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后中国与大陆民运 (北京) 王 丹 邓去世将带来政治波澜 八十九岁的邓小平已经进入风烛残年，他的生命之光已经开始摇曳不定，随时可 能会倏然而灭，他的去世将给中国政治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 第一、从历史角度看，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人治国家，有着悠久的人治传统，政 治强人在政治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已成为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远的不说，在近一 个世纪中，满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强人——慈禧太后的去世，使几百年的封建江山开 始分崩离析，最终在革命的洪流中土崩瓦解；袁世凯之死，使在中国建立皇朝的梦 想化为乌有，一切有实力的复辟集团失去了旗帜，终于沦为一群政治闹剧的制造者 ；蒋介石的去世，为台湾走向民主化道路创造了契机；而毛泽东之死，则是结束祸 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条件。可以说，每个政治强人的死都改变了一个 时代。在中国政治仍未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今天，邓小平这位最后一个政治强人的去 世，也必将激起波澜。 第二，从现实角度看，邓小平虽然身无一职，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中国政治 发展中任何一件大事未经他点头便无法成为现实，一旦他去世，就会出现巨大的权 力真空。有真空，就会有人去填补，而在邓死之后，纵观党内，没有任何一人有充 足的威望，资历和能力独领风骚，这就必然产生填充过程中的争夺，这种争夺本身 ，就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重新抉择的机会。 因此，无论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种学理上的预测研究，还是作为民运力量自身 出于战略考虑做出的一种判断，我们都应该高度重视对邓后中国的研究工作。我想 ，就民运自身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既不是重申我们的理想，为社会发展规划一个灿 烂的宏图，也不是切齿痛斥，揭露过去四十年的黑暗和不公，而是脚踏实地，认真 分析，列出邓后中国的几种可能态势，然后分别作出对策性建议，或者做好心理上 的准备，即邓后中国可能是不可测的，到那个时侯，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原则把握自 己的行为。 中国肯定会乱 对邓小平死后的中国，我有以下几个基本判断： 一、中国肯定会乱，大乱、小乱，还是中乱，现在还很难说，但乱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乱，最可能出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就是中共上层。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统一的利益整体来说，已经不存在。现在的中共，已 经分裂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邓小平在十四大 上苦心孤诣地安排了江泽民为首、乔石主持人大、李瑞环主持政协、朱熔基主持国 务院为辅的权力机构，以图使各利益集团之间能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格局；但是他 的这种安排产生的负作用恰恰足以抵消他的初衷，也就是说，这种安排必将使党内 矛盾激化具备形式上的载体，也即“战场”，现在可以看出，乔石、李瑞环都在加 紧凸显人大政协的地位，而且有可能形成政治上的同盟；作为另一方的江泽民，尽 管身具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所有大权，但他并无赖以行使这些 权力的条件，从中央到地方，他都缺乏足够的权力基础，不要说李鹏、朱熔基、乔 石、李瑞环等，就是强大一些的地方实力派，也不会买江泽民的帐。尽管如此，江 泽民毕竟具有领袖的“名分”和邓小平的支持，因此一旦邓去世，双方必有一争， 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一旦公开化，势必影响各省及军一级的地方政权，不论是顺风 使舵，还是拥实力自重，各个地方诸侯也都会卷入政治角逐。 最可能会乱的第二个层面就是社会的下层民众，尤其是工、农。社会不稳定的苗 头，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一九九三年以来，各地的罢工、游行、骚动事件层出 不穷，社会矛盾激化的速度有递增趋向，这些趋向还未构成大规模动荡，主要还是 因为政局相对稳定，各级政府在自身不乱的前提下还有能力控制所辖范围的事态发 展，一旦因为邓的去世引发中共上层权力斗争，进而危及地方各级政权的稳定，社 会矛盾就会从权力控制的薄弱处喷发出来。另一方面，改革进行到今天，已经进入 到深层结构，它所要触动的已不是表面上的制度，而是决定了制度的各种利益关系 。当前中国面临着这样一个局势，各个社会集团之间在进行一种对抗。这个时侯， 正需要出现一种机制，能够以程序化的手段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进行谋合和协调， 缓解利益衡突。这样一种机制只能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 自由经济的发展不能没有民主政治“保驾护航”。要想避免大规模社会动荡，无 非两条路，要么实行专制的铁腕统治，可是这就阻碍了自由经济的发展；要么在发 展自由经济的同时进行民主政治的配套建设工作。现在中共权衡利弊，认定只有发 展自由经济，使国家强大才有可能确保自己的利益存在，这本是明智的认识。但是 他们却不肯继续“明智”下去，他们既想确保自己的利益，又不想切割自己的权力 。他们不知道，要想原封不动地维持所有原来的利益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让出一 部分利益才能确保另一部分利益。 因此，中共领导下的改革到今天，陷入了一条腿走路的困境和危境。利益磨擦不 用民主政治机制去协调，势必产生冲突和动荡，作为当局者的中共又拒不实行民主 政治。 因此，必然会出现乱的局势，之所以现在还没有大乱，一是因为制成大乱的因素 还没有系统地积累到一定程度，二是因为邓的权威暂时还可以起到协调各个利益集 团的作用。邓死之后，局面将一发不可收拾，大中型国营企业十几年碍于体制原因 没有长进，在工人中造成的不满，农民出于对比其它在改革中相对获益更大的阶层 而产生的失落感导致的不满，日趋严重的腐败和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公在市民阶层中 引发的不满将凝合成动荡的最大诱因，这是中国不久就将面临到的极为严峻的局面 。 “六四”肯定会平反 二、“六四”肯定会平反。现在，国内外不少朋友认为不必提“平反”这个词。 他们认为，本来就无所谓“罪”，何来“平反”这一说？人民从来没有认为八九民 运是什么动乱、暴乱，也从来不认为八九民运的参加者是罪人、歹徒，用不着让政 府平反。我们坚持必须从形式上为“六四”平反，这首先是一种客观上会发生的事 ，因为在政治形势发生微妙变化的关键时刻，有些重大的政治个案将以一个符号化 的形象出现，而失去本来的某些涵义。为“六四”平反，就将成为这种符号。平反 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表态，表明平反者的政治上的民主化取向和与万夫所指的旧势力 决裂的决心，这一点各个政治利益集团都看得很清楚。因此，不论哪个政治利益集 团，只要想掌握政权和巩固政权，就必然会打“六四”这张牌，通过为“六四”平 反来争取民意基础。 “六四”的平反可能在邓小平去世之后出现的动乱之前，也可能在动乱之中，但 不管何时平反，它都会带来一系列效应。伴随“六四”平反而来的，必将包括民主 程度的提高。人民对新闻自由、开放党禁、政治表达机会的多元化等问题的要求就 会提上日程，而“六四”平反者无法不答应这些要求，否则就难以自圆其说。这必 将大大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为“六四”平反将会唤发起民众的政治参 与热情。不可否认，近几年大陆盛行政治上的冷漠，但这是高压效应的结果，人民 在重新确立自己的利益时不可能不关心利益的政治保障问题，只不过不敢形诸于口 而已。高压的阀门一打开，热情的蒸气就会喷涌而出。我在出狱后的近一年中，有 着深切体会。人民对“六四”仍是念念不忘，我本人的很多亲身感受就可以作为证 明，此处就不必赘述了，我同意“不应该有‘六四’情结”的说法，但不能不对周 勇军等人所提的“淡忘‘六四’”的说法表示遗憾。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各个政 治家派别，各个利益集团，各种社会力量都在或明或暗地为邓后时代的到来做准备 。邓小平在一环紧扣一环地为确保自己的主张成为长久国策做调整权力结构的工作 ，江泽民为了拉拢军队在不断地封官许愿，朱熔基借经济出现问题之机从李鹏手上 夺走了金融大权，邓力群等人在密谋复辟“正统社会主义”，乔石则不露声色地加 强人大的职权，太子党纷纷涌入金融、实业界以图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中产阶层的 “萌芽”则加快资金积累过程，而地方政府也处心积虑地扩充自己的实力。各种力 量都明白，在一个社会变动时期，充分的准备和充足的实力才是决定胜败的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民运应该如何做呢？ 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以后，大陆民运陷入低潮，部分人被迫流亡海 外，部分人被捕下狱，部分留在国内牢外的人受到严密监控，体制内原来的民主派 悉数被排斥出现有政治体系，这一切都使大陆民主派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但进入 一九九三年之后，情况开始有所改变，一方面，经过前几年的沉寂中的思考与反省 ，大陆民运力量对自己的使命、责任、位置、价值取向、行动方式等等有了更为成 熟的认识，整体素质比八九年前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大批入狱的民运人士陆续出 狱，为民运注入了活力。可以说，从一九九四年开始，大陆民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 民运要作思想、人才、经济上的准备 我认为，大陆民运具备一个极好的参照系，那就是八九民运。现在我们做的一切 事，都应该在思考上树立一个出发点，即吸取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八九民运的教 训概括起来，可用一句话表达：缺乏充分的准备，主客观条件不成熟。有鉴与此， 我认为大陆民运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为了迎接后邓时代的到来做长期细致的准备工作 。现在在大陆，有些朋友存在急躁情绪，总是做一些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事，这 种热情我极为赞赏和钦佩，但这种思路是我不能同意。我认为，中国走向民主化的 最大障碍并不是专制制度及其代表集团，而是缺乏强有力的民主基础。也就是说， 缺乏民主制度赖以生长发展的土壤，没有这些土壤，即使我们强行确定一种民主机 制，也会出现制度变形现象，甚至因拔苗助长而导致民主的死亡。而培植土壤是一 个长期细致的工作，我们不能急功近利，把目光放在一时的胜利或短期的轰动效应 上，这才是为民族的长远利益考虑的态度。所以我想更重要的还是踏踏实实地进行 一些准备工作，这主要包括三方面： 第一，要在思想上取得共识。大陆民运要想发挥作用，自身就必须是一个协调的 整体，我们不强求统一，但必须讲究协调，一个四分五裂的群体产生的只能是盲目 乱撞的行为，这就需要我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比如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我们在 时代变迁中所处的地位，我们的行为规范及原则等等取得一个共识。八九民运的一 大教训就是各派民主力量在投入之前未能取得共识，结果在运动中发生分歧，表现 在后来就是撤不撤出广场的争论。一旦出现类似情况，绝不能再把精力放到统一思 想上去，因为那种时侯是没有时间让我们做思想工作的。 第二，要有人才上的准备。八九民运时风起云涌了不少积极份子，其中确有一些 被事实证明了的精英，但大部分却缺乏基本的经验、知识和能力。人才上的准备主 要是个人素质的提高。胡适说，过你要做有益社会的事，首先要求你自己是块材料 。大陆民运力量并不缺少人，但缺少人才，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培养自己的素质， 不断地去发现新的人才。 第三，要具备经济实力。现代社会的基础是自由经济，社会事务中的大部分行为 都已经货币化，经济行为的模式和规范越来越多地引入到政治领域中，这就要求我 们了解和把握自由经济的本质。从另一方面来看，没有经济实力就失去了活动的力 量，最起码连把自己的口号推广到人民中去都很难做到。现在的中国，绝大部分老 百姓的切身利益与经济行为息息相关，如果在经济上不具备影响，也很难找与民众 利益吻合。 行为方式：思想启蒙、为人民利益呼吁 大陆民运在作以上三种准备的同时，必须明确自己的行为方式。作为追求民主的 一场运动，我坚决维护介入运动的人有选择自己的方式的权利，方式可以是多元化 的。但是就我个人来讲，我反对在现阶段的中国从事两种民运，一是暴力行为，二 是地下组织活动。这一点大部分同仁是有共识的，我不想多说。我想我们主要应该 以两种方式存在。 一是思想启蒙。民主运动追根到底是一场启蒙运动。八九民运作为一场民主运动 ，它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唤醒了人民对民主的向往意识，并促使人民认清了政治的本 质。只有从民运人士到一般民众的民主意识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才可能出现民主 的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否则只会出现“旧瓶装新酒”的现象。我们的启蒙工作，既 是一个以各种方式向人民宣传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平等、正义思想的过程， 也是一个在相互交流与探访中提高自己的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 二是为人民的利益呼吁。大陆民运要想有活力，必须把自身行为与人民利益结合 在一起，从政治上的压制到经济上的腐败行为的剥削，人民的利益受到来自各方面 的侵犯，民运力量有责任为他们说话，并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行为表示我们捍卫人 民利益的决心。大陆民运不应持精英的态度，不应游离于民众群体之外，期能以救 世主的心态指手划脚，更不能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我们必须看清，离开人民的支 持，我们在中国没有立足之地，因此我们没有权利漠视人民的疾苦。 民运要注意和平、理性和内部协调 大陆民运经过了十几年的风雨坎坷，今天面临着新的机会，新的选择；只有冷静 地回顾过去，展望将来，才能更理智地决定今天的行为。我们既不能消沉，也不能 盲目乐观，就此，应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民主运动不是造反，它是一个理性革命，我们应该坚持八九民运时提出的 “和平、理性”的原则，我们的矛头所向是一切压抑人的自由的制度和行为，而不 是某个政府、某个团体、某个人。一切想在一夜之间实现民主的想法都是应该予以 摒弃的不良倾向。我们必须认识到，民主的实现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我们应 该具备的是耐心和韧性。 第二，民主运动作为一个全民运动，一旦蓬勃发展起来，就会出现更为复杂的局 面，各种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的力量，应该把自己的集团利益放在整体利益之下。 只有精诚合作，相互协调，才能焕发出整体的力量。民主运动需要出现领袖人物， 但领袖不是自封的，而是在运动过程中自发而生的。 以理想和热情推动民主、文明 我有一个明确的预感，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我们面临的不久的将 来是一个多事之秋。生活在这个时代，我感到无尚光荣，因为我们终于有了这样的 机会，可以把我们的理想和热情通过我们的艰辛努力化为一种动力，推动我们这个 国家走向民主、文明。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到整个社会的进步事业中去，是我的一贯 原则。如果此时我出国，可能会有更高的安全系数和更为舒适的生活，但同时也将 失去精神上的依托，这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方励之老师曾对我说过一句对我 很有启发的话：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政治事务，既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义务。是的 ，留在国内，尽我一己之力为中国社会进步做事，这是我不可推卸的义务。我已别 无选择。我也希望与我有共同心愿的朋友们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我相信，所有的 血和汗都不会白流。 一九九四年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