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的现实与未来 ·吴方城· 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中国民联的前身“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在纽约创立以来，针 对中国大陆的全球性有组织的民主运动已经迈过了十一年的艰难历程。自一九八三 年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正式成立到一九八九年民主中国阵线成立，海外民运有了蓬勃 的发展，民联、民阵、自民党等民运团体、成员遍及世界五大洲，基层组织也在中 国大陆各地区出现。“六四”大屠杀后，被迫流亡海外的民主精英们与长期在海外 坚持斗争的民运人士相汇合，结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活生生暴露在西方媒体、电 视屏幕上的大屠杀场面使海外成千上万的学子、华人高举抗议的大旗走上街头，各 地纷纷成立的学自联组织，为团结海外广大留学生起了积极的作用。其后苏联、东 欧共产主义集团的解体更使人们欢欣鼓舞，许多人认为，中共独裁专制政权的垮台 已指日可待。 然而，“六四”已经过去整整四年多了，中共政权并没有垮台。近年来，中国大 陆的经济增长高达傲视全球的两位数，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西 方各国几年来对中共的禁运抵制正一一解除，纷纷去争夺中国大陆这块世界上最大 的市场。“这场全球大陆热，让大家把八九年的民主运动抛到脑后了。”(王丽美： 《只有东南亚人口袋暖烘烘》，《世界日报》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一些民运 人士也纷纷“下海”跑到大陆做生意去了，另一些则茫茫然然“淡出”了。加上近 年来民运团体内部纷争所造成的伤害，不能不承认，海外民运正处于暂时的低潮。 越来越多的人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海外民主运动的旗帜还能打多久？海外民运还有 没有存在的必要？既然中共正不断进步，还要我们民运干嘛？ 这个问题问得好，对它的回答涉及到海外民运的宗旨，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 的发展前途，这是所有致力于在中国实现民主社会的人们所不能迥避同时也不能不 认真思索与回答的。 “六四”大屠杀与中共的合法性 “‘六四’一声枪响，使中共政权丧失了合法性。”在八九年北京大屠杀后，不 少人都这样说，似乎在“六四”前中共还是好的、合法的，不应该反对的。这也就 是为什么当时一部分流亡人士曾一度要与“老反革命”“中国民联”划清界线的原 因。如果说这里的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权必须是由民选产生而言，那么中共政权，即 使是在“六四”前，又有哪一刻具有这种合法性呢？ 姑且不用说一九四九年中共入主中南海是以枪杆子暴力手段实现的，就算以杀自 己的人民作为丧失合法性的定义的话，那么在“六四”前，中共又在什么时侯停止 过杀自己的人民呢？从“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到“文化大革命”，每 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被监禁、被处决，难道在那个时侯中共就具有合法性吗 ？难道张志新、遇罗克被杀害时，中共也是合法的吗？只不过这些屠杀发生在监狱 的后院，发生在戒备森严的刑场上，不象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上的屠杀是发生在 西方记者的摄像机前罢了！难道这二者又有什么质的区别吗？ 无可否认，许多投入民主运动的人是基于对“六四”中共大屠杀的义愤。这是完 全可以理解的，民运不分先后，我们对这些觉悟起来加入民运行列的人们表示真诚 的欢迎，对民运队伍的壮大感到由衷的喜悦。此刻，当“六四”殷红的血迹开始淡 泊，悲愤的记忆也开始在脑海中消退，而大陆的改革开放又给人们带来某种希望之 际，许多人退出民运了，似乎现在已“不杀人”的中共政权又是合法的了。 中国民联的章程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宗旨是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自由、法治、 人权，结束现存的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必须看到，文革后中共实行改革开放 政策以来，大陆人民的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中共比之过去几十 年、特别是文革期间的穷凶极恶、倒行逆施，无疑是进了一步。然而，海外民运的 诉求实现了吗？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在中国大陆实现了吗？中共的一党专政结 束了吗？没有，这些统统没有实现，国内的民运团体仍然遭到查封、禁止，“和平 宪章”的成员秦永敏至今仍遭关押，“民阵大陆总部”人员姚开文和高小泉被判重 刑，著名的民运战士傅申奇、王军涛、陈子明仍在狱中，其他许许多多知名和不知 名的政治犯、良心犯仍在饱受铁窗之苦。前不久，工运人士韩东方、吕京花相继归 国被拒，遭驱逐出境，中共安全部最近还内部颁发的严禁海外民运“八种人”回国 的规定。这一切都表明，中共现政权继续在粗暴地践踏人权。在政治上，中国人民 仍然没有自由。一句话，民运的大目标远远没有实现，难道海外民运有任何偃旗息 鼓的理由吗？ 自知之明：主角和配角 记得“六四”过后不久，当众多流亡人士云集西方各国之际，有的朋友提出要在 海外建立“流亡政府”，他们认为，中共独裁政权的垮台已近在眼前，对此应当在 海外有所准备，以便一旦返国，取而代之。近年来，这种声音已经平息了下来。建 立这样的“流亡政府”，且不说从定义来讲是不妥当的，从实际来讲也是不可能的 。然而，它却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海外民运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大舞台上扮演 着何等角色？我们应不应当对自己有自知之明？ 诚然，海外民运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西方民主社会，有真正的言论、出版与 结社自由，民运团体和民运人士可以自由地从事民运活动，这对在海外的留学生、 学人以及海外华侨进行民主宣传、对影响各国政府的对华态度都是必不可少的，也 是国内的民运所不能取代的。然而，海外毕竟是海外。由于远离祖国数千里乃至数 万里之遥，由于长期客居异国，我们与国内人民的联系不可避免地在减弱。尽管我 们也开辟条条管道与国内各界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尽管我们在大陆的基层组织也 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各省长期坚持斗争，然而，总的来说，我们与祖国之间，毕 竟远隔重洋，“我们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熊焱语)，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使 海外民运只能扮演有限的角色。也许，海外会有一些人最终归国在国内民主化进程 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作为一个整体来讲，海外民运只能是配角，中国民运舞 台上的真正主角只能在国内，是在中国大陆本身。 配角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当然有，配角有时能演出轰轰烈烈的好戏来，一年一 度的奥斯卡大奖，不也有最佳男女配角奖吗？作为配角的海外民运至少可以在以下 几个方面有所作为：把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及华侨凝聚起来，通过建立组织、出版刊 物以及其它形式的活动，使海外民运形成一股配合国内民运的整体力量，为中国的 民主事业积聚人才，做好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与国内保持和加强密切的联系， 通过各种渠道，把民主的声音、民运的刊物和海外信息送到国内；协助与支持国内 的民运团体和民运人士，在其遭到中共镇压的迫害时，在道义上、政治上与经济上 给予全球性的声援；加强与所在国政府的沟通，使之在制定对华政策时能把中国的 人权问题作为考虑因素之一；有条件的海外民运人士应尽可能早日返回大陆，与国 内人民一道促进民主化的进程。 “窝里斗”的启示 一提起“内斗”，人们总是嗤之以鼻，“内斗”或者说“窝里斗”，总是使亲痛 仇快，多年来，民运队伍的“内斗”已成了人们一提起便摇头的话题了。可不是嘛 ？原本好好的兄弟、战友，一下子成了冤家、对头，怎能不使人遗憾呢？于是一些 人说：唉！你们这些大陆人就是拧不成一股绳，成不了气候！ 对此，笔者何尝没有类似的痛苦和感叹呢？海外民运十几年来，综观民联、民阵 、自民党等民运团体的成立与发展进程，的确内斗不断，然而，内斗也绝非海外民 运独有的现象。综观世界历史上和现存的政权、政党、团体，包括中国的共产党、 国民党、民进党在内，都逃不脱纷争与内斗。去年年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酝 酿已久的、全球最大的两个民运团体民联和民阵的组织合并在华盛顿以失败告终。 笔者曾是这一大联合的积极鼓吹者与支持者之一。谁不愿意看到海外民运更强大、 更兴旺呢？然而，曾几何时，团结变成了分裂，合作变成了纷争，同情者失望、摇 首，中共拍手相庆，许多人不知所措，失望之余便就此退出了民运队伍。这到底怨 谁呢？笔者在身心痛苦了数月之后，至少悟出了以下两点： 首先，追求“大一统”，非要搞两大团体组织上的合并的思想本身就是中国几千 年封建传统的余毒。民主的精髓之一乃是多元，“大一统”则与之背道而驰。我们 这些饱受共产党文化、封建文化熏陶的人，整天反对中共独裁专制的“大一统”， 轮到自己筹划海外民运时，不知不觉地又用上了“大一统”的逻辑。华盛顿大会的 失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民运团体的多元化也是保证民运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事 实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正如万润南先生所提出的，海外民运应当变过去自上而 下的金字塔结构为扁平的网状结构。各民运团体、各基层组织的独立自主的运作乃 是海外民运生命力之所在，上一层的领导机构主要应起协调、联络的作用，而不应 成为高高在上的指挥者。去年，民联、民阵两大民运团体恢复运作以及全球民运团 体协调会的成立都是为实现这种多元化架构的积极步骤。例如，新的民联领导机构 采取了大幅度的改革，由精简的总部委员会组成，其权力分散到世界各地的基层组 织，各大分部的主任委员同时兼任总部委员，使总部的权力有了更广泛的地区代表 性。 其次，对待兄弟民运团体，即便是有纷争的民运团体，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是并 存、平等、友好、合作。作为中国民联来讲，我们不承认谁是唯一，我们也不争执 谁是第一，其它团体的成员都可以按民联章程所规定的手续加入中国民联。对于民 运团体间的纷争，我们赞成在搞清是非的前提下，通过内部对话、协商乃至法制的 方式逐一解决，反对诉诸报刊媒体进行相互攻击。在此，笔者愿意代表中国民联向 有关团体表示，我们随时准备坐下来对话、协商，解决纷争，恢复团结，重新携起 手来为中国民主事业而努力。 海外民运的未来 正如人们常说的，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是民主社会的基石。民主事业不需要非由 中产阶级来开始，然而，民主事业的最终实现却有赖于中产阶级的存在与壮大。海 外民运也不例外。 多年来，在海外民运队伍中，一种“吃民运饭”的现象也不时遭到舆论界的批评 。有少数人，身无一技之长，读书吃不得苦，到餐馆打工、洗碗又觉得“掉价”， 于是跻身海外民运，总想在民运团体内混个一官半职，拿点钱，吃一口饭。为此， 有的人“广结善缘”，从不发表自己的真实观点，以便不得罪任何人，好在每次选 举中拿最高票；有的则不惜以谎言惑众使自己当选；一旦发现自己选票岌岌可危， 就不惜动用安插假代表，临时改变大会程序等非法手段以使自己“黄袍加身”。这 就是导致历次民运团体“内斗”、包括华盛顿大会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要想减少 、乃至最终避免这种内斗，杜绝“吃民运饭”的现象是重要的一环。如果一个新当 选的民运团体领导人所面对的不是一个“饭碗”，而只是更大的责任和更多的奉献 ，那么，就没有为争夺一个“饭碗”的内斗会发生。因此，要想海外民运能够长期 健康发展，民运人士本身在经济上的自立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在生济上尚不能自 立的人，又何以能够去献身民运、去解放受苦受难的同胞呢？马克思声称“无产阶 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其实正相反，对海外民运人士来说，我们 只有首先解放自己，才能最后解放中国的民众，而这种解放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更 是经济上的。还是那句话，只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在海外产生，海外的民主运动 才能长期地、独立地存在与发展。可喜的是，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在异国的身份、 事业、家庭诸方面的日益稳定，越来越多的海外民运人士开始步入了中产阶级的行 列，这对海外的民主事业来说，无疑是一佳音。 无可否认，由于内部纷争，由于少数上层和地方领导人的不良表现，加之种种其 它原因，近年来海外民运的形象已严重受损。为了重振我们的理想大旗，净化自己 的形象，必须继续坚决反对任何打着民运旗号为个人谋私利的行为。我们决定，新 的民联总部委员会成员、包括主席、副主席在内概不受薪，我们提倡个人向组织奉 献，从总部领导人起，包括时间、精力和金钱。正如笔者在澳洲悉尼民联“六大” 发言中所讲，要作一个民主战士，首先要作一个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正派的人 ，不做坏事，少做蠢事。只有这样，我们民运团体才会有道义上的感召力。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同情和支持。 正如民联民阵“联合宣言”所指出的：“上百年来，中国人民为追求民主自由， 付出了重大代价。在世界上的共产极权国家纷纷向民主转变的今天，中国大陆依然 维持着一个专制制度。对此，我们感到焦虑，感到一种不可退却的责任。”只要在 中共的牢狱中还关押着一个政治犯、良心犯，只要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未在中 国大陆真正实现，海外民运就不应当、也没有权力止息。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还将有 一段漫长的路程，或许需要我们这一代人为之毕生奋斗。让我们以“收获不必在我 ，耕耘我在其中”的精神，做好自己能够做的事，扮演好自己应当扮演的角色，做 到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