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翔：民主墙报晓的雄鸡 ·刘 青· 一、天安门东侧的大字报 民主墙出现前，一位诗人朗诵自己的诗热血沸腾，街头的听众也热血沸腾。后来 ，一些当事人回顾民主墙，说不该忘记这位诗人。他就是贵阳诗人黄翔。 我知道黄翔这个人，却不是因为他的诗，而是他的文章。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的某 一天，我和金桂元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木板围墙上看到署名贵阳启蒙社的大字报文 章，标题是“致卡特总统”。比标题轰动效果大得多的，是与文章内容没有直接关 联的两条大字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文章和这两条 造成轰动的标语，实际全出自黄翔之手，标语更是他的即兴作品，是他用大刷子当 场龙飞凤舞写上去的。许多年后，黄翔一谈起这事，还是绘声绘色神采飞扬。他说 将墨汁一气呵成的涂洒到整开的大白纸上后，才注意到身后人声鼎沸如涛如浪，转 身一看，人头攒动密密麻麻，头脑不由轰的一响，禁不住摸了摸项上的头，怀疑它 是否还在脖子上。把黄翔吓得魂不守舍的人群中，就有我和后来也是《四五论坛》 发起人之一的金桂元。 黄翔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就观者如潮，是有其天时地利人和等特殊条件的。黄翔的 大字报贴在天安门广场，他对此的说法是：“立于天安门广场，撒泡尿也是大瀑布 ！放个屁也是惊雷！”其实，这一地点还有对比强烈的效果，他那针对毛泽东的标 语，与大兴土木的毛泽东纪念堂隔街相望，贴大字报和标语的那段木板围墙，就是 为盖毛泽东纪念堂而圈起来的围墙。 从时间和北京的政治环境看，那时即使不出现黄翔，也会出现王翔。七八年深秋 的北京仍然躁热不宁。毛泽东死后的两年多里，人们一直期盼会有什么变化发生。 但是，什么变化也没有，空下的神龛正在企图装放新神。新旧神交替给社会留下的 统治缝隙，正在逐渐认识到的为革命而斗所制造的贫困和荒诞，促成人们的不满以 前所未有的勇气和速度上升。从前只在至爱亲朋间才有的含糊不清的窃窃私议，现 在不仅变得明确具体，而且在社会的公众场合也间或闻听。北京历来是中国政治上 最敏感地区，在北京多如繁星的各种小圈子里，这类话题几乎每聚必议。北京这些 相互交融激荡的内心声音，正在等待突破胸腔的压抑而在社会上空回响的时机。 黄翔的文章和标语贴出后，迅速在北京流传，关心政治的人大多知道这件事情。 十几天后，西单民主墙轰然一声在中国诞生，人们的注意焦点立即向西转移，并渐 渐的淡忘了黄翔的标语和文章，以至今天谈论民主墙很少联想到天安门广场上勇敢 的标语和文章。如果以西单那堵墙为民主墙的时间界限，黄翔的标语和文章确实不 属于民主墙。不过，造成人们淡忘的原因另外还有。黄翔的标语和文章在时间上离 民主墙的诞生太近。一个站在巨人肩上的矮子差不多总是引人注意的，而一个站在 大山脚下的巨人则很难令人注目。民主墙对于黄翔来言，确实有如一座大山。黄翔 的文章又可以说是生不逢时。黄翔的标语虽说是造成轰动的主因，但这两条标语是 由于他那洋洋洒洒数十张大字报文章才衬得耀目的。而他与卡特总统谈人权的文章 ，由于中国当时的人权意识和政治基准等迂腐闭塞的情况，在官方的冷嘲热讽和帽 子棍子的追剿下，在一般百姓还将人权视为毫无意义的冷漠态度下，不象与现实利 害具体关联的政治问题那样广泛获得重视和同情。黄翔说立在天安门广场与远在云 贵高原上呐喊，作用大不一样，其实还有一点，黄翔本人在不在北京和能不能被外 人了解，留下的印象和作用也很不一样。黄翔到北京总是来去匆匆，文章又没有署 名，时间一久很难不淡忘。 不过在回顾民主墙历史时，黄翔这个时期的作用，恰如《今天》主编北岛所言， 对民主墙的产生有影响。形象的说，黄翔的诗有如民主墙喷薄欲出前的雄鸡高鸣， 他那激情高昂的声音，打破了民主墙诞生前的沉寂和阴寒，为民主墙的诞生创造了 有利的情调氛围。 二、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 标语和文章张贴在天安门广场以前，黄翔还有过一次北京行，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黄翔自己说，在七八年的秋天，象出现诗的灵感一样，他突然感觉到中华历史召 唤的“瞬间”，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应该把握和行动的“瞬间”。在这一年的十月十 日，黄翔扛着一百多张整开纸抄写的他的长诗，动员了一批伙伴赶到北京。这一天 是中华民国的双十节，不知道黄翔是否意识到，在这一天开始他的“历史直觉和生 命情绪”似乎冥冥中有某种意蕴，但他的父亲确是国民党的将军。黄翔的诗张贴在 王府井人民日报社的围墙上。那里，摩肩接踵、人如过江之鲫，并不是夸张。不久 以后，我听朋友们谈到了这诗，还有满足围观人群要求的诗人的朗诵。“世界在大 风大雨中出浴”的意境，当时的人们深有感触。大陆在数十年的精神和物质的憋闷 局促后，来一番大冲洗健康和刷新自己，可能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精神和生理都有的 需要。我有一位并不关心社会的熟人那时说过：变吧变吧，就是大家都变进地狱， 我也不抱怨。 一首张贴在街头朗诵在街头的诗，成为一些北京人谈论的话题，实在是由于诗中 的人权和政治诉情。黄翔的诗的最明显特征，就是人权政治诉情强烈到人们往往已 不大去注意诗本身的才情，尤其是在他朗诵的时候。黄翔在朗颂中多次向热烈的围 观人群高声征询：“新式偶像该不该砸碎？”“精神长城该不该拆除？”每次都得 到轰响的回应。也许，可以说黄翔的诗是用艺术调制的人权政治诉情。正是由于这 一特点，在当时的中国才会产生热烈的反响，也才可能以这种独特的浪漫的方式在 当时的中国产生。当时的中国阴晴难说，市民也好，怀有野心的人士也好，大约都 在小心翼翼的探测和思索，只有象诗人一类的艺术家，才会有忘记过去和不考虑将 来，仅凭瞬间的感觉就采取过往的历史已证明十分危险的勇敢、浪漫和冒失行动。 另外，也只有象诗那样能够意会，但不直接具体的人权政治诉情，才可能在心有余 悸的中国老百姓中产生热烈的回应。 黄翔跑到北京来召唤中国“在大风大雨中出浴”，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其实是 暗合了中国的一个规律。在中国的近代史中，对中国的命运和未来有重大意义的事 件，在北京和外省之间有一种奇妙关系。这类政治风云，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 北京酝酿很久，风头却常常起自没有什么酝酿过程的外省，最后则在北京形成高潮 和结果。如五四运动起自天津，高潮和结束在北京，四五运动起自南京，高潮和结 束还是北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一次既将命名为民主墙的运动，虽然不完全 相同，风头不是起自外省，它的先兆却也是外省人跑到北京发出。 三、对黄翔的一些印象 我最初见到黄翔时还不知道他的姓名，黄翔则百分之九十九不会记住有我这么个 人。那次就是黄翔在天安门广场，在高高的台阶上刷他的标语和文章。很巧，在他 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和金桂元去他前门的家，正好路过。黄翔他们大概有三四个 人，提着铁桶和一大卷纸张，十分醒目，在木板围墙上一开始行动，就吸引了天安 门广场上大批的人奔踊过去。这么多人使黄翔很兴奋，他在旁边已按捺不住，推开 正在贴白报纸的伙伴，提着淋淋漓漓的刷子挥舞起来。我对金桂元说：“盯住他们 ，等一会去和他们认识认识。” 黄翔他们刷完标语文章从台阶上跳下来时，除我和金桂元外，还有几个人围了上 去。听着大家说“好样的，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等，他们虽然显得自豪，但也可以 看出有些紧张和慌乱，回答问题心不在焉，急急忙忙想摆脱开走掉。黄翔在他们几 个中则显得高高在上，似乎不屑于回答人们的问题，由他的伙伴们去处理。我抓住 机会对黄翔说，想和他们认识认识，可不可以告诉我他们的姓名和地址。我的问题 提得太突兀了一些，我甚至没有向他表明赞同的观点和对他们勇气的欣赏。黄翔一 楞，脸上浮现了怀疑，对着我翻翻眼异样的打量，这时他的一个伙伴赶过来说“必 须走了，下次再谈吧。”黄翔挺神气的看我一眼，说后会有期。我伸手和他握了一 下，只好也说“后会有期”。实际上，我想我们擦身而过彼此就可能永远消失在茫 茫人海中了。金桂元说他们是害怕，不愿意被可疑的人知道身份。我不以为然的说 ，这是鸵鸟似的聪明，他们瞒不住真正对他们有威胁的人，只能瞒住我们这样有兴 趣并且进一步可能合作的人。 民主墙出现后，黄翔还来过北京，我先是听北岛说起的。在北京东四14条76号， 也就是《民刊和民众组织联席会议》、《今天》和《四五论坛》共同使用的那一间 半简陋的小房里，北岛来了一会就要走，他说和贵阳的诗人黄翔在另外的地点有个 约会。可以看得出来，北岛挺重视这个约会，他很愿意结识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的 诗人，尤其是在全国的范围内，他也希望《今天》有更多的合作者和撰稿人。不过 ，北岛后来没有仔细谈这次会面，他对黄翔的评价只有一句：“太狂”。 最有趣的也许是顾城对黄翔的印象。黄翔说顾城见面就称黄翔为中国的惠特曼， 给黄翔的信里说：“我们象等候英雄似的，在前门等了你两小时。”但我知道顾城 对黄翔的容貌记得并不太清，就象对我也记不太清。在一次《今天》在玉渊潭举办 的诗歌朗诵会上，顾城老远就兴冲冲向我打招呼，并叫我黄翔。也许我和黄翔在清 瘦上有几分相象，但性情、言谈举止和容貌大不一样，诗人大多重神而不重外形， 不知道顾城是如何在头脑中把我俩搅混到一起的。 四、黄翔的几个第一 黄翔是狂，他有一种深深的自信，在他的艺术领域，他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 。他的自信有多少依据和道理，也许比较难以说清，但有一点比较清楚，黄翔如果 没有这种近乎狂的自信，他就不能完成那些富有特色和勇气的业绩。他的业绩，在 当时的中国，确实在有几点上是第一。 聚集一些伙伴，自费到北京在社会上进行“启蒙”诗的活动，黄翔和他的伙伴们 是第一。也可能结伙到北京公开进行一些各式各样活动的人以前还有，但都要打出 拥护独裁者和执政党的旗号，就是遭受迫害要求平反的人也不例外。象黄翔他们以 诗的形式，宣传与中国政府大异其趣的政治理念，我以前没有听说过。 公开的结社，黄翔他们的启蒙社是全国第一。黄翔他们是七八年十一月中旬坐火 车赴京途中结社的，比民主墙众多的各种组织大约早了半个月。贵阳启蒙社的可贵 之处也是它的标新立异，不论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没有谄媚讨好中 国当局，这是绝不同于以前打着拥护忠于的旗号的各种组织的。结社的主意虽然是 方家华提出，但社长兼总编辑是黄翔，副社长兼副总编李家华、杨在行，主要成员 还有方家华、莫建刚和粱福庆等人，从我所知道的情况看，方家华的主意如果没有 得到黄翔的全力支持，根本不可能实行。 公开打出人权旗号，在文化大革命歪曲批判和严重摧残人权之后，黄翔又是第一 个闯入这一禁区。 今天来看，敢于做这几件事的，在中国也许大有人在，但是在七八年底怕是不敢 过高估计。这几件事中的任何一件，只要时间不对，必然身陷万劫不复的恶运，而 一九七八年谁也无法说就是时间对了的一年。就在不久前，四人帮早已倒台后，全 国还杀了一大批人，象上海的王申酉、东北的徐(？)云峰等人，就全冤死在已经和 民主墙相连的最后一环地带。而这些人所谓的罪行，不过是马克思的信徒因目睹了 社会现实的荒唐扭曲，因而产生了一些独立思想和民主理念，与黄翔的思想行为从 “离经叛道”的严重程度看，相去甚远。就是从社会效果看，也不可同日而语，他 们的言谈，只影响了离他们很近的一些人，黄翔所作的事，则造成了明显的社会效 应。 当然，在如此评价黄翔的同时，还应该公正的看待能够产生社会效应与付出巨大 牺牲但影响不大者之间的关系。从历史的铺垫看，没有反右等等运动中难以数计的 人付出惨重的代价，没有贵阳马棉珍、上海王申酉等人的牺牲，没有他们所做的对 国家专制机器的松动工作，也就没有后来的黄翔、稍后出现的民主墙。这是一种历 史现象，可以称为人类社会的功能守恒定律，就是不论向社会什么方向所作的功， 没有哪一个会真正消失，不对未来发生丝毫影响。斯大林数十年前在森林里杀害的 上万波兰官兵，是在秘密的神鬼难知的情况下执行的，数十年后却对波兰脱离苏联 控制走上独立民主道路有作用。实际上，几千年前埃及某位法老的奇思异想所产生 的作用，或许就造成我们今天的世界之所以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一个样子。所有的 社会作用，既有当代人所做的功，也有历史中沉积下来的功能。有些人有些事件的 社会功效大，除了本身的功能外，更主要是恰好较多的借重了组合了历史中沉积的 功能。这件事的难处在于，历史中沉积的功能象随风飘散的烟，很难预测在什么地 方形成富矿。应该说，黄翔就遇到了一座不小的富矿，所以他的那些思想和艺术才 能才会在社会上有影响。 五、贵阳启蒙社与民主墙 启蒙社虽然产生在民主墙之前，但它也是民主墙的一个成员。大约在七九年初， 也就是民主墙经受第一次打击前的最活跃时期，启蒙社的成员秦晓春来到了北京。 秦晓春说自己是贵阳启蒙社的全权代表，和各组织接触十分活跃，他最主要的能力 是敢说和能说，嘴一张就滔滔不绝，你只要没有到过非洲就只有听他说了。他多次 在“四五论坛”和其他的组织会议上说，北京的运动发展太保守太缓慢，贵阳远远 超过北京，就是重庆的解放碑也超过了西单的民主墙，因此北京要大胆要勇敢要跟 上贵阳。我接待过外地许多人，知道这完全是秦晓春大脑活跃的想象。但是，象秦 晓春这样的人，在一个运动初起时，不仅必然出现，而且必然会有很大的作用和影 响，会在一个时期内煽起热情和聚集一些力量。民主墙在那些日子新成立的组织中 多了一个贵阳启蒙社北京分社，基础固然是由于黄翔他们两次赴京留下了很大影响 ，但也有赖于秦晓春的能说和大胆，因为那些人聚会了好几次也没有能够成立，最 后还是秦晓春去了才成立。在元月二十九日联席会议首次在民主墙召开的抗议集会 上，秦晓春由于他的能说和能干，被大家推举为那次会议的主持人。可是在一个运 动中使用想象煽起热情和聚集力量是双刃剑，也许对运动本身的杀伤力更大，八九 民运中这种现象要多得多，因此本身所受伤害也大得多。就是没有立刻出现失败， 这种思维和做事的方式，也会造成麻烦和危害。秦晓春回贵阳不久，我听说贵阳启 蒙社发生了内讧分裂，秦晓春是杨在行一派。 实际上，贵阳启蒙社一分为三，一个主编和两个副主编各领一派：黄翔一派的称 为贵阳启蒙社编委，李家华、杨在行先是一派称为贵阳启蒙社编辑部，后来李家华 再分出去称解冻社。贵阳的郑思亮在七九年夏季到北京时告诉我，是因为名气大了 谁也不服谁，黄翔已经不能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所以底下的都要造反当王。黄翔在 九三年到纽约时对我是另一种说法，他说是由于操作上的分歧而导致了分裂，他主 张象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那样来一场全方位的精神运动，而李家华和杨在行则主 张融入社会和政治运动中去。我把当年郑思亮对我说的话告诉了他。黄翔说也可能 有这种因素起影响，象秦晓春就肯定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并告诉我秦晓春现在已是 腰缠数百万元的大款。 贵阳启蒙社一分为三，在当地势均力敌倒也无所谓，但对外联络中谁都想占有过 去启蒙社的影响，这就产生了谁有权代表过去的贵阳启蒙社的问题。他们想到北京 ，希望联席会议帮助解决这一难题。最初把这想法带到北京的大概是粱福庆，我听 梁大光等人对我谈过。联席会议也有许多自己的问题，再说贵阳的事也实在无从插 手，我们希望他们自己在贵阳解决。后来传来的消息是贵阳启蒙社两派要来北京公 开辩论，请求联席会议为他们召开和主持会议。当时北京的官方对民主墙搞了不少 把戏，我们坚决不同意外地再把吵闹挪到北京。可是他们还是来了，启蒙社编委是 黄翔带人来的。大约是方家华和莫建刚先后找过我几次，仍然要求联席会议为他们 主持一个公开辩论的会议。我将联席会议的讨论和看法告诉了他们，最后一次他们 说黄翔还要来谈，并和我约了个时间。 黄翔是由两个人陪着一起来的，我把他们引入了76号那半间小屋里。黄翔本人话 不多，主要是他的两个伙伴谈分裂的是非曲直和辩论的必要，黄翔加以肯定，并且 说就是由启蒙社来招集这次会议也很有意义。我向他们介绍了北京那些居心叵测的 险恶形势，联席会议认为不宜在北京开这种会议的道理，最后还开玩笑说，他们一 定要开，也许联席会议也要参加，去对群众谈谈不开的好处和意义。我们各自表示 清楚后，就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又说了几句其他的便握手告别。黄翔他们后来放弃 了开辩论会议。 六、贵阳模式 民主墙的组织一次性被抓人数最多的，大概也是贵阳启蒙社，可能有十几个人在 七九年四月中旬被抓，主要成员中只有秦晓春逃脱，据郑思亮说是躲到贵州土匪盘 踞的深山里去了。十几个人自然是分裂后的三个组织都有，警察并不细分他们之中 的区别，全关到一个叫“豺狗湾”的看守所里去了，并且完全按一案处理。幸运的 是，他们不象其他地方抓了就不放，他们大约只关了一二个月便先后分批放了。 后来我在《红旗》杂志看到，中国政府称对黄翔他们的处理方式为“贵阳模式” ，是区别于“广州模式”的，并说要从这两个模式中摸索出一套经验，用来解决遍 布全国的民刊和民众组织，尤其是要解决北京的民主墙。实际上中国政府这两个颇 为得意的模式在北京全用过，但没有起作用，不久以后还是轻车熟路的使用了监狱 的大墙，才杜绝了民主墙在社会上的活动和影响。简单的说，“广州模式”就是由 省一级的最高官员接见当地民主墙的主要成员，劝导他们听话别走政府不喜欢的路 ，“贵阳模式”则是由警察办学习班，使他们知难而不走政府不喜欢的路。 郑思亮到北京时，黄翔他们已经通过了看守所的学习班。郑思亮说，黄翔他们初 到看守所时，义愤填膺，大家联络好了采取集体绝食。但是，警察不仅不因此而有 所顾忌，管他们的那位警察处长反而拿着他们书写的抗议挨个找去训斥，警告他们 这么做已经走到最危险的边缘，把起草抗议的吓得不轻。二三天后，有人不愿意苦 撑开始进食，黄翔也在数天后领头进食。郑思亮大笑着说黄翔也终于维持不住高傲 的诗人领袖形象，对剩下的绝食者说：“他妈的，要投降大家都投降”。 黄翔在纽约听到我复述这句话时勃然大怒，说郑思亮是恶意中伤。他说，“什么 叫投降？写认错悔过是投降，我写份思想学习心得能不能算检讨认错？”其实，黄 翔对我所复述的话理解不够清楚，郑思亮那句话主要是针对绝食而言的。既然中国 政府为了显示开明民主的形象，在刻意制作什么“贵阳模式”，黄翔他们投降不投 降并不重要，只需要他们不坚持强烈的对抗。黄翔释放后要他回了原来的工厂，他 的做了十一年临时工的妻子被分配为贵阳市公共汽车公司的正式售票员。比黄翔待 遇更优渥的是李家华，他后来被安排为贵州省作家协会的会员和人民代表，用以向 世界证明中国对民主墙不是一味镇压。 “贵阳模式”实在是作给世界看的，所以给黄翔他们宽容优待不是目的，真实的 目的是：给世界一个中国政府已经有宽容异己的开明感觉，希望黄翔他们感恩戴德 宣扬中国政府和执政党的伟大正确。这所谓的“贵阳模式”其实并没有新意，对满 清皇帝和国民党的将军们就是这么干的。不过中国政府所花的力气不一样，在满清 皇帝和国民党的将军们身上用了监狱及数十年的工夫，黄翔他们则是看守所的学习 班和不长的时间。另外对象也大不一样，满清皇帝和国民党的将军们确实有不少人 认为自己有罪有错，而在黄翔他们头脑中有罪有错的却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因此 ，这次中国政府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目的。一九七九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新华社、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等全国性的大新闻机构，先后多次找过黄翔， 询问他落实政策后心情是否舒畅，要他发表对国外的讲话，谈谈个人的情况和为什 么要搞启蒙社等等。大约黄翔没有叫他们满意，不几年后黄翔还是被送入了监狱。 七、经历和爱情 经历坎坷命途多舛，这是黄翔半个世纪生活的概括。一切起始原因是他的出身， 他的父亲是东北保密局局长黄先明，一个国民党军统将军。所以，他八九岁时在井 旁戏耍，被阶级意识强烈的农民说成向井中投毒，五花大绑着游街示众，关入牢房 等待好象永远也来不了的化验结果。稍大，书中银幕中的草原浪漫气息迷住了刚刚 步入青年的黄翔，他幻想着“红衣裙的牧羊姑娘”，只身前往草原，现实中却是被 抓进了劳改队，罪名则是另外一些人的幻想——企图偷越国境。劳改，数十年来被 中国社会视为瘟疫，胆小的民众避之唯恐不及，黄翔离开劳改队已是社会的弃儿， 他流浪、求乞，干一切可以找得到的又赃又危险的活。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时，他 正流浪到一个与世隔绝的茶场，并且和一位姑娘组成了家庭，希望那里的平静冲淡 他心中过多的劳累辛酸和耻辱。可是中国无所不在的阶级斗争还是挤进了这个角落 ，他被悬吊在房粱上逼迫交代问题，被革命群众没日没夜的押上山去监督劳动，由 于在恋爱信中有念念不忘的痛苦，又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关入牛棚。许多年后 ，他还不敢回想在那期间死去的第一个儿子，那婴孩是他关入牛棚后来到这个世上 的，他还没有离开牛棚婴孩已走过了一生，父子没有互视一眼的幸运。黄翔的精神 终于崩溃了，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疯了，这倒使他有幸离开牛棚，关在精神病院接受 检查和政治治疗。 七六年以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经念得没有过去那么紧，而且到七八年日见宽 松。这本来可以是黄翔倒霉命运的一个转机，他可以在经济上花点心力，使一向艰 困的生活有个改观；他也可以写些没有风险的诗词和文章，有那么几个类似经历的 机灵人，就是将自己痛苦的往事制作成观风识相的诗文，使自己的命运咸鱼翻身， 成了什么著名作家，还被赏赐了一大堆吓人的官衔。但是，天赋并不低于机灵人的 黄翔，也许是他天赋特异，却不屑于此，硬要自己在遍地岩石荆棘的童山荒野开辟 新径。他的选择就是启蒙社、民主墙这类危险的形式，讴歌人权民主这类危险的内 容。这一选择使他的命运继续坎坷、多舛，毛泽东死后他又三次被抓，最后一次离 开监狱的时间，是九一年底，至今还没有工作没有住房。 俗话说“赌场失利，情场得意”，生活中的倒运汉大约可以在爱情上获得补偿。 这话真象是为黄翔撰作的。还在黄翔象一个流浪汉一样到处飘流中，他在茶场爱上 了一个朴实的姑娘，给她献上了大量灼热的诗和深沉的爱的表白信。谁说那个时代 文不值钱，黄翔的诗文攫获了姑娘全部身心，及爱所激发的奉献和勇气。那个年代 党安排一切，家庭由组织过问择优配派，防止成份不纯的家庭和阶级劣种在社会泛 滥，影响社会主义大业的千秋万代。黄翔和那位姑娘受到不准接触的警告，并且在 生活和劳动中千方百计将他们隔开，象父母决心要拆散自主婚姻的儿女一样，处处 监视和设防。但是，这一切对黄翔和那位姑娘尽是白费，压力和阻挠历来难以摧毁 无视它们的爱情。在此后的大约十五年里，他们一起在贫困、毫无保障倍受歧视的 零时工的生活状况下，经历了黄翔多次被抓关押、痛失幼子及黄翔精神分裂等等一 个又一个灾难，几乎不懂得什么叫温饱和平静。 八三年，黄翔的家庭面对一个选择。这年黄翔四十一岁，却有一个十七岁的女大 学生敲开了他的门，对他说“你就是我想象中一直期待的人”。这对黄翔和他的家 庭都是喧然大波。这年中国掀起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仅仅因为跳舞就有人被 剥夺了生命。黄翔这次被降格为刑事犯逮捕，但要由女大学生提供罪行，据说警察 们这次有决心彻底解决黄翔问题，要送他去另一个世界表现他的独立异行。办案警 察连续不断用了三天三夜“审问”的专业技能，所求只是要喜欢叫自己秋潇雨兰的 女大学生“坦白”自己是个受害人。一元化领导下的她的学校也逼迫她写出灵魂深 处的检查。黄翔的幸运是他遇到了一个敢坚持自己的爱，也敢坚持事实的女孩，她 顶住了警察，丢失了学校，还丢失了父母的爱和家庭。由于她的坚强和承受的损失 ，黄翔才能够度过半年牢狱之灾就得到释放。 这个女学生闯入黄翔的生活时，黄翔的妻子极为愤怒，用社会流行的说法称她第 三者，和黄翔暴发了激烈的冲突。然而，爱情上无是非可言，它是一种疯魔的念头 和非要不可的占有，一旦这种感情产生，上帝的警告也难以生效，伊甸园的故事几 千年来就是在向人类讲述这不可理喻的事实。黄翔说和他的妻子在一起，生活麻木 到难以出现激情，秋潇雨兰给他枯木新春的意境，激发了创造、想象和生机。而他 的女大学生则一反世俗向他的家庭出发，要同他的妻子谈谈作妻子的应该让出自己 丈夫的道理。这件事的荒唐还有它的结果，黄翔的妻子最终真被让出自己丈夫的理 论所感动，同意自己退出由他们去另组家庭——有什么办法呢，也许，这些荒唐就 意蕴着爱情。 八、美国行 九三年夏季，贝岭从波士顿打电话告诉我，黄翔应一个会议的邀请到了美国，就 站在他的身边。电话里响起了久远而似曾相识的声音：“刘青，我们都老了。” 在那依稀可辨的嗓音里，十几年的时空逝去了，但是昔日的印象中还是多出来了 苍老悲凉，或许还少了黄翔之所以是黄翔的那种绝对的自信。我握着电话一时陷入 无言。这是他到美国之后的感慨吗？ 如同绝大多数在中国活了几十年的人，对世界尤其是美国怀有许多毫不了解的幻 想，激情诗人的黄翔更有许多浪漫幻想。他说他是世界名人大词典收录的本年度名 人，应邀来参加这本词典的发行，要在哈佛大学举行规模宏大的诗歌朗诵会。然而 到会的仅有二三十人，使惊讶又伤心的黄翔发誓不再如此投掷生命，因为他说每一 次朗诵都是他生命的一次生死历程。他又希望和前总统卡特联系交谈，当年他只能 通过民主墙对卡特讲话，这次不是在中国，不该有当年那样的缺憾。别人或是沉默 或是表示了不可能。黄翔对这种冷漠和困阻不能理解也大为不满，这与他想象中的 反差太大了，加之生活中所遇到看到的种种，他有一次对贝岭发泄说：告诉你，我 将来是要写书的。 黄翔从波士顿来纽约时，已经有了半个月的美国经验，他的激愤大多变成了感慨 。他对我说：早叫的公鸡晚到的宾客，人生的晦气全叫他占了。如果从一些早两年 跑到海外来的人的风光和所获实惠看，黄翔说的也是事实。我想安慰他，但是欲言 又止。我无法对他说，你当年做那些事，如果想要的就是风光和实惠，那么从开始 就错了，如果想要的是事业成就感，是反抗暴虐坚持做人，那么你已经得到了，又 何必为当初没有的期待而感叹。我不能细述这些道理，是因为面对黄翔那样的命运 道理软弱无力。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个多月后，黄翔又要搭机返回中国了。他所以这么快就 回中国，不是他没有条件将三个月的旅游签证换成美国绿卡，而是中国的警察没给 他年轻的妻子出国护照，是他五十多岁再背那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为时太晚，不得不 将还没有开始的美国梦打断。为了身心的自由和创作公开的进入社会，黄翔早就以 诗人的想象做过许多美国梦。朋友开车接黄翔走的时候，他神思恍惚似乎想说什么 ，但终于说不出来，上身已经钻入车里，又想起来站在车门向我们慌乱的摆摆手告 别。 或许是要向自己证实，黄翔回到北京就举办了大型的诗歌朗诵会，他来信中又恢 复了自信，说成功。同时，他也以不屑的口气说，迫害依然存在，刚到海关就给颜 色看，扣在小屋子里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搜查和讯问。对此，黄翔的反映是，更使他 坚定要继续自己的生命里程，这就是诗歌和人权。我感到，历经岁月和风寒，也有 过失望和牢骚，黄翔还是黄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