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中国新闻自由的曲折道路 张伟国 新闻言论自由作为人权的重要标志，在一九九三年的中国大陆，经历了异常复杂 、矛盾、而又十分快速的变化。 空间有待恢复，形式空前活跃 “六四”的白色恐怖引发的万马齐喑的局面，在一九九三年划上了句号，尽管新 闻言论自由在政治层面上的空间，远没有恢复到一九八八年与一九八九年上半年的 水平；但新闻媒体的形式上的活跃程度，却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陆执政以来所仅 见。过去一年多，在中国大陆平均每两天半增加一家报纸，每两天增加一家期刊， 现在报纸期刊总数已达九千家；广播电台达到五百座，象江苏无锡市在过去一年中 广播电台便增加到六家之多；电视台已发展到六百一十四座，一九九零年以前，电 视的广告收入还排在报纸的后面，由于其覆盖面越来越大，观众越来越多，广告收 入急剧上升，一九九一年后开始跃居第一。 经济效益成为拓展新闻空间的动力 由于邓小平着意用经济的快速增长来缓解中共政权在“六四”以后面临的权力合 法性挑战，整个大陆沉浸在商品经济之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银行，指 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金钱。”新闻媒体自然亦带有这种“时代背景”的特征； 人们批评中国大陆“有偿新闻”泛滥，新闻品位下降，新闻管理秩序紊乱的同时， 也不能忽视，这事实上也成为大陆新闻从业人员拓展生存空间的一种“动力”。 最先突破的是官办报纸的扩版，九十年代“一贯制”的四个版一大张对开的报纸 ，被八版、十六版甚至百多版的新面孔所代替，继之而来的是报纸出“周末版”， 并以其丰厚的获利来养母报，即称“小报养大报”。而且由于其生动活泼，以生活 娱乐为主，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电子媒体利用自身的特点，亦发挥了独特的功能， 中央电视台的为您服务，北京电视台的电视红娘、电视商场，上海东方电视台的“ 东方大哥大”，上海广播电台的“市民与社会”，尤其是市民与市长的直接对话， 这为今后政治对话探索出一种可行性极强的形式，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 为中共将利用媒体功能，来为维护其统治服务。 中共体制内的一些“开明”官员，为这种改革变化寻找到的理论依据是：新闻媒 体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产业，既然是产业，那就要服从客观的经济规律 ，就应该到市场中去进行竞争。此话的潜台词还包括，原来由国家财政支持的以意 识形态为主要功能的媒介，开始逐步被减少财政支持，逐渐过度到“自食其力”、 “自负盈亏”。 这种以市场经济改革为突破口、经济上的独立，往往也拓展了媒体传播的空间， 以观众喜闻乐见为目标的新闻从业者，仅仅只是小试锋芒，就创造出许许多多惊心 动魄的故事来，现仅提出以下几个事例，相信已足令人深思了： 《中国消费报》促成仁寿农民暴动 ——去年五月十日，《中国消费报》在头版头条登了一篇特稿，标题是“封锁中 央声音，对抗‘紧急通知’，四川仁寿县继续强行向农民乱摊派。”该文披露，“ 最近一段时间，仁寿县各区乡又开始向农民征收二一三国道款。”“在仁寿县不少 地区，强行收缴二一三国道款的行为仍在继续”，农民“姜永金反映农民负担被手 链铐在一棵树上几小时”……五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农民向文清将《中国消费报》 的文章复印一千多份，以四角钱一份卖给群众，并大量抄写张贴于富加区、玉龙乡 的屋壁与公路两旁，玉龙乡农民游碧辉则架起高音喇叭向民众传播。后来，在六月 ，就渐渐引发了一场由上万人参与的农民暴动，海内外为之震惊。后中共迫于农民 暴动有可能蔓延成星火燎原，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只得释放那些被抓的领导农 民暴动的领袖人物，并答应农民提出废除摊派的要求。有人评论，这是一九四九年 中共执政以来，唯一一次获得成功的农民运动。 报道警察行凶事件，《茂名日报》获誉 ——也是在去年的五月，二十一日的广东《茂名日报》(一份地方报纸)刊登了该 报记者张慧谋、陈远采的文章《民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详细披露了茂名市新 坡镇小学学生九岁的吴伟，被该市派出所警察罗庆开枪打伤的经过：十八日下午， 吴伟与姓蔡的同学到镇政府墙外用石块抛砸芒果，两个警察将他们抓住，拉到派出 所门口强行罚跪，罗庆从吴伟手上夺过一把扇子，要小孩子读完扇上的一行草书宋 体才放其回家，吴只看懂一个“火”字，读出来后，罗庆硬说是“大”字。吴回道 ，明明是“火”字嘛，不信，就去问我的老师。罗发火说吴太野蛮，即从腰间拔出 手枪，对着吴的左掌心就是一枪。医生鉴定吴伟手掌系贯通性枪伤，第四指骨粉碎 性骨折，伸肌腱断裂。该报冲破阻力和各种威胁，将事实公诸于众。茂名市公安局 不得不将罗庆拘留审查。该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公开支持报社：反映了民意，起到 了舆论监督的作用，记者职业是社会良知和正义的化身。《羊城晚报》、《南方日 报》先后转载了全文，省市电视台作了连续报道。 《茂名日报》总编钟广明在接受南京经济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发表这篇稿 子，使自己“尽到了新闻工作者的责任”，“说实话，类似这样的事投诉到报社的 并不是个别的。我作为总编辑迫于有关规定，长期昧着良心捂住不报，内心深感愧 疚。但这一事件实在太恶劣，太典型了，也决非偶然。他反映出我们公安队伍中确 实存在着问题，到了该整治的时侯了，长此下去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啊。”这位总 编辑进一步公开披露：“罗庆事件披露后，我们这个地区又发生了几起民警施暴事 件：某县一派出所所长因其儿子与一女孩相好，这位所长认为该女孩配不上他的儿 子，居然跑到学校将女孩抓到家里殴打致伤……前两天，我们这里一位宾馆门卫因 提醒一民警不要乱放自行车，被这位民警用手枪柄砸破了头。在我市体校，一位曾 为国家培养出优秀跳水运动员的老教练，因阻止几名无票的民警硬要入场观看文艺 演出，被拖到校外拳打脚踢……有关领导过去并未把这些问题当回事加以整治，我 认为新闻单位有责任提醒他们不整治不行了。” 触犯江氏嫡系警队，《新民晚报》遭殃 ——鉴于中国大陆日益严重的社会腐败，去年夏天上海《新民晚报》徐克仁、强 荧、朱国顺，乔国顺，乔扮成台湾商人到繁荣“娼”盛的娱乐场所进行了“秘密的 采访”，并在该报七月九日的“五色长廊”发表了长篇报道“夜闯KTV”，其中揭露 了上海警方官员，与某KTV老板互相勾结坑害顾客的黑暗腐败，尤其是三位记者亲身 经历：警方高级官员与KTV老板无线电话的热线联系，俨然是“警匪一家”……。文 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读者为记者的正直勇敢而拍手称好，初时连上 海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吴邦国也不得不责令公安局“严重查办”。当矛盾转 到北京，江泽民表态十分恼火，原因是《新民晚报》批评揭露的上海市公安局特警 队，是他任职上海时“亲自”关怀批准建立的；被外界称作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副总 理朱熔基在听到报告后，也一反常态地批评记者是“自毁长城”。惯于看上司眼色 行事的上海市委迅速改变立场，并将该事件的“调查报告”通报新闻界，徐克仁等 三位记者被罗织了两条罪名，其一是“明知故犯”——明知中央有规定不得公开批 评公安、检察、法院、安全、军队，却仍不经批准公开披露；其二是“失实”，据 调查结论证明，那天晚上特警队的负责人并没有打过电话给KTV的老板。至九月下旬 ，上海市公安局特警队队长田维华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九月三十日起 诉书送到《新民晚报》，同日徐克仁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准备出关登机赴日探妻时 被扣，护照被没收，理由是负案在身，不得出国。 据悉，因为中共高层和上海市委对此事已有“结论”在先，法院审理当然只有在 形式上“过堂”，所以三位记者在法院开庭前，实际上已经败诉，他们已成刀下之 肉，任人宰割，何来基本人权，更何来记者的采访权报道权，公民的言论自由权？ 揭露警察腐败，《南方日报》被迫检讨 ——去年七月三十日，颇受中国大陆读者欢迎的由广州《南方日报》主办的《南 方周末》，在“人与法”专版上，发表了由南昌铁路局文联刘玉顺撰写的“袭警案 ”一文，因为揭露了大陆公安人员的腐败现象，触怒了警方高官，警方以《南方周 末》丑化公安人员为由向中宣部告状。中宣部以“袭警案”一文严重失实为由，通 知广东省委宣传部，勒令《南方周末》停刊整顿。此事引起了广东新闻界的不满。 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惧于社情民意，便授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于幼军 向中宣部交涉，要求中宣部收回“停刊”的成命，以免引发社会的激烈反响，不过 《南方周末》也应就此进行整顿和检查。十月二十九日，该报在一版头条刊登编辑 部检讨：“沉痛的教训——对‘袭警案’一文严重失实的反省”。 即便在那种“停刊整顿”的压力之下，《南方周末》不改初衷，在八月份对深圳 市区的危险品仓库大爆炸案的报道中，当其它媒体都为当局唱赞歌的时侯，该报记 者却深入现场调查采访，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大胆的揭露：在市区内开设危 险品仓库以至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就是负责执法的深圳市公安局的负责人。近期 ，该报对大陆官员用公款大吃大喝的腐败现象，也揭露得淋漓尽致。所以，该报比 较独立，宽松的言论报道，渐已形成了受读者欢迎的风格。 大陆媒体处于转变之中 有人将大陆媒体在观念上的转变，归纳为在看到政治属性的同时，也要正视其商 品属性和文化属性；在运用其作为喉舌的功能时，也不能忽视它的传递信息、普及 知识、文化娱乐和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功能；专家们也提醒大陆媒体：更加注意新闻 的时效性、接近性；更加重视有关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介绍；更加强调新闻媒体的 服务功能；实际上就是还新闻媒体功能的本来面目。 也有人把大陆媒体在报道方法上的改变概括为十三个方面：变封闭式为开放式， 变总结式为进行式，变工作式为信息式，变指导式为服务式，变计划报道式为市场 竞争式，变向下灌输式为上下结合式，变主观组织式为客观反映式，变大轰大翁式 为启发诱导式，变板块式为交叉式，变被动坐等式为主动出击式，变向内式为内外 结合式，变长篇大论式为短小精悍式，变单调式为多色调式。尽管这种概括未必就 很准确，但多少反映了一种发展的趋势。 与外界交流有所加强 在过去一年里，大陆新闻界与外界的交流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大陆记者到台湾无 论是在采访还是组团访问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尤其是去年六月底，在台湾 举行的“一九九三中文传播研究暨教育研讨会”，中国大陆的甘惜分、方汉奇、何 梓华、沈如钢、孙旭培、宁树藩、刘海贵、李进才、吴高福、樊凡等十多位新闻学 家组团出席，为两岸新闻媒界的交流沟通，作了有益的探讨；去年七月底，香港举 行了“香港资讯自由的挑战”研讨会，各路专家和新闻从业者的代表，从香港大陆 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社会文化差异，研讨资讯自由对其的影响。 此外，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院在去年六月下旬，举行了“中国在历史的转折 点上”讨论会，专题讨论了“如何促进大陆的新闻自由”、“政治改革与舆论监督 ”、“大陆私营报刊的展望”、“新闻自由对中国民主化及两岸三边的影响”。这 次会议最有意思的是邀请大陆《人民日报》前社长、在“六四”后一直受迫害的老 新闻工作者胡绩伟出席；胡不但以他对中国新闻界的透彻了解，介绍了大陆媒体的 近况和发展趋势，更重要的是他出国这一事实的本身(包括他顺利返国)，表明在海 内外的共同努力之后，中国大陆的新闻空间，有了新的拓展。 越来越多的人为海外媒体撰稿 言论空间的拓展，还表现在自“六四”以后，人们在对政治冷漠的表象之下，平 民百姓在口头传播上的一个突破性发展，就是“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人都敢骂 ”，说了，骂了，当局也奈何不得他们。这反映了一种觉醒程度。一九九一年二月 十二日，我被关了二十个月后获得释放，原来服务的《世界经济导报》已被解散， 我只得选择当自由记者(即自由撰稿人)来实现继续探索新闻自由的理想，同时亦藉 在香港、台湾媒体上发表文章的稿酬维持基本生活的需求。这样做，当时虽然亦被 公安局以“取保候审”限制我的行动自由长达一年半，直到我出国为止，但我称自 己由于坚持了独立、公开、合法的原则，找到了一种寻求新闻自由的“新途径”。 值得庆欣的是，在我出国以后，我看到著名法学家于浩成在经受了“六四”牢狱 磨难之后，并在当局继续不准他出国的现实压力之下，继续坚持自己民主法治人权 的理念，并公开在海外媒体上发表与中共针锋相对的不同政见，批评中共的人权政 策；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获释之后，与美国的吾尔开希在长途电话中探讨各自对中 国民主的见解，与另一位学生领袖马少芳的对话录发表在台湾的《联合报》上，他 还撰文披露他所亲身经历的学运真相和自己的铁窗生涯，在香港的一家周刊上连载 ；民主墙时期的民运领袖王希哲获释后，依然不改初衷，仍在香港《九十年代》杂 志上撰文，阐述自己的民主理念，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大陆民主墙运动的主角之一 魏京生，在结束长达十四年半的铁窗生涯后，不但公开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而且 也通过长途电话与昔日的战友、今流亡在美国的民运人士刘青、胡平，讨论中国发 展的前途，更有甚者，他的长篇狱中札记在台湾《联合报》、美国《世界日报》上 连载，充分表达了他对民主人权这些现代文明理念不屈不挠的追求，真正成为大陆 民主运动的一个精神象征，其意义非同寻常。 中共仍在封杀新闻自由 之所以讲，中国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空间有所扩大，是因为时代潮流的不可 阻挡，是因为人民群众的日益觉悟、是因为新闻从业人员和民运人士不屈不挠的斗 争，才得以实现。在这个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北京当局除了权威的丧落，不能象毛 泽东、“四人帮”那样实行全面专政以外，依然无法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对新闻自由的进程仍沿用传统的统治手段进行镇压封杀之。前面提到《新民晚报 》记者的遭遇，和《南方周末》险遭停刊就是例证，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如： 一九九三年初，世界保护记者协会发表年度报告，全球被囚禁的九十名记者中， 二十七人关在中国大陆，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 以“泄密”罪名判白伟基无期徒刑 七月下旬，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将国家机密给予一个外国人”，将被捕 已一年多的白伟基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他的太太赵蕾也被以同样罪名判刑六年。白 原来在中国政法大学完成硕士学业，在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任职，因参与“六四”被 开除党籍，革除公职。一九九零年以后，他大学的同学孙晓凡作为《华盛顿邮报》 的特派记者常驻北京，在孙的工作中，白伟基夫妇向她提供了“一些有关中国经济 、政治及社会问题文章的影印本”，并帮助她对中共的时势变化进行判断，赵蕾则 以其流利的英语担任孙的翻译。在这一案件中，孙晓凡在北京的办公室遭中共国家 安全人员的搜查，并被没收了一些私人笔记和所谓涉及国家机密的文件；白伟基的 两位朋友商业部的唐仪和《人民日报》记者王俊，亦分别被判处两至四年的有期徒 刑。 吴士深、马涛、席扬、高瑜相继入狱 八月底，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以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另一对新闻从业者夫 妇长期徒刑。据官方媒体的报道，案由是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编辑吴士深和他的 太太、《中国健康教育通讯》杂志编辑马涛，在十四大前夕向香港《快报》记者梁 慧珉，提供了江泽民的政治报告，令江泽民感到大失脸面。在“龙颜大怒”的压力 之下，北京中级法院竟指控这对夫妇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国家核心机密”，“严 重损害国家利益”，而判处吴士深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马涛则被判处有 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判决公开之后，海外舆论哗然。显见中共以“危 害国家安全”阻吓中国的新闻自由进程，并以对判处吴士深仅次于极刑的终身监禁 来杀鸡儆猴。国际记者协会、关注言论自由的国际组织“第十九条”(Article 19) 等，分别发表声明和致函北京领导人，要求重新检讨判刑，或无条件释放吴士深、 马涛。 九月二十七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从事非法窃取、刺探国家金融秘密的活动 ，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为由，逮捕了香港《明报》记者席扬，并拒绝 前往北京交涉的《明报》负责人与席扬见面。即便在香港媒体和香港记者协会的再 三呼吁之下，北京市委仍不肯公布具体案情。至今席扬入狱已四个多月了，超过了 大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羁押期限，却既不见开庭审理，又不见放人。 岂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十月二日，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六四”后系狱 经年，后在北京成为海外媒体十分活跃的自由撰稿人高瑜，被公安人员从家中抓走 。高瑜是总部设在纽约的世界人权观察颁发的一九九三年“自由表达奖”的得主之 一，她原订十月四日飞往美国，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一般认为，这一系列迫 害新闻记者的事件，是因为中共申办二零零零年奥运会失利之后，拿新闻界开刀、 出气；其实际的意义恐怕还不限于此，不信请看： 中共用特工手段对付新闻工作者 北京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国家安全工作会议，江泽民亲自出马督战。发展趋势证明 ，中共将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更多地采用秘密特工的手段，来监督新闻媒体及其从 业人员，中共还下达文件，令各级官员和国家干部未经许可，不得接受港台和海外 记者的“非法采访”；李鹏则签署法令重申对卫星天线的生产和使用，由国家垄断 并管制，严禁任何私人家庭安装卫星天线接收器……不难预计，在可看到的将来的 一个时期，新闻言论自由的继续扩展，将以更多的民运人士与勇敢的新闻从业人员 的丧失自由为代价；然而不能容忍新闻自由的中共，亦将永远不能改造成一个成熟 的执政党，同样它亦无法抗拒新闻自由、市场经济以及传播信息的高科技普及发展 的巨大潮流。由此可以解释，在中共政治高压下，北大又出现了名为《边缘》的非 官方刊物，大陆的各种媒体在新的一年里也因地因时制宜的，通过更大规模扩版、 自办发行，并办经济实体等，展开了一场新的争取新闻自由的由边缘向中心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