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悲惨世界需要伟大理想 (北京) 周 舵 不幸的是，一谈到理想社会，人们便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可以预想的 反应即称某人的理想是“纯粹的乌托邦”。 ──加尔布雷思（J. K. Galbraith） 统治这世界的很少一点智慧。 ──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 “九·一一”袭击发生后，举世哀悼、严辞谴责，而中国的网民们却令人 大为震惊，他们竟然发出一片幸灾乐祸的欢呼。他们正是中国崛起中的一代新精英 ，在今日中国唯一还算有点政治言论自由的论坛上发出自己真实的心声。可怕的是 ，这并不是“一小撮”人的偏执；说他们代表了很大一部份民意，应当是不会错的 。 对于“九·一一”这样一件丧心病狂的反人类罪行，按理说，任何一个文 明人都不会模糊自己的道义立场。就连中国政府，这一次也足够明智，“站对了立 场”，──尽管中宣部严控之下的中国新闻界照旧荒诞绝伦，对这样一件惊天动地 的世界大事竟只有寥寥数语的报导，真可说是一件当代蒙昧主义的杰作。 可是，中国政府马上发现，自己落入了自结的圈套之中。一方面，中国政 府确实在一手主导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所以，在这样一件不容含糊 的大是大非面前不可能做别的选择，否则必定极端孤立于国际社会（当然，也由于 反恐怖主义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疆独的幕后主使就是本·拉丹）；另一方面，自 “六·四”事件以来，它一手煽起中国人的仇美、反西方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数 十年来更是始终一贯地从事仇恨教育，直到现在，从《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到 《刘三姐》，仍然在中国的舞台上煽动阶级仇恨。现在，它却站到了美国人一边， 中国政府就这样成了网络精英所代表的主流民意的新箭靶，被斥为“媚美卖国”， 处境十分尴尬。 美国政府则面临着也许是自南北战争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说“九·一一 ”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也好，是新冷战的肇始也罢，对美国而言，都言之过轻 ──“九·一一”是外部势力在美国本土发动战争的序幕，而此前大战的战场都远 在美国数千公里之外。而且，更糟糕的局面几乎注定会出现，科技加宗教狂人毁灭 美国、甚至毁灭世界的噩梦正在一步步化为现实，令人不寒而栗。 如果人类得以幸存，后人一定会说，“九·一一”开启了一个崭新时代的 大门，人类历史从此不复是原样。然而问题正是：什么样的新时代？是乾脆绝望因 此及时行乐的时代，还是彻底反省因此浴火重生的时代？这个生死攸关的至大至重 的问题已经不容回避。人类理应猛醒，以图自救。道义立场固然不容模糊，但仅仅 义愤、仇恨和报复，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一.十足野蛮的今日人类 “九·一一”彻底结束了冷战后盛行一时的乐观主义。意识形态冲突或许 临近终结了，但历史没有终结。 财源滚滚的“新经济”原来八成是泡沫。而万众瞩目的“全球化”不过是 只有经济没有政治，只许资本和商品自由流通，不许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独轮车，不 知哪天就会彻底倒翻。我们这个冷战后的世界已经重病缠身，文明大冲突，全球经 济大衰退，南北贫富大分裂，人类整体大灭绝，比任何乐观预言都更贴近事实。而 恐怖主义不过是这综合症候群最刺目的表象而已。 不管“文明”可以定义成什么，文明总归是种社会秩序。无秩序或说无政 府状态，其唯一的法则是原始丛林中的“弱肉强食”，那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 争”（霍布斯），是十足的野蛮。而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若论国家与国家间的关 系，不折不扣正是这种十足的野蛮。就国际关系而言，人类还根本没有迈进文明的 门槛。反观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内秩序，想一想现代科技已经发达到了何种程度，对 照之下不啻天大的讽刺。 然而，这样一种完全荒谬的不合理现实，却被绝大多数人认为是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的意思是，事情本来如此，也只能如此。国家中心主义、民族主义 兴起于西方，遍及天下，现在每个国家开口闭口都是“国家利益”，至于四海一家 、全人类关怀、普世主义、国际主义这些人类理想，则被目为梦呓，似乎只有最为 迂腐的书呆子，和最幼稚的浪漫文人才会拿来当真。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人类皆成 兄弟”的崇高伟大，不过是为汽车房子、为更好的汽车更大的房子累死累活之余， 偶尔拿来在年节庆典上摆摆样子罢了。崇高由你崇高，我是庸人我怕谁。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班现实主义学派的顶尖学者。中国人中了儒家的毒 ，惯于把好的学者类比为好的医生，认为他们负有莫大的社会责任，不但要陈述事 实、发现问题，更要开出药方，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而现实主义（以及实证主 义）学派却把社会责任、道德伦理、理想、价值观……统统赶出学术领域，理由是 科学与价值无涉。可是，我们必得发问：这些学者的“纯客观”立场引我们走上真 理之路了吗？ 二.现实主义的贫困 屈指算来，中国人从凌空蹈虚的理想主义乌托邦噩梦中终于清醒过来，才 不过二十来年。而且，远不是所有人都醒了，“文革”与红卫兵余孽的蛊惑性煽动 在广大失意人群中仍然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一旦失序，立刻就会猛烈发作。格 瓦拉式的极左英雄，也仍然是一大群激进知识分子的偶像。本文所称的“伟大理想 ”，当然不是这一种；不但不是，而且正好相反。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一种可操作 的，脚踏实地、温和渐进的自由民主的理想；必须坚决拒绝一切极端主义的理想─ ─不管是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那种极左理想，还是种种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或僵化保 守主义的极右翼理想。这一切极端主义的理想，正是恐怖主义的发源地。 但无论如何，从极端主义理想之误推不出庸俗现实主义之真。当世之弊莫 过于理想的失落。在反对种种极端主义理想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理那种庸俗市侩 的，眼界狭小的现实主义。因为话题是“九·一一”的缘故，这里首先是指国际关 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 这个学派的鼻祖可以上溯到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汉斯·摩根索(HansMor genthou)和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Waltz)是其当代最著名的代表。自二战以来， 这一派学说风头日盛，俨然成为美国国际政治学界的主流学说，“直到现在仍然左 右着许多美国政治家和学者的思想”（熊阶）。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了解美国 对外政策为何四面树敌。 现实主义学派的核心立场是：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徵是无政府状态，因 此，权势（实力）是决定国际行为、对外政策的唯一准绳。也因此，道义、规范、 理想、价值观可以免谈，国际法对国家行为不但不起作用而且违背国家利益，而联 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整个存在更是根本可以置之不理。 这一种学术化了的反道德主张如今会不会令中国人震惊，我已没有把握。 很可能，众多中国人，甚至是众多知识精英，商界和权力精英，会从中寻获“同声 相应，同气相求”般的知音感。《人民日报》上公然以“实力决定一切”为大标题 ，实在是意味深长。中共指责“中国威胁论”是冷战思维，可那又怪得了谁？是你 自己在告诉世人，你不但仍然以好斗的马列主义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很像是正 要走当年法西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老路。 然而，这派学说实在是一派胡言──即便出于一流学者的绅士风度，如熊 阶先生，也不得不斥之为“绝对错误”（见熊阶：《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中文 版自序）。 首先，它从逻辑上站不住脚。从“无政府状态”一步跳到“实力决定一切 ”，这犯了逻辑学上“推不出”的错误，即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蕴涵关系。熊先生 明言：从“无政府状态”可以导出“对国际秩序的需求”，从这一需求产生建立国 际秩序的积极努力和点滴积累的肯定性成果。 其次，它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是，除极个别无赖国家之外，今天世界上没 有一个国家是完全罔顾国际法和国际道义，完全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立场一 意孤行的。而无赖国家之所以成为无赖，其为“无赖”的判定之所以为众多国家认 同，正由于其罔顾国际法和国际道义一意孤行。 再其次，它遭到理想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竞争性理论的有力批判，并不得 不作出适度的修正和让步。 西方文明是一个多元综合体，并不是“自由民主”四个字就可以将它囊括 无遗，各种极端主义主张也是西方文明的组成部份；而且，“自由”与“民主”之 间是包含内在冲突的，两者的关系如果失去平衡，“民主”可以走向极左，“自由 ”可以走向极右。这些极端主义主张，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优越论到今天的“ 新现实主义”，特别是，虽然“寿终”，却未“正寝”的马克思主义，无一不是以 煽动对立、冲突、斗争，以暴力、军事实力、强力扩张为根本，与当代西方文明的 国内秩序适成鲜明对比。亨廷顿先生断言“文明冲突”是二十一世纪的主旋律，他 却丝毫不顾这一基本事实：历史上从未有过儒家文明向基督教文明挑起冲突之先例 ，反倒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十九世纪亚种──马克思主义及其残留物如今在中国正日 益成为中美冲突的主要根由。恰如包括亨廷顿等许多西方学者看到的那样，在经济 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利益并非必然对立（美、日、英、法、德等强国之间都协调得 足够好），同时，也恰如他们看不到的，中美冲突的意识形态根源才真正是难以调 和，而这个意识形态的冲突却正好是西方文明内部两种不同亚文明间的冲突，与儒 家几乎毫无关系。试问今日中国大陆还能闻到几丝“儒家文明”的气息？否则，也 无须乎新儒家们在那里近乎绝望地努力鼓吹了。杜维明先生说得好：今天的中国不 是西化得不够，是西化过了头。自然，这西化，是指背离西方主流文明的一个西方 异端文明──马克思主义之“化”。其实，中华文明中并非没有类似现实主义“实 力决定一切”的学说主张，法家便是。亨廷顿先生对此却几乎毫不知情，他更不会 知道中国的帝制时代并没有什么“儒家文明”，从来都是“阳儒阴法”，杂糅王霸 。 我本来很想再引述加尔布雷思先生批判现实主义（以及偏执信奉这一派学 说的共和党右翼）的一本精彩小书《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篇幅所限，就免了 ，推荐给读者诸君自己去读。正是共和党右翼，有可能使美国的政治平衡向右过份 倾斜。 三.共和党右翼使美国对外政策脱轨 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几乎等同于美国；自然地，西方的自由民主，也就 以美国为典范。但这却真正大谬不然。事实上，美国正好是特例，而不是典型（典 范）──只消读一读站在右边的托克维尔，和站在左边的桑巴特就可以明白。我在 今年三月应邀给哈佛大学本科生的一节讲课中说，美国人是被上帝宠坏的孩子，但 美国人自己很少有人意识到。以全球二十分之一的人口，耗用全球1/3的能源和1/2 的工业制成品，美国人的奢侈和浪费是其他人民根本无法仿效，永远不可企及的， 这就必然招致极大的嫉恨。而且，市场万能论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说得不对，这种 高消费并不公平。如果资源是不可耗竭的（如十九世纪乐观主义假定的那样），那 可能没有问题，后来者赶上就是了。否则，你多占用了，就是剥夺了他人和后人的 机会。按照国民总产值比例，美国又是在国际援助义务上做得最差的西方国家之一 ──美国怎会不招嫉恨？ 并不是美国人都自私可鄙。相反，以我个人经验，美国人毋宁是最可爱， 最慷慨侠义，也是最天真单纯的人民。请中国人永远记住一件很能体现美国人心性 的实例：海湾战争中美军正当大胜的颠峰时刻，鲍威尔将军劝说老布什总统急刹车 ，说是“这已经变成一场屠杀，再打下去就不象是美国的风格，不够侠义”，而当 时美国的决策高层对此没有一个人持异议，尽管有人内心怀疑这样中途而废是否明 智。请每一位中国人扪心自问：换了你，你会是站在美国式的侠义一边，还是会站 在撒切尔夫人的“要干就干到底”一边？但遗憾的是，今天的美国总统却不是鲍威 尔先生。 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意孤行（单边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由来已久，于今尤 烈，不能不承认，这是招致全世界众多国家和人民怨怒的一大祸根；除去上述美国 政界盛行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说之外，美国特有的政治生态与此也有莫大关系。 对照其欧洲盟国，可以看得很清楚。 欧洲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态，凡是民主制度得以持久稳定的，无不是中左─ 中右两大政治力量为主导，双方之间构成一种即竞争又合作的“正和博奕”（双方 都受益，虽则受益多少不等）关系，这与“阶级斗争”式的“零和博奕”（即“你 之所得必为我之所失，双方得失之和为零”）甚至“负和博奕”（各方都倒霉，无 人受益）正相反。美国有所不同：美国的左翼（民主党）比中左更偏右，右翼（共 和党）就更右，共和党的右翼已经离极右只差半步之遥。“桑巴特现象”说的其实 就是这一点：美国的左翼力量太弱（对比欧洲国家而言）。这就是为什么竞选口号 “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到了对外政策领域情不自禁地就要变成“没有同情心的保 守主义”和冷酷自私的现实主义，为什么美国抵制防止全球变暖的《东京议定书》 、《禁止地雷国际公约》和国际刑事法庭，冷淡中东和平进程及朝鲜半岛南北和解 ，对中、俄两国持对立甚至敌对态度……等等自我孤立政策的原因所在。于此我们 也不难得出结论：尽管也许没有人比美国人的自由民主信仰更热烈，美国国内的民 主制度也许并不会长期失去平衡，但对于非美国人来说，美国是不是自由民主的灯 塔和火炬，却不见得不可以提出一点疑问。 四.人类需要伟大理想 “没有人否认国际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是学界公论。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弱肉强食一条路可走。需要乃发明之母，人类并非注定没有 能力从这一极不理想的处境中走出另一条路来。 显而易见，既然自由民主的国内秩序可以创设出来，而且已经在众多国家 之内稳固建立；既然一战后的国联、二战后的联合国已经结出了虽然青涩，但毕竟 还可以勉强下咽的果实；既然欧盟这样的超国家实体眼看着一天天走向成功──， 那么，就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说，世界政府这一伟大理想注定只能是永远不可企及 的乌托邦。 诚然，自从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把马克思的鼓吹化为史无前例的人间惨 剧以来，“乌托邦”一辞已经成为众多学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恶臭垃圾。但这绝不意 味着，犬儒式的现实主义就是唯一可取的替代方案。理想主义有两种，一种象是空 中飘荡的鲜艳夺目的大氢气球，另一种象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登山。就算是山顶 不可企及，我们就一步都不要迈出去了吗？ 没有世界政府，至少还可以有一种权宜性的临时安排，来缓和无政府状态 之害，给国际社会吹进几缕文明之风。看起来，这种安排只能是联合国的合法性， 加上西方盟国组成统一战线形成的实力，一步一步渐进积累式地把西方国家自由民 主的国内秩序扩展到国际之间。这才是21世纪人类生死攸关的大道理，相形之下， 开口闭口“国家利益”（不管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都是些三流人物微末的小 伎俩，到头来无非是“人人倒霉，无一受益”，不折不扣的负和博奕。“九·一一 ”恐怖主义袭击已经再清楚不过地昭示我们：世界如果仍然任由今天这些二流、三 流政治领袖们你争我夺下去，用不了太久（也许不过就是百年之间），人类历史当 真就此终结：不仅仅是“历史”终结，是人类从肉体到文明彻底终结。 哪怕是这样一个世界临时政府，也远不是今天我们各国的政治家议事日程 上的东西。但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已经不能够再忍耐下去（我们已经很不耐烦！）， 至少，我个人认为必须及早开始以下行动： （一）逐步改造联合国，按照自由民主的规则重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 票否决，联合国大会无论国家大小（小至几万人大至13亿）一律一票，这样的制度 是笑话，是对人类政治智慧的极大嘲弄。 发起一个由所有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自由民主国际联盟，与联合国形成制度竞争也 许是个好主意。 （二）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应当率先垂范，真正合格地负起全球责 任。这包括： 1．把那个自私自利的“国家利益”放到应当放的位置上去，放到全人类利 益的下边去──谁见过一个警察开口闭口“我，和我家人的利益”的？世界迫切需 要一个世界警察，仅仅因为美国最强大，就注定了美国要在其中起最重要的作用， 既然如此，你警察自己和你家里人的利益又算老几？自由民主的核心原则是一切权 力都必须受到约束，自由民主的美国又怎能例外？ 2．和西方盟国好说好商量，拿出点民主作风的样子来。没有盟国多数同意 ，超越国际法的单边主义行动意味着违法行为。 3．和盟国一起，在率先垂范之余，以真心诚意的人道主义关怀，和慷慨侠 义的援助（把国内的社会福利主义拿一点出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把世界上的绝 大多数国家团结在西方盟国周围，结成反对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的统一战线。只有 这样，联合国的改造才有实现的希望；恐怖主义才有望根治──贫困和愚昧是恐怖 主义最肥沃的温床，尘世生活愈无乐趣，为圣战而死就愈加诱人。 （三）鉴于中、俄两国的否决票将使联合国瘫痪，使国际无政府状态恶化 ，在联合国改造之前，应当用“阳光”政策温暖中、俄两国的人心，设身处地站在 两国人民的立场上真正替他们着想，影响和说服他们坚定自由民主的信念，尽快在 价值观上、政治制度上与国际主流社会融为一体，不要再支持什么车臣独立，什么 台独、藏独、疆独这一类名义登皇实则为害极大的极端主义主张；支持这一类分裂 主义的极端主张，推行种种“北风政策”（“遏制”“潜在敌人”等等）只能使中 俄两国人民怀疑西方的自由民主包藏祸心，令他们不仅仇美反西方，而且疏远自由 民主，其结果正好是令国际无政府状态永久化。 （四）同样，真正满怀同情地站在阿拉伯各国和伊斯兰教徒的立场上，努 力去理解他们、谅解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争取阿拉伯世界的社会进步和伊斯 兰教自身的温和化世俗化改革，最大限度地把一小撮极端主义分子孤立起来，在赢 得多数伊斯兰信徒支持的前提下，将这些反人类的罪犯坚决绳之以法。虽然宽容是 现代文明的根基，然而，对于不知宽容为何物的偏执狂，则无宽容的余地。这很无 奈，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五.中国人：车还没有坐上，何谈当司机！ 2001年，美国流年不利，经济衰退，对外政策四面树敌，又加上恐怖主义 大袭击。幸好，“九·一一”之后，共和党政府还算明智，开始调整政策，四出寻 找朋友了。这件事翻转过来看，无非就是原定政策的实际破产。世人不能不发浩叹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政治家的智慧远见安在哉？但无论如何，知错必改总比固 执己见来得好。只不过我们仍然不免忧心：一旦难关度过，这些人是不是又要故态 复萌？ 出于“敌人的不幸就是我的运气”这一敌我二分、黑白判然的二分法逻辑 ，中国人或许以为，美国倒霉，所以中国形势大好。确实，表面上看，利好消息不 少：申办奥运成功，加入WTO，经济增长一花独秀，男足终于踢进了世界杯，加上江 泽民“七·一”讲话给体制内注入了一股日益强劲的政治活力（此点绝不可低估， 而海外往往不易觉察），接班人胡锦涛真可谓鸿运当头。然而，乐极可以生悲，冷 眼看看世界，中国第一不可能独善其身（美国人倒霉就倒霉在这个念头上），第二 ，还有比市场化改革更艰险莫测得多的另一关要过：民主化。如今，连中共自己实 际上也都明白，这一关是躲不过去的，不走这一步，中国就只能是“化外之民”， 搞不好还不免要时时沦落到与无赖国家为伍的地步；但过这一关哪里是如一班激进 民主派的天真幼稚头脑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民主化失败的先例俯拾皆是，在民主 化的同时又能兼收经济增长之利的更是少之又少。民主化，这是摆在下一代中共领 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士面前最严峻的考验。走成这一步，功德无量，走失这一步，万 劫不复。 更有一班极端狭隘浅薄的民族主义狂徒，误以为中国人从此百事顺遂，坐 在一党专政的车上，满可以一路顺风驶入“中国人的世纪”了。这真可以有一比： 车还没有搭上，就误以为自己是驾车的司机！就算美国人、西方人将来不争气（不 是没有这种可能），你也得搭上国际主流文明这班车──不要被甩下，更不要被甩 到伊拉克、北朝鲜一边去，北朝鲜劳动党可是饿死本国10-15%的人民却还在疯狂研 制导弹核武器的一夥狂人──才有望当司机，这样无比浅显的道理，还用得着多说 吗？ □(2001．10．6．于北京)