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与“暴民意识” 遇罗文 许多人在探讨今后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是什么，尽管答案可能不止一个，但是 我认为“暴民意识”是不可忽视的隐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王学泰先生对“游民”的特点做过精辟的总结 ： 一、强烈的反社会性；二、政治斗争中的主动进击精神；三、重视帮派不重 是非；四、失去了角色位置，因此也就没有了角色规范，主流社会成员所遵守的规 范，对他们来说无所谓。 “游民”是产生“暴民”的土壤。至于“暴民”，就更加仇视传统社会的游 戏规则，具有强烈的阴暗心理和破坏情绪，绝对不讲人权和人性。 中共建政前，充份利用了游民的力量；所以建政后，宣扬和歌颂的都是些农 民起义、暴力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队级斗争那一套。四九年以来的历次 整人的运动，无一不是充斥着反人权、反人性的色彩。 “文革”中的种种暴行，就是“暴民意识”的又一次大爆发。如果有人对“ 暴民”还没有足够的感性认识，我把我的一次社会调查介绍给大家，自然就一目了 然了。 众所周知，“文革”中比较骇人听闻的屠杀有三处：北京、湖南、广西的集 体屠杀，广西还出现了吃人的现象。遇罗克在六七年发表的《出身论》里提到过“ 连根拔”，就是指大兴县把所谓的“阶级敌人”连同父母子女、不分男女老幼，全 家人一个不剩杀掉。后来报导了大兴事件和死亡人数的，有八十年代严家祺、高皋 先生的《十年动乱史》；再后来更详细一点儿的是在九七年张连和先生在《那个时 代的我们》中一篇数千字的文章《九进马村劝停杀》。此书的文章都是回忆“文革 ”期间的事，可惜刚一出版即成为禁书。我是听朋友介绍的旧货市场买到撕了封面 将要化纸浆的一套。 遇罗克很早就有个愿望，把“文革”中的“红卫兵”残暴行为编成一本书。 他多次对我说过这个愿望。既然他过早地牺牲了，我认为有义务完成他的遗愿。恰 巧广东的林贤治先生在九九年底向我约稿，于是我对北京大兴几个公社做了详细的 调查。 在严先生的那本书里，介绍的死亡人数三百多人是比较准确的，而且这还仅 仅是在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一日以“连根拔”的形式死亡的人数，不包括其 他方式打死的“阶级敌人”。 我的调查十分困难，这工作也许够得上现在最时髦的所谓“收集情报罪”。 所以说“也许”，是因为在中国谁也说不清“情报”包括什么。 我先打算从官方渠道了解事件真相，但是北京档案局以及大兴县档案馆都找 不到任何有“文革”特色的资料；我又设法找那些参与、策划屠杀的人，他们被告 知不许接待采访者。好在许多当年亲眼见到屠杀的人还活着，我可以从他们那里了 解。 许多令人发指的丑恶事实我就不一一列举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有三件： 一件是一位十六、七岁的花际少女，她只是个中学生，就在中午放学回家吃饭的路 上，被一群暴徒打死了；另一件是一个赶马车的车把式（贫下中农），发现有个小 女孩没被完全摔死、还有口气，就动了恻隐之心，将她藏在车厢下边，准备偷偷运 往别处。不料小孩苏醒后一活动掉在了地上，被旁边的暴徒发现，上去一铁锹就像 拍苍蝇一样把她拍死了。最让人震惊的是第三件。在屠杀过程中，年轻力壮的被打 死得比较突然，为的是怕他们反抗，比如趁其不备用棍棒打头部，或用铁丝勒脖子 、用电电死。等年轻人死光了，对老人、孩子可就没顾虑了，往往是说白了让他们 去屠杀现场送死，甚至用活埋这种折磨人的方法让他们慢慢等死。其中让村民永世 难忘的是一位老奶奶，抱着不懂事的孙子，当暴徒往他们身上扬土的时候，小孩儿 说：“奶奶，迷眼。”老人在临死前还安慰他说：“一会儿就不迷眼了。” 多么凄惨的一幕！ 在这种场面还能继续下毒手的，就是典型的暴民。 与大兴事件发生的同时，北京市内的崇文区榄杆市发生了所谓“阶级报复” 事件。李文波老人因为不堪忍受红卫兵对他夫人的虐待，拿起菜刀准备自卫，据说 红卫兵在争夺菜刀时划伤了手，以“阶级报复”为借口，有警察和军人参与，当场 活活打死了李文波，几天以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又将已经死亡的李文波和他无辜 的、还没有被打死的夫人在十万人大会上宣判了死刑。还是以同样的借口，整个崇 文区立即处于红卫兵暴行的恐怖当中，几天内折磨致死的人起码数以千计。李文波 的儿子告诉我，他父亲被打死的当天，他也被关进崇文分局，第二天把他转押到其 他监狱时，发现头一天还空着的几百平米的院子里放满了死尸，连走路都困难。那 是当天来不及送往火葬场的一部份死难者，有大人也有小孩儿。周恩来还接见了虐 待李文波的几个红卫兵，夸奖他们是英雄。 明明是杀人的恶魔，还为自己卑鄙的行为找借口，这是暴民与政权结合的必 然产物。 我在调查时恰巧在网络刊物上见到胡平先生的文章，说要为遇罗克建碑立像 ，我突然想，对这些默默无闻含恨惨死的冤魂，不是也该立碑纪念吗？无情的事实 正相反，一切屠杀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当年填满了死人的水井已经建起了房， 埋过人的“万人坑”（当地人的称呼）已经被推土机堆成了平地、种上了庄稼。令 人气愤的是当年策划屠杀行动的凶手──公社干部高胡二人，如今还享受着退休人 员的待遇！即使惩罚了他俩也不够公平，因为比他们罪行更大、同样犯有反人类的 恶魔，有的还被中共奉若神明，有的还拥有着非同小可的实权。 在去年出版的《苦难的代价》（作者穆玉敏女士）一书中，有一位多年在北 京公安系统工作的人透露，“文革”时昌平县打死的人比大兴县多，只不过不像大 兴县死的人那么集中。这些杀人的凶手，至今也没有听说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我 所居住的昌平县燕丹村，隶属北郊农场，“文革”时西边村子打死了三、四个人， 农场领导来动员说：“毛主席说，东风必须压倒西风。”就是根据这句话，燕丹村 立刻打死了七个人。来动员的这个领导，不但事后没受到制裁，多年后还升了官。 “文革”至今已经三十五年了，居然那么长的时间过去了，还只能在地球的 另一侧，在一个与事件毫无相干的国家召开一个研讨会，而事发地却在大唱“文革 ”歌曲、大演“文革”时期的“革命样板戏”，实在是中国人的不幸和绝妙的讽刺 。在中国大陆由于回避“文革”问题，当权者没有起码的反思，甚至在今年三月五 日，中宣部发出文件，禁止出版界出版有关“文革”及历次整人“运动”的作品（ 我的一部书就因此遭难），所以中国人更大的不幸是以后还要受“暴民意识”的毒 害，说不定在某个时期连正常生活都无法保证。 中共政权如果是一个理智、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及早地限制“暴民意识”的 生存空间，向法制社会靠拢。“暴民意识”无论对有权势的人还是对平民百姓都是 危害，“文革”中不少当权者挨整就是例子，何况那时毛泽东还有绝对的权威，最 招民愤的腐败现象也没有今天这么公开和严重，许多作恶多端的高官反而得到寿终 正寝的结局。 历史不会原封不动地重演。下一次“暴民意识”的大爆发最先倒霉的可能不 会再是“黑五类”，也许是贪官污吏（贪官污吏也应受到依法惩治，不该残害），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最终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善良的普通老百姓。所以今天探讨“文 革”的种种现象，具有非常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身居异国他乡的专家学者们，无论中国将来如何混乱都涉及不到诸位，却还 能坚持不懈地研究探讨中国的过去和将来，值得令世人所钦佩。无论因为诸位的努 力使中国走向法制、民主的良性社会，还是因人力有限，无法扭转乾坤，都是为中 国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