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幻想 (之三) ·刘宾雁· 看到希望 不求巨变 一九八七年夏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一起小小的事件。 深夜，一个在毛泽东纪念堂前的群塑脚下安放炸药、企图炸毁它的人，被当场捉住 了。捕捉他的，是一个年青的男人，那时正在同他的女友在附近谈情说爱。这件事 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因为这个“英勇擒拿现行反革命罪犯”的年青人，显然是并 未被赋予什么使命，并且当时是在离政治很远的情境之中。这个人会是一个中共的 忠实追随者吗？除非他是那一代人中一个极少见的例外。 分析起来，当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长期形成的阶级斗争习惯心理，对于鬼影憧 憧地暗中活动的人会直感地产生一种反应：敌人在破坏！然而在扑上前去的那一煞 那中，也不能不需要一点勇气。他必需有一点为这个行动付出相当牺牲的准备。这 时，距离以林彪垮台为开端的毛泽东意识形态的破产已十几年了。 那个年青人可能有我们无法猜到的个人特殊动机。我们也许可以作出这样的揣度 ：倘使当时有十个偶然在场的年青人，就不能排除其中会有两个、三个或更多的人 本能地扑向那个破坏者。这是我现在的想法。七年前的当时，我却有些吃惊：怎么 还会有这种人呢？因为我为一种幻觉所支配，以为这个政权纵使尚未丧尽人心，也 该不远了。我忽视了一点：一九七六年以后中共的威信和对社会的控制力虽然继续 下降，但一九七九年开始的改革和开放给中国人带来的实惠和希望，无疑又使这个 党增添了一些生机。 不能小瞧这个希望。 一九七八年起涌入北京、挥之不去的上访大军，中间有很多是十几年、几十年冤 案的受害者。先是受害、反抗、失败，然后是年复一年的上访，不是家破人亡，也 是倾家荡产。这是中国人中最悲惨的一族。他们只能到各家信访办去乞求，而信访 办也仍然必须去请求原地党政机关开恩，多少减缓一点上访者的冤情。 “他们何不自行组织起来，去争得自己的权利呢？”这个念头立即被我抛开。已 经试过了。一九七九年初，傅月华不是率领他们在北京游行过吗？结果只能是傅月 华被送去“劳教”。 不论如何，总算是有了一个希望，可以上访了。尽管十不过一，平反毕竟有了可 能。当然，这就要靠你的运气，碰上接待者是有点恻隐之心的人；他还要有点好运 ，碰上那地方党委里有给面子的人…… 我本人也是如此。一九七九年一月，当我在我的右派“改正”文件上签上自己姓 名时，心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党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回去还有什么意思？我给自 己的回答是：可以从内部改造它。有了这个老党员和十三级干部的身份，工作起来 也方便多了。认为这个党还可以改造(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现实也是可以改造的)， 这个希望便成了我以后生涯的一个起点。 从一九七九年五月我到黑龙江省开会和采访(并不是作为《人民日报》记者，当时 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到一九八五年六月为止这六年中，我未见到 一个对于中国共产党表示敌意到要推翻这个政权的人，尽管我的采访对象和到我家 中来的应接不暇的客人，大部分是受过甚至继续受到这个政权迫害的人。其中不少 人可称为“苦大仇深”。他们对于现领导和现体制并不是完全满意，但他们认为那 是可以改善的。对于现领导及其路线真正持敌对态度者，倒是对于一九七九年以前 那个时代持肯定态度的人，即保守派。 渐进是可能的 那也要斗争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我看到同时存在的两个世界。一九七九年五月，在哈尔 滨我遇到微笑和掌声。《黑龙江日报》从副总编辑、部主任到记者、编辑，一九五 七年被打成右派的人都回到原先的岗位，兴致勃勃地在从事他们被打断了二十二年 的事业——扩大新闻自由，改造社会和共产党。他们大部分是中共党员。他们和同 他们一致的人在报社内占明显的优势。这个省的文学界和知识分子大抵也是这种状 况。省委则把持在相反力量手中。第二年年初，在成都，我看到的就是另一种政治 景观了。《四川日报》社居然没有人敢和我说话；省文联做了部署：绝不给刘宾雁 提供讲坛！这和刚刚闭幕的第四次文代会上“右派翻天”引起的“左”派反攻的形 势有一定关系，不过也不尽然。《四川日报》从它的纸张颜色(象久经日晒之后的那 种黄色)到内容、风格，同文革及文革前就始终没有两样，而这又无非是李井泉势力 和“山西帮”在四川龙盘虎踞几十年的一种反映。在辽宁和四川，我又有一个小小 发现：被视作改革派大将的任仲夷和赵紫阳都不谋而合地只抓经济改革，小心翼翼 地不去触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前者可立见成效，后一个却会造成无穷的烦恼 ，甚至危及省委领导人在中央得到的票数。这也许未尝不是一种政治智慧，然而却 也暴露了中国的“改革派”的致命弱点。到一九八五年以后就见分晓了。 总之，那几年我得到的感受是：一、尽管受到种种限制，我仍然能够以我的作品 对社会发生一些作用，我的读者之广(阶层之多，数字之大)又使我觉得这种工作还 是很有意义的；二、我接触到的人相当广泛，并无一人主张以推翻现政权或以其它 激烈手段与当局正面冲突的方式去改变现状。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我那些年的政治心态。一九八五年，当我听到《人民日报》里 有一位编辑有意组织反对党时，和同一年，当我在江西听到一位年轻的记者向我流 露他对整个共产党的仇视，意欲采取同样的行动时，我心中着实是吃了一惊。 到一九八五年为止，我对于邓、胡、赵这个领导集团及其推行的改革，是寄予希 望的。从《人妖之间》起，我所写的报告文学和新闻报道，并不象许多人想的那样 全是为人鸣冤或揭露腐败。我揭露黑暗的目的也不全是为了帮助这个党疗治它自己 并依靠它去改造这个社会。正如我在沉默二十二年后所做的第一次公开演讲的主题 一样，我认为中国前三十年的灾难，来源之一是中国人不认识自己的社会。我在作 品中有意传递的大量是这种信息——历史和现状的真相，问题及其根源。我写了很 多人物，从一九八零年的《一个人和他的影子》、一九八三年的《关东奇人传》到 一九八五年的《第二种忠诚》，我的侧重点与其说是他们的苦难，还不如说是他们 的力量。目的在鼓励人去战斗，而不仅仅是唤起读者对受难者的同情。 我时常必须向人解释，我从来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无论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 或一九七九年，我都未曾料到我的写作会给我造成什么伤害。待到我看到那些狰狞 的面目时，已经晚了。这是因为想当初我也未料到那作品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因 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后边推着我向前走，欲罢不能了。他们也使我多少可以有恃 无恐。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背后的人群虽然无权无势，却能使我对面那些党政大 员对我的打击不至于对我有所伤害。 迂迥而行 仍难免于难 你活着，是为了对于社会的进步发生一些作用。但为了发生作用，你又不能不限 制自己，同环境作某种妥协。即使如此，你行动或表达的权利也无时不受到威胁。 ——这就是八十年代有社会责任感的作者普遍面对的难局。 同郭罗基、王若水、阮铭、李洪林、苏绍智、马沛文等相比，我更幸运些，因为 我写的是报告文学，不是理论文章。我早就对他们寄予深深的同情了，因为理论这 个东西就象板上钉钉一样，很难打马虎眼，一句话被对方抓住，你就跑不掉了。报 告文学呢，第一我写的是事实(因而也有一点麻烦，对方老是说你“失实”，他也确 实很难从别处下手)，即使明显地是在引伸、在把读者引向一个使当权者感到疼痛的 结论，我也大抵都用事实说话。理论家就没有这种方便了。近读李洪林兄的自传“ 命运”，才得知他十几年来写了几十万字的文章，邓力群们费尽心机竟然只能找到 一句话给他定罪(那句话是“不要一听说有人怀疑社会主义，赶紧就去批判。因为单 是‘怀疑’本身不一定就是坏事。”)。最终也没有定成。真佩服他“老谋深算”到 家了。据说也是叫中共培训出来的：不断挨整，就必须装备上全身铁甲。 据说一九八一年批判白桦，原计划下一个便是我，连文章都写好了。阮铭被开除 出党之前，通知便发到各大报刊：今后此人作品一概不得发表。郭罗基被邓小平指 令必须离开北京，不但不能发表文章，连讲课的权利也剥夺了。王若水呢，则是时 阴时晴，有时似乎可以发点文章，过一阵子又不行了。诗人叶文福自从“将军，你 不能那样做”一诗发表后一直受到军委总政文化部的追究。一九八一年终因他在北 师大的一次讲演而遭到清算性打击——不再能发表作品，还迫使他复员还乡。这样 一来，我就不能不面对一个问题：既要最大限度地运用不同的政治气候下可以有的 不同程度的自由，又要时时提防过界。一旦失去发表文章的权利，我在中国还能起 什么作用呢？ 邓小平在一九八一年以后，赵紫阳在一九八七年以前，我是知道他们无意推行政 治改革的。但是还有胡耀邦，还有万里，还有党内中、下层的压力，所以我不认为 这个领导集团不能从政治上把中国推向前进。我以为他们迟早要整党，把腐败分子 清除出去，使顽固势力有所收敛。我并不把目光限于北京。从四川的宜宾，湖南的 慈溪，河南的伊川到黑龙江的大兴安岭，我都看到党内健康力量在苦斗。至于党外 、社会的压力更是不在话下。各地农民因受欺压、投诉无门而诉诸暴力的事件，有 增无减。我独居斗室，可以听到全国许多地区、不同阶层的声音这个特殊条件，使 我在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五年已产生一种“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感觉。我相信 邓小平在左摇右摆之后，必定会整党。因而尽管从一九八二年起我愿意写的文章已 无法见诸《人民日报》报端，我仍然企图以借题发挥的方式通过写美国来唤起读者 思考中国的问题，期待政治气温的变化。然而一九八三年秋，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把 整党放到一边，却大张旗鼓地搞起“清除精神污染”来，使我大失所望。一九八四 年的整党在全国走了过场，一九八五年全国政治形势大踏步倒退，连胡耀邦也出面 收回了我们几年努力争夺到的一点新闻自由，我就不能再对这个党抱什么期望了。 到一九八五年为止，尽管我得罪的那些省委和单位不停地向中央控告我，中共黑 龙江省委一九八二年还在《黑龙江日报》上发了一整版文章批判我，中共上层包括 军委政工领导对我不满者也大有人在，但中共中央机关却并未对我采取什么行动(虽 然我的材料一直在收集和积累着)。一九八五年夏，他们终于准备动手了，派了一个 调查组进驻《人民日报》彻底清查我的问题。这显然是与《第二种忠诚》的发表分 不开的。 几年以后一些身居美国的年青人还不能理解，说到了一九八五年了，刘宾雁居然 还在那里提倡对共产党忠诚！这个批评使我感到意外。我从三十余年前在《中国青 年报》工作时就曾花时间到各地青年中寻找一种人物，企图通过他们的事迹来提倡 一种敢于怀疑、敢于批评、反对错误的精神。我失败了。这次失败，和几年以后毛 泽东对于稍有这种精神的人的总剿灭，越发证明了这种精神在中国之可贵。但是纵 使到了八十年代，无论王若水、李洪林或郭罗基，仍然不能用理论文章的形式论证 和提倡这种精神。只有小说家在这时的中国可以用他们的作品宣扬这种精神；不但 作品不愁出版，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然而不幸的是中国的许多小说家在一种外来 的时髦潮流的引导下，早已不屑于同中国的现实发生多少关系了。我多少做了一点 调查，一九八五年中国文学期刊上的主要作品，若不是现代主义的、令水平太低的 中国读者摸不着头脑的东西，也是虽然读得懂，主题却离中国人所关心的事情很远 。报告文学写这种题材，老实说，要比小说困难得多。假如象某些青年人要求的那 样，我就只能去写比陈世忠等更激烈的叛逆型人物，如王申酉、魏京生式人物了， 然而那又是根本别想发表的。于是我便写了蹲过大牢、已经平反了的陈世忠和倪育 贤。我至今认为那是一九八五年的条件下在中国提倡异议精神的唯一可行的方式。 然而《开拓》创刊号却仍然被查禁，并严令其它报刊不准转载。——可惜已经晚了 ，一些报刊在《开拓》发行前就已转载了。贾平凹主编的在西安出版的《散文报》 一下就销掉五十万份。 中共中央的嗅觉是灵敏的。也许它觉察到，正是这种并非公开提倡反叛的形式， 更有效地鼓励了当时中国最能为社会和党内接受的内心的、精神上的反叛，也是中 共最忌讳的独立思考和敢于异议的精神。八零年代以来，中共中央为何那样卖力地 要求人们“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呢？就是要使一切异议都象毛泽东时代一样 继续处于非法地位，并继续愚弄党员和群众，使他们相信，持有不同政见便是不忠 ，便是背叛。我的那篇文章问世之后不久，“第二种忠诚”便成了流行的词组，被 人们用来同“老黄牛”式的愚忠相对立，促进了政治异议的合法化。在中共党内， 这是派别合法化的开始。 心安理得 不以为非 但是这种环境的特点(一方面，社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渐变，好象无须什么人做出 自觉的努力，这个过程也不会停止；同时，共产党的种种限制与威胁，又使人很难 有大的作为)，也使人容易产生一种无所作为而心安理得的心理。至于邓小平的反复 无常和几次反自由化运动造成的心理挫伤，又使另一些人心灰意懒，看破红尘，觉 得反正中国没有希望了，一切都“去他妈的！”也是一种心安理得。悲观绝望情绪 在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被迫休职后愈发蔓延开来。 中国人觉得自己对于这个国家过去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没有责任，这种心理已盖 有年矣。你想负点责任，也不被允许；一切都由共产党管着。应该说也无可厚非吧 。但是如若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可以比平民百姓高一点，那么这种状况也就不能说是 正常的。 其实也并不是每做一点事都必然会冒什么风险，而且可以做事的空间显然在扩大 。但有的人非但自己不去运用已有的自由，还要鼓吹别人也去放弃那点自由，这就 过份了。最近，因历年来政治投机和出卖别人(特别是在“六四”以后)而声名狼籍 的小说家、中国作协书记邓友梅又发表高论，说文学不必有“轰动效应”(即对社会 的震撼作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调子有点耳熟，好几年前就有人提倡过。 社会责任感这个词成为对人的嘲讽，已经有十来年历史了。 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初访美国，记得可能是在耶鲁大学，讲演之后听众中有人 提问：中国大陆到底有多少言论自由？我说，自由度常随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时大时 小。但一个人在一个时候究竟享有多少自由，这话很难说。因为事情常因人而异； 有的人可以把三分自由用到五分，另一些人则在本来有五分自由时只肯去用三分。 说这话时，我显然是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到家了。十年以后回顾自己的八十年代， 才发觉并非如此。在写文章和讲话方面，我想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七年我的遭遇已 经证明我不能走得更远了，除非决心不再在中国生活，或不愿再起什么作用了。但 除此以外呢？ 白桦挨批，叶文福挨整时，要我公开站出来发表声明，不大现实，也没有多少意 义。那无异于往枪口上撞，不计后果。但对于叶文福，我非但未给他任何形式上的 鼓励和同情，私下还表示过他在北师大的讲话过火(似乎是“咎由自取”)，听到别 人对他的某些非议(有些还是官方透露出来的)，我也从没说几句公道话。在他从八 一年到八六年挨整期间，从未设法找他谈谈，听到他处境很糟，也从未想过我能否 做些什么去助一臂之力。在“将军，你不能这样做”之后，他在一个人承受千斤压 顶的压迫与威胁之下，仍能有勇气继续写出一系列同类的诗，那是中国文学界绝无 仅有的。 一九八七年听到魏京生在狱中掉尽了牙齿，脱光了头发，我也曾唏嘘良久。这时 ，我已无能为力了。 也算是报应吧，魏京生曾使中国作家八十年代连续两次在巴黎出丑。第二次是一 九八八年夏天，我因迟到一天，侥幸未能在场。面对中国作家代表团，听众中一位 热爱中国的妇女站起来提议为对已坐牢九年的魏京生表示敬意和同情，全场起立。 她是我的朋友，我知道她并无恶意，未料到这一句话竟会使中国作家们惊呆，狼狈 不堪。若不是女作家张辛欣起来勉强圆了个场，后果会更糟。 假如我也在场呢？不会两样。我还是要在第二年归国的，怎么交代？抓魏京生是 邓老爷子决定的。八年后他还重申过：“魏京生，抓了就不能放！”意思自然是无 论抓对抓错，都不能放。你这时若站立起来，那还得了！ 我不是想责怪谁。这种事在全世界面前使堂堂中国的一流作家几年之内丢人现眼 两次，对执政党中共也有失体面。然而事后竟无人提起。中国作家也接受了这个现 实，默认了自己比二十世纪文明世界的作家低人一等，并无独立人格！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