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要以报复和索赔为条件 ·马悲鸣· “聪明人、傻子和奴才” 这一段的小标题取自鲁迅一篇杂文的题目。该文说一个奴才到处抱怨老爷对他的 苛待。他向一个聪明的过路人诉苦。聪明人送了他一担子同情而去。他向一个过路 的傻子诉苦。傻子却愤而抱不平，打上老爷的门来。奴才一看着慌，赶紧跑去报告 老爷，并率领家丁打跑了傻子。奴才因此立功，而受到老爷表扬，感到非常得意。 如今我们又看到了这场闹剧的海外版。在这个闹剧里，扮演奴才的是所谓“广场 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先生，扮演傻子的是一生打抱不平的老共产党员王若望。 周舵先生曾发表过一篇感人肺腑的大作《一个案例的分析》，讲述其母亲自杀的 经过，读之催人泪下。古人云：“读《出师表》不下泪者谓之不忠，读《陈情表》 不下泪者谓之不孝。”如今我们可以说，“读《一个案例的分析》不下泪者谓之不 孝。”周舵先生由于母亲自杀而产生的哀怨之情，溢于言表。每一个天良尚未丧尽 的人读罢都会感到，这个无比黑暗的共产党社会有必要推翻，以阻断周舵母亲式的 悲剧继续重演。 中国的聪明人是太多了，偏偏是老傻子王若望声明不害怕共产党黑社会的倒台。 那壁厢的共产党老爷还没发话呢，这壁厢哀哀怨怨的周舵倒先忍不住了。他写了一 篇《评一种雄心万丈的危险生涯》，传檄声讨王若望。 我们说王若望是个老傻子，这有充分事实根据。王若望是抗战时期的老共产党员 。“解放”以后，他的阶级利益和集团利益都在共产党内。只要他闭住那张没有把 门的嘴巴，不愁坐享荣华富贵。这样他在“反右”时不但不会被打成右派，以其资 格论，不愁担任他们单位反右领导小组负责人，公报私仇，把那些平常看着不顺眼 的人拿去充填反右指标。右派改正以后，他也不愁坐享老干部待遇，或者找他昔日 的老战友，搞官倒发横财。但王若望这个大傻子却与自己的阶级利益和集团利益背 道而驰，不但当了大右派，还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开除出党，以至于流落海外，并 被拒绝入境还家。 王若望说周舵先生所代表的意见为“无原则的和稀泥”，这是情有可原的。王若 望被打成右派之际，为了公众利益而和自己的既得利益“对着干”，没有比这更仗 义的了。 四十年流不尽的冤案血 如果周舵先生预言的那种为推翻共产党的统治而造成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的结果 是真的话，那些和共产党有着血海深仇的人会怎么想呢？ 一个四口之家，地主父亲被共产党镇压，母亲作为胜利果实被分配给贫农团团员 当老婆，拒不受辱而自杀，则已经死了百分之五十了。即使推翻共产党的统治真要 死一半人口的话，这个已经完成暴死指标之家的成员怎么可能去同情那些尚未完成 指标的家庭呢？！自己一家死亡人口一半之际，谁曾给过一丝一毫的同情？当这个 家庭的成员想到自己的亲人被处决和自杀之际，那些振臂高呼口号和围观处决与自 杀“壮丽场面”的“革命群众”兴高采烈的神情时，有什么必要对这些“革命群众 ”中将有一半暴死的概率产生同情呢？他们如果不幸灾乐祸就已经算是最大的同情 了。当然周舵先生自己是个例外。他只同情看客，不同情示众的材料。 那么到底有多少人抱有笔者上述的想法呢？我们不计算中共在南方根据地“打土 豪，分田地”时杀害的人数，只从“土改”算起。邓子恢在《中南地区土改工作报 告》中说：“……杀了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分子中的两成。”中南地区土改 是没有东北和华北激烈的。因为东北和华北土改时正值共产党在打天下，激烈的土 改有激化阶级矛盾，以便裹胁贫雇农出兵为共产党火中取栗的现实军事意义。而中 南地区土改时，天下已经归中共所有了。 即便我们按中南地区的百分比框算，以中国当时有人口五亿计，百分之八十的农 村人口是四亿。四亿人中百分之十的地主分子是四千万。四千万中被杀的两成，即 百分之二十，就是八百万。 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何罪之有？在耧犁和二牛抬杠的生产技术之下，土地租赁制就 是最有效率的生产关系了。这是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有土地租赁，自然就有土地的 所有者地主和租赁者佃农。两千年以降的中国就是这样运行的。地主出租土地是合 理合法的。 在古代中国每逢荒年，多数地主都会主动减租或者免租，少数人还会给佃农发放 些“救济粮”。这样做不但满足了地主的救世心理，而且还能维持和佃农之间的合 作关系与增加自身安全感。地主没有仇恨佃农的必要。个别荒年强行收租的地主不 是绝对没有。但在这种情况下，大多会激起佃农的强烈反抗，集体冲入地主宅门， 开仓抢粮，“吃大户”。一般地主没有荒年不减租的胆量，也不至于如此不会算计 。 所有的地主历来都是到处烧香。势力小的土匪来了就组织团练对打，势力大的来 了就上供。皇帝是官匪，势力最大，所以只好上供。红军是流寇，在它夺取政权之 前军队的给养主要来自“打土豪”。红军每打到一个地方，不管该处地主是否抵抗 或者烧香上供，一律格杀勿论。然后把浮财和粮食一没收；剩下带不走的粮食和土 地给贫雇农一分，它就开拔了。等它前脚走，被杀害的地主的儿子后脚回来，还有 那些分得了土地和粮食的贫雇农好果子吃吗？于是这些贫雇农被迫背井离乡去投奔 红军。这个村里首开恶例的是共产党的“打土豪”。如果没有他们杀地主的激变， 该村的阶级斗争是不会被挑动起来的。而挑动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红军不但有了给养 ，也有了兵源。 等到红军被剿得被迫长征到达陕北后，出于无奈，利用西安事变，要求改编成国 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际，曾公开发表宣言，主动宣布放弃这种“打土豪、分田地” 式的土地革命。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由于北方地主并不了解红军当年在南方之所为 ，对于渗透敌后的八路军相当拥护。很多八路军指挥机关的房东就是地主。如果不 是地主，也不会有那么多房屋供各级指挥部之用。谁承想抗战结束后为和国民党争 天下，中共又食言而肥，背信弃义，重操故技，恩将仇报，昧着良心在北方农村更 大规模地展开杀地主的土改运动。 城市镇压反革命杀了多少人呢？毛泽东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反驳民主人士抱怨镇反 杀人太多时说：“一千万没有，七百万有的。”镇压反革命杀得最惨的是北平，即 现在的北京。因为北京是要作为首都的城市。毛泽东在刚“和平解放”北京以后并 不急于进城，而是住在西山，等进城的部队肃清北京城里的“反革命”以后才安全 进城。北京镇反时每天把一车一车的人拉出去枪毙。执行死刑的军人刽子手们下班 时互相问候的话是：“你今天干掉多少？” “二十八个。你呢？” “三十。比你多俩。” 中共镇反也是按一贯的下达杀人指标的做法处决的。就在“再补杀一批”的指标 之下，早已经脱离政界的“起义将领”，大文豪沈从文的胞弟就被填充了指标枪毙 掉了。 文革结束以后，叶剑英承认大跃进饿死了两千万人。叶剑英是热衷于维护毛泽东 的人。不太热衷于维护毛泽东的廖盖隆等人调查估计出来的数字是在三千万到五千 万之间。 胡耀帮当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平反时说：“从到我这里来要求平反的人数估 计，全国文革死亡人口两百万(这其中包括周舵的母亲)，株连一亿(这其中包括周舵 本人)。”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十室之内，必有忠信”。在共产党中 国则是“三人行，必有株连”；“十室之内，必有冤魂”。 我们只以中共要员自己承认的数字统计，中共治下“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就已 经是：土改八百万+镇反七百万+大跃进两千万+文革两百万=三千七百万。如果我们 只以中共讲话的缩水率为三分之一估计的话，实际死亡人数就超过五千五百万。这 些人的上亿遗属中，除周舵先生一人肯定是例外，其他绝大多数人都按照笔者上述 的那种思路来考虑周舵先生的恫吓。 与历次政治运动遇害的两千万人口相比，六四打死的不足四百人简直算不得什么 。而且这还是学生头子们故意逼共产党开的枪。台湾的李敖曾就此说道：“从千万 人头落地，到死个三五百人，在当权者眼中，死人又算什么？今日轻易悲观的人， 是不明中共翻脸夺权的大开杀戒，又何年无之？如果对中共过去纪录一无所知的人 ，则不足语中共；如果对中共过去纪录略有所知的人，则对四十年来，死人五千万 能无动于衷，却对今年死人五千一万哭哭啼啼，试问这种人道标准，岂不太奇怪了 么？！” 和解必须公平 文革结束后的所谓“平反”、“改正”和“摘帽子”的正面意义当然应该肯定。 这总比文革中没完没了的批斗要好些。但这也仅仅是不再继续大规模迫害了而已， 并没有丝毫的道歉和赔偿。而且这时共产党已经坐稳了天下，转移注意力捞钱去了 。那些曾经挨过整的人如今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那些靠着整他们立功入党而进入 特权阶级的人一个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请问周舵先生：那些被杀害和被逼死、 被迫害与被株连、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凭什么无权要求公平的报复和索赔？！ 笔者也赞成民族内部的和解，但这必须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对历史上的暴行给 以公平的报复，所有受害者都有权索赔！而周舵先生却从来不曾在他的“社会和解 ”计划中探讨到过公平报复与索赔。如果按照他的计划行事，等于迫使受害者默认 中共过去暴行的合法性；默认它利用这暴行从每个中国人身上剥夺走的个人权力汇 集而成的专制霸权的合法性；默认它在未来的岁月里保持这个专制霸权的合法性； 默认它利用这专制霸权继续榨取公民权益的合法性。 当年人类社会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入奴隶制时，部落的军事首领就是这样把公共财 产和公众权力据为己有而成为新兴奴隶主的。中共通过暴行，成功地把中国社会倒 推回军事共产主义。如今这个军事共产主义集团正在把他们当年以公有制为名从私 人手里剥夺来的财产“渐进”地“和平演变”成他们自己手里的私有财产。如果今 日这些共产党高官及其子弟开公司雇工赚钱是合法的话，凭什么当年地主、资本家 雇工生产就有罪？就一定要剥夺和镇压他们？ 直到今天，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还在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地夸耀：“我们已经 成功地在中国消灭了剥削阶级。” 怎么消灭的呢？ 上海公私合营时，中共预先计划把自杀人数“控制”在一千之内，结果还是大大 超出指标。陈毅说那时的跳楼自杀者“简直成了空降部队。”可见当年的场面之壮 观。中共居然能想到把自杀人数控制在一千之内，这就是它最大的人道主义了。中 共为消灭剥削阶级，致死了五千万条人命，几乎就等于是把他们全部杀光。 如今中共高官和他们的公子小姐开公司赚钱与当年的资本家最大的不同是资本家 用自己的本钱开公司，赔钱赚钱都自己负责。而中共高官和他们的子弟却是用全民 的钱开公司，赔了是公家的，赚了是自己的。 以邓朴方的康华公司为例，赚钱时怎么胡来都敢。一旦出事，邓小平居然好意思 让他儿子脱离康华，然后将该公司解散完事。谁还敢，谁还能查到他们的底细？他 们的经营道德远不如资本家。资本家充其量不过是剥削，而他们简直就是劫掠了。 今后中国境内的所有私营企业都有权指着康华公司的胡来和逃避追究的范例要求平 等权力！ 周舵先生动不动就拿当前中国经济局面的好转说是。殊不知，这种不公平竞争造 成的经济局面不但同时更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而且它也只能收买那些和共产党并 无血仇的有奶就是娘之辈。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些极具中国传统色彩的个人恩 怨是无法用宏观经济局面好转来收买的。更何况中共现在又转而鼓吹传统以抵制西 风东渐了。 “民主”不能代偿“复仇” 周舵先生白纸黑字地说，他的“社会和解”是以中共渐进民主变革为前提的，因 此不是无原则。且不说这“渐进民主变革”如何判定。就这“和解”两字，它的反 义词本是“复仇”，也并不是“民主”呀。 复仇本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事，与共产党是否同意搞民主制无甚相关。 如果说有什么相关的话，也只是在民主制度下比较容易提出和通过公平报复与赔偿 的法案而已，但这又无法实现周舵式的社会和解了。中国几千年来并没有民主制度 ，但也从没有象中共这样广泛规模的大屠杀。 对于一个胸怀血仇的人来说：宁要公平报复和索赔的专制，也不要没有公平报复 和索赔的民主。这就是有血仇者与没有血仇的民运精英之间根本的分歧。用“民主 ”代偿“复仇”不但文不对题，而且违背“冤各有头，债各有主”的“责任界定” 原则。 其实中共也有基层选举，早就可以说它如今已经在进行“渐进民主变革”了。而 这又与报复那两千万条人命的血仇何干？它反坐过一个诬告者吗？惩办过一个凶手 吗？赔偿过一个冤案吗？道歉过一句吗？套用个周舵先生的时髦名词吧：没有这些 ，这“社会和解”四个字如何“操作”？ 对于中共这个人权迫害者阶级，那些深怀报仇雪恨之心的人们不是不想推翻它， 而只是因为它的力量太过强大，特别是它正在拿全国十亿生灵做人质，才无从下手 而已。非不愿也，实不能也；绝非周舵先生式的“以天下为己任”和“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对待中共杀人集团的态度，一个正常人应该这样提出问题：“中共是否愿意接受 在公平报复与赔偿条件下的民族内部和解？”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万事皆休。 大家只有等着公平报复与赔偿方案的制定、通过和执行。如果中共的回答是否定的 ，或者拒绝回答的话，那么至少这一亿幸存者就有充分权力说：“对于中共政权， 能推翻之，则推翻之；不能推翻之，则腐蚀之；不能腐蚀之，则演变之。”想尽各 种办法，有汽锤则用汽锤，没汽锤则用镪水，没镪水则用美人。而不是象百无一用 的书生般只会高喊“和平演变万岁！”的空口号，却拿不出任何和平演变的具体方 案来。 从常识上说，至少中国有一亿人口对中共突然倒台，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的局面 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这是中共大量制造和积压社会矛盾四十多年，不与化解而造 成的结果。当今中共只剩邓小平还能继续压制着这种只顾制造社会矛盾，不愿化结 的局面了。如今的不平等竞争就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更大规模地制造社会不公， 累积社会矛盾。一旦邓小平去见马克思，无人还能压得住这个局面。而由他和他的 前任毛泽东制造和积压的社会矛盾却还在继续发酵膨胀。不等天下大乱，还能等什 么呢？ 将来大乱的参与者们有充分理由把这责任推卸给毛邓。正是由于他们在心理上有 地方推卸责任，所以他们在未来参加大乱时必将更加肆无忌惮！就象洛杉矶暴乱一 样，既然你警察打人无罪，我们平民暴乱就更无罪了。 结束语 “天下大乱，生灵涂炭”这种话本是绑票的绑匪威胁人质家属的话，今天我们却 也从未曾参与绑架的周舵先生嘴里听到了。周舵先生东施效颦地自诩为“持不同政 见者”。殊不知，他的这个“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的政见却是和邓小平完全相同 的。 一个抢救人质的突击队员所肩负的任务，就是设法制服绑匪和营救人质。象周舵 先生说的那样，只好是为了人质的安全，既放弃制服绑匪，也放弃营救人质。那还 养活你这个突击队员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