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越来越没“舵” ·曹长青· 【编者按】周舵在《北京之春》上发表的“社会和解、渐进变革是中国的唯一出 路”、“评一种雄心万丈的危险生涯”等文章，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继上期发表王 若望的回应文章，本刊这一期又发表了曹长青、马悲鸣的有关文章。这些有时看上 去言辞甚为激烈的文章，涉及到中国民主运动的根本性问题，也真实地反映出一批 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理念和风格，十分值得一读。我们希望能在大家的支持下，将 这一讨论继续进行下去。 被誉为“天安门广场绝食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先生最近连续在《北京之春》上发 表文章，预言中国政局变化，并引发了与王若望先生的争论，因而令人侧目。 周舵先生来美一年余，对美国社会、中国政情以及哲学、文学等领域都发表宏论 ，让人深感他原任职的“四通公司”真是培养通才的地方。通才当然是好事。即使 自认是通才，也让人陡增自信。但通才笔下的文章至少应有才气和道理，即古人说 的“顺理成章”。而读周舵君的文字，这两点都显不足。足的却是另外两点：一是 语出惊人，越说越离谱；笔下无方寸，心中无“舵”。二是能将明白的话讲糊涂， 让人坠入文字泥浆，浸个半死。 让我们引他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和文字，看与这两点结论是否吻合。 一、偏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周舵先生来美国发表较早的文章是给《新闻自由导报》的读者投书，为周励写的 那本广受批评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辩护。 中国女性周励以她旅居美国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在北京出版後引起了轰动。这本 书，即使不按严肃的文学批评的标准，也算不上什么好书。不少读过此书的在美中 国留学生撰文指出，此书对于美国的描写“不实，不真，不确”，“无论结构或细 节都非常粗糙，写作手法也不高明，经常大段抄日记，抄新闻报道（如卢刚杀人事 件）或抄录上世纪西方哲学名言。”“书中编造痕迹随处可见。作为自传，这是不 诚实的。而关键还在于编造的水平又不高。”（李洪宽，《新闻自由导报》，一九 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此书令人作呕。它犯了三忌：种族歧视；小人得志忘乎 所以；借文学作品人身攻击。”（跃进，《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二年十月二日 ） 这些留学生们的批评不无道理，因为此书胡乱编造之处太多。例如第一章“商场 风云”就描写作者如何与被《新闻周刊》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的阿道尔·舒格 曼先生做领带生意大获成功（第61页）。在美国稍有新闻常识的人都知道，《新闻 周刊》不评选年度风云人物，而是《时代周刊》杂志每年评选，而且从没评选过叫 舒格曼的商人。该刊主要评选当年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如希特勒、斯 大林、邓小平都曾当选过。 但周舵先生却在投书中质问批评意见说： “这部书真是这么只可弃之如敝履，全无价值吗？我的读後感完全相反。香港的 《远东经济评论》向我约稿，说是该刊每年年底都要约一些所谓亚洲的‘名人’谈 谈这一年所读书的读後感。我提到两部书，主要是一部宗教学的著作，另一本就是 周励女士这部书。”（《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三年三月五日） 这样一本故弄美国玄虚，以求中国市场效益的劣质书，竟成为周舵先生某年读过 的两本最好的书之一，真令人一质疑周先生所读书的质量；二惊讶周先生的欣赏能 力。如果是大陆的囿于信息封闭的平民百姓做如此评价，还不足为怪。但由“亚洲 名人”这样资格的人说出，实让人感到亚洲没人。 周舵先生这段话中还有另一层涵义，用“所谓”两字表面贬降，实想告诉人们的 是，香港报刊是视我为亚洲名人的。名人与否，最好由别人去做判断，由自己口中 说出，而别人并不这样看时，岂不尴尬？ 面对读者批评此书编造不实，周舵先生为之辩护说： “‘自传体小说’终究是小说，不是新闻报道，不是历史资料，不是思想汇报。 艺术之所以为艺术，艺术之所以区别于现实世界，正在于其‘假’，正在于它们是 虚构，否则要艺术何用？” 但实际情况是，此书是作者以个人真实自传的名义送交大陆几家出版社出版的。 後来被此书提及的一批当事人联名要状告周励胡编乱造，贬低他人，周励又改口称 此书为自传体小说，以避官司。而且退一步讲，即使文学作品，也追求艺术真实， 而不是胡编乱造。 周先生刚刚到美国，对一本书描写美国社会是否真实的争论，似乎应有耐心了解 一段美国现实，或者听听在美时间较长的留学生们的意见再发宏论。 也许有人会说，正因为周舵刚到美国，对此不了解，可以原谅他的急躁、浅薄。 但是，周励书中散发出的对共产主义情意绵绵的气味，这位亚洲名人是应该能感受 到的。例如周励在书中这样描写她对共产东欧和苏联崩溃的感受： “在东欧，我一看到列宁雕像、头像或全身像就喜形于色，并且立即跑上去和列 宁雕像一起合影，或者是在这些屹立在花丛中的大理石像、花岗石像拍了又拍。有 时还抱着列宁那著名的宽大光洁的额头吻了一下，好象我真的见到了列宁一样。” （第402页） “我早就读过《斯大林时代》，我知道肃反死了许多人，可是我又不愿意看到西 方世界把这件事扩大做宣传。我无法改变自己就像无法改变自己的血液一样，血液 是从母胎中带来的。因此，当我在电视中看到东欧某个国家将列宁像套上钢缆推倒 时，我就像失去了自己的一个亲人一样难过。我哭泣起来，我甚至想用自己的双手 去阻止这股山洪爆发般的汹涌波涛……”（第404页） 一位留学生就此尖刻地评论到，“读这部并不有才气，并不有学问，也没什么高 贵气质的女人的《自传》”中的一些描写，“强烈地让人感到她的俗贱、被虐癖。 真不知道在曼哈顿或在整个美国，有她这种癖好的女人还有多少？！” 而我所困惑的是，像周舵这样欣赏这类烂书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到底有多少？是智 力有限看不出来呢，还是与周励一样俗贱，对共产主义藕断丝连、心神同往？在报 上曾看到北京《报告文学》杂志一位编辑在给美国的朋友信中这样谈及此书：“现 在深夜三点，刚刚小睡了一会儿，起来看周励的书。此书很感人，几次我都想流泪 ，一个纯真但又坚强的女人，一个四十二岁的女人，我甚至都要‘爱’上她了。” 不知周舵先生是否也是“爱”上她了，才对这位“曼哈顿的女人”如此推崇。 二、“美国人过着最无聊最荒诞的生活”？ 周舵先生的更惊人之语是当记者提问“结束在美国的访问研究後你打算何时回国 ，为什么”时，他回答说： “一年访问期满立即回国。留在美国有什么意思？我有点觉得（也许是无知狂妄 ），美国人是在上帝赐予的一块最美丽富裕的国土上，过着一种最无聊最荒谬的生 活。……就照美国人目前这样子活上好几十年，人怎么能受得了，怎么会不闷死掉 ？”（《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周舵虽有点心虚地加上了“（也许是无知狂妄）”，但话说的落地有声，毫不含 糊。这哪里是也许狂妄，本来就是惊人的无知狂妄。就是已在美国生活了五年、甚 至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未见得深入了解了美国，更不敢贸然如此极端地评价美 国。而周舵先生作为一个从极权国家以“六四”英雄身份来美国深造的学者，竟认 为生活在一片最自由的土地上的人们“过着最无聊、最荒谬的生活”，真让人怀疑 他不是脑袋出了问题，就是从未想过一个知识分子要对自己的言论、观点负责任。 三、“民运人士哪点都不如共产党”？ 周舵先生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对中国民运人士做了激烈批评。他说： “我们自命为‘民运人士’，口口声声‘民主、自由、人权’，其实做起事来， 说话行事、待人接物处处让人看上去，倒像是一群自私自利、心胸狭窄、狂妄自大 的专制小暴君。”“我们反对、批评共产党，自认为比他们聪明能干，其实要论人 格操守、道德品质、奉献精神、意志纪律，我们哪一点比共产党强？”（《新闻自 由导报》，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这段话至少两处有毛病。第一，周舵先生如果认为自己是这样，愿意如此作贱自 己，别人无意涉足。但周舵先生凭什么资格代表了所有中国民运人士？谁授予了这 份权利？ 第二，民运人士是有很多应批评的地方。但把民运人士说成哪一点都不比共产党 强，是不符合基本事实的。民运人士再糟糕，总不至于开枪杀平民吧；纪律再混乱 ，总开始投票选举了吧；道德再不好，总开始接受媒体监督了吧。不管民运人士身 上有多少值得检讨的地方，他们的诉求是民主和自由，而不是中共的专制和独裁。 这是根本的不同。至今在中国大陆不许人民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是 民运人士吗？怎么能说民运人士哪一点都比不上共产党这种绝话呢？ 今天，任人都看到中共的腐败。连中共党总书记江泽民在报告中都承认，再不整 顿党风，就要亡党亡国了。而面对最近披露出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荒唐，恐 怕连中共都羞于说出共产党人最有“人格操守、道德品质、奉献精神”。周舵先生 如此称誉中共，到底是怎么了？人的脑壳里应装脑浆，而不是浆糊。 四、最可怕的是政治改革太快？ 周舵先生在文中还有另外的“语出惊人”：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态，不是不发生政治变革，而是这个变 革的速度可能会快到任何人都控制不了的程度。”（《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七 月号第37页） 当人们至今还在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仍步履艰难而焦急，为结束腐败庞大的共产专 制而处心积虑，周舵先生却高瞻远瞩地担忧中国的政治改革将来会太快了。对中国 社会有所真切了解的人，大概都会看到，即使是邓小平死後的後共产党时代，或没 有共产党时代，令人担忧的是半个世纪的共产专制留下的巨大惯性和强大的守旧势 力对中国政治改革进程的阻力。即使在被周舵先生认为政治改革太快了俄罗斯，至 今人们还在为排除共产党残余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阻挠、加快政治改革而进 行着艰难的跋涉。而在中国，政治改革还没起步，周舵先生就先担心将来别太快了 。到底是神经过于脆弱，还是故意一语惊人？ 五、假设的大乱成了暴政存在的理由 周舵先生担心政治变革太快的理由是，“共产党垮台之後很可能出现恶性斗争、 组织真空和无政府状态”，因而“邓小平强调‘稳定’的重要性，这并没有错，他 显然察觉到了社会大动乱的致命威胁。”周舵先生开出的药方是，“社会和解、渐 进变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七月号第37页） 这种担心的依据和开出的药方都不符合中国现实： 第一，人们已听惯了这种共产党的论调：没有中共，天下会大乱。研究专制理论 的学者早就指出，专制的秘诀就是制造真空，让它显得不可取代。结果是专制越坏 ，越不能垮台，因为没有其他力量能够代替它，它一垮，天下就乱。天下会大乱的 假设和对之的恐怖，就使得专制必须继续存在，人们怕动乱，就得忍受暴政。结果 ，避免动乱成了暴政得以存在的理由。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灵了的今天，邓小平 们就在制造这种天下要大乱的恐怖，以此要中国人民继续忍受他们的专制统治。 没有共产党会不会天下大乱？看看东欧和俄罗斯的变化会一目了然。波兰、保加 利亚、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等结束共党专制的国家一个都没有天 下大乱，怎么中国就一定会？比中国共产专制时间还长的苏联帝国崩溃分成十五块 了，至今也没有天下大乱。在苏共垮台前，苏联也没有另外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显 得可以取代它。迟至最近选举国会前，俄罗斯的改革派才正式组建了政党“俄罗斯 抉择”。这里的关键是，人民是有智力选择有能力治理国家的领导人的，只要给中 国人自由选择的机会，大多数人民不会选择乱。中国近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是共产 党在一直制造动乱。 第二，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残暴和腐败，怎么实现社会和解？谁向谁和解？是人民 跪下，还是共产党放下屠刀？在前东欧、苏联以及全世界范围内，还找不到一个国 家在不结束共产专制下，可以实现社会和解，天下太平的，怎么中国就一定是例外 ？道理在哪里？ 第三，周舵先生强调“渐进变革是唯一出路”，但是罗马尼亚是一举推翻共产暴 政的；苏联也不是渐进变革的，怎么都找到了出路？这“唯一”的根据在哪里？在 共产阵营中，最早实行“渐进变革”的是南斯拉夫，从铁托到他的继承者们都在尝 试渐进变革共产主义，摆脱苏联模式。但这种渐进变革换来了什么结果？南斯拉夫 目前血腥撕杀，是东欧状况最糟的国家。 六、对邓小平的幻想比邓本人还坚定 周舵先生对中国政情发展提出四种可能。其中第四种是： “在邓小平还活着的时候，中共最高决策层能够接受多党制的理念，并作出一个 承诺，召开一个政治协商的圆桌会议，共产党和中国其他政治力量达成一个协议， 制定出一个和平地、渐进地、有序地实现民主改革的日程表和一套方案。”（《中 国之春》，一九九二年二月号第72页） 现在，即使外国最蹩脚的中国问题专家都不会对邓小平抱这种幻想。因为邓小平 已经用“六四”公开杀人证明了他为了维护一党专制不惜一切代价的残忍之心。而 周舵先生却设想着邓小平会接受多党制，与反对他的一党专制的中国民主力量开圆 桌会议，分享政治权力。这种一相情愿和政治幼稚，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 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有个底线。邓小平公开调遣军队屠杀平民，他已打破了做人 的底线，成为杀人凶手，属于他的是早晚要有的审判。对这种人还抱有希望，那么 ，要邓小平杀多少人，你才能放弃对他的幻想？ 即使按周舵先生所设想的邓小平同意坐下来与包括海外民主政党、团体等在内的 所有政治力量分享权力，我们要不要与他分？像邓小平等双手沾满了“六四”死难 者鲜血的凶手，首先要接受的是法律制裁。他和他的血债累累的共产政权已没有资 格在民主政体中分享任何权力。 七、居高临下，教训海内外 周舵还有这样令人瞠目的文章开头： “在‘六四’事件四周年之际，我想以一个中国大陆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并代 表一批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向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讲几点意见。”（《北京之春》 ，一九九三年七月号第37页） 我怎么也看不明白，在一个给中国人看的中文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为什么劈头就 要对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讲几点意见。这里即不是美国国会，也不是美国人的群众 集会。而且作者还宣称他代表了一批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哪一批？多少人？谁？也 许因为我曾在精神病院工作过，读这种文字，总是想到作者是不是神经有了毛病。 周舵先生的文字中，经常有这种居高临下，以“亚洲名人”教训芸芸众生的口气 。例如： “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许多中外人士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似乎还停留在一九八九 年之前。”（引文同上） “这些专家们的深谋远虑的意见，对于我们那些深受党文化习染的可爱的激进民 主派而言，大约都是前所未闻。” “我们中国大陆许多可爱的民主斗士们，似乎从来都不曾听说过深思过这一类问 题。” “来美国後，我吃惊地发现，象这样一些在西方学术界已成常识的东西，对于相 当一大批大陆学者和留学生来说，竟然闻所未闻，被视为奇谈怪论！” “如果不知道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纳粹运动群众心理的分析，至少应该听说过荣格 的‘集体无意识’，或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吧！”（以上引文均见《北京之春》 七、八期合刊第59、60、62页） 问题在于，周舵先生是怎么得出别人“都是前所未闻”，“都不曾听说过深思过 ”这一结论的呢？是抽样调查的结果，还是逐一访问的概括？这种想当然的武断和 教训口气的背后，实际上想传递的是：你们都没读书，我读了。 八、访莫斯科，看到的只是脏乱差 周舵先生最近去莫斯科游览归来，写出“俄罗斯——衰败的巨人”（《新闻自由 导报》，一九九四年一月七日），将俄罗斯的改革说得一无是处：莫斯科的街头如 何脏，建筑如何陈旧，俄国人如何“又懒又笨，除了喝酒什么都不会干。”一个执 意不希望在中国发生苏联那样的共产党垮台、政治变革迅速发展的人，在莫斯科看 到的全是脏乱差。一个从共产中国这样的专制社会来到莫斯科的人，面对那报亭中 五颜六色的私营报纸刊物，红场上人们自由的政治谈论和集会游行，竟然触目不见 俄罗斯人民今天享受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政治选择权利，呼吸不到这个社会从 七十年共产帝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那股自由了的空气，实在是在情感和理性上缺点 什么。莫斯科唯一能让这位中国访客称许的是“美女成群”，“美丽惊人，装扮入 时的俄罗斯女郎。”他赞美到，“莫斯科美女之多，水准之高，就我所见，堪称全 球之冠。”从未听说周舵先生出任过世界选美裁判，不知他何以得出“全球之冠” 。 九、纠正“知识就是力量” 周舵先生最新发表的文章是“再论历史规律”（《北京之春》一九九四年二月号 ），在这篇洋洋洒洒的宏论中，作者可谓旁征博引，一会儿是波普尔，莱欣巴赫， 一会儿是亨普尔，莱布尼兹，一会儿是罗素，爱因斯坦，一会儿又是普利高津，黑 格尔，普朗克。全篇所见净是某某大师怎么说，某某哲学家如何认为，而最缺乏的 是创造性的语言——你自己怎么认为。而且全文堆砌了大量学术名词，什么“可能 世界，自主选择，同构，对应，确定系统，随机系统，耗散结构，协同学， 突变论，必然性，偶然性，蕴涵，永真性，理性，本质，逻辑……”这种语言带着 明显的中共报刊语言的空洞特色，即什么都说了，什么具体意思也没有。读到最後 ，看出作者的真正意图：当今人们的知识都老化了，唯有作者注意知识更新。并认 为培根的名言应改为“新知识才是力量”。 有人著文批评周舵此点为“涉猎虽广，但犯了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的毛病。”依 我看来，他连食也没食进去，像目前中国大陆的黑市商人一样，在没弄清里面货色 到底是什么之前，就转手倒卖了。 十、认识到“最坏”，然后做到最坏 列举了周舵先生文章中这么多荒唐之语，是不是与他过不去，有个人恩怨？ 我与周舵先生从未谋过面，更谈不上有任何个人瓜葛，只是觉得周舵先生言谈文 章颇能代表时下一些刚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毛病：无知，狂妄。不 管什么事都敢下结论，懂不懂都先砍它三板斧，追求“语出惊人”，自视自己不是 亚洲名人，就是世界级人物。 但周舵先生与一般人还是不同的，他曾撰文批评过狂妄，认为“世间一切恶德中 ，后果最坏的莫过于狂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先认识到“最坏”，然后按着“ 最坏”去做，这不是比没有认识到而做了更坏吗？新年之际，周舵先生在读其他名 家之作之前，是否应该再读一遍自己曾说过的这段貌似深省、实充满矫情的话呢— — “中国知识分子（当然包括我在内）如不深自忏悔，诚心诚意、老老实实地在上 帝、神面前跪下来，十足谦卑地，作一个铭心刻骨、彻头彻尾的反省，用一种‘我 什么都不懂，我其实根本就是个中国土造的乡巴佬而已’这样的敬畏之心，废寝忘 食地刻苦读上几年书，或者到企业里去做几年的经营管理、实务主持——如果不能 这样做，中国的知识分子注定了要被历史丢进垃圾堆！”（《新闻自由导报》九三 年一月二十二日）□ (曹长青的“中国大陆媒体向极权挑战”系列本刊下期继续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