写书、讲学和频频参加各种讨论会(出席者往往都不出 那几十人的圈子)而脱离了社会底层情况时，邓那些人却可以及时了解中国一个山村 中发生的诸如武装抗粮抗税，或城市中某一个哪怕是很小的地下组织的情况。 就在一九八七年初中共封闭了《深圳青年报》之后不出几个月，北京的《中国青 年报》却开始自由化了。没有党员骨干起作用，那是不可能的；团中央若不默许， 也是不可能的。 一九八八年初，胡启立还在说：“新闻是一定要改革的。但新闻制度不能改，新 闻观念不能改。”那还有什么改头呢？一年半以后，经他说话(当然不是他个人能决 定的)，北京报纸迈出了一九四九年以来自由化最大的一步：中共的报纸可以客观地 报道反对它的学生运动了。 那么，一九八八年胡启立说的可是他的真心话吗？后半句是否是说给别人听的呢 ？ 有些事只说不做，有些事只做不说。这是我国古老文明留下的一项重要政治技巧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不能不发生的事发生和发展，待时机成熟时再去正式承认 它，这又是另一种政治技巧。实用主义，不是邓小平的个人财产；整个党都有这么 个传统。 总之，不能把事情看死，不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中国和中共内部已经发生、 却未公开化、立法化的多种变化，很值得我们去注视和研究。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这个党同一九四九年相比，已面目全非了。它不再是统一的， 也不再因有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和铁一般的纪律而无比坚强了。 党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壁垒却越来越坚硬了。 所有上述事实，对于中国人对这个党的态度，自然会不能不发生重要的影响。(未 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