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美籍华人” 耶 人 最近碰到两位九十年代初来美的朋友，告我他们已获得了公民身份，听了他 们的消息，不禁想起所谓“八九年的一代”。因八九年民主运动的关系而流亡美国 的一代人，大多已获得了公民权，成了美国人了吧。这一国籍的变换，对这些人的 政治意识有何影响？作为美国人，并且与中国隔绝了十几年，他们有多大的资格、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中国民主”的代言人？他们是否应更多地介入和影响自己 国家（即美国）的民主进程？这些问题，在中文媒体中还缺乏任何讨论。缺乏讨论 ，大概反映了大家对这一问题冷漠。而这种冷漠，以笔者之愚见，恰恰说明了这一 曾狂热追求民主的政治社群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刚刚拿到公民权的华裔美国人，许多早已在美国开始 了自己的事业，深深卷入美国社会的运作之中。然而，他们对美国的政治过程，似 乎并不那么热心。看看这些人办的杂志，满篇都是中国的事，美国的问题很难见到 什么讨论。在美亚裔政治意识淡漠的问题，已持续了很久，本觉得从大陆出来的这 些人，会把他们非同寻常的政治热情投入于美国政治，促进亚裔进入美国的政治过 程，现在看来，这大概是一种奢望了。 不久前还意想不到地碰到一位朋友。他在大陆以介绍西方的政治观念而享有 盛名，英文甚好，是个饱学之士。最近来美作访问学者，谈起在美国大学听课的事 ，才知他对此全无兴趣。据他自己说，讲美国制度的课，太专门，离中国太远，没 用。我听了不禁暗暗吃惊。此位学兄本是国内介绍西方民主数得着的专家，如何对 世界最大的民主社会如何运转没有兴趣？一个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真来到一个 自由主义的国家，对这里的制度细节反无兴趣，这是否有些“叶公好龙”？ 归纳起来，不管是那些拿了公民权的还是没拿的，都有着我们“中国人”共 有的一些老问题。我并不是说大家不应关心中国，我只想指出一个让人不是太舒服 的事实：大家讲了半天民主，很多只在纸上谈兵。对一个自己离开十几年的地方， 讲起来头头是道，但对于自己已居住了十几年的社会的民主，却并不怎么参与和关 心。 讲到此，不禁想起香港回归前谈到的一篇文章。此文称，香港早有条件建立 民主制度，对现在的非民主的政治架构，香港知识分子应负重大责任。这些知识分 子的问题，是逃不出自己的“流亡心态”。他们从大陆流亡到香港，总觉得香港只 是暂居之地，甚至在港住了几十年后，仍觉得大陆才是自己的家。结果对香港漠不 关心，对大陆充满激情，写起文章来，全在讨论大陆的问题，回头想想，他们其实 有力量去推动香港的选举制度的改革。如果这方面早点动手，在回归前香港的民主 就已经是生米煮成了熟饭，他们为香港、为民主也算是干了不小的“实事”。然而 ，他们的精力全不往这方面用，一心只顾隔靴搔痒地讲什么大陆的民主。结果，对 大陆民主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反而把香港的民主给误了。 面对时隔不远的“香港经验”，我们这些新美籍华人们是应该堂讨论反省一 下呢？ 我个人虽既不是美籍华人，也不是“民运”圈内，但毕竟经历了从“民主墙 ”到八九民运的历次民主运动，并在这一进程中长大成人。今后，大概更可能留在 美国。从这一立场作一些“个人反省”，就教于新“美籍华人”的“同胞”，大概 也是份内之事。 我七九年进了北大，八零年即赶上北大竞选。北大竞选对我们这一代影响之 大，自不必说。然而以二十年后的“后知之明”来反省，当时民主力量的政治意识 中有深刻的欠陷。这种欠陷，上可追溯至帝国王朝时代读书人的士大夫传统，下可 影响今日海外美籍华人中的民主政治文化。 北大的选举，本是海淀区一个小小的地区，选举在正常的民主制的国家里， 选举的主题应是地方事务。但是北大当年的选举，完全是一场影响全国的民主政治 启蒙运动。结果形成非常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竞选大大推动了中国民主意识 的觉醒；另一方面，竞选的内容，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常态，在一个小选区大谈国家 大事，对小选区的地方“小事”，几乎避而不谈。选民虽然热情高涨，大获启蒙， 但对于如何运作民主的政治程序管理地方事务这类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识，并未因此 获得进一步的理解和训练。 之所以如此，有如下的原因： 第一，当时的选举，并非在一个隐定的全国性民主政治框架中进行。文革刚 结束，全国政治正处于转型期，人人关心国是。选举的议题，自然都集中于一些意 识形态上的大问题，如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文革的评价，魏京生是否有罪，等等。 第二，北大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只会在校园里生活四年，然后各奔东 西，心不在小小的海淀区。 第三，与上一点相关，学生经严格的考试制度被选入“最高学府”，精英感 极强，“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候选人也是如此。像胡平、王军涛等人的心态是， 如果我辈在这么一个精英的社群里都选不赢，中国的民主就别谈了。 然而问题也正出在这里。为什么民主要以精英开始？为什么它一定要从国家 大事谈起？难道“愚民百姓”不能比精英“先民主起来”么？难道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能导向民主吗？ 以今天的“后知之明”，我以为，当时虽然处于历史的非常时期，但北大的 选举，应尽可能跟着常态的民主形式走，即地方选举集中讨论地方事务，哪怕是鸡 毛蒜皮的小事。尽量能避免中央的注意，使静悄悄的变革更够长时间地进行下去； 二是大家借此学会如何运用民主程度管理地方事务。北大学生若受了这样的训练， 毕业后自然会推广北大的经验。 然而，当时北大的精英们，并无此耐心。大家是什么问题刺激讨论什么。一 夜之间，当局感到“党的领导”受到了威胁，觉得开放地方选举是个错误。迅速弹 压、收缩，刚有的自由空间一下子没了。而学生们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学了一些关于 民主的意识形态的大道理外，所获并不甚多。 其时，民主难的不是在大道理上，而是在具体操作上，地方小事中的每一个 新细节，都可能对民主的原则构成挑战。学会操作，要从小事入手，要有长时间的 练习。这种在小事上演练民主的机会，八零年并非没有，但事情一过激，这种机会 就被葬送了。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一向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抱负。若仔细 考察一下，这种抱负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人何以能从“修身、齐家”，一下子跳 到“治国、平天下”？这中间，是否还应加入一些参与基层社会的建设（比如处理 村落的地方事务）的层次呢？可惜中国传统社会是官僚政治主宰一切，士大夫首先 要闭门读书，“修身、齐家”，一离开家，那就是去中央或外地做官。这两者之间 ，没有一个第三领域可以作为读书人的理想。大家一有机会，就会借科举考试登龙 门，跳入政治的中心，当年北大的学生，其实还是科举的心态。进了北大，谁把海 淀区放在眼里？大家都忙着去主宰国家的命运。谁还有耐心谈地方小事？谁还能沉 住气而不去“指点江山”？ 近日研读英国史，颇有些相关的感想。英国虽工业起步甚早，从一六四零年 起，又是弑君的共和运动，又是王政复辟，反反复复。然而到十九世纪以前，政治 基本上是被贵族控制，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发言权。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阶层，在拥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甚至主宰了英国的经济后，并没有马上介 入国家政治。他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自己的社区中。如办学校、慈善事业，组织 教会活动等等。等社会基层建设有了样子后，十九世纪初一些全国性的政治改革如 选举权等才开始迈进。不用说英国，日本也有类似的发展。如江户未年所谓的“村 方骚乱”。当时村民认为自己村内长老们借税收之名敲诈村民，于是集体抗议要求 财政公开。结果许多村子里村财政公开化，每年根据预算收税，由此地方行政中的 “预算”概念得以建立。后来到明治时代，这些制度不仅成为现代地方行政的基础 ，而且农村也成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大本营。 与这些发展相反，中国明清以来社会基层的“共同体”就已解体，地方精英 的精力是一味向上而非向下，即要跳入上层政治，而非认真经营地方社会。科举使 这些趋势变本加厉。孙中山说中国人“一盘散沙”，实际上是指基层的社会缺乏“ 共同体”把地方社会组织起来。这种上层高度集权，下层高度松散的社会形态，在 中共的治下并无根本改变。 在这种制度下，知识分子总以“在朝”、“在野”来定义自己的角色。“在 野”的人要表达自己的意愿，一定要让当朝的听到。其实若朝野两不相干，时间一 长，基层社会反而有机会发展。 话说回到八零年，当时的学生，进入政治中心的意愿太强，上面一放松，下 面就要去“逼宫”，未能利用刚刚放松下来的政治控制去发展基层社会的政治程序 。其实真是中国目前一夜之间民主了，对民主在基层社会如何有程序地操作，大家 还是茫然无知。当年民运人士闹分裂，自己无力以任何合乎程序的方式解决纠纷， 最后美国的法庭被请来介入。试想，在中国，没有美国的司法制度，即使政治气候 许可，你们能够以民主的程序解决彼此间的纠纷吗？ 我的结论很简单，在美国的新美籍华人也好，将要留下来的中国人也好，实 在应多想想自己社区的事，多关心多参与美国的政治。民主是从基层社会演练起来 的，不是哪个精英“登高一呼”，然后“万众从之”这样简单的事。“修身、齐家 ”之后，先多想想自己的社区，然后再去“治国、平天下”也为时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